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编者按：2021年12月03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度活力城市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我曾就城市发展、建设谈过许多观点，根据论坛的建议，今天重点谈谈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供的观点是：只有活力城市才能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活力城市发挥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需要把握一些关键环节。
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建设活力城市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提升城市活力，构建活力城市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但一点是肯定的，活力城市一定是充满活力的，而活力城市也一定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如何将城市打造为活力城市，不是我今天论述的主要内容。概括的说，打造活力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应当是优雅精致的城市格局、公正包容的社会治理、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特色厚实的产业结构、根深基广的大众经济、健康向上的市民精神、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等的有机统一。但我要指出的是，打造活力城市的途径不只这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联动，直接的说，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而这种联动，既是城市对区域发挥引擎作用的过程，又是促进城市增进活力、进一步做实做强的过程。
撇开城市内部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不论，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要素不断的转化和服务，这包括农村土地的无偿划拨或低偿转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大量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承担城市最为艰辛的工作，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城市与农村的联动。二是其它城市特别是周边城镇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的意愿并非都是主动自愿的、途径也并非都是合理合规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封闭运行，抑或城市间形成了恶性竞争，这个城市是很难持续拥有发展活力的，这可以视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动。把这两者归併起来，就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
显然，区域联动对推动城市发展、增进城市活力或者说建设活力城市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增进开展城市和区域联动的自觉性，也就是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的自觉性。
并不是所有活力城市都具有这种自觉性。我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认识，即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的发展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发展往往只为了城市本身，这是基于城乡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农村体现的更多是虹吸效应；二是各城市发展只为自身考虑，这是基于城市间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城市体现更多是挤兑效应。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与区域的联动是薄弱的，城市对区域所发挥的引擎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出于思想上的偏见，一些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很少；而出于认识上的浅见，一些城市无意于对区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认为这样做是亏了自已、好了别人。
所以我们说，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城市管理者思想上跃上新高度和操作上展现精明睿智一种表现。在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
那么，如何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或者说，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活力城市引擎作用？除了思想上要清醒明白之外，还要构建必要的基础条件、实行一些有力的举措。概括的说，是要抓好如下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要夯实基础。发挥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要件有三：一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统一规划、平衡标准、一体建设、全面对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统筹推进新老基础设施建设，切不能在老基础设已呈“好差”分割的状态下进一步形成“新老”分割。二是实现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以公正、规范、开放、诚信为核心要求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不搞地区封锁、要素阻隔和各自为政。要素流动起来，发展空间即市场空间就打开了，经济效率也就提高了。三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同权同利。不仅要实现自由流动，而且应统一规则，不区别对待，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第二，要优化分工。城市要保持发展活力，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要件外，还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要不断增加发展空间，二是要不断补充适宜的生产要素，而这只能在合理的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城市功能繁杂，面面俱到，不仅会形成内部的臃肿低效，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城市病，而且因高度同构招致激烈的外部竞争，给要素进入和空间拓展形成阻碍，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应当明白，“让开两厢”才能“占领大道”，所以应当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优化活力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对城市来说，这其实就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直接来自于产业同构。合理分工不仅能减少竞争，还能集中力量做强优势产业，通过分工形成链环紧密衔接、功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和互惠格局。这样，不仅活力城市因特色发展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使其它许多地方成为了活力城市的卫星城、配套基地和辅助园区。而通过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由此带来了产业的转移，不仅为相关城市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条件，也藉此带动了人口的分流和其它城市负荷的削减，因而有效地遏制“城市病”的蔓延，增加城市运行的活力，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引擎作用。这类似于献血的道理，不仅救援了别人，也激活了自己。
谈到这里，我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还再强调几句：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哪怕是所谓活力城市，其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何况在当前城市间存在争夺资源要素的环境之下。所以，产业发展应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说，要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潜力相匹配，不可贪多求广，也不可一味追新求高。
