#毕业租房是压倒你第一根稻草吗# #一线城市租房有多艰难# 毕业后，大部分人都需要租房。选择房源时会遇到不少让人头疼的问题，离单位近的租价高，价格合适的通勤时间又太长；大城市付不起整租的费用，合租的室友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还可能遇到隔断房、暴雷中介......在一些一线大城市，租到一间合适的房间，真的不容易。
今天分享一位读者投稿《毕业租房，压倒北漂的第一根稻草》
【201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北京央企的工作，办公地点在东二环。我不是北京人，这意味着我要在入职之前租到一间满意的房子当住所。
找房初始，不懂行情的我斗胆看了二三环附近的一居，高昂的价格几乎逼近我一个月的工资，吓得我果断关掉了网页。然后，我花了一天时间捋顺了北京各区的租房均价和地铁线路，最终审慎地将目光放在了北京南部。南城房价偏低，距离也近，是租房一族的首选。
出于保险考虑，我选择了相对可靠的大中介平台租房，并约上管家去了南三环的几个小区实地看房。管家骑着小电车载着我去看了第一间房子，这是一套位于角门西的三室一厅，其中两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留下一个朝南的主卧。然而我们在进门的一瞬间就不约而同捏住了鼻子，因为实在是太！臭！了！
公区拥挤得几乎无处下脚，到处散落着鞋袜、吃剩的外卖盒和拆开的快递包装袋。厨房也脏乱不堪，油烟糊得满墙都是，完全看不出原本装修的小清新调性。开始还舌灿莲花、不断吹嘘该房子多好多好的管家有点难堪，只讪讪说了一句：“别担心，入住前会有保洁打扫的。”
但我已经没多大心思细看卧室了，同租的室友如此邋遢，得花多大勇气才能在隔壁安然入睡呢？
接着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几间房，情况都不理想。要么同租室友是男性，要么就是小区整体条件差。管家看我都不满意，也滋生了点情绪：“你花这么点钱想住好房子也不太现实啊！这可是北京，你是出来合租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纵然如此，心气儿高傲的我也没有屈服，因为实在不想在生活质量上让步。晚上回去我琢磨了半天，便把希望转向了东五环。虽然直线距离变远了，但小区选择多，比南城繁华，周边环境设施也齐全。
从青年路一路向东到草房，我几乎踩点了所有的房源，终于相中了黄渠附近的一间房。这个房子是还没释放的新房，干净整齐、南北通透，更难得的是小区里环境幽静，安保也过关。我尤其喜欢大主卧的落地窗，带了点法式的优雅，白日还能看见绿树繁茂的枝叶和稀疏漏下的日光。但是主卧算下来近3200块钱一个月，超出了我的预算，权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另外一间10平米的南向次卧。
平台的手续快速便捷，我很快搬进了新房子，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租住生活。其他房间也入住了不同的租客，这时一些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又开始涌现。
南边大主卧住的是一对情侣，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来，他们丝毫不懂得避讳，深更半夜还挤在公用卫生间里打情骂俏；东边次卧住着个女孩，她的母亲经常来同住，每天早上唤醒我的就是叮叮当当的做菜声，和顺着门缝飘进来的饭菜味。
一个不到100平米的房子，算下来满满当当挤了5个人。雪上加霜的是，我发现我的房间是搭建在客厅里的隔断房，隔音效果几乎为零。外面但凡有个声响，我在屋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两个星期下来，我被折磨得精神衰弱，脸上也挂了两个大黑眼袋。
迫不得已，我又支棱起重新找房的心思。
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破例眷顾了我一次，同在北京的一个朋友突然联系我合租。如果我们两个同住一间屋子，起码能换个大点、有独卫的房间。我抱着希望在网上搜罗了一圈，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合乎心意的新房。
这个房子离我原本的小区不远，是个两层的复式。一层有一间近三十平带独卫的大主卧、一个小储藏间和一个公用厨房，二层有另外三间卧室和卫生间。我相中的就是一层的大卧室，平时不受楼上室友打扰，可以独立占领整层空间。而且费用分担下来，一个人只用支付两千块钱，这大大节省了我们两个贫穷女孩的开支。
我和朋友实地参观后，一拍即合，恨不得立刻搬东西住在这里。放房那日，我们还特地花了一百块钱，找了网上专业的代拍，唯恐抢不到这个热门的房源。所幸一切顺利，我们在8月的第一天，终于住进了这个堪称“豪华”的新家。
相比起之前的租房生活，这个房子带来的幸福感无可比拟。小区周围设施齐全，步行就能抵达商圈超市。房间也宽敞通透，偌大的空间放上两张床还绰绰有余。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景观，更别提独卫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了。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续签过租住合同不久，北京的长租公寓就纷纷开始暴雷。
前一个星期我还在同情被蛋壳公寓强制驱逐的同事，下个礼拜就收到了自己平台申请解约的通知。后来究其原因，应是平台和业主协商降租却没有达成一致，只能让无辜倒霉的租客从房子里滚蛋了。
突如其来的逐客令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尝试着上网发声、投诉、周旋，但风波殃及范围太大，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在房东的催促下，我们在当月底无奈地搬离了这所房子。又迫于种种原因，我和朋友决定结束这段合租关系，各自披挂上阵，奔向新的租房战场。
网络上不乏把租房日子过成诗的博主，但大部分人还是困囿于羞涩的钱袋，选择了逼仄狭窄的公租屋，在生活的屡败屡战中不断妥协。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抱怨：“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这样算下来，要把下月房租凑齐，本月得写30多万字，手写！颈椎病是好不了了。”
迅哥儿尚且为房租困扰至此，遑论其他普通人？
更何况中国人对于房子的依赖已远远超出居住刚需，它代表了精神“领地”和落脚扎根的底气。也正因如此，北京质量稍好的空房源永远供不应求，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涌向这里，梦想着某天能真正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火。
