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紫荆快讯#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大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吴腮忠：加强医用防护物资监管 全力以赴保供应、保质量、保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市场出现了“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我局从1月23日起就开始召集监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围绕“保供应、保质量、保生产”三项任务，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全力以赴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药械监管工作。
第一，全力以赴“保供应”
一是加快医用防护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我局组织6个技术攻关组，深入医用N95口罩、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遇到的工艺、质量等难题。在医疗器械产业集中的进贤县，派出了驻厂监督员，实行点对点服务，为生产企业复产、转产提供技术支持。开通了防疫物资直报系统，及时掌握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截至2月23日，我省共有151家药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涉及防疫用药的生产企业复工率为100%；60家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已有53家复工，复工率为88%；18家医用外科口罩生产企业已有15家复工，复工率为83%；省内医用N95口罩和医用防护服3家主要生产企业已全部复工，有效缓解了抗疫一线重点防控物资紧缺的状况。
二是加快医用防护产品的急应审批。按照“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的原则，开设应急审评审批通道，将串联改为并联，做到随到随审、随到随检，最大程度加快审评审批的速度。印发应急审批工作程序，明确受理、检验检测、现场核查等每个环节的完成时限，提升审评审批效能；预发生产许可证编号，让企业提前制作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抢抓上市时间。将非无菌的医用口罩上市许可事项，下放到各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临时应急审批管理。1月24日（除夕），我局组织技术专家组蹲在车间，帮助2家口罩企业获得临时上市许可，出口转内销，增加日产30万只口罩的产能。24小时应急审批了一家企业的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上市申请。截至2月23日，我局已完成医疗器械应急审批15个，其中：医用防护口罩2个，医用外科口罩7个，一次性医用口罩6个。预先提供注册证号18个，其中：医用一次性防护服3个，医用外科口罩9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6个。
三是加快采购和捐赠防护物资的质量审核。配合发改委、工信厅等部门，协同省内多家大型医药公司，对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重要医药物资实施集中采购、统一供应。配合省红十字会、南昌海关等部门，开辟捐赠和进口物资“绿色通道”，加快进口通关和物资分配的进度。配合统战部、工商联等部门，建立多个微信群全天24小时为捐赠物资提供技术咨询。开展紧急进口医用物资的检测服务，将检验合格的防疫物资第一时间输送到疫情防控“前线”。
第二，全力以赴“保质量”
一是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组织督导组对全省60多家生产医用口罩、N95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重点医疗器械企业，实施全覆盖的检查。指导全省各设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当地防控用药生产企业开展属地监管。依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推荐的诊疗药品，梳理汇总全省43家企业81个药品批准文号信息，对疫情防控用药重点企业实施精准监管，切实保障防控用药用械的质量安全。
二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与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等8家单位联合启动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的专项行动，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截至2月23日，我省药品监管部门共检查药械生产企业92家次、经营企业87211家次、医疗机构11170家次，立案查处涉嫌违法案件113件，有力震慑了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质量抽验的力度。执行应急检验检测工作机制，启用应急检测经费200万元，强化定向抽样、专项检验、及时监测、科学研判，提高监管针对性、靶向性。截至2月23日，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完成防护医疗器械抽样282批次，完成198批次检验；省药检院完成药品抽样89批次，完成61批次检验。我省药械技术机构发挥了保障安全用药用械的“前哨”作用。
第三，全力以赴“保生产”
一是实行特事特办，强化延期服务。及时出台政策，将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顺延至一级响应终止之日后的60天。涉及药品生产许可证登记事项和生产关键设施设备变更时，企业评估后认为符合要求的，允许企业先行投入使用，疫情解除后按规定办理，解决了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二是实行急事快办，强化线上办理。贯彻“服务有情”的理念，开展24小时“延时”服务，对防疫用药品医疗器械等行政许可申请，安排专人电话值班受理；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网上办，快递送，不见面”办法，企业可通过电话、网络或者信函方式，咨询和办理行政审批相关业务，最大程度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腿，同时也防止了人员因办理业务聚集。
