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最新方案出台！明确云南区域协调发展重点
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精神，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省委、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总体目标
——到2020年年底，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有效遏制区域分化、规范区域开发秩序、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到2025年，“做强滇中、搞活沿边、多点支撑、联动廊带”的发展布局基本形成。滇中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以上，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373个抵边行政村全部建成新时代边境小康村，形成便捷畅通的交通体系，实现更高水平通关便利化，沿边开放经济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到2035年，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全面形成。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到本世纪中叶，建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强化“做强滇中”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推动以制造业为重点的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化发展。以滇中新区为龙头，推动各类开发区提质增效，着力培育若干万亿级、千亿级产业，改造提升烟草、冶金、石油和化学工业等产业，加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稳妥发展新型煤化工，建设绿色铝材、绿色硅材等产业集群。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鼓励发展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
——构建县市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重点实施滇中城市群高速公路环线，建成武定至倘甸至寻甸、昆明至倘甸等高速公路，建设长水至双龙、陆良至寻甸等高速公路，扩容国高“卡脖子”路段，强化县级节点互联互通。逐步实施滇中铁路环线建设，建设完成渝昆高铁、弥蒙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昆楚大丽高速铁路、成昆高铁云南段、深南昆高铁云南段，规划研究渝昆和沪昆高铁连接线等铁路。建成昆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点推进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新建蒙自、宣威、楚雄、玉溪等机场及昆明第二机场，合理布局一批通用机场，强化与玉溪、曲靖、红河、楚雄等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推进城市化进程。推动昆明市与滇中新区“市区融合”，形成以昆明为引领，曲靖、玉溪、楚雄、蒙自为带动，其他县城和特色小镇为支撑的发展格局。建设以昆明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圈，以节点城市为中心的半小时经济圈。提高滇中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动全省城镇化率提高。
——提高创新能力。建立与中央驻滇科研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我省设立研发机构，推进铝工业研究中心、硅工业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建设。在滇中地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高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能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双创”升级版。
——推动教育卫生高质量发展。促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支持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和其他高校提升内涵发展质量。推动国家心血管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争取国家呼吸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落地云南，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带动消费和房地产健康发展。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积极申报国家级步行街试点。引导家政服务与养老、托幼、托育融合发展，形成消费新业态。增加服务消费的中高端供给，促进服务消费结构加快调整和升级。健全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以“搞活沿边”“联动廊带”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水平。积极融入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中缅、中老泰、中越经济走廊建设。高水平建设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提升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以及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的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贯通沿边高速公路，建成腾冲至陇川、瑞丽至孟连等高速公路，建设泸水至片马口岸、瑞丽至弄岛口岸、金平至金水河口岸等高速公路，实施G219国道云南部分、S327省道等升级改造。建成大瑞、大临、玉磨等铁路，建设西南沿边铁路猴桥至那坡（百色）段、临沧至清水河等铁路，规划研究连接重要景区的高速铁路、连接重要边境口岸的铁路。新建勐腊机场，实施西双版纳嘎洒机场、澜沧景迈机场等改扩建项目，推进普洱思茅机场迁建前期工作，规划研究新建孟定机场。打造一批区域性口岸城市交通枢纽。推动中老高等级电力互联互通等项目前期工作并尽快开工建设。推进省内天然气支线管网与中缅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
——推进更高水平贸易通关便利化。加强与周边国家口岸的功能衔接、信息互通，为跨境贸易提供集成通关、便捷式运输等综合性物流服务。建设中国（云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进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点口岸（通道）联检查验设施建设，争取在磨憨口岸探索实行“一地两检”等便利化措施。推动落实跨境人民币结算有关政策。推动商业银行在沿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推动边境小康村建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和守边固边工程，制定实施边境小康村建设方案，加大投入力度，突出抓好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生态宜居、社会进步、乡村治理等领域工作，确保用3年时间，将373个抵边行政村建成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新时代边境小康村。
——促进边境特色产业发展。引进高水平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零配件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进入周边国家市场。积极发展跨境旅游，推动珠宝玉石等特色资源深加工产业发展壮大，拓展跨境金融合作，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一批产业基地。率先推动瑞丽在跨境电商等领域取得创新成果、河口在加工贸易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构建“多点支撑”的城镇体系
——推动城镇群建设。实施城镇品质提升行动，以昆明市与滇中新区“市区融合”推动滇中城市群建设；以大滇西旅游环线推动滇西、滇西北城镇群建设；以面向北部湾和越南的区域合作推动滇东南、滇西南城镇群建设；以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推动滇西南城镇群建设；以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示范区推动滇东北城镇群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强做大县域特色产业，形成高原山地型、沿边口岸型、民族文化型、生态自然型等多样化的小城镇体系。
——纵深推进滇西发展。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为抓手，沿线建设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腾冲、德宏等旅游城市，加快大理古城、大研古城、和顺古镇等特色小镇建设，布局建设一批康养小镇以及大型文旅综合体、半山酒店等。构建以大环线为主干、小环线为补充的大滇西公路网，加快实施德贡公路改造提升工程。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动老君山、独龙江、梅里雪山、巴拉格宗、泸沽湖等创建5A级景区，推进景区、景点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把大滇西旅游环线打造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
加快特殊类型地区发展
聚焦怒江州、迪庆州、昭通市等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县，瞄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短板弱项，加大政策措施、资金投入支持力度，集中力量打赢“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基础上压茬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保持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把革命老区、老工业地区、资源型地区、生态退化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高标准建设“一部手机办事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充分流动。