这几日看新闻，北京租房市场面临整肃，即将变得更为法制规范，让已经离开北京的我感到一丝宽慰。租房，是一场租客与房东、中介的多方博弈，一不留神就会吃个暗亏。社畜已经为白日的繁忙费尽力气，晚上必然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休养生息。
愿北漂的年轻人都能有个安乐窝，租房上若少些套路，也能少走些弯路了。】
文｜读者：Cy
今天分享一位读者投稿《毕业租房，压倒北漂的第一根稻草》
【201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北京央企的工作，办公地点在东二环。我不是北京人，这意味着我要在入职之前租到一间满意的房子当住所。
找房初始，不懂行情的我斗胆看了二三环附近的一居，高昂的价格几乎逼近我一个月的工资，吓得我果断关掉了网页。然后，我花了一天时间捋顺了北京各区的租房均价和地铁线路，最终审慎地将目光放在了北京南部。南城房价偏低，距离也近，是租房一族的首选。
出于保险考虑，我选择了相对可靠的大中介平台租房，并约上管家去了南三环的几个小区实地看房。管家骑着小电车载着我去看了第一间房子，这是一套位于角门西的三室一厅，其中两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留下一个朝南的主卧。然而我们在进门的一瞬间就不约而同捏住了鼻子，因为实在是太！臭！了！
公区拥挤得几乎无处下脚，到处散落着鞋袜、吃剩的外卖盒和拆开的快递包装袋。厨房也脏乱不堪，油烟糊得满墙都是，完全看不出原本装修的小清新调性。开始还舌灿莲花、不断吹嘘该房子多好多好的管家有点难堪，只讪讪说了一句：“别担心，入住前会有保洁打扫的。”
但我已经没多大心思细看卧室了，同租的室友如此邋遢，得花多大勇气才能在隔壁安然入睡呢？
接着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几间房，情况都不理想。要么同租室友是男性，要么就是小区整体条件差。管家看我都不满意，也滋生了点情绪：“你花这么点钱想住好房子也不太现实啊！这可是北京，你是出来合租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纵然如此，心气儿高傲的我也没有屈服，因为实在不想在生活质量上让步。晚上回去我琢磨了半天，便把希望转向了东五环。虽然直线距离变远了，但小区选择多，比南城繁华，周边环境设施也齐全。
从青年路一路向东到草房，我几乎踩点了所有的房源，终于相中了黄渠附近的一间房。这个房子是还没释放的新房，干净整齐、南北通透，更难得的是小区里环境幽静，安保也过关。我尤其喜欢大主卧的落地窗，带了点法式的优雅，白日还能看见绿树繁茂的枝叶和稀疏漏下的日光。但是主卧算下来近3200块钱一个月，超出了我的预算，权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了另外一间10平米的南向次卧。
平台的手续快速便捷，我很快搬进了新房子，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租住生活。其他房间也入住了不同的租客，这时一些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又开始涌现。
南边大主卧住的是一对情侣，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来，他们丝毫不懂得避讳，深更半夜还挤在公用卫生间里打情骂俏；东边次卧住着个女孩，她的母亲经常来同住，每天早上唤醒我的就是叮叮当当的做菜声，和顺着门缝飘进来的饭菜味。
一个不到100平米的房子，算下来满满当当挤了5个人。雪上加霜的是，我发现我的房间是搭建在客厅里的隔断房，隔音效果几乎为零。外面但凡有个声响，我在屋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两个星期下来，我被折磨得精神衰弱，脸上也挂了两个大黑眼袋。
迫不得已，我又支棱起重新找房的心思。
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破例眷顾了我一次，同在北京的一个朋友突然联系我合租。如果我们两个同住一间屋子，起码能换个大点、有独卫的房间。我抱着希望在网上搜罗了一圈，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合乎心意的新房。
这个房子离我原本的小区不远，是个两层的复式。一层有一间近三十平带独卫的大主卧、一个小储藏间和一个公用厨房，二层有另外三间卧室和卫生间。我相中的就是一层的大卧室，平时不受楼上室友打扰，可以独立占领整层空间。而且费用分担下来，一个人只用支付两千块钱，这大大节省了我们两个贫穷女孩的开支。
我和朋友实地参观后，一拍即合，恨不得立刻搬东西住在这里。放房那日，我们还特地花了一百块钱，找了网上专业的代拍，唯恐抢不到这个热门的房源。所幸一切顺利，我们在8月的第一天，终于住进了这个堪称“豪华”的新家。
相比起之前的租房生活，这个房子带来的幸福感无可比拟。小区周围设施齐全，步行就能抵达商圈超市。房间也宽敞通透，偌大的空间放上两张床还绰绰有余。透过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景观，更别提独卫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了。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续签过租住合同不久，北京的长租公寓就纷纷开始暴雷。
前一个星期我还在同情被蛋壳公寓强制驱逐的同事，下个礼拜就收到了自己平台申请解约的通知。后来究其原因，应是平台和业主协商降租却没有达成一致，只能让无辜倒霉的租客从房子里滚蛋了。
突如其来的逐客令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尝试着上网发声、投诉、周旋，但风波殃及范围太大，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在房东的催促下，我们在当月底无奈地搬离了这所房子。又迫于种种原因，我和朋友决定结束这段合租关系，各自披挂上阵，奔向新的租房战场。
网络上不乏把租房日子过成诗的博主，但大部分人还是困囿于羞涩的钱袋，选择了逼仄狭窄的公租屋，在生活的屡败屡战中不断妥协。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抱怨：“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这样算下来，要把下月房租凑齐，本月得写30多万字，手写！颈椎病是好不了了。”
迅哥儿尚且为房租困扰至此，遑论其他普通人？
