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婺源：绿树成荫子满枝 重访婺源近距离感受小额农贷的信用力量
8月，江西婺源。
时隔21年，当再次见到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林生时，记者不由得感慨良多。2001年7月，记者第一次赴婺源采访小额农贷试点情况时就采访过他，那时还没有林生实业，45岁的他还只是一片茶园的承包人，同时开着一间小茶坊。此次见面，老金明显比以前开朗老练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林生茶如今在婺源已是响当当的品牌，林生实业也颇具规模，正向着三产融合的方向发展。当谈到小额农贷时，老金变得庄重起来：“是农信社从900元贷款一步步把我扶持起来的，我是小额农贷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的确，在婺源，许许多多的人都像金林生一样对小额农贷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小额农贷是犹如“篁岭晒秋、江湾晓月”一般的婺源标志。事实上，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婺源，小额农贷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它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散播的种子深刻影响着婺源金融经济的方方面面。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婺源小额农贷这块‘金字招牌’的打造，得益于深厚的徽商诚信文化底蕴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婺源农信系统的不懈努力。”婺源农商银行行长李岩红告诉记者。
2001年，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婺源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调查、论证和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当时婺源县农信社按照“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资信评定、核贷发证、贷款发放”5个步骤规范操作，以“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贷方式有序推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3个农村基层组织互动的农贷协管员制度，在较短时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向45033户农户核发信用贷款证，发证面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9%，首年贷款余额即达到9066万元。2001年12月，人民银行总行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小额农贷的“婺源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额农贷学婺源”的热潮。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变化，婺源农信社坚持以信用为底色，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小额农贷的运作和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金融产品，成为“最美乡村”另一张闪亮名片。
李岩红告诉记者，像金林生那样由小额农贷扶持起来的企业家在婺源就有40多位。截至目前，婺源农商行发放小额农贷余额达11.74亿元，是2001年的11倍，不良率0.71%，远低于总体不良率的3.59%，小额农贷占该行贷款的15%以上，盈利占比为17.35%。“小额农贷依然是我行耀眼的‘明星’。”李岩红笑着说。
金融创新的“酵母”
赋春镇吴伟煌长年从事特色小吃茄子干的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业务，销售对象是县城周边小卖部或超市。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销售，销量较往年断崖式下降，且20余万元货款也未能及时收回，让原本准备利用春节旺季大干一场的吴伟煌陷入了困境，他准备向民间借高息贷款渡过难关。正在此当口，得知情况的婺源江淮村镇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其审批下了一款名为“兴农贷”的信贷产品共20万元，帮助他渡过最艰难的关口。目前，在村镇银行的贷款持续支持下，吴伟煌扩建了自己的厂房，年销售额已达2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2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敢于果断发放贷款时，婺源江淮村镇银行行长叶传海说：“凭个人诚信。‘兴农贷’就是一款脱胎于小额农贷的产品。”
的确，面对不断增长的婺源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农贷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贷款受众从单一的农业耕种者拓展到特色种养、农家乐、农业新型主体，并在支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对接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新业态。要担负起众多使命，仅仅靠小额农贷这一款产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才能实现。李岩红告诉记者，目前，婺源农商银行共有39款贷款产品，其中基于信用的就有26款。这26款产品的设计思想都源于小额农贷的初衷。人行婺源县支行行长李强告诉记者，在婺源，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占比较大、种类丰富的信用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说都与小额农贷一脉相承。信用，已成为婺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一种“本能反应”。
记者在婺源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小额农贷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金融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优质的“酵母”，酝酿出众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同时激发出婺源金融人的新思维。
信用环境的“净化器”