完善区域交易平台和制度。深化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按照中央部署，适时推动构建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探索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鼓励引导开展水权交易；适时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覆盖范围；开展电力现货交易试点，打造区域性国际化电力交易中心；加快花卉、中药材等国际交易中心设立工作，推动咖啡、茶叶等国际交易中心提质增效。
拓展区域合作机制
推动各地区联动合作。引导建立跨州（市）重大问题协调机制，有序发展跨州（市）行业协会商会，鼓励组建跨州（市）合作平台。
深化省际区域合作。积极参与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建设，推动滇粤、滇黔、滇桂、滇川、滇琼深化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落实。
积极开展国际区域合作。鼓励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领域先行先试；充分发挥澜湄合作机制作用，深化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推进与周边国家农业政策对接和标准互认，深化跨境农业合作。
深化区域互助合作机制
深化沪滇、粤滇扶贫协作和交流合作。鼓励广大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到我省投资兴业，参与脱贫攻坚。
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推进干部双向挂职、人才双向交流。
探索建立省内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口帮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制度。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实行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对我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给予更多支持，完善省内重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落实长江流域和南盘江、赤水河流域省内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确保资源价格能够涵盖开采成本以及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等成本；对在贫困地区开发能源资源的新建项目，采取资金、资产折价量化为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稳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州（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省级承担较高分担比例的基础上，实行州（市）差别化分担，贫困地区承担相对较低的支出责任。
完善有关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向特殊类型地区倾斜。
加快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全面实现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支持各地区与教育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机构合作，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制度，健全区域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探索推广“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稳步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和建设。
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
发挥州（市）比较优势，增强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才等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和联动性。
保障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边境和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倾斜。
加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环境监管。
鼓励各地区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健全区域发展保障机制
加强州（市）、县（市、区）规划衔接，鼓励州（市）、县（市、区）联合编制区域规划，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等各类规划的协调和衔接。
建立区域发展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建立区域发展风险识别、防控和应急制度。
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精神，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省委、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总体目标
——到2020年年底，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有效遏制区域分化、规范区域开发秩序、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到2025年，“做强滇中、搞活沿边、多点支撑、联动廊带”的发展布局基本形成。滇中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以上，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373个抵边行政村全部建成新时代边境小康村，形成便捷畅通的交通体系，实现更高水平通关便利化，沿边开放经济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到2035年，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全面形成。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到本世纪中叶，建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强化“做强滇中”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推动以制造业为重点的产业链延伸、产业集群化发展。以滇中新区为龙头，推动各类开发区提质增效，着力培育若干万亿级、千亿级产业，改造提升烟草、冶金、石油和化学工业等产业，加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稳妥发展新型煤化工，建设绿色铝材、绿色硅材等产业集群。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鼓励发展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
——构建县市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重点实施滇中城市群高速公路环线，建成武定至倘甸至寻甸、昆明至倘甸等高速公路，建设长水至双龙、陆良至寻甸等高速公路，扩容国高“卡脖子”路段，强化县级节点互联互通。逐步实施滇中铁路环线建设，建设完成渝昆高铁、弥蒙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昆楚大丽高速铁路、成昆高铁云南段、深南昆高铁云南段，规划研究渝昆和沪昆高铁连接线等铁路。建成昆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点推进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新建蒙自、宣威、楚雄、玉溪等机场及昆明第二机场，合理布局一批通用机场，强化与玉溪、曲靖、红河、楚雄等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推进城市化进程。推动昆明市与滇中新区“市区融合”，形成以昆明为引领，曲靖、玉溪、楚雄、蒙自为带动，其他县城和特色小镇为支撑的发展格局。建设以昆明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圈，以节点城市为中心的半小时经济圈。提高滇中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动全省城镇化率提高。
——提高创新能力。建立与中央驻滇科研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我省设立研发机构，推进铝工业研究中心、硅工业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建设。在滇中地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高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能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双创”升级版。