更何况中国人对于房子的依赖已远远超出居住刚需，它代表了精神“领地”和落脚扎根的底气。也正因如此，北京质量稍好的空房源永远供不应求，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涌向这里，梦想着某天能真正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火。
这几日看新闻，北京租房市场面临整肃，即将变得更为法制规范，让已经离开北京的我感到一丝宽慰。租房，是一场租客与房东、中介的多方博弈，一不留神就会吃个暗亏。社畜已经为白日的繁忙费尽力气，晚上必然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休养生息。
愿北漂的年轻人都能有个安乐窝，租房上若少些套路，也能少走些弯路了。】
文｜读者：Cy
【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办园方式——体制改革拉升公办园占比】“到2025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这是《“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也是继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颁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后，又一次强调这一发展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相关领域改革的推进，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办园转制，或被“断奶”，或被推向市场，导致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大幅缩减。
2010年以来，我国坚持政府主导发展公益普惠学前教育，承担着“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主渠道作用的公办园，通过各地持续的新建改扩建，慢慢“恢复元气”。
目前，很多地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已经超过50%，成果来之不易，尤其对于那些曾经民办园“主打天下”的地区。他们运用改革的智慧，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办园方式，挣脱人、财、地的束缚，探索公办资源供给新模式，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占比。
扩资源，公办性质园也姓“公”
近几年，各地国企和事业单位办园渐渐多了起来。
去年，成都市郫都区创新公办园体制机制，探索国企“投融建营”一体化举办新模式。此举打破了政府统揽包办公办园的传统做法，推动了学前教育多元化供给。
无独有偶。作为厦门市未来的“浦东”，翔安区过去学前教育比较薄弱，公办园不多。为突破制约翔安教育发展的机构设置和师资编制瓶颈，探索办园新模式，翔安教育集团在区委区政府的推动下成立了。
“集团是一个事业性质的单位，办的园属于公办性质园，财政给予兜底，让集团可以一心一意办学。”翔安教育集团总校长吴启建说，目前，集团已经拥有18所幼儿园，他的目标是办三四十所。
公办性质园，通常是指除教育行政部门外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集体等，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经费举办的幼儿园。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公办园。”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新时期适时、突破性地明确了公办性质园也是公办园的性质定位。
目前，我国不少省份在公办园的概念界定中包含了公办性质园，并且建立了生均拨款机制。比如，湖南省明确提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军队、城镇街道、农村集体举办的幼儿园，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全部用于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过去几年来，不少地区都积极鼓励支持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公办性质园，此举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破束缚，多种形式发展公办园
2020年底，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公办园建设成绩单：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从2018年底的不到4%跃升至50%以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89%。
过去，由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深圳学前教育民办“主打天下”。为提高公办园占比，2018年，深圳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公办园建设，并将其登记为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源于深圳的一项改革。近年来，深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打破由政府部门举办事业单位的束缚，大力引导、创新推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新型公办园亦属于此列。
这种新型事业单位不定级别、不定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用人，兼具事业单位之名和公益属性之实，可采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更加市场化的管理运行模式。
实际上，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中也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登记办法》）完成事业单位登记”。
该《登记办法》是中央编办2015年12月印发的，其中明确说明其“适用于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事业单位设立登记”。