俞友鸿现在是婺源木雕、石雕、砖雕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过去的他只是个边干边学的匠人。20多年前，1万元小额农贷帮助他办起了雕刻厂，如今他的雕刻厂已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每每谈起这些，俞友鸿都会心生感激。“像我这种除了手艺啥也没有的人在当时能贷到1万元贷款，信用社主任其实是担着很大压力的。所以，现在我一直都在农商行贷款，并且每当还贷结息日都会打提前量，不能让人为难！”
俞友鸿的心思其实代表了众多小额农贷受益者的想法。事实上，一方面，婺源诚信文化是“婺源模式”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小额农贷的持续推进又在悄然重塑婺源的信用环境。婺源县常务副县长邓跃跃认为，经久不衰的小额农贷在婺源持续20多年的推进，不仅在农户心中树立起诚信有价的理念，而且也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共同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的共识。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科学细致地量化评价指标，2021年11月，县里重新出台了乡村振兴带头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方案。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工业园区都踊跃参与。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建设信用村160个、信用户3860户。
婺源信用环境的持续向好，同样也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记者走访了6家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均对当前的信用环境表示较为满意，并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加大对新产品研发与投放的步伐。与此同时，为整合信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行婺源县支行积极搭建起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增设主体模块，为新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成果的转化提供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
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截至7月末，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06.89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0.89%。其中，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39.32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2.99%。
在回顾婺源小额农贷走过的21年历程时，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行长邓建军认为，小额农贷在婺源能够做到余额和密度持续增加，质量保持稳定，产品和机构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不断扩展，核心管理方式延续至今，除了秉承为民担当、立足基层、与时俱进等外，还在于坚守住了信用为本的理念。
8月，江西婺源。
时隔21年，当再次见到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林生时，记者不由得感慨良多。2001年7月，记者第一次赴婺源采访小额农贷试点情况时就采访过他，那时还没有林生实业，45岁的他还只是一片茶园的承包人，同时开着一间小茶坊。此次见面，老金明显比以前开朗老练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的林生茶如今在婺源已是响当当的品牌，林生实业也颇具规模，正向着三产融合的方向发展。当谈到小额农贷时，老金变得庄重起来：“是农信社从900元贷款一步步把我扶持起来的，我是小额农贷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的确，在婺源，许许多多的人都像金林生一样对小额农贷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小额农贷是犹如“篁岭晒秋、江湾晓月”一般的婺源标志。事实上，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婺源，小额农贷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它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散播的种子深刻影响着婺源金融经济的方方面面。
“金字招牌”历久弥新
“婺源小额农贷这块‘金字招牌’的打造，得益于深厚的徽商诚信文化底蕴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婺源农信系统的不懈努力。”婺源农商银行行长李岩红告诉记者。
2001年，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婺源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调查、论证和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当时婺源县农信社按照“宣传发动、调查摸底、资信评定、核贷发证、贷款发放”5个步骤规范操作，以“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贷方式有序推行，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3个农村基层组织互动的农贷协管员制度，在较短时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效。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向45033户农户核发信用贷款证，发证面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9%，首年贷款余额即达到9066万元。2001年12月，人民银行总行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小额农贷的“婺源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额农贷学婺源”的热潮。
