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正考，之二十一。
《左氏春秋》所记月份、日期，不可能转换成公历。有人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纯属瞎说，自以为是。

首先，闰月未完全照例设置。《左氏春秋•襄公二十七年》言：“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其次，以“干支”计日，跨年反复。也就是说，每月不都始于甲子，每年首日不都是甲子。故而，转换成公历，只能做到逻辑对应，而不是原本的月份、日期。

周朝本身就双历，“建子”乃周历，“建寅”乃夏历，就像今天的公历与农历。双历置闰，方式不同。按《周髀》说法，一年实际天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年历天数，按月行圆缺，每月固定三十天，则三百六十天。怎样补齐天数呢？

先说周历。按《吕氏春秋》十二纪，孟秋之月，“长日至，四旬六日”。一旬十天，四旬四十天，也就是闰年七月46天，即30天加16天。三年一闰，使得三年平均天数，接近实际天数，算式如下：
（360×3＋16）÷3＝365.3333

再说夏历。孔子《说卦》提到“五岁再闰”，也就是五年间有两个闰月，实质为四年一闰。倒算闰月天数，算式如下：
（365.25×4）-（360×4）＝21

《左氏春秋•文公元年》言：“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可见，闰月21天，置于十二月后。而且，有确切体现，举例如下：

《左氏春秋•襄公九年》言：襄公九年，“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

《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言：“十二月庚戌，晋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王师军于泛，于解，次于任人。闰月，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军其东南”。

《左氏春秋•哀公五年，》言：“冬，叔还如齐。闰月，葬齐景公”。

不妨按“五年两闰”，从“襄公九年”到“哀公五年”，推算期间应当设置闰月之年，详见如下：

襄公九年（闰）、襄公十年、襄公十一年、襄公十二年、襄公十三年（闰）、襄公十四年、襄公十五年、襄公十六年、襄公十七年（闰）、襄公十八年、襄公十九年、襄公二十年、襄公二十一年（闰）、襄公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五年（闰）、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七年、襄公二十八年、襄公二十九年（闰）、襄公三十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昭公二年（闰）、昭公三年、昭公四年、昭公五年、昭公六年（闰）、昭公七年、昭公八年、昭公九年、昭公十年（闰）、昭公十一年、昭公十二年、昭公十三年、昭公十四年（闰）、昭公十五年、昭公十六年、昭公十七年、昭公十八年（闰）、昭公十九年、昭公二十年、昭公二十一年、昭公二十二年（闰）、

昭公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六年（闰）、昭公二十七年、昭公二十八年、昭公二十九年、昭公三十年（闰）、昭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元年、定公二年（闰）、定公三年、定公四年、定公五年、定公六年（闰）、定公七年、定公八年、定公九年、定公十年（闰）、定公十一年、定公十二年、定公十三年、定公十四年（闰）、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哀公二年、哀公三年（闰）、哀公四年、哀公五年。

显然，推算闰月之年，合拍“昭公二十二年”，违和“哀公五年”。这说明，“昭公二十三年”至“哀公五年”，发生了“司历失闰”。

今专家学者，读先秦古籍，大多钻进郑玄、郭璞、孔颖达等人解说中，不能自拔，成了话筒，以讹传讹，却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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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典:《论语.宪问》14.31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人：评论、品鉴人物，犹言批评。方，比、比方的意思，即对比评论人物的优劣，古人谓之“品藻、品鉴”。《义疏》：“比方人不得不长短相倾。”一说是诽谤别人。郑注“言人之过恶”，即讥评别人。钱穆曰：“方人若指谤人，孔子何以仅谓不暇，而又称其贤？故知‘方人’当从前解。”
▲不暇：没有空闲。暇，空闲。

■现代翻译：子贡评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真的就那么贤良吗？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比方人也。不暇比方人也。”

