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题目纵横谈（二一）

围绕着“北京的符号”这个写作题目的立意和选材范围，北京市阅卷领导小组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如果缩在“文题常识观”里，写作题目就成了关于北京民俗知识的考查；我们必须对写作题目为思维提供的广阔空间有充分认识，必须用“文题思维观”突破“文题常识观”。最终，北京市阅卷领导小组取得共识。

阅卷领导小组组长、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在《阅卷纵横·符号的象征空间》一文中这样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赋予我们的象征意义总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有整体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城市象征符号，也有局部的、专业的、景观的、遗迹的城市符号，更有属于地域、群体和社区的城市符号象征，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参与和解释中去建立自己关于这个城市的符号象征。……符号及其象征总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浓妆淡抹皆相宜，全看考生，或者说作者怎么去认识，理解和描写了。

阅卷领导小组成员、人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马相武教授，在《阅卷纵横·高考语文北京卷要评》一文中写道：

专家当中，也有似乎带点“另类”的主张。这就是特级语文教师王大绩先生所提出的观点：无所谓什么是什么不是北京符号，关键是看考生如何看待如何提出如何演绎某种很平常的事物现象，并使其最终被读者认可：这就是北京符号。他的这个观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因为这样强调，应该是更加有利于考生发挥出奇制胜和语言周旋的本领。在一定意义上，他是在鼓励创新和创意，鼓励独特性和日常性，也是鼓励以似乎平凡普通的取材，奇兀超常的思维和议论最终征服听众读者。

最终，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在题为《高考北京卷语文命题总体评价》的报告中作了明确表述：

说苏轼是北京的符号，听起来似乎荒谬。当北京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浅尝辄止、自以为是、不求甚解的时候，石钟山下的苏东坡就可能成为北京人仰慕的一个符号了。说司马迁是北京的符号，听起来似乎荒谬。当北京人迫于种种压力失掉了尊严和信仰的时候，“天地苍茫一根骨”的司马迁就可能成为北京人仰慕的一个符号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北京的包容与大气，又有什么绝对永远不能成为北京的符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什么都可能成为符号，而让它们真正成为某种符号，必须仰仗的则是写作者卓越的思维。

同理，说大熊猫是北京的符号，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当北京要举行亚运会的时候，憨态可掬的“盼盼”就成了北京的符号。作为1990年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代表北京迎接亚洲及世界的朋友，各国人民也是通过“盼盼”认识北京的。说藏羚羊是北京的符号，那不是信口开河吗？当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娇俏的“迎迎”就成了北京的符号。不只“迎迎”，福娃家庭有五位呢！“盼盼”的弟弟“晶晶”再次成为北京的符号——熊猫家族兄弟二人，相差十八岁，先后成为北京的符号。

“总体评价”说得没错，我们的写作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切合民族需求，培养同学卓越的思维，而不是平庸的思维。说是“卓越的思维”，其实并不神秘。还记得脖子套烙饼的笑话吗？那位饿死的仁兄就是没有卓越的思维。如果嘴前有饼吃——熟悉故宫、老舍，有细节，有感悟——那当然就吃前面的，不吃才有精神障碍；如果前面没饼吃——不熟悉故宫、老舍，那能不能把饼转转呢？转它个5度、10度、180度，还是有饼可吃吧？

“总体评价”的局限在于，仍然要把题目落实到“成为北京的符号”，好像只有加盖“北京的符号”的印章，才能拿到作文的入场券。这局限的根源仍然在于“文题常识观”，一定要像回答常识题目一样说明白“什么是”。“北京的符号”是一个写作题目，并不是“什么是北京的符号”的常识答题。作文不承认有“北京的符号”，只要积极健康、言之成理也未尝不可。

“北京的符号”这个写作题目在高考中出现，是“新课标”推进的一个必然成果。围绕这个题目展开的讨论和结果，是“文题思维观”突破“文题常识观”的一次范例。 https://t.cn/z8LW6e3

我不是好读书者，也不是不读书者，就是说既不“好读”又不是“不读”，读了也是“不求甚解”。怪吗？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我看书，尤其是看小说，主要是看情节，而且是“一目十行”，不愿意看的——跳过，看不懂的——跳过，现在好多人都能背不少唐诗，而我能背的却没有几首。读书之于我，如同一日三餐，一顿不吃饿得慌，书一日不读心里空的慌。

寂静的夜，橘黄的灯，一份平和的心态，意念下，我可以自由想象，我是一颗树、一滴水、一条鱼、一只鸟，是发热的太阳，是清冷的月，是飘逸的云。我可以带着自己的思想走进书去和他们对话，也可以带着他们的思想走出书来。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意思说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刻意在字句上下功夫。这种以领会精要而反对两汉以来的烦琐经学是十分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