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名片##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质量，两字有千钧之重。
对老百姓来说，质量是修的路、建的房、生产的产品、生活的环境，让人用得放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行得安全。
对于城市来说，质量是立市之基、转型之要、民生之本。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市，把质量提升作为经济升级和城市转型核心引领，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实现了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人居质量的齐头并进。
这座城市就是广西柳州市，一座崇尚质量的城市。这里是中国西南工业重镇，是五大汽车城市之一，荣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这里是螺蛳粉的殿堂，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年寄递量突破1亿件。这里的水质全国领先，工业与山水彼此交融映衬。
以上的美好，植根于质量之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柳州惊奇”。
柳州市是广西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督查激励的城市。柳州精准发力推动螺蛳粉产业快速发展，获国家有关部门通报表扬。同时，因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获有关部门激励，成为“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地方”上榜城市。
质量，在柳州，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不一般的价值，不一般的追求。
在柳州，质量意味着人民至上的责任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柳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际行动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是“柳州制造”的理念及使命。制造业就是柳州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质量又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柳州爬坡过坎、突破发展瓶颈、奋力突出重围的关键时刻，柳州市把提高城市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将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
柳州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实业兴市，开放强柳”，全力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2021年，柳州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家，亿元工业企业突破400家；新能源汽车产量48.2万辆、增长157.6%，乘用车电动化率位列全国前茅；智能电网、机器人、大数据产业园投入运营，柳州市获评自治区数字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快速发展，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增长38%，年寄递量突破1亿件，成为广西年寄递量率先过亿的单类产品；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获批“科创中国”试点城市；汽车整车产量居全国前五位，上汽通用五菱宏光MINIEV连续23个月在中国新能源车型销售排名领先。2022年8月8日，上汽通用五菱对外宣布新能源销量突破100万辆，仅用时5年，成全球较快达成新能源百万销量的汽车企业。
与此同时，柳州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打造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对标“持久水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5个维度，柳州市将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19年起，柳州市一直位居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前列。柳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6.7%，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
在柳州，质量意味着一以贯之的坚持
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推进质量强市的路上，柳州始终坚持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强市之路，把实施质量强市战略进行到底，全力服务柳州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大局，为质量强桂和质量强国建设砥砺前行。
2012年，柳州市率先在广西开启质量兴市向质量强市跨越升级，出台《关于实施质量强市战略的决定》。到2013年，柳州市印发贯彻《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工作方案。再到2017年，柳州市颁布新时期质量工作纲领性文件《柳州市城市转型升级质量发展导则》，圆满通过“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考核验收。2018年底，柳州市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融合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不断完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显著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效能。
为深入推进《柳州市城市转型升级质量发展导则》贯彻落实，柳州市出台《柳州市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为推进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加快实现‘率先建成’和‘打造龙头’的双目标，夯实更为雄厚的质量基础”。
在柳州，质量意味着敢为人先的创新探索
柳州，作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积极探索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通过发挥质量基础设施的“基础引领”作用，通过机制创新，推进资源整合、要素融合，释放质量基础设施效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柳州市出台了《柳州市城市转型升级质量发展导则》这个质量提升行动纲领；率先在广西设立“市长质量奖”，分设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三类评选类别；率先开展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测评和建立服务业质量监测分析机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柳州市围绕地方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构建质量技术基础战略支撑，累计投入超10亿元，相继建成2个国家评定、6个自治区级、8个市级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检验检测能力居广西一流水平。柳州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创新性建设大大促进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获评为向全国推广应用的优秀典型案例。至今，平台累计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近400个，免费为企业培训技术管理人员上千人次，为服务对象节约直接费用超2000万元。
深入贯彻落实质量强国、质量强桂战略，大力推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建设的工业柳州，立足服务柳州经济、产业发展大局，围绕企业质量提升实际需求，走出了一条“新质量、新工业、新柳州”传统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出了柳州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柳州市将深入实施“实业兴市，开放强柳”战略，持续推进“三大建设”，加快构建“八大体系”，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奋力闯出一条符合柳州实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以实际行动当好广西工业崛起的先行者。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
对老百姓来说，质量是修的路、建的房、生产的产品、生活的环境，让人用得放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行得安全。
对于城市来说，质量是立市之基、转型之要、民生之本。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市，把质量提升作为经济升级和城市转型核心引领，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实现了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人居质量的齐头并进。