曾经同样是民办园“占大头”的温州，为了完成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0%的目标，也采用了多种方式设立各种公办园。
在争取尽量多地审批设立新建公办园的同时，温州探索登记设立公办园。具体来说，就是把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园和其他国有（村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登记设立为公办园。温州市瓯海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登记设立公办园试点区域，2021年公办园覆盖率达到了51.03%。
与此同时，温州也尝试设立新型公办园，以“民中选优”为目标，制定“办园性质、办园水平、收费标准、师资队伍”四方面认定标准，由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对自愿报名的民办园进行审核、考察、评审、认定，转设为新型公办园，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温州市平阳县去年创办了7所新型公办园，使公办园覆盖率提升了13.59个百分点。
为突破人力、财力、土地的瓶颈，温州部分区县还因地制宜采取委托给民办教育集团管理、举办租赁式公办园等方式，加快发展公办园。
虽然登记设立公办园，突破了机构设置瓶颈和编制不足的难题，使公办园占比有力提升，但也有学者担心，在“编制情结”影响下，此举或将削弱幼儿园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强监管，建立有力的保障机制
北京市朝阳区朝花幼儿园是2013年成立的公办普惠的集团化幼儿园，是朝阳区教委为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由其直属事业单位举办而成，目前已拥有28所分园。
办园主体姓“公”，但又不同于全额拨款的教办园，朝花幼儿园自创办伊始就肩负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使命。“我们大胆破除了编制对师资招聘数量的束缚，借助市场机制提高教师待遇，实现了人才资源效用最大化。”朝花幼儿园理事长邹国祥说，市级和区级财政都给予集团经费补助，让集团可以放开手脚开拓创新。
普惠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北京，无论公办、民办，只要是普惠园，都按“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标准统一、补助标准统一”管理。各区在市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级层面的配套补助。
目前，对于公办性质园，全国有不少地区都在尝试理顺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并明确其与公办园享有同等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有的地区还运用了多种财政专项补助。当地政府在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监管，确保其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
在吴启建看来，翔安教育集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管理参照省级示范园标准，但又不同于公办，是企业化管理，有第三方评估，绩效考核力度较大。”
据了解，翔安区政府采用“以学位定事务”“以事务定经费”的原则，按不低于公办园的标准向集团购买服务，并建立了教育部门“管”、教育集团“办”、第三方“评”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改革直接影响着公办性质园资源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近年来，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公办性质园教师编制紧缺、待遇不高、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制定公办园编制标准将部分公办性质园纳入机构编制管理范围，使部分教师有了“人头费”；另一方面，探索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解决教师待遇和短缺问题。
有学者认为，未来应该着力研究公办性质园纳入公办园落实落地的政策，核心是聚焦出台保障各类公办性质园与教办园享有同等公办属性和地位的政策举措。如此，才能增强公办性质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组织来举办，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来加入。#教育# #学前教育# #幼儿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相关领域改革的推进，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办园转制，或被“断奶”，或被推向市场，导致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大幅缩减。
2010年以来，我国坚持政府主导发展公益普惠学前教育，承担着“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主渠道作用的公办园，通过各地持续的新建改扩建，慢慢“恢复元气”。
目前，很多地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已经超过50%，成果来之不易，尤其对于那些曾经民办园“主打天下”的地区。他们运用改革的智慧，理顺管理体制、创新办园方式，挣脱人、财、地的束缚，探索公办资源供给新模式，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占比。
扩资源，公办性质园也姓“公”
近几年，各地国企和事业单位办园渐渐多了起来。
去年，成都市郫都区创新公办园体制机制，探索国企“投融建营”一体化举办新模式。此举打破了政府统揽包办公办园的传统做法，推动了学前教育多元化供给。
无独有偶。作为厦门市未来的“浦东”，翔安区过去学前教育比较薄弱，公办园不多。为突破制约翔安教育发展的机构设置和师资编制瓶颈，探索办园新模式，翔安教育集团在区委区政府的推动下成立了。