三是实行政策扶持，强化减压减负。从2月5日起，全省防疫用药品、医疗器械的行政许可免收注册费，其他药品、医疗器械注册收费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下调30%；对于疫情防控期间防护口罩、防护服等企业研发、试产、改进工艺的首次样品送检全部免费。对疫情防控期间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高风险药品品种和36个中药饮片品种，相关企业今年复产的前三批次产品可委托送省药检院免费检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俗话说：“医不离药，药不离医”，在“白衣战士”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时，作为“药监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全力为他们提供合格、足够的“弹药”是我们的职责所系、使命所系。
下一步，我局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防控指挥部的决策部署，以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中心，加强防疫用药用械质量安全监管，加快省内医用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复工达能，加速开展防疫重点药械应急审批，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一手抓质量、保安全，一手抓生产、保稳定，把疫情防控的药品监管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好，为全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江西药监”的贡献。https://t.cn/A6hkOTU6
第一，全力以赴“保供应”
一是加快医用防护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我局组织6个技术攻关组，深入医用N95口罩、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遇到的工艺、质量等难题。在医疗器械产业集中的进贤县，派出了驻厂监督员，实行点对点服务，为生产企业复产、转产提供技术支持。开通了防疫物资直报系统，及时掌握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截至2月23日，我省共有151家药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涉及防疫用药的生产企业复工率为100%；60家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已有53家复工，复工率为88%；18家医用外科口罩生产企业已有15家复工，复工率为83%；省内医用N95口罩和医用防护服3家主要生产企业已全部复工，有效缓解了抗疫一线重点防控物资紧缺的状况。
二是加快医用防护产品的急应审批。按照“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的原则，开设应急审评审批通道，将串联改为并联，做到随到随审、随到随检，最大程度加快审评审批的速度。印发应急审批工作程序，明确受理、检验检测、现场核查等每个环节的完成时限，提升审评审批效能；预发生产许可证编号，让企业提前制作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抢抓上市时间。将非无菌的医用口罩上市许可事项，下放到各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临时应急审批管理。1月24日（除夕），我局组织技术专家组蹲在车间，帮助2家口罩企业获得临时上市许可，出口转内销，增加日产30万只口罩的产能。24小时应急审批了一家企业的过氧化氢溶液（双氧水）上市申请。截至2月23日，我局已完成医疗器械应急审批15个，其中：医用防护口罩2个，医用外科口罩7个，一次性医用口罩6个。预先提供注册证号18个，其中：医用一次性防护服3个，医用外科口罩9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6个。
三是加快采购和捐赠防护物资的质量审核。配合发改委、工信厅等部门，协同省内多家大型医药公司，对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重要医药物资实施集中采购、统一供应。配合省红十字会、南昌海关等部门，开辟捐赠和进口物资“绿色通道”，加快进口通关和物资分配的进度。配合统战部、工商联等部门，建立多个微信群全天24小时为捐赠物资提供技术咨询。开展紧急进口医用物资的检测服务，将检验合格的防疫物资第一时间输送到疫情防控“前线”。
第二，全力以赴“保质量”
一是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组织督导组对全省60多家生产医用口罩、N95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重点医疗器械企业，实施全覆盖的检查。指导全省各设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当地防控用药生产企业开展属地监管。依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推荐的诊疗药品，梳理汇总全省43家企业81个药品批准文号信息，对疫情防控用药重点企业实施精准监管，切实保障防控用药用械的质量安全。
二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与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等8家单位联合启动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的专项行动，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截至2月23日，我省药品监管部门共检查药械生产企业92家次、经营企业87211家次、医疗机构11170家次，立案查处涉嫌违法案件113件，有力震慑了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质量抽验的力度。执行应急检验检测工作机制，启用应急检测经费200万元，强化定向抽样、专项检验、及时监测、科学研判，提高监管针对性、靶向性。截至2月23日，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完成防护医疗器械抽样282批次，完成198批次检验；省药检院完成药品抽样89批次，完成61批次检验。我省药械技术机构发挥了保障安全用药用械的“前哨”作用。
