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因为工作的关系，娱乐圈的女艺人大多都是晚婚晚育，但高龄再怀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更高，光是听到有些高龄女艺人关于生产的描述就觉得挺惊心动魄的，谢娜也是高龄产妇一名。
她和张杰结婚6年后，36岁才有了第一胎，这胎她生了两个双胞胎女儿跳跳和俏俏，现在她们也都4岁了。
去年40岁的谢娜又怀了二胎，这胎生的也是一个女儿，叫小咘芽，这个名字还是她的女儿跳跳给取的，自此他们组成了幸福的一家五口。
但谢娜二胎比双胞胎更不好生。
近日她在新书《娜就出发吧》中透露了自己二胎孕期的一些经历，她表示自己孕期患了妊娠糖尿病，数值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要进行饮食控制，还要实时监测，这类病症严重的话，对母女都会有风险，且高龄产妇患上的概率更高
谢娜生产时，杰哥也陪在她身边，还用双胞胎女儿的视频帮她转移注意力，但她身体还是出现了不适，不断地呕吐，医生赶紧用药物对她进行控制，张杰的精神也高度紧张了起来，好在最后母女平安。
小咘芽的脐带还是张杰剪的，之前说到要剪脐带这个问题时，他还很抗拒和害怕，毕竟脐带连着她和孩子，他有点下不去手，但生产时，他还是勇敢的踏出了这一步，第一下还因为紧张没有剪断。
巧合的是，她两个双胞胎女儿，出生时一个5斤6两，一个5斤7两，小咘芽是5斤8两，三姐妹的体重互相只差了一两。
小咘芽出生后，还在保温箱待了7天，黄疸也有点严重，所以那几天她一直提心吊胆，觉得日子过得格外漫长。
除了妊娠糖尿病之外，谢娜年初在综艺《朋友请听好2》中还透露，自己产后有一点抑郁。
她一直都不太愿意去正面面对这件事情，她也觉得自己那么乐天派的一个人，且第一胎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问题，二胎怎么可能会出现呢，但那段时间她的情绪一直很拧巴，碰到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想哭，看什么都很沮丧，发现不到生活的美好。
直到去年10月份，张杰在苏州举办演唱会，但中途升降台出了故障，他摔得很严重，手上也都是血，但他爬起来后继续又唱又跳了三个多小时，中途只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
那场演唱会，谢娜带着两个女儿在场，事后她也发了条微博，话里都是对杰哥的心疼。
也是因为这场意外，让谢娜整个人都清醒了过去，以前她觉得家里有张杰顶着，什么都不用怕，但那件事之后，她觉得自己得强大起来，于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慢慢走出了抑郁情绪。
谢娜两次产后都很快复出，身材也迅速恢复到了产前的状态，她还晒了自己生完一胎、二胎后练出的马甲线。
而且就连谢娜，也会担心产后事业的问题。
录制《乘风破浪》二公时，正好是她的生日，全场观众和姐姐们都在为她庆生，她特别感动，哭着说谢谢节目组邀请她来当这个乘风发布人，也感谢他们没有觉得她生了孩子之后，会状态不好，或是没有以前那么热情和放得开，谢谢他们愿意相信她。
而同样作为高龄产妇的秦海璐，曾面临着和谢娜同样的问题，孕期她也患了妊娠糖尿病，同样也有产后抑郁。
秦海璐怀孕时36岁，和谢娜第一胎的年龄一样，而且除了妊娠糖尿病，他们家有遗传性巨婴这个问题，当时她的肚子特别大，为了控制指标，她每天只吃两顿饭，摄入的糖分也不多，最后她生了一个9斤的大胖小子。
产后秦海璐特别没有自信，加上初当母亲没有经验，不知道儿子哭闹是因为什么，所以整个人很崩溃，天天对着儿子哭，哭到最后结膜炎过于严重，医生说她只能去割双眼皮了，割的时候还因为眼睛肿着，所以割得一个大，一个小。
后面老公觉得实在不行，劝她出去工作，所以产后三个月她就复工了，到了熟悉的环境当中，她才慢慢摆脱了产后抑郁的困扰，渐渐恢复了过来。
圈内像她们一样的艺人其实不少，生活中更多，但比起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还是幸运的，也有理解自己的老公和热爱的事业，因而度过孕期和产后抑郁的艰辛，如今事业爱情都很圆满，生活也有了牵挂，在很多人心中，她们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她和张杰结婚6年后，36岁才有了第一胎，这胎她生了两个双胞胎女儿跳跳和俏俏，现在她们也都4岁了。