目前，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变化，婺源农信社坚持以信用为底色，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小额农贷的运作和管理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的金融产品，成为“最美乡村”另一张闪亮名片。
李岩红告诉记者，像金林生那样由小额农贷扶持起来的企业家在婺源就有40多位。截至目前，婺源农商行发放小额农贷余额达11.74亿元，是2001年的11倍，不良率0.71%，远低于总体不良率的3.59%，小额农贷占该行贷款的15%以上，盈利占比为17.35%。“小额农贷依然是我行耀眼的‘明星’。”李岩红笑着说。
金融创新的“酵母”
赋春镇吴伟煌长年从事特色小吃茄子干的生产加工和批发零售业务，销售对象是县城周边小卖部或超市。2020年2月，受疫情影响，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销售，销量较往年断崖式下降，且20余万元货款也未能及时收回，让原本准备利用春节旺季大干一场的吴伟煌陷入了困境，他准备向民间借高息贷款渡过难关。正在此当口，得知情况的婺源江淮村镇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找到了他，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其审批下了一款名为“兴农贷”的信贷产品共20万元，帮助他渡过最艰难的关口。目前，在村镇银行的贷款持续支持下，吴伟煌扩建了自己的厂房，年销售额已达200万元以上，带动当地2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当被问及当初为何敢于果断发放贷款时，婺源江淮村镇银行行长叶传海说：“凭个人诚信。‘兴农贷’就是一款脱胎于小额农贷的产品。”
的确，面对不断增长的婺源多元化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农贷也在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贷款受众从单一的农业耕种者拓展到特色种养、农家乐、农业新型主体，并在支持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对接现代农业、特色小镇、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等新业态。要担负起众多使命，仅仅靠小额农贷这一款产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才能实现。李岩红告诉记者，目前，婺源农商银行共有39款贷款产品，其中基于信用的就有26款。这26款产品的设计思想都源于小额农贷的初衷。人行婺源县支行行长李强告诉记者，在婺源，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占比较大、种类丰富的信用类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说都与小额农贷一脉相承。信用，已成为婺源金融机构产品创新的一种“本能反应”。
记者在婺源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小额农贷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金融产品，它更像是一种优质的“酵母”，酝酿出众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同时激发出婺源金融人的新思维。
信用环境的“净化器”
俞友鸿现在是婺源木雕、石雕、砖雕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是，过去的他只是个边干边学的匠人。20多年前，1万元小额农贷帮助他办起了雕刻厂，如今他的雕刻厂已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每每谈起这些，俞友鸿都会心生感激。“像我这种除了手艺啥也没有的人在当时能贷到1万元贷款，信用社主任其实是担着很大压力的。所以，现在我一直都在农商行贷款，并且每当还贷结息日都会打提前量，不能让人为难！”
俞友鸿的心思其实代表了众多小额农贷受益者的想法。事实上，一方面，婺源诚信文化是“婺源模式”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小额农贷的持续推进又在悄然重塑婺源的信用环境。婺源县常务副县长邓跃跃认为，经久不衰的小额农贷在婺源持续20多年的推进，不仅在农户心中树立起诚信有价的理念，而且也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共同营造良好信用环境的共识。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科学细致地量化评价指标，2021年11月，县里重新出台了乡村振兴带头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选方案。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工业园区都踊跃参与。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建设信用村160个、信用户3860户。
婺源信用环境的持续向好，同样也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记者走访了6家机构，其主要负责人均对当前的信用环境表示较为满意，并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加大对新产品研发与投放的步伐。与此同时，为整合信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行婺源县支行积极搭建起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立起规范运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在企业征信系统中增设主体模块，为新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成果的转化提供权威的信息共享平台。
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下，截至7月末，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06.89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0.89%。其中，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39.32亿元，较年初增长12.35%，同比增长22.99%。
在回顾婺源小额农贷走过的21年历程时，人行上饶市中心支行行长邓建军认为，小额农贷在婺源能够做到余额和密度持续增加，质量保持稳定，产品和机构不断延伸，服务对象不断扩展，核心管理方式延续至今，除了秉承为民担当、立足基层、与时俱进等外，还在于坚守住了信用为本的理念。
早教机构加盟店停业，品牌方要担责吗？