这座城市就是广西柳州市，一座崇尚质量的城市。这里是中国西南工业重镇，是五大汽车城市之一，荣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这里是螺蛳粉的殿堂，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年寄递量突破1亿件。这里的水质全国领先，工业与山水彼此交融映衬。
以上的美好，植根于质量之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柳州惊奇”。
柳州市是广西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督查激励的城市。柳州精准发力推动螺蛳粉产业快速发展，获国家有关部门通报表扬。同时，因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获有关部门激励，成为“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地方”上榜城市。
质量，在柳州，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不一般的价值，不一般的追求。
在柳州，质量意味着人民至上的责任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柳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际行动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是“柳州制造”的理念及使命。制造业就是柳州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质量又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柳州爬坡过坎、突破发展瓶颈、奋力突出重围的关键时刻，柳州市把提高城市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将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作为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
柳州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实业兴市，开放强柳”，全力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2021年，柳州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家，亿元工业企业突破400家；新能源汽车产量48.2万辆、增长157.6%，乘用车电动化率位列全国前茅；智能电网、机器人、大数据产业园投入运营，柳州市获评自治区数字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快速发展，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增长38%，年寄递量突破1亿件，成为广西年寄递量率先过亿的单类产品；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获批“科创中国”试点城市；汽车整车产量居全国前五位，上汽通用五菱宏光MINIEV连续23个月在中国新能源车型销售排名领先。2022年8月8日，上汽通用五菱对外宣布新能源销量突破100万辆，仅用时5年，成全球较快达成新能源百万销量的汽车企业。
与此同时，柳州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打造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对标“持久水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5个维度，柳州市将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19年起，柳州市一直位居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前列。柳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6.7%，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
在柳州，质量意味着一以贯之的坚持
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推进质量强市的路上，柳州始终坚持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强市之路，把实施质量强市战略进行到底，全力服务柳州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大局，为质量强桂和质量强国建设砥砺前行。
2012年，柳州市率先在广西开启质量兴市向质量强市跨越升级，出台《关于实施质量强市战略的决定》。到2013年，柳州市印发贯彻《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工作方案。再到2017年，柳州市颁布新时期质量工作纲领性文件《柳州市城市转型升级质量发展导则》，圆满通过“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考核验收。2018年底，柳州市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融合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不断完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显著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效能。
为深入推进《柳州市城市转型升级质量发展导则》贯彻落实，柳州市出台《柳州市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为推进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加快实现‘率先建成’和‘打造龙头’的双目标，夯实更为雄厚的质量基础”。
在柳州，质量意味着敢为人先的创新探索
柳州，作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积极探索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通过发挥质量基础设施的“基础引领”作用，通过机制创新，推进资源整合、要素融合，释放质量基础设施效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柳州市出台了《柳州市城市转型升级质量发展导则》这个质量提升行动纲领；率先在广西设立“市长质量奖”，分设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三类评选类别；率先开展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测评和建立服务业质量监测分析机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柳州市围绕地方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构建质量技术基础战略支撑，累计投入超10亿元，相继建成2个国家评定、6个自治区级、8个市级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检验检测能力居广西一流水平。柳州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创新性建设大大促进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获评为向全国推广应用的优秀典型案例。至今，平台累计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近400个，免费为企业培训技术管理人员上千人次，为服务对象节约直接费用超2000万元。
深入贯彻落实质量强国、质量强桂战略，大力推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建设的工业柳州，立足服务柳州经济、产业发展大局，围绕企业质量提升实际需求，走出了一条“新质量、新工业、新柳州”传统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出了柳州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柳州市将深入实施“实业兴市，开放强柳”战略，持续推进“三大建设”，加快构建“八大体系”，建设现代制造城、打造万亿工业强市，奋力闯出一条符合柳州实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以实际行动当好广西工业崛起的先行者。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
金融时报 | 婺源：绿树成荫子满枝 重访婺源近距离感受小额农贷的信用力量
8月，江西婺源。
时隔21年，当再次见到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林生时，记者不由得感慨良多。2001年7月，记者第一次赴婺源采访小额农贷试点情况时就采访过他，那时还没有林生实业，45岁的他还只是一片茶园的承包人，同时开着一间小茶坊。此次见面，老金明显比以前开朗老练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林生茶如今在婺源已是响当当的品牌，林生实业也颇具规模，正向着三产融合的方向发展。当谈到小额农贷时，老金变得庄重起来：“是农信社从900元贷款一步步把我扶持起来的，我是小额农贷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的确，在婺源，许许多多的人都像金林生一样对小额农贷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小额农贷是犹如“篁岭晒秋、江湾晓月”一般的婺源标志。事实上，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婺源，小额农贷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它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散播的种子深刻影响着婺源金融经济的方方面面。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婺源小额农贷这块‘金字招牌’的打造，得益于深厚的徽商诚信文化底蕴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婺源农信系统的不懈努力。”婺源农商银行行长李岩红告诉记者。
