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话武铁事#【武汉站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旅客安全健康出行】武汉站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疫情防控，严格落实车站通风换气、卫生保洁、日常消毒、旅客测温等工作，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劝导，提醒旅客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队。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健康出行环境。（朱梦然 陈俊）
【397家！#湖北新型研发机构总数全国第二# 】 据湖北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工作推进会，截至目前，我省新型研发机构总数已达到397家，位居全国第二。
目前，我省新型研发机构已发展形成5种类型，分别为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综合型技术创新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型研究所（公司）和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其中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10家，产业技术研究院36家，专业型研究所（公司）10家、企校联合创新中心341家。此外，另有7家综合型技术创新平台已签订共建协议。在省市县三级联动推动我省规上工业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的过程中，地市级备案的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已超过1000家。
我省新型研发机构地域分布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中，武汉共建有63家，占全省新型研发机构总数的15.91%；宜昌和黄冈分别为52家和47家，占总数的13.13%和11.87%。这些研发机构产业领域覆盖范围广，主要涉及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汽车、生物以及新能源与新材料产业、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文俊、通讯员孙刚、陈传金）
目前，我省新型研发机构已发展形成5种类型，分别为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综合型技术创新平台、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型研究所（公司）和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其中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10家，产业技术研究院36家，专业型研究所（公司）10家、企校联合创新中心341家。此外，另有7家综合型技术创新平台已签订共建协议。在省市县三级联动推动我省规上工业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的过程中，地市级备案的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已超过1000家。
我省新型研发机构地域分布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中，武汉共建有63家，占全省新型研发机构总数的15.91%；宜昌和黄冈分别为52家和47家，占总数的13.13%和11.87%。这些研发机构产业领域覆盖范围广，主要涉及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汽车、生物以及新能源与新材料产业、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文俊、通讯员孙刚、陈传金）
【武汉市第十二届、十三届政协委员，民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李春生：#建议设立长江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自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开创了我国制定流域法律的先河。同时，它还是一部保护长江全流域生态系统、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专门法和特别法。
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司法保护方面的不足。202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强调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应当坚持长江司法保护的理念，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协调、系统治理，依法严惩、全面担责；依法加强水污染防治类、生态保护类、资源开发利用类、气候变化应对类、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类案件审理，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用。
但目前长江司法保护的现状是，缺乏对长江流域这个巨大复杂系统的司法属性认知，导致司法规范体系的“流域特征”不足，针对性不强；实践中，对于涉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案件，流域内各省份法院存在类案不同判、裁判标准不统一的现象；长江流域专门、统一联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国家层面尚未制订统一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与行政联动协调机制；跨行政区域审理机制尚不健全、司法地方化等不利于全流域保护，流域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有困难。
从长江流域的系统性看，涉水相关的环境资源案件应统一由专门机构审理裁决，长江的上、中、下游应作为一个整体环境要素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
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过程中，长江干流省份存在刑事立案标准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如非法采砂的货值入刑标准，四川省是禁采区（期）7万元以上、开采或者破坏矿产品价值在15万元以上；长江干流沿线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七省市都按“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5万元、10万元作为刑事立案标准。
长江保护法是流域法、综合法、特别法、专门法。近年涉长江案件不断增多。据湖北法院统计，2018年至2020年，全省法院共审理涉长江一审刑事案件4648件，一审民事案件7662件，行政案件3241件。为此，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设立专门法院审理涉长江案件，对此，笔者认为应予支持。
专门法院是我国在特定部门或地区设立的审理特定案件的法院，我国的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农垦法院、石油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等。根据长江保护法施行后的现实情况，解决上述司法体系“流域特征”不足的问题，应该改变诉讼按行政地域管辖的传统方式，对流域性跨行政区的审理机构进行创新性改革，因此，设立长江专门法院非常必要。
