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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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