第三，要搭建平台。各类功能平台不仅能够承载优质资源要素和新兴产业，还能施行成熟的国际管理规制和全球先进标准，既是拓展城市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坚实载体。因此，活力城市要主动走出去，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第四，要强化帮扶。除了依托产业分工、平台搭建等互利互惠的途径发挥引擎作用外，活力城市作为处于发展高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一方，还应通过加强对口帮扶引领周边区域发展。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责任。基于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反哺；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考量，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区域协调发展则能够为活力城市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主动的培育。这可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也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范恒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老凤清声 2021-12-22）
编者按：2021年12月03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度活力城市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我曾就城市发展、建设谈过许多观点，根据论坛的建议，今天重点谈谈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供的观点是：只有活力城市才能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活力城市发挥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需要把握一些关键环节。
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建设活力城市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提升城市活力，构建活力城市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但一点是肯定的，活力城市一定是充满活力的，而活力城市也一定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如何将城市打造为活力城市，不是我今天论述的主要内容。概括的说，打造活力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应当是优雅精致的城市格局、公正包容的社会治理、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特色厚实的产业结构、根深基广的大众经济、健康向上的市民精神、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等的有机统一。但我要指出的是，打造活力城市的途径不只这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联动，直接的说，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而这种联动，既是城市对区域发挥引擎作用的过程，又是促进城市增进活力、进一步做实做强的过程。
撇开城市内部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不论，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要素不断的转化和服务，这包括农村土地的无偿划拨或低偿转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大量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承担城市最为艰辛的工作，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城市与农村的联动。二是其它城市特别是周边城镇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的意愿并非都是主动自愿的、途径也并非都是合理合规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封闭运行，抑或城市间形成了恶性竞争，这个城市是很难持续拥有发展活力的，这可以视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动。把这两者归併起来，就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
显然，区域联动对推动城市发展、增进城市活力或者说建设活力城市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增进开展城市和区域联动的自觉性，也就是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的自觉性。
并不是所有活力城市都具有这种自觉性。我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认识，即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的发展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发展往往只为了城市本身，这是基于城乡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农村体现的更多是虹吸效应；二是各城市发展只为自身考虑，这是基于城市间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城市体现更多是挤兑效应。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与区域的联动是薄弱的，城市对区域所发挥的引擎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出于思想上的偏见，一些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很少；而出于认识上的浅见，一些城市无意于对区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认为这样做是亏了自已、好了别人。
所以我们说，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城市管理者思想上跃上新高度和操作上展现精明睿智一种表现。在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
那么，如何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或者说，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活力城市引擎作用？除了思想上要清醒明白之外，还要构建必要的基础条件、实行一些有力的举措。概括的说，是要抓好如下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要夯实基础。发挥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要件有三：一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统一规划、平衡标准、一体建设、全面对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统筹推进新老基础设施建设，切不能在老基础设已呈“好差”分割的状态下进一步形成“新老”分割。二是实现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以公正、规范、开放、诚信为核心要求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不搞地区封锁、要素阻隔和各自为政。要素流动起来，发展空间即市场空间就打开了，经济效率也就提高了。三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同权同利。不仅要实现自由流动，而且应统一规则，不区别对待，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第二，要优化分工。城市要保持发展活力，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要件外，还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要不断增加发展空间，二是要不断补充适宜的生产要素，而这只能在合理的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城市功能繁杂，面面俱到，不仅会形成内部的臃肿低效，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城市病，而且因高度同构招致激烈的外部竞争，给要素进入和空间拓展形成阻碍，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应当明白，“让开两厢”才能“占领大道”，所以应当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优化活力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对城市来说，这其实就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直接来自于产业同构。合理分工不仅能减少竞争，还能集中力量做强优势产业，通过分工形成链环紧密衔接、功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和互惠格局。这样，不仅活力城市因特色发展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使其它许多地方成为了活力城市的卫星城、配套基地和辅助园区。而通过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由此带来了产业的转移，不仅为相关城市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条件，也藉此带动了人口的分流和其它城市负荷的削减，因而有效地遏制“城市病”的蔓延，增加城市运行的活力，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引擎作用。这类似于献血的道理，不仅救援了别人，也激活了自己。
