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发国难财，这叫什么？
为补给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医疗物资，美国联邦政府正在与私营公司合作，将大量医疗用品从其他国家带到美国，即“空中桥梁计划”（Project Airbridge）。但伊利诺伊州长普利兹克(JB Pritzker)近日表示，各州需要相互竞争，从私营公司手中购买这些物资。该说法得到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主管新冠疫情物资供应的负责人约翰·波洛奇兹（John Polowczyk）的证实。根据约翰·波... https://t.cn/A6ZFWtjZ
为补给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医疗物资，美国联邦政府正在与私营公司合作，将大量医疗用品从其他国家带到美国，即“空中桥梁计划”（Project Airbridge）。但伊利诺伊州长普利兹克(JB Pritzker)近日表示，各州需要相互竞争，从私营公司手中购买这些物资。该说法得到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主管新冠疫情物资供应的负责人约翰·波洛奇兹（John Polowczyk）的证实。根据约翰·波... https://t.cn/A6ZFWtjZ
在这些日子里，市场情绪主要受到中国发行的推动。 昨天，中国的官方PMI导致了巨大的避险情绪。 官方发布消息称，由于出口订单降至2009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制造业活动下降至49.2点。
今天，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发布量增加至49.9点。 财新调查更侧重于小型和私营公司，这些公司可能会受到出口放缓的影响。 实际发布的数据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8.5点。 因此，市场对此表示赞赏。
中国如此迅速地影响全球市场的力量是什么？ 让我们从下面的图片中找到答案。
今天，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发布量增加至49.9点。 财新调查更侧重于小型和私营公司，这些公司可能会受到出口放缓的影响。 实际发布的数据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8.5点。 因此，市场对此表示赞赏。
中国如此迅速地影响全球市场的力量是什么？ 让我们从下面的图片中找到答案。
#江财放映#
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庄毓敏
非常感谢江西财大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很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是近一年来我带领财金学院的一个团队所做的研究课题，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先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希望能够将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去构建一个一般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是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第四是政策建议。
第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大家知道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即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分别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引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中，近几十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了他们的理论。1990年罗默教授在《内生技术进步》一文中提出了他的三个部门四个要素模型，来论证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它的经济含义是指，经济增长的增长率会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和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没有关系。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而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些结论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我国的现实意义而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发展新的五大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创新是方向，是钥匙，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中国制造2025是创新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总抓手，实现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就是要先从理论上搞清楚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找了两个国家的例子，即美国和德国。我们看到美国的企业创新有六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手工式”“实验室”创新，十五、十六世纪科学革命后，“试验-改错-再试验”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很多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而是在实验室完成，创新的方式大大增加。十八到十九世纪的代表人物就是富兰克林和爱迪生，他们叫实验科学家，开创了美国创新的先河，也奠定了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他们主要的脉络就是实验、改错和再实验。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技术的引进和改造，美国提出并实施在经济与技术上对英国和德国的技术进行赶超，在这一阶段技术的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非常深远了，特别是一些大的公司，因为技术创新而获得了超额利润和快速成长。经济学家熊彼特看到了创新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规律根本性的原因。
第三阶段是20世纪美国大型研究机构迅速发展，代表性的公司就是通用公司和贝尔实验室，他们为美国的工程技术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阶段是知识和资本取代了自然资源，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创新体系，政府也有巨额的投入，特别对国防科研方面巨额的投入，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技术和产品，如通信卫星、核电站、互联网等，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科技创新展现出知识和资本对于自然资源取代的优势。
第五个阶段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科技创新的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80年代后期创新网络和创新集群应运而生，提出了开放式的创新理念，各种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成为了主要的方式，从金融领域看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灵活的风险投资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创新型大的科技公司，比如惠普、苹果等等。
第六个阶段是美国政府在2011年推出实验室到市场计划的新的商业模式，就是要加快创新技术向市场的转化，强调和鼓励创新团队把科研项目直接转变为创业机会，把科研人员快速变为创业者。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在倡导的一项工作。
另一个国家是德国的经验，德国正在向工业4.0转变。在十八世纪的工业1.0时期为了赶超英国，德国以引进和消化英国机械设备技术为目标，制定了工业1.0的战略，旨在实现制造业机械化。德国企业的创新和高等教育改革联系得非常紧密，19世纪初德国实行了高教的改革，以科研和启发创造为高等教育的精髓，大学成为了科研中心，承担了德国70%的科研任务，到19世纪中国家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大幅增加，在19世纪30年代的它的科技成果达到了英法两国的总和，跻身先进工业国家行列。
由于战争，政府专注国防和空间科技，开展电子自动化的2.0战略，这时候德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应用型技术大学和职业教育，这跟我们国家目前非常相似，和企业共同培养专职人才。这时候企业实现了自发的研究，政府搞集中研究，这跟我们也很像。