2001年，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婺源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调查、论证和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当时婺源县农信社按照“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资信评定、核贷发证、贷款发放”5个步骤规范操作，以“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贷方式有序推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3个农村基层组织互动的农贷协管员制度，在较短时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向45033户农户核发信用贷款证，发证面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9%，首年贷款余额即达到9066万元。2001年12月，人民银行总行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小额农贷的“婺源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额农贷学婺源”的热潮。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变化，婺源农信社坚持以信用为底色，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小额农贷的运作和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金融产品，成为“最美乡村”另一张闪亮名片。
李岩红告诉记者，像金林生那样由小额农贷扶持起来的企业家在婺源就有40多位。截至目前，婺源农商行发放小额农贷余额达11.74亿元，是2001年的11倍，不良率0.71%，远低于总体不良率的3.59%，小额农贷占该行贷款的15%以上，盈利占比为17.35%。“小额农贷依然是我行耀眼的‘明星’。”李岩红笑着说。
金融创新的“酵母”
赋春镇吴伟煌长年从事特色小吃茄子干的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业务，销售对象是县城周边小卖部或超市。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销售，销量较往年断崖式下降，且20余万元货款也未能及时收回，让原本准备利用春节旺季大干一场的吴伟煌陷入了困境，他准备向民间借高息贷款渡过难关。正在此当口，得知情况的婺源江淮村镇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其审批下了一款名为“兴农贷”的信贷产品共20万元，帮助他渡过最艰难的关口。目前，在村镇银行的贷款持续支持下，吴伟煌扩建了自己的厂房，年销售额已达2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2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敢于果断发放贷款时，婺源江淮村镇银行行长叶传海说：“凭个人诚信。‘兴农贷’就是一款脱胎于小额农贷的产品。”
的确，面对不断增长的婺源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农贷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贷款受众从单一的农业耕种者拓展到特色种养、农家乐、农业新型主体，并在支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对接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新业态。要担负起众多使命，仅仅靠小额农贷这一款产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才能实现。李岩红告诉记者，目前，婺源农商银行共有39款贷款产品，其中基于信用的就有26款。这26款产品的设计思想都源于小额农贷的初衷。人行婺源县支行行长李强告诉记者，在婺源，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占比较大、种类丰富的信用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说都与小额农贷一脉相承。信用，已成为婺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一种“本能反应”。
记者在婺源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小额农贷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金融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优质的“酵母”，酝酿出众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同时激发出婺源金融人的新思维。
信用环境的“净化器”
俞友鸿现在是婺源木雕、石雕、砖雕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过去的他只是个边干边学的匠人。20多年前，1万元小额农贷帮助他办起了雕刻厂，如今他的雕刻厂已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每每谈起这些，俞友鸿都会心生感激。“像我这种除了手艺啥也没有的人在当时能贷到1万元贷款，信用社主任其实是担着很大压力的。所以，现在我一直都在农商行贷款，并且每当还贷结息日都会打提前量，不能让人为难！”
俞友鸿的心思其实代表了众多小额农贷受益者的想法。事实上，一方面，婺源诚信文化是“婺源模式”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小额农贷的持续推进又在悄然重塑婺源的信用环境。婺源县常务副县长邓跃跃认为，经久不衰的小额农贷在婺源持续20多年的推进，不仅在农户心中树立起诚信有价的理念，而且也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共同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的共识。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科学细致地量化评价指标，2021年11月，县里重新出台了乡村振兴带头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方案。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工业园区都踊跃参与。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建设信用村160个、信用户3860户。
婺源信用环境的持续向好，同样也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记者走访了6家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均对当前的信用环境表示较为满意，并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加大对新产品研发与投放的步伐。与此同时，为整合信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行婺源县支行积极搭建起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增设主体模块，为新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成果的转化提供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
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截至7月末，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06.89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0.89%。其中，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39.32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2.99%。
在回顾婺源小额农贷走过的21年历程时，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行长邓建军认为，小额农贷在婺源能够做到余额和密度持续增加，质量保持稳定，产品和机构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不断扩展，核心管理方式延续至今，除了秉承为民担当、立足基层、与时俱进等外，还在于坚守住了信用为本的理念。
8月，江西婺源。
