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活在纽约不再安全#【CNN：活在纽约不再安全，就像恶托邦】“这是一个闷热的春日，纽约市民戴娜·阿伯（Dana Aber）却身着厚重的皮夹克站在时代广场42街的地铁站台。她心想，万一自己中枪了，这件厚夹克可能比薄外套更能扛一些......”
出门穿着还要考虑枪击的因素，乍一听上去像是一场“恶托邦式的噩梦”；但对于许多纽约市民而言，这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
“纽约人在家里也不再感到安全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月30日以此为题发表长篇报道，把视角对准了纽约当前令人担忧的安全形势。文章写道，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纽约市的犯罪数据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今年的仇恨犯罪数量已比去年同期增加76%。然而，地方政府即便不断出台政策，试图表明打击犯罪的决心。但仍难以挽回民众的信任，在愈演愈烈的犯罪浪潮中，市民们正愈加感到害怕和无助。
今年4月12日，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枪击案震惊全美，事件共造成至少29人受伤，其中10人中枪。这起案件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纽约市安全局势恶化的困境。（图一）
在经历近30年的平静后，纽约市犯罪事件数量从2020年开始攀升。纽约市警察局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该市的重大犯罪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2.7%。其中，抢劫案增加了46.7%，重大盗窃案增加了54%，强奸案增加了14.9%。谋杀率比去年下降了13.1%，但在过去两年里仍上升了9.2%。
另据纽约警察局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的数据，纽约市今年已经发生的仇恨犯罪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
对纽约民众而言，由犯罪案件导致的恐惧，给他们的城市生活蒙上了阴影。
“对我们来说，这越来越成为一个精神问题，我们总是担心安全问题，”53岁的纽约哈莱姆区居民皮拉尔·韦斯顿（Pilar Weston）说，“我经常会害怕，我坐地铁会发生什么？或者我走错了路、骑自行车的时候会碰到什么？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
为了逃避这种恐惧，韦斯顿在通勤时尽量不乘地铁。她小心翼翼地选择回家的路线，她会在不同的时间避开特定的街道，而且“总是”准备好逃跑。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韦斯顿指了指自己，“在你长大的地方，在你自己的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不停地张望四周，这让人很烦恼。”
“这是我的家，”她说，“我在家里本应感到安全。”
一位名叫帕拉斯的亚裔美国人坦承，自己害怕成为下一个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我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担心自己会成为别人的下一个目标，”她说。“每当我乘坐地铁或白天走路时，我总是处于恐惧爆发的边缘，太不安全了。”
纽约市政府并非熟视无睹。
纽约市非裔民主党籍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称，疫情爆发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导致无家可归人数“大幅上涨”，是犯罪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
今年1月，亚当斯宣布了一项打击犯罪浪潮的全面计划。它包括增加巡逻警员，为该市现有的枪支没收部门增加资源，开发阻止枪支流入的新技术，以及为处境困境的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亚当斯还恢复了警察部队中一个备受争议的便衣分队，并将其称作“社区安全小组”。
纽约警察局长塞维尔（Keechant L. Sewell）为这一计划背书称，纽约警察局将致力于正面打击犯罪，警局绝不会退却，纽约人值得更好的生活。
然而，从一些民众的反映来看，政府打击犯罪的计划，似乎并没能让他们重拾信心。
CNN提到，纽约人对犯罪率上升感到担忧，但对市长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加强治安无济于事，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23岁的布莱恩认为，从源头消除犯罪，加强警民沟通是更有效的方法、
“加强治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社区警察和民众沟通不畅，这是一种信任问题，人们觉得呆在他们的身边并不安全。”布莱恩还经常与具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交谈，引导他们远离犯罪的道路。
有一些人认为，打击犯罪，必先打击贫困。
非营利组织“正义集会”（the Gathering for Justice）的负责人卡门·佩雷斯·乔丹（Carmen Perez-Jordan）说：“我们真的需要扪心自问，是什么迫使一个人从商店里偷东西，在公共场所吸毒，或拿起武器伤害别人？一个人到底要经历些什么，才会认为做这些事情是对的？”
她继续说道：“一加仑牛奶要4.62美元、租金持续上涨、心理健康问题增加了，无家可归者激增，吸毒过量和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严重破坏了贫困社区。与此同时，近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一点。人们受伤了，人们绝望了，那些一生都在经历这种事的人受够了。”
“暴力行为就像传染病一样，”布莱恩说。“如果我们想解决暴力上升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贫困，这是所有暴力的根源。我们还要解决青少年资源短缺的问题，以及心理健康问题。”
泰·萨姆特（Ty Sumter）回忆着过去在纽约做的每一件事，那时他觉得独自走在路上，晚上坐地铁回家很安全。
但现在，“平静的生活已成为尘封的往事，平安度过今日竟成了一种祝福，这难道是理应发生的？”
出门穿着还要考虑枪击的因素，乍一听上去像是一场“恶托邦式的噩梦”；但对于许多纽约市民而言，这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
“纽约人在家里也不再感到安全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月30日以此为题发表长篇报道，把视角对准了纽约当前令人担忧的安全形势。文章写道，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纽约市的犯罪数据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今年的仇恨犯罪数量已比去年同期增加76%。然而，地方政府即便不断出台政策，试图表明打击犯罪的决心。但仍难以挽回民众的信任，在愈演愈烈的犯罪浪潮中，市民们正愈加感到害怕和无助。
今年4月12日，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枪击案震惊全美，事件共造成至少29人受伤，其中10人中枪。这起案件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纽约市安全局势恶化的困境。（图一）