对于专门法院名称，有专家建议命名为长江生态法院，笔者则建议直接取名为长江法院，简洁明了，且可体现对长江全方位的司法保护，而非仅限于生态保护。理由有三。
一是“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而长江保护的范围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如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河流等生态部分，也涉及人文地理要素，如资源、交通、人口、城市、工业、农业、城市化水平、科技等与长江有关的非生态部分。
二是长江保护法的规定多是行政方面的责任和涉及社会方面的内容，“生态”一词不能完全覆盖。长江保护法的大部分条款是对政府责任的规定，如96条条款中的第4条至第83条都规定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责任。其中，直接写明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任的有54条。虽然按法律部门分类，长江保护法归于经济法，但更多涉及行政法，也有社会法内容，“生态”一词不能覆盖行政法和社会法内容。
三是法院职能和法律责任范围广泛。法院职能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法律责任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个方面。长江保护法第83、94条规定，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生态”一词无法涵盖刑事内容。
为此笔者建议:设立长江法院，落实长江保护法第77条“国家加强长江流域司法保障建设”的规定。
长江法院专门负责管辖涉长江流域案件，为长江流域19个省份构建与长江保护法相配套、相适应的全流域、一体化司法保护机制；建立跨区域案件审理机制，完善长江保护的诉讼制度，提升案件综合办理专业化水平；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长江保护法等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的有效统一实施，实现以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人民政协报）
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司法保护方面的不足。2021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强调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应当坚持长江司法保护的理念，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协调、系统治理，依法严惩、全面担责；依法加强水污染防治类、生态保护类、资源开发利用类、气候变化应对类、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类案件审理，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用。
但目前长江司法保护的现状是，缺乏对长江流域这个巨大复杂系统的司法属性认知，导致司法规范体系的“流域特征”不足，针对性不强；实践中，对于涉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案件，流域内各省份法院存在类案不同判、裁判标准不统一的现象；长江流域专门、统一联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国家层面尚未制订统一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与行政联动协调机制；跨行政区域审理机制尚不健全、司法地方化等不利于全流域保护，流域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有困难。
从长江流域的系统性看，涉水相关的环境资源案件应统一由专门机构审理裁决，长江的上、中、下游应作为一个整体环境要素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
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过程中，长江干流省份存在刑事立案标准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如非法采砂的货值入刑标准，四川省是禁采区（期）7万元以上、开采或者破坏矿产品价值在15万元以上；长江干流沿线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七省市都按“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5万元、10万元作为刑事立案标准。
长江保护法是流域法、综合法、特别法、专门法。近年涉长江案件不断增多。据湖北法院统计，2018年至2020年，全省法院共审理涉长江一审刑事案件4648件，一审民事案件7662件，行政案件3241件。为此，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设立专门法院审理涉长江案件，对此，笔者认为应予支持。
专门法院是我国在特定部门或地区设立的审理特定案件的法院，我国的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农垦法院、石油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等。根据长江保护法施行后的现实情况，解决上述司法体系“流域特征”不足的问题，应该改变诉讼按行政地域管辖的传统方式，对流域性跨行政区的审理机构进行创新性改革，因此，设立长江专门法院非常必要。
对于专门法院名称，有专家建议命名为长江生态法院，笔者则建议直接取名为长江法院，简洁明了，且可体现对长江全方位的司法保护，而非仅限于生态保护。理由有三。
一是“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而长江保护的范围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如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河流等生态部分，也涉及人文地理要素，如资源、交通、人口、城市、工业、农业、城市化水平、科技等与长江有关的非生态部分。
二是长江保护法的规定多是行政方面的责任和涉及社会方面的内容，“生态”一词不能完全覆盖。长江保护法的大部分条款是对政府责任的规定，如96条条款中的第4条至第83条都规定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责任。其中，直接写明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任的有54条。虽然按法律部门分类，长江保护法归于经济法，但更多涉及行政法，也有社会法内容，“生态”一词不能覆盖行政法和社会法内容。
三是法院职能和法律责任范围广泛。法院职能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法律责任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个方面。长江保护法第83、94条规定，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生态”一词无法涵盖刑事内容。
为此笔者建议:设立长江法院，落实长江保护法第77条“国家加强长江流域司法保障建设”的规定。
长江法院专门负责管辖涉长江流域案件，为长江流域19个省份构建与长江保护法相配套、相适应的全流域、一体化司法保护机制；建立跨区域案件审理机制，完善长江保护的诉讼制度，提升案件综合办理专业化水平；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长江保护法等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的有效统一实施，实现以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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