当下，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牌”的价值。一个大品牌，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品质和更多的保障。随着品牌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加盟店也应运而生。但原本奔着大品牌去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却遭遇了加盟店停业、退费困难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品牌方是否需要担责呢？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少年家事庭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最终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了品牌方无需担责的诉请，认定品牌方需对加盟店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补充赔偿责任。
图片
加盟店忽然关停
消费者维权退费难
乐宝公司是一家早教机构，加盟知名早教品牌“聪聪宝贝”，对外挂牌也为“聪聪宝贝”。其对外宣传资料、学员证书等文件中均使用“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聪聪宝贝创智中心”等与“聪聪宝贝”品牌相关的名称。
2019年9月，李先生为两岁的儿子彤彤报名了这家早教机构，并由彤彤作为甲方、“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为乙方，签订了《辅导合约书》，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早教课程，合同期限一年，共78课时，课时费10,500元。乐宝公司在该合约书落款处盖公章。同日，甲方向“聪聪宝贝创智中心”账户支付全款，乐宝公司开具收据。
2020年1月，乐宝公司发布《告示》称，原定于春节假日后新学期的开课计划停止执行，并同时暂停全部服务项目，请家长提供学费缴纳凭证等进行退费操作。
2020年2月，乐宝公司对李先生提供的材料进行整理核对后，向其发送《幼儿家长缴费情况和课时消耗统计表》，载明李先生尚余50课时，价值6731元。
然而此时乐宝公司已无力退款，并且李先生和其他家长还发现，乐宝公司并无开办托育业务的资质。李先生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冲着“聪聪宝贝”这个知名早教品牌签的约，却遭到了加盟店停业关门、退费困难的情况。
李先生遂将乐宝公司、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和“聪聪宝贝”公司一起告上了法院。
一
审
合同解除
剩余课程费需退还
一审中，李先生提出解除与乐宝公司的教育培训合同，返还课程费6731元，乐宝公司唯一股东王先生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聪聪宝贝”公司对债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3月，“聪聪宝贝”公司作为甲方、乐宝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期限五年，约定“甲方将甲方拥有以及合法取得授权的产品、企业标志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VI形象设计等，以协议的形式授予乙方使用；乙方按协议规定，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并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费用……”。签约后，“聪聪宝贝”公司一次性收取乐宝公司加盟费309,000元，协议期内每年固定收取管理费18,000元，并不定时收取课程、教具更新等其他费用。
另查明，乐宝公司未在涉案门店标明加盟店或者特许人及被特许人的真实名称和标记，签约时亦未告知李先生其系加盟店。审理中，“聪聪宝贝”公司表示对此情况不知情，亦未予检查、督促或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因乐宝公司停业，李先生要求解除合同，乐宝公司理应退还剩余课程费，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聪聪宝贝”公司和乐宝公司未向李先生就经营主体独立性作出特别说明，“聪聪宝贝”公司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督促过失；同时，“聪聪宝贝”公司确因特许经营获得了一定利益，故其应对李先生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本案各方面情况，酌情确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聪聪宝贝”公司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
一中院
授权“挂名”
未尽监管职责需担责
维持原判
“聪聪宝贝”公司认为，其与乐宝公司之间是特许经营关系。加盟后，“聪聪宝贝”公司会对加盟店进行一定的监督，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线下巡查的程度，一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群等方式，定期发布公告信息，进行相应监督。特许经营关系，有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和协议来约束，不能随便要求品牌授权方承担更多责任。
故请求改判“聪聪宝贝”公司无需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聪聪宝贝”公司与乐宝公司之间签署《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内部关系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乐宝公司取得相应授权后，其经营面对广大消费群体。而消费者在选择早教服务时，更多的是基于对于品牌的信赖而接受服务。
本案中，乐宝公司开设早教机构，挂牌为“聪聪宝贝”，纵观其整个宣传、签约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消费者并无法明确知晓早教中心的实际经营主体为谁。对此，作为实际经营者，乐宝公司显然有其责任。与此同时，作为收取加盟费、管理费等费用，对门店日常签约、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均有所管理和掌控的品牌授权方，“聪聪宝贝”公司显然未能充分尽到其品牌监管职责，未能引导消费者全面、理性认识品牌，从而有效识别品牌授权方、实际经营者等不同主体，进而评估消费行为所涉内容与风险。