时隔21年，当再次见到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林生时，记者不由得感慨良多。2001年7月，记者第一次赴婺源采访小额农贷试点情况时就采访过他，那时还没有林生实业，45岁的他还只是一片茶园的承包人，同时开着一间小茶坊。此次见面，老金明显比以前开朗老练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林生茶如今在婺源已是响当当的品牌，林生实业也颇具规模，正向着三产融合的方向发展。当谈到小额农贷时，老金变得庄重起来：“是农信社从900元贷款一步步把我扶持起来的，我是小额农贷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的确，在婺源，许许多多的人都像金林生一样对小额农贷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小额农贷是犹如“篁岭晒秋、江湾晓月”一般的婺源标志。事实上，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婺源，小额农贷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它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散播的种子深刻影响着婺源金融经济的方方面面。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婺源小额农贷这块‘金字招牌’的打造，得益于深厚的徽商诚信文化底蕴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婺源农信系统的不懈努力。”婺源农商银行行长李岩红告诉记者。
2001年，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婺源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调查、论证和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当时婺源县农信社按照“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资信评定、核贷发证、贷款发放”5个步骤规范操作，以“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贷方式有序推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3个农村基层组织互动的农贷协管员制度，在较短时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向45033户农户核发信用贷款证，发证面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9%，首年贷款余额即达到9066万元。2001年12月，人民银行总行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小额农贷的“婺源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额农贷学婺源”的热潮。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变化，婺源农信社坚持以信用为底色，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小额农贷的运作和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金融产品，成为“最美乡村”另一张闪亮名片。
李岩红告诉记者，像金林生那样由小额农贷扶持起来的企业家在婺源就有40多位。截至目前，婺源农商行发放小额农贷余额达11.74亿元，是2001年的11倍，不良率0.71%，远低于总体不良率的3.59%，小额农贷占该行贷款的15%以上，盈利占比为17.35%。“小额农贷依然是我行耀眼的‘明星’。”李岩红笑着说。
金融创新的“酵母”
赋春镇吴伟煌长年从事特色小吃茄子干的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业务，销售对象是县城周边小卖部或超市。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销售，销量较往年断崖式下降，且20余万元货款也未能及时收回，让原本准备利用春节旺季大干一场的吴伟煌陷入了困境，他准备向民间借高息贷款渡过难关。正在此当口，得知情况的婺源江淮村镇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其审批下了一款名为“兴农贷”的信贷产品共20万元，帮助他渡过最艰难的关口。目前，在村镇银行的贷款持续支持下，吴伟煌扩建了自己的厂房，年销售额已达2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2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敢于果断发放贷款时，婺源江淮村镇银行行长叶传海说：“凭个人诚信。‘兴农贷’就是一款脱胎于小额农贷的产品。”
的确，面对不断增长的婺源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农贷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贷款受众从单一的农业耕种者拓展到特色种养、农家乐、农业新型主体，并在支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对接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新业态。要担负起众多使命，仅仅靠小额农贷这一款产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才能实现。李岩红告诉记者，目前，婺源农商银行共有39款贷款产品，其中基于信用的就有26款。这26款产品的设计思想都源于小额农贷的初衷。人行婺源县支行行长李强告诉记者，在婺源，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占比较大、种类丰富的信用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说都与小额农贷一脉相承。信用，已成为婺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一种“本能反应”。
记者在婺源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小额农贷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金融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优质的“酵母”，酝酿出众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同时激发出婺源金融人的新思维。
信用环境的“净化器”
俞友鸿现在是婺源木雕、石雕、砖雕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过去的他只是个边干边学的匠人。20多年前，1万元小额农贷帮助他办起了雕刻厂，如今他的雕刻厂已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每每谈起这些，俞友鸿都会心生感激。“像我这种除了手艺啥也没有的人在当时能贷到1万元贷款，信用社主任其实是担着很大压力的。所以，现在我一直都在农商行贷款，并且每当还贷结息日都会打提前量，不能让人为难！”
俞友鸿的心思其实代表了众多小额农贷受益者的想法。事实上，一方面，婺源诚信文化是“婺源模式”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小额农贷的持续推进又在悄然重塑婺源的信用环境。婺源县常务副县长邓跃跃认为，经久不衰的小额农贷在婺源持续20多年的推进，不仅在农户心中树立起诚信有价的理念，而且也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共同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的共识。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科学细致地量化评价指标，2021年11月，县里重新出台了乡村振兴带头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方案。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工业园区都踊跃参与。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建设信用村160个、信用户3860户。
婺源信用环境的持续向好，同样也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记者走访了6家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均对当前的信用环境表示较为满意，并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加大对新产品研发与投放的步伐。与此同时，为整合信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行婺源县支行积极搭建起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增设主体模块，为新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成果的转化提供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
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截至7月末，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06.89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0.89%。其中，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39.32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2.99%。
在回顾婺源小额农贷走过的21年历程时，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行长邓建军认为，小额农贷在婺源能够做到余额和密度持续增加，质量保持稳定，产品和机构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不断扩展，核心管理方式延续至今，除了秉承为民担当、立足基层、与时俱进等外，还在于坚守住了信用为本的理念。
#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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