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注重民用科技发展，强调企业创新，希望通过工业3.0实现电子信息自动化，2002年政府的科研费用支出占公共支出的5.2%，大批规划出台，鼓励企业成为研发主力。
21世纪后德国工业创新已领先世界，但高科技激进创新较弱，与日美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出台了工业智能化、物联网化和服务化的工业4.0，期待革命性技术创新。
这两个国家的创新模式总结下来，有比较多不同的地方，美国的创新带有突破性的创造发明，德国的创新是技术性的转化，美国创新是孤立的产业技术，还有基础创新占中心地位，这是非常大的不同，还有资本市场的激励，还有启发式的基础教育。德国主要是强调技术的转化和融入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很少有破坏性的，还有企业创新的中心地位、广泛的科研院所、独立无双的教育培训等。这是两条不同的模式、两条不同的路。中国到底采取哪一个模式，两者兼顾还是其中一个是主要的，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换另一种方式概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创新，一种是美国突变式的创新。
2018年7月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联合发布了全球的创新指数，对126个国家和经济体的80项指标进行评价，中国由去年的22名提升到第17位。中国创新能力突出表现在全球性研发公司、进口高科技产品、高校就读学生大幅增加，特别是从绝对数量看，我们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的数量、专利和论文数量等均在世界第一或第二。
彭博也有一个创新指数，有七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当中，我们的排名由21上升到19位，也是从事科技的人员在劳动力当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创新专利数量越来越多，比如华为。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也发布了一个创新的指数报告，我们现在在第17位，国家提出来的目标是十三五规划当中提出来的，到2020年国家综合创新排名要进入到世界前15位。
第二、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刚才与大家描述的是创新和发展或者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把金融因素引入到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做了大量文献的梳理，从当前国际背景、国内背景、现实约束等等，我们需要做一件工作，就是要构建一个发达的融资体系为企业创新服务，从而实现创新型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对于金融和企业创新的关系，论文研究已经特别多了，角度也非常多，从IPO、金融架构、股市流动性、风险资本等，还有从机构的角度，包括从银行规模、信贷市场与信贷配给、外部融资约束等，学者们详细研究了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学术界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性的研究，研究的角度从研发投入、专利、专利应用、成果转化、创新方式等论证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都是一致的结论。
对于金融、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量集中在用实证的方法就是找一些数据论证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也有不少的学者做过类似的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多数的研究是关注两两之间的关系，比较少的文献做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的研究，而在这些研究当中，非常多的是实证检验，对于理论特别是建模比较少，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也非常有限，所以有必要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基础上做实证的检验，考察金融发展、研发投入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建模的框架是四部门，家庭、厂商、银行和研发创新部门。通过一般性均衡模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金融水平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中的储蓄增加，研发部门的融资缺口会减少，研发活动面临的损失也会同比例地减少，相应研发投入缩减的程度也会降低。最优情况下，研发所需要的融资能够得到全部的满足，这时研发部门不再需要缩减研发投入，达到最高的研发的投入水平。
我们选择了中国31个省2008到2016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激励当地整体研发创新活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和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个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会相应提高。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对于研发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不同的工业化程度来看，金融发展对于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效应，就是金融越发展，研发活动应该越活跃。相对于低工业化程度的地区来说，高工业化程度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和完善对于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更大。
从外商投资水平的角度来看，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省份或年份，金融发展对于研发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本上能够印证金融发展和外商投资是相互加强、共同促进了企业研发活动。
从政府支出水平来看，不同政府支出水平条件，金融发展对研发的推动作用也是存在的，相对于高政府支出的地区，金融发展相对于那些相对低政府支出地区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会更强。
从教育水平来看，这个结论也依然成立，我们看到全国31个省和地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相对少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会更大。说明丰富的人才资源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的研发创新活动，人才越匮乏的地区可能未来就越落后。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无论是从总量、平均量还是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衡量，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都是非常显著而且稳健的。
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是看创新如何作为一个中介促进经济增长，证明的结果也非常显著，大致可以看到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有近一半是通过研发来实现的。
第三，主要结论。
理论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中的储蓄增加，研发部门的融资缺口收窄，研发活动因为资金的不足导致的价值损失会减少，从而企业研发意愿更强，研发投入增加，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的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工业化水平、外商投资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和政府支出比较低、教育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金融发展作用会更明显；企业的研发创新确实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发现私营企业对于我们国家研发的投入、支撑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从专利的申请数量和发明专利看，私营企业占比是很高的。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却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困境。