“集团是一个事业性质的单位，办的园属于公办性质园，财政给予兜底，让集团可以一心一意办学。”翔安教育集团总校长吴启建说，目前，集团已经拥有18所幼儿园，他的目标是办三四十所。
公办性质园，通常是指除教育行政部门外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集体等，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经费举办的幼儿园。
《若干意见》提出：“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公办园。”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新时期适时、突破性地明确了公办性质园也是公办园的性质定位。
目前，我国不少省份在公办园的概念界定中包含了公办性质园，并且建立了生均拨款机制。比如，湖南省明确提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军队、城镇街道、农村集体举办的幼儿园，利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及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全部用于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
过去几年来，不少地区都积极鼓励支持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公办性质园，此举有力拉升了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破束缚，多种形式发展公办园
2020年底，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公办园建设成绩单：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从2018年底的不到4%跃升至50%以上，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89%。
过去，由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深圳学前教育民办“主打天下”。为提高公办园占比，2018年，深圳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公办园建设，并将其登记为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举办的事业单位”源于深圳的一项改革。近年来，深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打破由政府部门举办事业单位的束缚，大力引导、创新推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新型公办园亦属于此列。
这种新型事业单位不定级别、不定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用人，兼具事业单位之名和公益属性之实，可采取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更加市场化的管理运行模式。
实际上，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中也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等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登记办法》）完成事业单位登记”。
该《登记办法》是中央编办2015年12月印发的，其中明确说明其“适用于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的事业单位设立登记”。
曾经同样是民办园“占大头”的温州，为了完成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0%的目标，也采用了多种方式设立各种公办园。
在争取尽量多地审批设立新建公办园的同时，温州探索登记设立公办园。具体来说，就是把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园和其他国有（村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登记设立为公办园。温州市瓯海区作为浙江省首批登记设立公办园试点区域，2021年公办园覆盖率达到了51.03%。
与此同时，温州也尝试设立新型公办园，以“民中选优”为目标，制定“办园性质、办园水平、收费标准、师资队伍”四方面认定标准，由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对自愿报名的民办园进行审核、考察、评审、认定，转设为新型公办园，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温州市平阳县去年创办了7所新型公办园，使公办园覆盖率提升了13.59个百分点。
为突破人力、财力、土地的瓶颈，温州部分区县还因地制宜采取委托给民办教育集团管理、举办租赁式公办园等方式，加快发展公办园。
虽然登记设立公办园，突破了机构设置瓶颈和编制不足的难题，使公办园占比有力提升，但也有学者担心，在“编制情结”影响下，此举或将削弱幼儿园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强监管，建立有力的保障机制
北京市朝阳区朝花幼儿园是2013年成立的公办普惠的集团化幼儿园，是朝阳区教委为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由其直属事业单位举办而成，目前已拥有28所分园。
办园主体姓“公”，但又不同于全额拨款的教办园，朝花幼儿园自创办伊始就肩负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使命。“我们大胆破除了编制对师资招聘数量的束缚，借助市场机制提高教师待遇，实现了人才资源效用最大化。”朝花幼儿园理事长邹国祥说，市级和区级财政都给予集团经费补助，让集团可以放开手脚开拓创新。
普惠园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北京，无论公办、民办，只要是普惠园，都按“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标准统一、补助标准统一”管理。各区在市级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级层面的配套补助。