第三，全力以赴“保生产”
一是实行特事特办，强化延期服务。及时出台政策，将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顺延至一级响应终止之日后的60天。涉及药品生产许可证登记事项和生产关键设施设备变更时，企业评估后认为符合要求的，允许企业先行投入使用，疫情解除后按规定办理，解决了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二是实行急事快办，强化线上办理。贯彻“服务有情”的理念，开展24小时“延时”服务，对防疫用药品医疗器械等行政许可申请，安排专人电话值班受理；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网上办，快递送，不见面”办法，企业可通过电话、网络或者信函方式，咨询和办理行政审批相关业务，最大程度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腿，同时也防止了人员因办理业务聚集。
三是实行政策扶持，强化减压减负。从2月5日起，全省防疫用药品、医疗器械的行政许可免收注册费，其他药品、医疗器械注册收费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下调30%；对于疫情防控期间防护口罩、防护服等企业研发、试产、改进工艺的首次样品送检全部免费。对疫情防控期间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高风险药品品种和36个中药饮片品种，相关企业今年复产的前三批次产品可委托送省药检院免费检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俗话说：“医不离药，药不离医”，在“白衣战士”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时，作为“药监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全力为他们提供合格、足够的“弹药”是我们的职责所系、使命所系。
下一步，我局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防控指挥部的决策部署，以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中心，加强防疫用药用械质量安全监管，加快省内医用防护物资生产企业复工达能，加速开展防疫重点药械应急审批，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一手抓质量、保安全，一手抓生产、保稳定，把疫情防控的药品监管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好，为全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江西药监”的贡献。https://t.cn/A6hkOTU6
#中医抗疫第一线# 【湖北承认中医药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参与率仅30%，已严令限期改正】
2月12日，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一份文件在网络上流传。文件承认：湖北新冠肺炎患者中医药使用比例只有30.2%，远低于全国87%的水平，中医药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这一惊天消息，对关心中医药在湖北应用的人，是痛心和惋惜，也解释了许多疑惑；对关心什么才是适合湖北的治疗方案的人，是找到了答案。亡羊补牢、迷途知返，湖北要痛定思痛，按自己这份文件所要求的那样，真正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让更多被“无特效药”论吓坏了的新冠肺炎患者得到更好救治，才是积极的态度。
一、文件印证了我们的猜测，而且更严重
文件说：“据网络直报统计，截止2月10日24时，我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29631人。中医药参与治疗人数8963人，中医药参与治疗率仅为30.2%，远远低于全国其他省份87%的平均水平。”
本号连续刊文三篇，报道了应用中医药参与患者救治中河南、广东等先进省份的经验，指出湖北始终未真正重视中医药的作用，对是否使用中药、给什么人使用中药犹豫、徘徊。我们所依据的材料，是从网络上找来的蛛丝马迹，加以判断和分析，一些结论只能是猜测的。这份文件的出现，印证了我们的猜测是准确的，而且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严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回顾一下前三篇文章，此处不再展开。
文1：又是硬核河南，90%病例服用了中药
文2：武汉不应再倒退，果断用中药，多省经验应在湖北推广
文3：中药在武汉疗效好，但未下决心大力推广
这份文件说外省中医药介入比例87%，这倒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数字。
二、文件也解释了很多疑惑
2月2日武汉指挥部医疗组红头文件要求，所有定点医疗机构要在2月3日24时前给中轻度患者使用中药，结果只送出了5000份。
2月7日，《健康报》采访中医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院士仝小林，文章一个小标题还叫做“ 方舱患者有望用上中药”。2号的文件都发出5天了，结果方舱医院患者才仅仅是“有望”用上中药。
2月10日《 中国中医药报》独家消息：武汉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负责人表示，目前武汉市社区要求两类人服药，一是集中隔离的人，二是社区排查有需求人群，这和2号的红头文件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这些事情似乎也有了解释：
2月11日，中纪委官网罕见跨界发声，力挺中医；
2月12日，卫健委官网发文，再次强调防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机制。
2月12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中央指导组紧急约谈武汉领导。其实，何止转运环节有问题，治疗方案就没问题了吗？
2月12日，新华网转载《经济参考报》文章：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疗效明显。
……
三、为何“影响了救治效果”？
文件说：“中医药参与救治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