第四，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地刺激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因此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区域金融发展，对于激发中小微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具有特殊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有助于缓解创新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更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
继续推动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改善研发创新的环境，同时对于政府财力比较弱的地方、人才资源比较弱的地方，更要特别重视金融发展促进创新增长的作用，并且要加以有效利用。
要重视研发创新的作用，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特别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企业研发活动的能力，从而使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路径能够更加顺畅，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
谢谢大家！
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庄毓敏
非常感谢江西财大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很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是近一年来我带领财金学院的一个团队所做的研究课题，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先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希望能够将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去构建一个一般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是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第四是政策建议。
第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大家知道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即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分别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引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中，近几十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了他们的理论。1990年罗默教授在《内生技术进步》一文中提出了他的三个部门四个要素模型，来论证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它的经济含义是指，经济增长的增长率会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和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没有关系。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而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些结论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我国的现实意义而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发展新的五大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创新是方向，是钥匙，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中国制造2025是创新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总抓手，实现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就是要先从理论上搞清楚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找了两个国家的例子，即美国和德国。我们看到美国的企业创新有六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手工式”“实验室”创新，十五、十六世纪科学革命后，“试验-改错-再试验”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很多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而是在实验室完成，创新的方式大大增加。十八到十九世纪的代表人物就是富兰克林和爱迪生，他们叫实验科学家，开创了美国创新的先河，也奠定了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他们主要的脉络就是实验、改错和再实验。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技术的引进和改造，美国提出并实施在经济与技术上对英国和德国的技术进行赶超，在这一阶段技术的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非常深远了，特别是一些大的公司，因为技术创新而获得了超额利润和快速成长。经济学家熊彼特看到了创新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规律根本性的原因。
第三阶段是20世纪美国大型研究机构迅速发展，代表性的公司就是通用公司和贝尔实验室，他们为美国的工程技术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阶段是知识和资本取代了自然资源，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创新体系，政府也有巨额的投入，特别对国防科研方面巨额的投入，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技术和产品，如通信卫星、核电站、互联网等，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科技创新展现出知识和资本对于自然资源取代的优势。
第五个阶段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科技创新的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80年代后期创新网络和创新集群应运而生，提出了开放式的创新理念，各种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成为了主要的方式，从金融领域看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灵活的风险投资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创新型大的科技公司，比如惠普、苹果等等。
第六个阶段是美国政府在2011年推出实验室到市场计划的新的商业模式，就是要加快创新技术向市场的转化，强调和鼓励创新团队把科研项目直接转变为创业机会，把科研人员快速变为创业者。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在倡导的一项工作。
另一个国家是德国的经验，德国正在向工业4.0转变。在十八世纪的工业1.0时期为了赶超英国，德国以引进和消化英国机械设备技术为目标，制定了工业1.0的战略，旨在实现制造业机械化。德国企业的创新和高等教育改革联系得非常紧密，19世纪初德国实行了高教的改革，以科研和启发创造为高等教育的精髓，大学成为了科研中心，承担了德国70%的科研任务，到19世纪中国家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大幅增加，在19世纪30年代的它的科技成果达到了英法两国的总和，跻身先进工业国家行列。
由于战争，政府专注国防和空间科技，开展电子自动化的2.0战略，这时候德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应用型技术大学和职业教育，这跟我们国家目前非常相似，和企业共同培养专职人才。这时候企业实现了自发的研究，政府搞集中研究，这跟我们也很像。
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注重民用科技发展，强调企业创新，希望通过工业3.0实现电子信息自动化，2002年政府的科研费用支出占公共支出的5.2%，大批规划出台，鼓励企业成为研发主力。
21世纪后德国工业创新已领先世界，但高科技激进创新较弱，与日美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出台了工业智能化、物联网化和服务化的工业4.0，期待革命性技术创新。
这两个国家的创新模式总结下来，有比较多不同的地方，美国的创新带有突破性的创造发明，德国的创新是技术性的转化，美国创新是孤立的产业技术，还有基础创新占中心地位，这是非常大的不同，还有资本市场的激励，还有启发式的基础教育。德国主要是强调技术的转化和融入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很少有破坏性的，还有企业创新的中心地位、广泛的科研院所、独立无双的教育培训等。这是两条不同的模式、两条不同的路。中国到底采取哪一个模式，两者兼顾还是其中一个是主要的，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换另一种方式概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创新，一种是美国突变式的创新。