目前，对于公办性质园，全国有不少地区都在尝试理顺办园体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并明确其与公办园享有同等的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有的地区还运用了多种财政专项补助。当地政府在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也加强了监管，确保其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
在吴启建看来，翔安教育集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案例。“我们的管理参照省级示范园标准，但又不同于公办，是企业化管理，有第三方评估，绩效考核力度较大。”
据了解，翔安区政府采用“以学位定事务”“以事务定经费”的原则，按不低于公办园的标准向集团购买服务，并建立了教育部门“管”、教育集团“办”、第三方“评”相分离的管理机制。
人事制度改革直接影响着公办性质园资源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近年来，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解决公办性质园教师编制紧缺、待遇不高、数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制定公办园编制标准将部分公办性质园纳入机构编制管理范围，使部分教师有了“人头费”；另一方面，探索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或政府购买服务等，解决教师待遇和短缺问题。
有学者认为，未来应该着力研究公办性质园纳入公办园落实落地的政策，核心是聚焦出台保障各类公办性质园与教办园享有同等公办属性和地位的政策举措。如此，才能增强公办性质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组织来举办，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来加入。#教育# #学前教育# #幼儿园#
中梁控股唯利是图到极致 百悦汇一厕多卖赚“麻烦”
今年3月，重庆中梁百悦汇的业主在接房时，发现一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问题：
开发商中梁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中梁，股票代码：2772.HK）在销售重庆中梁百悦汇公寓项目时，将设计中的公厕进行了多次售卖。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业主在“自家”厕所蹲坑时，门外三急之人咚咚咚把门拍得山响，要其合理利用“公用”厕所使用时间。
这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场景，让人菊花一紧之时也不禁反问：为什么一个上市开发商要搞这样的骚操作？
1个厕所卖了多份钱
原本是高高兴兴接房的日子，结果因为诸多质量问题和公厕的多次售卖，让业主们不得不采用了“堵马路”的极端方式来维权，要求退房。
这是3月发生在重庆中梁百悦汇现场的一幕。
与其他项目接房时曝出质量问题相区别，这个项目最奇葩的是，开发商中梁把公厕在公摊给每户业主后，又转头把公厕卖给了相连户型的业主。
在房屋销售合同里，开发商是这样说明的：该商品房所在楼层A、B等公共部位归业主共同共有，且已按照规定分摊进各业主的房屋建筑面积。各买受人再次同意并确认，A、B公共区域确定为与该区域相连业主的专属使用区域，拥有共有权的其他业主对其独占使用没有异议，表示自愿放弃对A、B区域使用权，但各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不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并按照产权登记面积缴纳物业费用。
翻译一下，这段话有两层意思：
1公厕已经分摊卖给各位了，但各位用不了，还要按产权面积交物业费；
2公厕由相连户型的业主独占使用，各位对此无异议并自愿放弃使用权。
总结下来就是：
购买中梁百悦汇的业主，众筹了一个公厕给别人专用。这是何等的伟大情操啊。
而拥有使用权的业主也很委屈，当初购买相连户型时，相比其他户型，单价就要高出不少，算下来总价多了7万~10万元不等。但多付出的钱却换不来相应空间的所属权。
利益驱策下，房地产市场从来不缺奇葩操作，一房两卖就屡有耳闻，但一厕多卖着实有些黑色喜剧的味道了。
有产权的没使用权
有使用权的没产权
记者现场走访中梁百悦汇了解到，该项目由4栋公寓和社区底商构成，其中1号楼为SOHO户型，2、3、5号楼为LOFT户型。
因为打造的是公寓项目，开发商在每层预留了A、B2个公共空间，分别位于1、2（与5号楼楼层结构基本一致）、3号楼的红框位置处：
其中1、3号楼的A、B公共空间在平面示意图中没有做功能标示，但在2、5号楼的平面示意图中做了2个蹲位+1个洗漱位的示意。
中梁在销售项目之时，就已将每层楼的A、B公共空间，分摊到各个业主头上。
大致测算下来，每户业主少则公摊了0.8㎡，多则公摊了1.65㎡的A、B公共空间面积，按项目建面约1.4万/㎡的销售均价算，每户业主多交了1.1万~2.3万元不等。
而根据合同约定，除相连户型外，其余多交了钱的业主并没有A、B公共空间使用权，后续还要交相应产权面积的物业费。
另一方面，每层楼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的业主，在购买该户型时，又以7万~10万元左右的总价，获得了A、B公共空间的独占使用权，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产权。
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奇葩的局面：
业主们都额外花了钱，但有产权的没使用权，有使用权的没产权。
中梁在中梁百悦汇项目上玩的这一手1厕2卖，让人直呼666，也让花了冤枉钱的业主走上马路维权。
开门见公厕
针对中梁百悦汇项目一厕多卖的操作，业主们在3月的维权中，明确提出了诉求：
要么恢复公厕，相连户型业主协商赔偿或退房；
要么不恢复公厕，公摊面积相关费用退给每户业主。
记者了解到，在4月中旬项目最新问题沟通会议纪要里，关于1厕2卖的解决方案。
虽未最终拍板，但似乎更偏向于按照图纸进行恢复。
而这种方案对于每层楼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的业主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
有2个问题将会在装修和后期使用时，带来极大的不便。
问题一：没有预留主落水管道，改管道相当麻烦；