在经历近30年的平静后，纽约市犯罪事件数量从2020年开始攀升。纽约市警察局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该市的重大犯罪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2.7%。其中，抢劫案增加了46.7%，重大盗窃案增加了54%，强奸案增加了14.9%。谋杀率比去年下降了13.1%，但在过去两年里仍上升了9.2%。
另据纽约警察局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的数据，纽约市今年已经发生的仇恨犯罪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
对纽约民众而言，由犯罪案件导致的恐惧，给他们的城市生活蒙上了阴影。
“对我们来说，这越来越成为一个精神问题，我们总是担心安全问题，”53岁的纽约哈莱姆区居民皮拉尔·韦斯顿（Pilar Weston）说，“我经常会害怕，我坐地铁会发生什么？或者我走错了路、骑自行车的时候会碰到什么？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
为了逃避这种恐惧，韦斯顿在通勤时尽量不乘地铁。她小心翼翼地选择回家的路线，她会在不同的时间避开特定的街道，而且“总是”准备好逃跑。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韦斯顿指了指自己，“在你长大的地方，在你自己的家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不停地张望四周，这让人很烦恼。”
“这是我的家，”她说，“我在家里本应感到安全。”
一位名叫帕拉斯的亚裔美国人坦承，自己害怕成为下一个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我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担心自己会成为别人的下一个目标，”她说。“每当我乘坐地铁或白天走路时，我总是处于恐惧爆发的边缘，太不安全了。”
纽约市政府并非熟视无睹。
纽约市非裔民主党籍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称，疫情爆发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导致无家可归人数“大幅上涨”，是犯罪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
今年1月，亚当斯宣布了一项打击犯罪浪潮的全面计划。它包括增加巡逻警员，为该市现有的枪支没收部门增加资源，开发阻止枪支流入的新技术，以及为处境困境的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亚当斯还恢复了警察部队中一个备受争议的便衣分队，并将其称作“社区安全小组”。
纽约警察局长塞维尔（Keechant L. Sewell）为这一计划背书称，纽约警察局将致力于正面打击犯罪，警局绝不会退却，纽约人值得更好的生活。
然而，从一些民众的反映来看，政府打击犯罪的计划，似乎并没能让他们重拾信心。
CNN提到，纽约人对犯罪率上升感到担忧，但对市长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加强治安无济于事，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23岁的布莱恩认为，从源头消除犯罪，加强警民沟通是更有效的方法、
“加强治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社区警察和民众沟通不畅，这是一种信任问题，人们觉得呆在他们的身边并不安全。”布莱恩还经常与具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交谈，引导他们远离犯罪的道路。
有一些人认为，打击犯罪，必先打击贫困。
非营利组织“正义集会”（the Gathering for Justice）的负责人卡门·佩雷斯·乔丹（Carmen Perez-Jordan）说：“我们真的需要扪心自问，是什么迫使一个人从商店里偷东西，在公共场所吸毒，或拿起武器伤害别人？一个人到底要经历些什么，才会认为做这些事情是对的？”
她继续说道：“一加仑牛奶要4.62美元、租金持续上涨、心理健康问题增加了，无家可归者激增，吸毒过量和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严重破坏了贫困社区。与此同时，近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一点。人们受伤了，人们绝望了，那些一生都在经历这种事的人受够了。”
“暴力行为就像传染病一样，”布莱恩说。“如果我们想解决暴力上升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贫困，这是所有暴力的根源。我们还要解决青少年资源短缺的问题，以及心理健康问题。”
泰·萨姆特（Ty Sumter）回忆着过去在纽约做的每一件事，那时他觉得独自走在路上，晚上坐地铁回家很安全。
但现在，“平静的生活已成为尘封的往事，平安度过今日竟成了一种祝福，这难道是理应发生的？”
又呈吴郎
唐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系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护“枣”之举。杜甫为此写诗劝阻。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不为：要不是因为。困穷：艰难窘迫。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恐惧：害怕。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使：一作“便”。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盈：满。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唐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系杜甫吴姓亲戚。杜甫将草堂让给他住。这位亲戚住下后，即有筑“篱”，护“枣”之举。杜甫为此写诗劝阻。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不为：要不是因为。困穷：艰难窘迫。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恐惧：害怕。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使：一作“便”。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杜甫《登岳阳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盈：满。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观点中国# 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多轮制裁祸乱世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不仅没有以理性思维从冲突根源看待问题、促谈劝和，反而火上浇油、火中取栗、火力全开，沆瀣一气地挥舞着各类制裁大棒，试图将俄罗斯打造成世界经济孤岛，从中攫取最大战略利益。
这种不设道德底线、不惧违背契约、不顾溢出影响的多轮制裁前所未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美西方倡导的“公平市场”“自由经济”的认知。美西方掠夺式的制裁措施正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动荡之源。https://t.cn/A66D2S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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