2018年7月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商学院联合发布了全球的创新指数，对126个国家和经济体的80项指标进行评价，中国由去年的22名提升到第17位。中国创新能力突出表现在全球性研发公司、进口高科技产品、高校就读学生大幅增加，特别是从绝对数量看，我们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的数量、专利和论文数量等均在世界第一或第二。
彭博也有一个创新指数，有七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当中，我们的排名由21上升到19位，也是从事科技的人员在劳动力当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创新专利数量越来越多，比如华为。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也发布了一个创新的指数报告，我们现在在第17位，国家提出来的目标是十三五规划当中提出来的，到2020年国家综合创新排名要进入到世界前15位。
第二、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刚才与大家描述的是创新和发展或者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把金融因素引入到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做了大量文献的梳理，从当前国际背景、国内背景、现实约束等等，我们需要做一件工作，就是要构建一个发达的融资体系为企业创新服务，从而实现创新型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对于金融和企业创新的关系，论文研究已经特别多了，角度也非常多，从IPO、金融架构、股市流动性、风险资本等，还有从机构的角度，包括从银行规模、信贷市场与信贷配给、外部融资约束等，学者们详细研究了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学术界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性的研究，研究的角度从研发投入、专利、专利应用、成果转化、创新方式等论证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都是一致的结论。
对于金融、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量集中在用实证的方法就是找一些数据论证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也有不少的学者做过类似的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多数的研究是关注两两之间的关系，比较少的文献做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的研究，而在这些研究当中，非常多的是实证检验，对于理论特别是建模比较少，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也非常有限，所以有必要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基础上做实证的检验，考察金融发展、研发投入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建模的框架是四部门，家庭、厂商、银行和研发创新部门。通过一般性均衡模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金融水平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中的储蓄增加，研发部门的融资缺口会减少，研发活动面临的损失也会同比例地减少，相应研发投入缩减的程度也会降低。最优情况下，研发所需要的融资能够得到全部的满足，这时研发部门不再需要缩减研发投入，达到最高的研发的投入水平。
我们选择了中国31个省2008到2016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激励当地整体研发创新活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和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个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也会相应提高。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对于研发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不同的工业化程度来看，金融发展对于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效应，就是金融越发展，研发活动应该越活跃。相对于低工业化程度的地区来说，高工业化程度地区的金融体系发展和完善对于工业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更大。
从外商投资水平的角度来看，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省份或年份，金融发展对于研发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本上能够印证金融发展和外商投资是相互加强、共同促进了企业研发活动。
从政府支出水平来看，不同政府支出水平条件，金融发展对研发的推动作用也是存在的，相对于高政府支出的地区，金融发展相对于那些相对低政府支出地区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会更强。
从教育水平来看，这个结论也依然成立，我们看到全国31个省和地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相对少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会更大。说明丰富的人才资源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的研发创新活动，人才越匮乏的地区可能未来就越落后。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无论是从总量、平均量还是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衡量，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都是非常显著而且稳健的。
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是看创新如何作为一个中介促进经济增长，证明的结果也非常显著，大致可以看到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有近一半是通过研发来实现的。
第三，主要结论。
理论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中的储蓄增加，研发部门的融资缺口收窄，研发活动因为资金的不足导致的价值损失会减少，从而企业研发意愿更强，研发投入增加，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的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工业化水平、外商投资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和政府支出比较低、教育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金融发展作用会更明显；企业的研发创新确实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发现私营企业对于我们国家研发的投入、支撑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从专利的申请数量和发明专利看，私营企业占比是很高的。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却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困境。
第四，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地刺激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因此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区域金融发展，对于激发中小微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具有特殊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有助于缓解创新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更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
继续推动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改善研发创新的环境，同时对于政府财力比较弱的地方、人才资源比较弱的地方，更要特别重视金融发展促进创新增长的作用，并且要加以有效利用。
要重视研发创新的作用，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特别要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企业研发活动的能力，从而使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路径能够更加顺畅，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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