问题二：开门见公厕。
记者在项目现场发现，平面示意图上并没有标示出落水管道的位置，但基本每层楼的每个户型里，都预留了主落水管道，业主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户型设计中增加或取消卫生间。
但是，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里，并没有预留主落水管道。
比如2、5号楼的18、19号2个户型里，没有主落水管道，卫生间下水管道是直接预留在相连的A、B公共空间里。
3号楼的22、23号2个户型同样如此，主落水管道并没预留在房间里，而是在隔壁的A、B公共空间里。
也就是说如果恢复公厕，相连户型的业主如需设计卫生间，要另外想办法连通主落水管道。
即便管道问题解决了，在后期使用上，也将直面味道的冲击。
最直接的遭遇就是2、5号楼的18、19号2个户型。
现场2个户型的入户门位于走廊之上，将A、B公共空间各自包含了进去。一旦根据平面示意图标注，A、B公共空间恢复成公厕，2个户型的入户门就将退至公厕门后。
家门口就在公厕旁，开门见公厕的日子，光想一想都仿佛自带臭味。
分歧就此产生，有不少购买了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的业主就表示，如果真要按此种方案整改，那他们只能选择退房了。
而这似乎又是一场磨人的硬仗。
公厕躲猫猫
对于中梁百悦汇一厕多卖的问题，中梁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Z表示，公共卫生间并不实用，但规划中必须要有。公司就想到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卫生间给相连户型业主用，其他业主说一声就行了，相连户型业主实际也没有产权。
虽然回答避重就轻，但中梁显然在行动上早有预案。
这也造就了A、B公共空间上演的另一番奇葩操作。
现场可见，2、5号楼A、B公共空间的相连户型，其入户门位置，铺装的少量地砖和走廊公区一致。间接证明了原本入户门的位置，是和平面示意图上一致，更靠里。
不仅如此，3号楼的平面示意图上明明标示了A、B公共空间有单独的入户门及位置。
但在现场，只能从一堵墙上隐约分辨出一个门框的轮廓。
只有绕到户型的窗户外看进去，才可见里面已统一用砖头进行了封砌。
据部分业主反映，这是开发商在将3号楼面积较大的A、B公共空间，2次售卖并通过消防验收后，做的一个掩耳盗铃之举。
其目的，和2、5号楼将入户门外移至走廊处一样，有意让公厕躲猫猫，让大部分业主忽略此公共空间的存在，在接房时蒙混过关。
当业主仔细在合同中寻找，发现了A、B公共空间的合同条款有问题时，Z则直接甩锅给业主：“合同肯定不得一一解释，若客户有异议提出来，没有异议直接签字。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有民事能力。”
狂奔的黑马背后
实际上，中梁的一厕多卖，只是中梁百悦汇项目诸多问题之一，业主的维权主要还是集中于房屋交付时的各种质量和配套问题。
项目这么多的不如人意，Z一句话点中要害：中梁百悦汇目前是亏损的。
业内人士也证实，该项目是中梁于2017年通过收购获得，价格比较高，做出来后要实现盈利有一定难度。
而当时硬着头皮拿高价，则是中梁在狂奔时的必然之举。
作为近几年地产界的大黑马，中梁从2015年的168亿开始发力狂奔，到完成千亿目标和登陆资本市场，整套动作仅花了4年时间。
与之对应，中梁一直奉行“456”的高周转模式：4个月开盘、5个月现金流回正、6个月资金进行第二次投入。高周转的开发模式下，中梁也在大肆布局，通过收购快速切入空白市场。
在重庆，中梁通过收购首次在主城亮相，在重庆区县，以合作开发模式开启下沉市场大门。
但无论如何，其进入重庆的时间都晚了，错过了之前的囤地周期，拿地就没有成本优势。
其进入重庆主城的几个项目，地价都不便宜，销售也不顺畅，只有和海成联合开发的项目走量不错。
从突击进入重庆到现在，整体而言中梁在重庆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其披露的销售信息显示，2020年已销售合约建筑面积为1350万㎡，其中重庆只有24.65万㎡。实现合约销售金额1688亿元，而重庆占比只有1.9%，27.6亿元。
但赚得少，并不是频频爆出质量问题的借口，更不能作为1厕2卖这种违法又反智行为的支撑。
质量问题可以整改，智商问题何药可解？
更别说公安机关对一房两卖这种涉嫌诈骗的开发商实控人，现实生活中是有刑拘实例的。
中梁的野蛮生长，还是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源自：华夏川渝资本圈）
今年3月，重庆中梁百悦汇的业主在接房时，发现一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问题：
开发商中梁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中梁，股票代码：2772.HK）在销售重庆中梁百悦汇公寓项目时，将设计中的公厕进行了多次售卖。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业主在“自家”厕所蹲坑时，门外三急之人咚咚咚把门拍得山响，要其合理利用“公用”厕所使用时间。
这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场景，让人菊花一紧之时也不禁反问：为什么一个上市开发商要搞这样的骚操作？
1个厕所卖了多份钱
原本是高高兴兴接房的日子，结果因为诸多质量问题和公厕的多次售卖，让业主们不得不采用了“堵马路”的极端方式来维权，要求退房。
这是3月发生在重庆中梁百悦汇现场的一幕。
与其他项目接房时曝出质量问题相区别，这个项目最奇葩的是，开发商中梁把公厕在公摊给每户业主后，又转头把公厕卖给了相连户型的业主。
在房屋销售合同里，开发商是这样说明的：该商品房所在楼层A、B等公共部位归业主共同共有，且已按照规定分摊进各业主的房屋建筑面积。各买受人再次同意并确认，A、B公共区域确定为与该区域相连业主的专属使用区域，拥有共有权的其他业主对其独占使用没有异议，表示自愿放弃对A、B区域使用权，但各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不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并按照产权登记面积缴纳物业费用。
翻译一下，这段话有两层意思：
1公厕已经分摊卖给各位了，但各位用不了，还要按产权面积交物业费；
2公厕由相连户型的业主独占使用，各位对此无异议并自愿放弃使用权。
总结下来就是：
购买中梁百悦汇的业主，众筹了一个公厕给别人专用。这是何等的伟大情操啊。
而拥有使用权的业主也很委屈，当初购买相连户型时，相比其他户型，单价就要高出不少，算下来总价多了7万~10万元不等。但多付出的钱却换不来相应空间的所属权。