基于此，消费者主张“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亦有其依据，可予支持。至于具体的责任情形，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与本案中品牌授权方的过失较为匹配，也能较好平衡各方利益，上海一中院予以认同。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聪聪宝贝”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公司名均为化名）
图片
案 后 余 思
此次“聪聪宝贝”公司共涉19件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为系列案件。近年来，品牌加盟店“跑路”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常常一头雾水，对品牌的好感度也大打折扣。
纵观整个消费市场，不论是培训行业还是其他餐饮、服务等行业，要发展品牌、扩大影响力，更应注重其经营的规范，在树立品牌口碑、拓展市场的同时，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有加盟店的企业，更要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感，积极树立大品牌该有的形象，在经营过程中规范品牌授权和市场运营，与被授权方共同努力，有效保障消费者各项合法权益，稳步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当下，消费者越来越看重“品牌”的价值。一个大品牌，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品质和更多的保障。随着品牌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加盟店也应运而生。但原本奔着大品牌去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却遭遇了加盟店停业、退费困难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品牌方是否需要担责呢？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少年家事庭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最终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了品牌方无需担责的诉请，认定品牌方需对加盟店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补充赔偿责任。
图片
加盟店忽然关停
消费者维权退费难
乐宝公司是一家早教机构，加盟知名早教品牌“聪聪宝贝”，对外挂牌也为“聪聪宝贝”。其对外宣传资料、学员证书等文件中均使用“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聪聪宝贝创智中心”等与“聪聪宝贝”品牌相关的名称。
2019年9月，李先生为两岁的儿子彤彤报名了这家早教机构，并由彤彤作为甲方、“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为乙方，签订了《辅导合约书》，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早教课程，合同期限一年，共78课时，课时费10,500元。乐宝公司在该合约书落款处盖公章。同日，甲方向“聪聪宝贝创智中心”账户支付全款，乐宝公司开具收据。
2020年1月，乐宝公司发布《告示》称，原定于春节假日后新学期的开课计划停止执行，并同时暂停全部服务项目，请家长提供学费缴纳凭证等进行退费操作。
2020年2月，乐宝公司对李先生提供的材料进行整理核对后，向其发送《幼儿家长缴费情况和课时消耗统计表》，载明李先生尚余50课时，价值6731元。
然而此时乐宝公司已无力退款，并且李先生和其他家长还发现，乐宝公司并无开办托育业务的资质。李先生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冲着“聪聪宝贝”这个知名早教品牌签的约，却遭到了加盟店停业关门、退费困难的情况。
李先生遂将乐宝公司、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和“聪聪宝贝”公司一起告上了法院。
一
审
合同解除
剩余课程费需退还
一审中，李先生提出解除与乐宝公司的教育培训合同，返还课程费6731元，乐宝公司唯一股东王先生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聪聪宝贝”公司对债务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3月，“聪聪宝贝”公司作为甲方、乐宝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期限五年，约定“甲方将甲方拥有以及合法取得授权的产品、企业标志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VI形象设计等，以协议的形式授予乙方使用；乙方按协议规定，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并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费用……”。签约后，“聪聪宝贝”公司一次性收取乐宝公司加盟费309,000元，协议期内每年固定收取管理费18,000元，并不定时收取课程、教具更新等其他费用。
另查明，乐宝公司未在涉案门店标明加盟店或者特许人及被特许人的真实名称和标记，签约时亦未告知李先生其系加盟店。审理中，“聪聪宝贝”公司表示对此情况不知情，亦未予检查、督促或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因乐宝公司停业，李先生要求解除合同，乐宝公司理应退还剩余课程费，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聪聪宝贝”公司和乐宝公司未向李先生就经营主体独立性作出特别说明，“聪聪宝贝”公司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督促过失；同时，“聪聪宝贝”公司确因特许经营获得了一定利益，故其应对李先生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本案各方面情况，酌情确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聪聪宝贝”公司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
一中院
授权“挂名”
未尽监管职责需担责
维持原判
“聪聪宝贝”公司认为，其与乐宝公司之间是特许经营关系。加盟后，“聪聪宝贝”公司会对加盟店进行一定的监督，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线下巡查的程度，一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群等方式，定期发布公告信息，进行相应监督。特许经营关系，有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和协议来约束，不能随便要求品牌授权方承担更多责任。