尽管这句话姗姗来迟，但总算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说“中医药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
1、事实证明，中医药是最适合的武汉的治疗方法。
西医无特效药，只能提供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这一点经过媒体无数遍的重复，全国已经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问题是，武汉瞬间出现的大量疑似病例、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用什么药救治和预防？外省床位充足，即便不使用中医中药，用西医的支持疗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武汉不同，湖北不同。
有限的床位长期无法收治武汉的患者，所以我们看到了微博上无数条泣血的求救。2月4日前，武汉并未实行“四集中”政策，无法收治的人都在家中焦急的等待（直到2月13日，这类求救微博依旧未停止）。他们中的很多人，眼睁睁看着家人从轻症发展到重症，从重症发展到危重症，最后死去。一家人都感染的情况相当多。我跟踪了微博超话中的大约50人的求救信息，2月1-4日的4天当中，去世了的4~5人基本都是这类情况。湖北的病死率为什么那么高，和患者、疑似病例得不到及时救治有直接关系。
如果一开始就像中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院士后来所做的那样，用大锅熬药，给中轻症患者和疑似病例送去服用，就会是另一个结果。中药容易获得且高度有效，完全可以减少危重症的发生率，进而减少死亡病例的发生率。
为何这样肯定？2月6日，国家中医药局宣布重大消息，中药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可达90%以上（查看报道）。
广州研制的透解祛瘟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确诊病人50例，经1周临床观察全部患者体温恢复正常，50%患者咳嗽症状消失，52.4%咽痛症状消失，69.6%乏力症状消失，无一例患者转重症。（查看报道）。各省使用中医取得疗效的案例，实在非常之多。
2、事实将证明，新药和疫苗很可能发挥不了作用。
这一点，可能相当多的人还未认识到。媒体不是经常报新药和疫苗正在抓紧研发了吗？这是不假，但西医西药的研究有其固有流程，任凭疫情如何紧急，也不能省略步骤。一种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通常需要很多年。这也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埃博拉、SARS病毒致死率都比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高、情况都更紧迫，而有效药物和疫苗至今尚未研制出来，不能说明问题吗？2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说，新冠病毒疫苗有望在18个月内就绪，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然，老药新用潜力较大，已有实践证明。
四、正视问题，及时改正
可以预见，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这份《关于新冠肺炎中医药治疗及信息统计报送工作的紧急通知》如果执行到位，将会是湖北在中医药使用问题上的分水岭，会彻底扭转疫情爆发以来对中医药问题的犹豫、徘徊态度。文件的发出，说明他们已认识了不足，下决心改正了。能正视问题并及时改正，是积极的态度。真心希望湖北能像这次文件中所强调的这样：
“务必于2月12日24时前使用中药，使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临床诊断患者和疑似患者中的轻中度病人吃上中药（含中成药或汤剂），做到适宜患者应服尽服，提高中医药参与救治。”
“各地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要建立和完善中西医会诊制度，开展中西医结合疗效观察，指定专人收集汇总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救治信息。”
“对拒不落实《通知》要求，拒不开展中西医联合救治，不按时填报相关数据者或弄虚作假者给予通报批评并严肃追责。”
坏事也可变好事，这是辩证法。无数中医从业者、爱好者、自媒体人和中医行业媒体，包括主流媒体的持续呼吁，今天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更主要的，在铁的事实面前，在中央指导组的敦促之下，湖北总算认可了中医药的疗效，湖北患者将得到疗效更好的救治！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是辩证法的胜利。
来源：人民健康论坛
2月12日，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一份文件在网络上流传。文件承认：湖北新冠肺炎患者中医药使用比例只有30.2%，远低于全国87%的水平，中医药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这一惊天消息，对关心中医药在湖北应用的人，是痛心和惋惜，也解释了许多疑惑；对关心什么才是适合湖北的治疗方案的人，是找到了答案。亡羊补牢、迷途知返，湖北要痛定思痛，按自己这份文件所要求的那样，真正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让更多被“无特效药”论吓坏了的新冠肺炎患者得到更好救治，才是积极的态度。
一、文件印证了我们的猜测，而且更严重
文件说：“据网络直报统计，截止2月10日24时，我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29631人。中医药参与治疗人数8963人，中医药参与治疗率仅为30.2%，远远低于全国其他省份87%的平均水平。”
本号连续刊文三篇，报道了应用中医药参与患者救治中河南、广东等先进省份的经验，指出湖北始终未真正重视中医药的作用，对是否使用中药、给什么人使用中药犹豫、徘徊。我们所依据的材料，是从网络上找来的蛛丝马迹，加以判断和分析，一些结论只能是猜测的。这份文件的出现，印证了我们的猜测是准确的，而且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严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回顾一下前三篇文章，此处不再展开。
文1：又是硬核河南，90%病例服用了中药
文2：武汉不应再倒退，果断用中药，多省经验应在湖北推广
文3：中药在武汉疗效好，但未下决心大力推广
这份文件说外省中医药介入比例87%，这倒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数字。