谈到这里，我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还再强调几句：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哪怕是所谓活力城市，其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何况在当前城市间存在争夺资源要素的环境之下。所以，产业发展应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说，要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潜力相匹配，不可贪多求广，也不可一味追新求高。
第三，要搭建平台。各类功能平台不仅能够承载优质资源要素和新兴产业，还能施行成熟的国际管理规制和全球先进标准，既是拓展城市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坚实载体。因此，活力城市要主动走出去，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第四，要强化帮扶。除了依托产业分工、平台搭建等互利互惠的途径发挥引擎作用外，活力城市作为处于发展高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一方，还应通过加强对口帮扶引领周边区域发展。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责任。基于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反哺；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考量，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区域协调发展则能够为活力城市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主动的培育。这可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也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范恒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老凤清声 2021-12-22）
不得不说，涂松岩的演技真的是太好了，他在《小敏家》中饰演的金波，把一个吊儿郎当不思进取的无赖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看了都有一股忍不住想要冲进去暴揍他一顿的冲动，实在是太有代入感了。金波这个人，以前他跟刘小敏的那些是是非非我们就先不说了，单说这些年，他作为一个父亲和前夫的所作所为，就让人没办法对他产生同情。父亲。作为父亲，当初他无论如何都要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哪个父母都是不希望跟孩子分开的。但是争夺抚养权，争的不是一纸协议，而是一份责任，他争了儿子的抚养权，就得照顾好儿子，可是他没有做到。他争了抚养权，却又不愿意或者没能力照顾孩子，于是又把孩子交给了外婆来带，这姑且算作一个男人当初怒气之下的考虑不周，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又要工作赚钱又要带孩子的不易，为了赚钱养孩子他不得不这样做。那么他这些年赚的钱呢？儿子争气，成绩好，想考好的大学，可他却欠了一屁股债，逼着儿子打工替他还债，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父亲能够给儿子的。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男人，一旦当了父亲，就觉得孩子是流着他的血姓着他的姓的，是他血脉的传承，于是不管什么原因的离婚，都觉得妻子是没资格带走孩子的。可是真的到了让他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不但做不了什么，还憋着一肚子委屈。平日里养孩子带孩子，都是妻子或父母在出力，他站在一边看着觉得没什么难的，甚至妻子抱怨辛苦的时候还很不屑一顾，认为不就是带带孩子嘛，能有多累？可真的让他来做这些，却又有各种理由来推脱。就像金波，你说你若真的带不了孩子，就别争抚养权，让孩子跟妈妈一起，还能有个快乐的童年。你争了抚养权，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为了赚钱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别人来带，那你就努力，至少别让孩子去替你还债。可他就是偏要占着好处，还不想承担责任，到头来还觉得他都是为了孩子，这样的态度和行为，就真的太让人生气了。前夫。其实婚姻，就是把两个原本没有任何干系的人，通过这样一份契约维系在了一起。那么离婚，意味着你们的契约已经失效了，双方又重新变回到了互不相干的状态当中。所以离婚以后，双方互不纠缠，这是最起码的素养。金波和刘小敏离婚后，需要前岳母帮他带孩子，所以这么多年他和岳母一直有所走动，这我们姑且看作是为了孩子的合理行为。可是儿子金家骏为了复读去了妈妈所在的城市之后，金波也立马跟了过去，他不仅去前妻家里蹭饭，让前妻帮他找房子，还打算跟前妻借钱，趁着前妻不在家偷偷住到她家里。这种种行为，就真的让人大跌眼镜了。两个离婚十几年的人了，别说当初分开的时候并不愉快，就算是心平气和分的，这么多年，也不应该再跟对方有什么瓜葛了，而金波的种种做法，便是摆明了一副纠缠到底的样子。若不是有儿子金家骏阻止，他怕是还能做出更过分的举动。更可怕的是，他不觉得他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他跟儿子说，要不是当初刘小敏抛下他们父子，他们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所以他现在的这些纠缠，都是刘小敏欠他的。你看这种说法有多么无赖啊，我们且不说他们当初是如何离婚的，就说这么多年，他自己不思进取不务正业，才导致了而今债务缠身，这跟前妻有什么关系呢？难不成他们不离婚，刘小敏没离开，就可以挣钱养活他们父子两个了？这个男人，离婚这么多年，从没想过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前妻。他纠缠前妻，也不是因为放不下她，而只是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当真是可气又可笑。男人。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卖了房子搬了家，只为摆脱前夫的纠缠。她跟她前夫，离婚三年多了，当初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男人就好吃懒做，上班嫌辛苦，跟妻子要了陪嫁去做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妻子说了他两句，他就吵着闹着要离婚，嫌妻子不体谅他。结果离婚后他又找各种借口纠缠，甚至在别人面前诋毁前妻，说前妻是嫌他穷才离开的。朋友不堪其扰，只得搬到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男人，跟金波是异曲同工的。金波住到刘小敏家里，喝着她的酒，翻着她的东西，跟儿子说这是她欠他们的。可见，他对刘小敏，不仅现在没有尊重，以前在婚姻里的时候，也没多少感情。他所有的纠缠，只是因为他如今过得不好，他觉得只要他过得不好，就是前妻欠他的。而金波这种离婚后还对前妻的纠缠，演出了多少男人的真实模样呢？很多男人，他结婚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的，不是因为他多爱那个女人，只是那个女人能够给他带来婚姻里的便利和好处。当然了，我前面说过，婚姻就是一种契约，你有所图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图了便利和好处，总得有适当的回馈才行。你要么好好呵护她，关心她，要么就尊重她给她足够的自由，可是很多男人是既想要妻子听他的话，给他足够的好处，还不想有任何付出。离婚的时候那更是不能让对方占了他的便宜，他要孩子的抚养权，要房子，要积蓄，要争取一切能争取到的利益。如果争不到，他就会纠缠不休。如果他以后过得不好了，他也会觉得那都是对方造成的，谁让对方离开他而不是继续照顾他扶持他呢？可是这多可笑？在你们有婚姻这个契约的时候，你不珍惜，只想索取，当你们离婚了，你再不甘又能怎样，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哪怕你们之间有孩子这个永远的羁绊，那也仅仅是彼此对孩子的责任，你和她，早就再无瓜葛。真的，你与其想着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算计什么，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努力上；与其在离婚之后继续纠缠，不如在婚姻中好好珍惜。世间事大抵都是这样的，拥有着的时候，你总是忘了珍惜，当失去了，再多的纠缠也只是打了自己的脸。作者简介：相见相思，一个喜欢读书和写字的女子，专注于情感领域的文章创作以及情感问题分析和解答，希望我的文字能够伴你温暖前行。
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