故请求改判“聪聪宝贝”公司无需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聪聪宝贝”公司与乐宝公司之间签署《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内部关系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乐宝公司取得相应授权后，其经营面对广大消费群体。而消费者在选择早教服务时，更多的是基于对于品牌的信赖而接受服务。
本案中，乐宝公司开设早教机构，挂牌为“聪聪宝贝”，纵观其整个宣传、签约及提供服务的过程，消费者并无法明确知晓早教中心的实际经营主体为谁。对此，作为实际经营者，乐宝公司显然有其责任。与此同时，作为收取加盟费、管理费等费用，对门店日常签约、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均有所管理和掌控的品牌授权方，“聪聪宝贝”公司显然未能充分尽到其品牌监管职责，未能引导消费者全面、理性认识品牌，从而有效识别品牌授权方、实际经营者等不同主体，进而评估消费行为所涉内容与风险。
基于此，消费者主张“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亦有其依据，可予支持。至于具体的责任情形，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聪聪宝贝”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与本案中品牌授权方的过失较为匹配，也能较好平衡各方利益，上海一中院予以认同。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聪聪宝贝”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公司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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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后 余 思
此次“聪聪宝贝”公司共涉19件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为系列案件。近年来，品牌加盟店“跑路”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常常一头雾水，对品牌的好感度也大打折扣。
纵观整个消费市场，不论是培训行业还是其他餐饮、服务等行业，要发展品牌、扩大影响力，更应注重其经营的规范，在树立品牌口碑、拓展市场的同时，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有加盟店的企业，更要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感，积极树立大品牌该有的形象，在经营过程中规范品牌授权和市场运营，与被授权方共同努力，有效保障消费者各项合法权益，稳步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
2010年，马诺因在《非诚勿扰》中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形象，火遍全国。
可后来她却说：“都是演戏，除了话筒、舞台、灯光和椅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
1988年，马诺出生在北京，但她却是安徽人，只因为父母长期都在北京打工，降生在北京而已。
彼时，马诺的父母为了生计，无暇顾及她，总是给她剃光头，还老是让她穿破衣烂衫，她成为周围小朋友中最“寒酸”的那一个。
也是从这时起，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变得有钱，出人头地。
从此，她努力读书，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可就算马诺再怎么努力，她的成绩都一直上不去。
眼前知识改变不了命运，音乐老师的一句话，又让她重新燃起希望。音乐老师对她说：
“文化课不行，你可以试一试走音乐这条路。你平时唱歌唱的不错，对音乐有不一样的见解，我看好你。”
听了音乐老师的话，马诺弃文从音，以艺术生的身份考上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然而，大学的开销并不少，父母提供的经济条件有限，马诺只能靠兼职养活自己。
闲暇之余，马诺就会跑到车展接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经人介绍，还能去拍一些杂志，当一下广告平面模特。
大学毕业后，马诺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只能低三下四的求表姐收留。住在表姐家的她一言一行都是小心翼翼，但是某天面试回来后，还是发现自己的行李被打包扔出来了。
彼时20岁的马诺，在北京深夜8点，一个人拖着行李，在寒风中流着眼泪。
深深吃过生活的苦之后，她明白了赚钱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个时候，马诺更加坚定了要坐宝马的决心。
2010年，《非诚勿扰》节目组恰好在全国海选女嘉宾，22岁的马诺和节目组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式走入观众的视线。
因为长得可爱靓丽，又犀利毒舌，马诺在节目中的存在度一直很高。她的一些“雷人语录”，时至今日在网络上还有流传。
例如某位男嘉宾炫耀自己交往过七八个女朋友，马诺立刻接了一句“还没有我的零头多呢！”
还有一位男嘉宾觉得自己不用打扮，身上具有一种自然美，马诺送了他一句“导播给我们放一首解脱，然后让他下去算了。”
但最出圈的莫过于那句“宝马论”。
当时，一个爱好骑自行车却只有3000块钱工资的男嘉宾对马诺颇有好感，他问马诺：“你愿不愿意坐在我的单车上去兜风？”
马诺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一句话，瞬间让人记住马诺这个“拜金女”。一时间，她也成了全网口诛笔伐的对象。
正所谓“黑红”也是红，风波过去后，马诺成了网络红人，《非诚勿扰》节目也吃尽了红利，关注度和收视率一路飙升。
直到一个男嘉宾化身“正义使者”直接狂怼马诺：“你要坐在宝马车里流眼泪，那你应该去参加选美，因为那里都是大款和富豪。”
结果，一向毒舌的马诺却没有回怼过去，反而流着泪说了一句：“其实我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对不起！”
转身离开了舞台，后来在节目组的开导下，她才重新回到舞台，百般解释自己不是拜金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拜金女”，她很快与一位34岁的摄影师牵了手。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太久，两人甜蜜了一段时间后，就分道扬镳了，据说男嘉宾有交往的固定女友。
彼时的马诺在短时间，的确享受到了“走红”的待遇，各种富二代对她展开追求，各大综艺节目也纷纷向她发出邀请，不少电影和电视剧的导演也给她预留了角色。
甚至，还有电视台以二线女星的价格和她签订了合作条约。然而一切来得快，去得更快。马诺的言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最终使她遭到了封杀。