●皇侃《论语义疏》：子贡以甲比乙，论彼此之胜劣者也。夫人行难知，故比方人优劣之不易。且谁闻己之劣。故圣人不言，圣人不言而子贡专辄比方之。故抑之，我则不暇有比方之说。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长短相倾，圣人诲人不倦，岂当相臧否。”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抑子贡也。子贡多言，尝举其人伦以相比方。夫知人则哲，尧、舜犹病，而子贡辅比方人，怒其轻易，故孔子曰“赐也贤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则不暇比方人也。

●陈祥道《论语全解》：不器于人者然后能器人，器于人者不可以器人。子贡器于人而已，其方人也不亦过乎？孔子曰：“赐也贤乎哉？”以贤者过之也。子贡对卫将军文子则谓颜渊之相，冉雍有志之君子，仲由才任治戎，冉求好学博艺，至于公西赤、颛孙师、曾参、卜偃、灭明、高柴、南容之徒，莫不在其所议，而孔子笑之，盖讥其方人之过也，故子以为不暇。左氏之品藻，班固之变美，不免后世之讥者，以其不能器人也。

●朱熹《论语集注》：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虽亦穷理之事。然专务为此，则心驰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辞，复自贬以深抑之。谢氏曰：“圣人责人，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如此。”

●张栻《癸巳论语解》拟议人之优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谓之贤。而曰“夫我则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笃其在己也。圣人抑扬之间，所以长善救失者，宜深味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学者当以自治为先也。子贡平日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不可谓非穷理之事，然专务为此，则心驰于外，而疎于内矣，故夫子婉以警之曰：赐也，尔能方人其亦贤乎哉？盖惟自治有余，而后得以暇及于人耳。若以我自审方虑，义理无穷，虽日孜孜焉而有未逮，又何暇较量他人乎？凡人之为学，终其身无可已时，即终其身无有暇时。以孔子之圣，而犹自谓不暇，则凡有志于学者，其孰有暇时邪？于此知学至圣人，而其功愈专，希圣者可以勉矣。

●刘宝楠《论语正义》：《释文》云：“方人，郑本作谤，谓‘言人之过恶’。”卢氏文弨考证：“古论‘谤’字作‘方’，盖以声近通借。子贡言人遇恶，故子曰‘赐也贤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贤乎？！而谤人也，夫我则不暇谤人而自治。”谤谓言其过失，使在上闻之而自改，亦是谏之类也。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国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皆是言其实事，谓之为谤。但传闻之事，有实有虚，或有妄谤人者，今世遂以谤为诬类，是俗易而意异也。《三国志．王昶传》昶戒子书曰：“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当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以方人为毁，是亦读“方”为“谤”，用郑义也。《庄子．田子方篇》：“鲁多儒者，少为先生方者。”是“方”训比也。学以相俌而成，故朋友切磋，最为学道之益。夫子尝问子贡与回孰愈？又子贡问子张、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当问，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讥之。

●钱穆《论语新解》：一部《论语》，孔子方人之言多矣，何以曰“夫我则不暇”？宋儒谢良佐见大程子，举书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之，汗流浃背。及看明道读史，又却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甚不服，后来醒悟，常以此事接引博学进士。其事可与本章互参。

●南怀瑾《论语别裁》：“方”是说子贡比较直爽，看见不顺眼的人，当面就说人家，得罪人。孔子说，子贡啊！你要求别人，不要过于高了，不要希望别人都是贤人啊！有时候要马虎一点，而且老是得罪人，也不太好。假如是我，就没这个工夫去批评别人。

★此章论轻易议人当戒之也。“方”有正反两种解释，“贤乎”也有两种理解。但“不暇”二字，意味深远，无论是“品鉴”他人，还是“诽谤”别人，或者是“直言陈过（谏）”；也不说“贤乎”是赞、是讥，或是抑、是扬。孔子以“不暇”表示对这几种行为都不“许”之，学者宜思齐内省，汲汲乎治身而未已，岂有暇检点他人？故就方人之见，而提醒之，深于教矣。 https://t.cn/RxRVH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