二、文件也解释了很多疑惑
2月2日武汉指挥部医疗组红头文件要求，所有定点医疗机构要在2月3日24时前给中轻度患者使用中药，结果只送出了5000份。
2月7日，《健康报》采访中医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院士仝小林，文章一个小标题还叫做“ 方舱患者有望用上中药”。2号的文件都发出5天了，结果方舱医院患者才仅仅是“有望”用上中药。
2月10日《 中国中医药报》独家消息：武汉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负责人表示，目前武汉市社区要求两类人服药，一是集中隔离的人，二是社区排查有需求人群，这和2号的红头文件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这些事情似乎也有了解释：
2月11日，中纪委官网罕见跨界发声，力挺中医；
2月12日，卫健委官网发文，再次强调防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机制。
2月12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中央指导组紧急约谈武汉领导。其实，何止转运环节有问题，治疗方案就没问题了吗？
2月12日，新华网转载《经济参考报》文章：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疗效明显。
……
三、为何“影响了救治效果”？
文件说：“中医药参与救治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
尽管这句话姗姗来迟，但总算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说“中医药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救治效果？”
1、事实证明，中医药是最适合的武汉的治疗方法。
西医无特效药，只能提供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这一点经过媒体无数遍的重复，全国已经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问题是，武汉瞬间出现的大量疑似病例、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用什么药救治和预防？外省床位充足，即便不使用中医中药，用西医的支持疗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武汉不同，湖北不同。
有限的床位长期无法收治武汉的患者，所以我们看到了微博上无数条泣血的求救。2月4日前，武汉并未实行“四集中”政策，无法收治的人都在家中焦急的等待（直到2月13日，这类求救微博依旧未停止）。他们中的很多人，眼睁睁看着家人从轻症发展到重症，从重症发展到危重症，最后死去。一家人都感染的情况相当多。我跟踪了微博超话中的大约50人的求救信息，2月1-4日的4天当中，去世了的4~5人基本都是这类情况。湖北的病死率为什么那么高，和患者、疑似病例得不到及时救治有直接关系。
如果一开始就像中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院士后来所做的那样，用大锅熬药，给中轻症患者和疑似病例送去服用，就会是另一个结果。中药容易获得且高度有效，完全可以减少危重症的发生率，进而减少死亡病例的发生率。
为何这样肯定？2月6日，国家中医药局宣布重大消息，中药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可达90%以上（查看报道）。
广州研制的透解祛瘟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确诊病人50例，经1周临床观察全部患者体温恢复正常，50%患者咳嗽症状消失，52.4%咽痛症状消失，69.6%乏力症状消失，无一例患者转重症。（查看报道）。各省使用中医取得疗效的案例，实在非常之多。
2、事实将证明，新药和疫苗很可能发挥不了作用。
这一点，可能相当多的人还未认识到。媒体不是经常报新药和疫苗正在抓紧研发了吗？这是不假，但西医西药的研究有其固有流程，任凭疫情如何紧急，也不能省略步骤。一种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通常需要很多年。这也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埃博拉、SARS病毒致死率都比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高、情况都更紧迫，而有效药物和疫苗至今尚未研制出来，不能说明问题吗？2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说，新冠病毒疫苗有望在18个月内就绪，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然，老药新用潜力较大，已有实践证明。
四、正视问题，及时改正
可以预见，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这份《关于新冠肺炎中医药治疗及信息统计报送工作的紧急通知》如果执行到位，将会是湖北在中医药使用问题上的分水岭，会彻底扭转疫情爆发以来对中医药问题的犹豫、徘徊态度。文件的发出，说明他们已认识了不足，下决心改正了。能正视问题并及时改正，是积极的态度。真心希望湖北能像这次文件中所强调的这样：
“务必于2月12日24时前使用中药，使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临床诊断患者和疑似患者中的轻中度病人吃上中药（含中成药或汤剂），做到适宜患者应服尽服，提高中医药参与救治。”
“各地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要建立和完善中西医会诊制度，开展中西医结合疗效观察，指定专人收集汇总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救治信息。”
“对拒不落实《通知》要求，拒不开展中西医联合救治，不按时填报相关数据者或弄虚作假者给予通报批评并严肃追责。”
坏事也可变好事，这是辩证法。无数中医从业者、爱好者、自媒体人和中医行业媒体，包括主流媒体的持续呼吁，今天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更主要的，在铁的事实面前，在中央指导组的敦促之下，湖北总算认可了中医药的疗效，湖北患者将得到疗效更好的救治！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是辩证法的胜利。
来源：人民健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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