在她被封杀后，她参演的电影和电视剧几乎都没能上映，和她签订合作计划的电视台损失惨重，不得不在节目播出前将马诺“一剪没”。
之后，马诺就一直承受着“拜金往事”的嘲笑，对于这些嘲笑讥讽，马诺也终于在2019年做出了解释。
她解释道：“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打工人，我再节目中的表现都是节目效果而已，舆论导向也不是我带起来的，都是节目组别有用心。”
总而言之，马诺的解释就是，《非诚勿扰》中除了话筒、舞台、灯光和椅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只不过无论马诺如何解释，她“拜金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再也撕不下来。
如今的马诺早已利用当年的流量进行了变现，自己也有能力买得起宝马车。可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是甩给节目组，也不免被人嘲笑“又当又立”。
多年过去，马诺早已远离了娱乐圈，她和闺蜜合作开起了服装店，闲暇时还担起了车评人。生活富足而平静，她偶尔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画作，偶尔去旅游、看画展……
总之，她给大家呈现的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也愿她一切真的是岁月静好吧！
可后来她却说：“都是演戏，除了话筒、舞台、灯光和椅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
1988年，马诺出生在北京，但她却是安徽人，只因为父母长期都在北京打工，降生在北京而已。
彼时，马诺的父母为了生计，无暇顾及她，总是给她剃光头，还老是让她穿破衣烂衫，她成为周围小朋友中最“寒酸”的那一个。
也是从这时起，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变得有钱，出人头地。
从此，她努力读书，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可就算马诺再怎么努力，她的成绩都一直上不去。
眼前知识改变不了命运，音乐老师的一句话，又让她重新燃起希望。音乐老师对她说：
“文化课不行，你可以试一试走音乐这条路。你平时唱歌唱的不错，对音乐有不一样的见解，我看好你。”
听了音乐老师的话，马诺弃文从音，以艺术生的身份考上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然而，大学的开销并不少，父母提供的经济条件有限，马诺只能靠兼职养活自己。
闲暇之余，马诺就会跑到车展接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经人介绍，还能去拍一些杂志，当一下广告平面模特。
大学毕业后，马诺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只能低三下四的求表姐收留。住在表姐家的她一言一行都是小心翼翼，但是某天面试回来后，还是发现自己的行李被打包扔出来了。
彼时20岁的马诺，在北京深夜8点，一个人拖着行李，在寒风中流着眼泪。
深深吃过生活的苦之后，她明白了赚钱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个时候，马诺更加坚定了要坐宝马的决心。
2010年，《非诚勿扰》节目组恰好在全国海选女嘉宾，22岁的马诺和节目组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式走入观众的视线。
因为长得可爱靓丽，又犀利毒舌，马诺在节目中的存在度一直很高。她的一些“雷人语录”，时至今日在网络上还有流传。
例如某位男嘉宾炫耀自己交往过七八个女朋友，马诺立刻接了一句“还没有我的零头多呢！”
还有一位男嘉宾觉得自己不用打扮，身上具有一种自然美，马诺送了他一句“导播给我们放一首解脱，然后让他下去算了。”
但最出圈的莫过于那句“宝马论”。
当时，一个爱好骑自行车却只有3000块钱工资的男嘉宾对马诺颇有好感，他问马诺：“你愿不愿意坐在我的单车上去兜风？”
马诺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一句话，瞬间让人记住马诺这个“拜金女”。一时间，她也成了全网口诛笔伐的对象。
正所谓“黑红”也是红，风波过去后，马诺成了网络红人，《非诚勿扰》节目也吃尽了红利，关注度和收视率一路飙升。
直到一个男嘉宾化身“正义使者”直接狂怼马诺：“你要坐在宝马车里流眼泪，那你应该去参加选美，因为那里都是大款和富豪。”
结果，一向毒舌的马诺却没有回怼过去，反而流着泪说了一句：“其实我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对不起！”
转身离开了舞台，后来在节目组的开导下，她才重新回到舞台，百般解释自己不是拜金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拜金女”，她很快与一位34岁的摄影师牵了手。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太久，两人甜蜜了一段时间后，就分道扬镳了，据说男嘉宾有交往的固定女友。
彼时的马诺在短时间，的确享受到了“走红”的待遇，各种富二代对她展开追求，各大综艺节目也纷纷向她发出邀请，不少电影和电视剧的导演也给她预留了角色。
甚至，还有电视台以二线女星的价格和她签订了合作条约。然而一切来得快，去得更快。马诺的言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最终使她遭到了封杀。
在她被封杀后，她参演的电影和电视剧几乎都没能上映，和她签订合作计划的电视台损失惨重，不得不在节目播出前将马诺“一剪没”。
之后，马诺就一直承受着“拜金往事”的嘲笑，对于这些嘲笑讥讽，马诺也终于在2019年做出了解释。
她解释道：“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打工人，我再节目中的表现都是节目效果而已，舆论导向也不是我带起来的，都是节目组别有用心。”
总而言之，马诺的解释就是，《非诚勿扰》中除了话筒、舞台、灯光和椅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只不过无论马诺如何解释，她“拜金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再也撕不下来。
如今的马诺早已利用当年的流量进行了变现，自己也有能力买得起宝马车。可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是甩给节目组，也不免被人嘲笑“又当又立”。
多年过去，马诺早已远离了娱乐圈，她和闺蜜合作开起了服装店，闲暇时还担起了车评人。生活富足而平静，她偶尔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画作，偶尔去旅游、看画展……
总之，她给大家呈现的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也愿她一切真的是岁月静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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