利益驱策下，房地产市场从来不缺奇葩操作，一房两卖就屡有耳闻，但一厕多卖着实有些黑色喜剧的味道了。
有产权的没使用权
有使用权的没产权
记者现场走访中梁百悦汇了解到，该项目由4栋公寓和社区底商构成，其中1号楼为SOHO户型，2、3、5号楼为LOFT户型。
因为打造的是公寓项目，开发商在每层预留了A、B2个公共空间，分别位于1、2（与5号楼楼层结构基本一致）、3号楼的红框位置处：
其中1、3号楼的A、B公共空间在平面示意图中没有做功能标示，但在2、5号楼的平面示意图中做了2个蹲位+1个洗漱位的示意。
中梁在销售项目之时，就已将每层楼的A、B公共空间，分摊到各个业主头上。
大致测算下来，每户业主少则公摊了0.8㎡，多则公摊了1.65㎡的A、B公共空间面积，按项目建面约1.4万/㎡的销售均价算，每户业主多交了1.1万~2.3万元不等。
而根据合同约定，除相连户型外，其余多交了钱的业主并没有A、B公共空间使用权，后续还要交相应产权面积的物业费。
另一方面，每层楼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的业主，在购买该户型时，又以7万~10万元左右的总价，获得了A、B公共空间的独占使用权，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产权。
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奇葩的局面：
业主们都额外花了钱，但有产权的没使用权，有使用权的没产权。
中梁在中梁百悦汇项目上玩的这一手1厕2卖，让人直呼666，也让花了冤枉钱的业主走上马路维权。
开门见公厕
针对中梁百悦汇项目一厕多卖的操作，业主们在3月的维权中，明确提出了诉求：
要么恢复公厕，相连户型业主协商赔偿或退房；
要么不恢复公厕，公摊面积相关费用退给每户业主。
记者了解到，在4月中旬项目最新问题沟通会议纪要里，关于1厕2卖的解决方案。
虽未最终拍板，但似乎更偏向于按照图纸进行恢复。
而这种方案对于每层楼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的业主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
有2个问题将会在装修和后期使用时，带来极大的不便。
问题一：没有预留主落水管道，改管道相当麻烦；
问题二：开门见公厕。
记者在项目现场发现，平面示意图上并没有标示出落水管道的位置，但基本每层楼的每个户型里，都预留了主落水管道，业主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户型设计中增加或取消卫生间。
但是，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里，并没有预留主落水管道。
比如2、5号楼的18、19号2个户型里，没有主落水管道，卫生间下水管道是直接预留在相连的A、B公共空间里。
3号楼的22、23号2个户型同样如此，主落水管道并没预留在房间里，而是在隔壁的A、B公共空间里。
也就是说如果恢复公厕，相连户型的业主如需设计卫生间，要另外想办法连通主落水管道。
即便管道问题解决了，在后期使用上，也将直面味道的冲击。
最直接的遭遇就是2、5号楼的18、19号2个户型。
现场2个户型的入户门位于走廊之上，将A、B公共空间各自包含了进去。一旦根据平面示意图标注，A、B公共空间恢复成公厕，2个户型的入户门就将退至公厕门后。
家门口就在公厕旁，开门见公厕的日子，光想一想都仿佛自带臭味。
分歧就此产生，有不少购买了A、B公共空间相连户型的业主就表示，如果真要按此种方案整改，那他们只能选择退房了。
而这似乎又是一场磨人的硬仗。
公厕躲猫猫
对于中梁百悦汇一厕多卖的问题，中梁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Z表示，公共卫生间并不实用，但规划中必须要有。公司就想到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卫生间给相连户型业主用，其他业主说一声就行了，相连户型业主实际也没有产权。
虽然回答避重就轻，但中梁显然在行动上早有预案。
这也造就了A、B公共空间上演的另一番奇葩操作。
现场可见，2、5号楼A、B公共空间的相连户型，其入户门位置，铺装的少量地砖和走廊公区一致。间接证明了原本入户门的位置，是和平面示意图上一致，更靠里。
不仅如此，3号楼的平面示意图上明明标示了A、B公共空间有单独的入户门及位置。
但在现场，只能从一堵墙上隐约分辨出一个门框的轮廓。
只有绕到户型的窗户外看进去，才可见里面已统一用砖头进行了封砌。
据部分业主反映，这是开发商在将3号楼面积较大的A、B公共空间，2次售卖并通过消防验收后，做的一个掩耳盗铃之举。
其目的，和2、5号楼将入户门外移至走廊处一样，有意让公厕躲猫猫，让大部分业主忽略此公共空间的存在，在接房时蒙混过关。
当业主仔细在合同中寻找，发现了A、B公共空间的合同条款有问题时，Z则直接甩锅给业主：“合同肯定不得一一解释，若客户有异议提出来，没有异议直接签字。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有民事能力。”
狂奔的黑马背后
实际上，中梁的一厕多卖，只是中梁百悦汇项目诸多问题之一，业主的维权主要还是集中于房屋交付时的各种质量和配套问题。
项目这么多的不如人意，Z一句话点中要害：中梁百悦汇目前是亏损的。
业内人士也证实，该项目是中梁于2017年通过收购获得，价格比较高，做出来后要实现盈利有一定难度。
而当时硬着头皮拿高价，则是中梁在狂奔时的必然之举。
作为近几年地产界的大黑马，中梁从2015年的168亿开始发力狂奔，到完成千亿目标和登陆资本市场，整套动作仅花了4年时间。
与之对应，中梁一直奉行“456”的高周转模式：4个月开盘、5个月现金流回正、6个月资金进行第二次投入。高周转的开发模式下，中梁也在大肆布局，通过收购快速切入空白市场。
在重庆，中梁通过收购首次在主城亮相，在重庆区县，以合作开发模式开启下沉市场大门。
但无论如何，其进入重庆的时间都晚了，错过了之前的囤地周期，拿地就没有成本优势。
其进入重庆主城的几个项目，地价都不便宜，销售也不顺畅，只有和海成联合开发的项目走量不错。
从突击进入重庆到现在，整体而言中梁在重庆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其披露的销售信息显示，2020年已销售合约建筑面积为1350万㎡，其中重庆只有24.65万㎡。实现合约销售金额1688亿元，而重庆占比只有1.9%，27.6亿元。
但赚得少，并不是频频爆出质量问题的借口，更不能作为1厕2卖这种违法又反智行为的支撑。
质量问题可以整改，智商问题何药可解？
更别说公安机关对一房两卖这种涉嫌诈骗的开发商实控人，现实生活中是有刑拘实例的。
中梁的野蛮生长，还是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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