——推动教育卫生高质量发展。促进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支持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和其他高校提升内涵发展质量。推动国家心血管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争取国家呼吸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落地云南，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带动消费和房地产健康发展。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积极申报国家级步行街试点。引导家政服务与养老、托幼、托育融合发展，形成消费新业态。增加服务消费的中高端供给，促进服务消费结构加快调整和升级。健全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以“搞活沿边”“联动廊带”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水平。积极融入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中缅、中老泰、中越经济走廊建设。高水平建设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提升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以及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的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贯通沿边高速公路，建成腾冲至陇川、瑞丽至孟连等高速公路，建设泸水至片马口岸、瑞丽至弄岛口岸、金平至金水河口岸等高速公路，实施G219国道云南部分、S327省道等升级改造。建成大瑞、大临、玉磨等铁路，建设西南沿边铁路猴桥至那坡（百色）段、临沧至清水河等铁路，规划研究连接重要景区的高速铁路、连接重要边境口岸的铁路。新建勐腊机场，实施西双版纳嘎洒机场、澜沧景迈机场等改扩建项目，推进普洱思茅机场迁建前期工作，规划研究新建孟定机场。打造一批区域性口岸城市交通枢纽。推动中老高等级电力互联互通等项目前期工作并尽快开工建设。推进省内天然气支线管网与中缅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
——推进更高水平贸易通关便利化。加强与周边国家口岸的功能衔接、信息互通，为跨境贸易提供集成通关、便捷式运输等综合性物流服务。建设中国（云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进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点口岸（通道）联检查验设施建设，争取在磨憨口岸探索实行“一地两检”等便利化措施。推动落实跨境人民币结算有关政策。推动商业银行在沿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推动边境小康村建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和守边固边工程，制定实施边境小康村建设方案，加大投入力度，突出抓好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生态宜居、社会进步、乡村治理等领域工作，确保用3年时间，将373个抵边行政村建成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新时代边境小康村。
——促进边境特色产业发展。引进高水平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零配件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进入周边国家市场。积极发展跨境旅游，推动珠宝玉石等特色资源深加工产业发展壮大，拓展跨境金融合作，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打造一批产业基地。率先推动瑞丽在跨境电商等领域取得创新成果、河口在加工贸易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构建“多点支撑”的城镇体系
——推动城镇群建设。实施城镇品质提升行动，以昆明市与滇中新区“市区融合”推动滇中城市群建设；以大滇西旅游环线推动滇西、滇西北城镇群建设；以面向北部湾和越南的区域合作推动滇东南、滇西南城镇群建设；以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推动滇西南城镇群建设；以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示范区推动滇东北城镇群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强做大县域特色产业，形成高原山地型、沿边口岸型、民族文化型、生态自然型等多样化的小城镇体系。
——纵深推进滇西发展。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为抓手，沿线建设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腾冲、德宏等旅游城市，加快大理古城、大研古城、和顺古镇等特色小镇建设，布局建设一批康养小镇以及大型文旅综合体、半山酒店等。构建以大环线为主干、小环线为补充的大滇西公路网，加快实施德贡公路改造提升工程。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动老君山、独龙江、梅里雪山、巴拉格宗、泸沽湖等创建5A级景区，推进景区、景点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把大滇西旅游环线打造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
加快特殊类型地区发展
聚焦怒江州、迪庆州、昭通市等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县，瞄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短板弱项，加大政策措施、资金投入支持力度，集中力量打赢“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基础上压茬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保持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把革命老区、老工业地区、资源型地区、生态退化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高标准建设“一部手机办事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充分流动。
完善区域交易平台和制度。深化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按照中央部署，适时推动构建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探索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鼓励引导开展水权交易；适时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覆盖范围；开展电力现货交易试点，打造区域性国际化电力交易中心；加快花卉、中药材等国际交易中心设立工作，推动咖啡、茶叶等国际交易中心提质增效。
拓展区域合作机制
推动各地区联动合作。引导建立跨州（市）重大问题协调机制，有序发展跨州（市）行业协会商会，鼓励组建跨州（市）合作平台。
深化省际区域合作。积极参与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建设，推动滇粤、滇黔、滇桂、滇川、滇琼深化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落实。
积极开展国际区域合作。鼓励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领域先行先试；充分发挥澜湄合作机制作用，深化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推进与周边国家农业政策对接和标准互认，深化跨境农业合作。
深化区域互助合作机制
深化沪滇、粤滇扶贫协作和交流合作。鼓励广大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到我省投资兴业，参与脱贫攻坚。
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推进干部双向挂职、人才双向交流。
探索建立省内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口帮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制度。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实行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对我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给予更多支持，完善省内重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落实长江流域和南盘江、赤水河流域省内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确保资源价格能够涵盖开采成本以及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等成本；对在贫困地区开发能源资源的新建项目，采取资金、资产折价量化为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稳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州（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省级承担较高分担比例的基础上，实行州（市）差别化分担，贫困地区承担相对较低的支出责任。
完善有关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向特殊类型地区倾斜。
加快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全面实现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支持各地区与教育卫生等优质公共服务机构合作，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制度，健全区域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探索推广“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稳步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和建设。
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
发挥州（市）比较优势，增强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才等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和联动性。
保障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边境和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倾斜。
加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环境监管。
鼓励各地区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健全区域发展保障机制
加强州（市）、县（市、区）规划衔接，鼓励州（市）、县（市、区）联合编制区域规划，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等各类规划的协调和衔接。
建立区域发展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建立区域发展风险识别、防控和应急制度。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