去年40岁的谢娜又怀了二胎，这胎生的也是一个女儿，叫小咘芽，这个名字还是她的女儿跳跳给取的，自此他们组成了幸福的一家五口。
但谢娜二胎比双胞胎更不好生。
近日她在新书《娜就出发吧》中透露了自己二胎孕期的一些经历，她表示自己孕期患了妊娠糖尿病，数值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要进行饮食控制，还要实时监测，这类病症严重的话，对母女都会有风险，且高龄产妇患上的概率更高
谢娜生产时，杰哥也陪在她身边，还用双胞胎女儿的视频帮她转移注意力，但她身体还是出现了不适，不断地呕吐，医生赶紧用药物对她进行控制，张杰的精神也高度紧张了起来，好在最后母女平安。
小咘芽的脐带还是张杰剪的，之前说到要剪脐带这个问题时，他还很抗拒和害怕，毕竟脐带连着她和孩子，他有点下不去手，但生产时，他还是勇敢的踏出了这一步，第一下还因为紧张没有剪断。
巧合的是，她两个双胞胎女儿，出生时一个5斤6两，一个5斤7两，小咘芽是5斤8两，三姐妹的体重互相只差了一两。
小咘芽出生后，还在保温箱待了7天，黄疸也有点严重，所以那几天她一直提心吊胆，觉得日子过得格外漫长。
除了妊娠糖尿病之外，谢娜年初在综艺《朋友请听好2》中还透露，自己产后有一点抑郁。
她一直都不太愿意去正面面对这件事情，她也觉得自己那么乐天派的一个人，且第一胎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问题，二胎怎么可能会出现呢，但那段时间她的情绪一直很拧巴，碰到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想哭，看什么都很沮丧，发现不到生活的美好。
直到去年10月份，张杰在苏州举办演唱会，但中途升降台出了故障，他摔得很严重，手上也都是血，但他爬起来后继续又唱又跳了三个多小时，中途只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
那场演唱会，谢娜带着两个女儿在场，事后她也发了条微博，话里都是对杰哥的心疼。
也是因为这场意外，让谢娜整个人都清醒了过去，以前她觉得家里有张杰顶着，什么都不用怕，但那件事之后，她觉得自己得强大起来，于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慢慢走出了抑郁情绪。
谢娜两次产后都很快复出，身材也迅速恢复到了产前的状态，她还晒了自己生完一胎、二胎后练出的马甲线。
而且就连谢娜，也会担心产后事业的问题。
录制《乘风破浪》二公时，正好是她的生日，全场观众和姐姐们都在为她庆生，她特别感动，哭着说谢谢节目组邀请她来当这个乘风发布人，也感谢他们没有觉得她生了孩子之后，会状态不好，或是没有以前那么热情和放得开，谢谢他们愿意相信她。
而同样作为高龄产妇的秦海璐，曾面临着和谢娜同样的问题，孕期她也患了妊娠糖尿病，同样也有产后抑郁。
秦海璐怀孕时36岁，和谢娜第一胎的年龄一样，而且除了妊娠糖尿病，他们家有遗传性巨婴这个问题，当时她的肚子特别大，为了控制指标，她每天只吃两顿饭，摄入的糖分也不多，最后她生了一个9斤的大胖小子。
产后秦海璐特别没有自信，加上初当母亲没有经验，不知道儿子哭闹是因为什么，所以整个人很崩溃，天天对着儿子哭，哭到最后结膜炎过于严重，医生说她只能去割双眼皮了，割的时候还因为眼睛肿着，所以割得一个大，一个小。
后面老公觉得实在不行，劝她出去工作，所以产后三个月她就复工了，到了熟悉的环境当中，她才慢慢摆脱了产后抑郁的困扰，渐渐恢复了过来。
圈内像她们一样的艺人其实不少，生活中更多，但比起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还是幸运的，也有理解自己的老公和热爱的事业，因而度过孕期和产后抑郁的艰辛，如今事业爱情都很圆满，生活也有了牵挂，在很多人心中，她们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说到最近娱乐圈中的大事，肯定就是在澳门举行的第25届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华鼎奖的颁奖典礼了，54岁的郭富城凭借《无双》拿下了影帝，而44岁的女明星凭借和姚晨主演的剧情片《找到你》荣获影后，可以说都是实力非常强的艺人了，而在这场颁奖典礼中，最让人惊喜的还是张艺兴首次荣获电影上的殊荣了，击败了王传君等强有劲的竞争对手，张艺兴荣获最佳男配角，不仅是张艺兴自己。连粉丝们都是非常高兴了。
我们都知道，张艺兴虽然在影视作品上也有涉猎，但是他的主要重心还是放在了音乐创作和唱跳表演上，如今获得了这个奖项，也是证明了他在影视作品方面的成绩得到了认可，低调的张艺兴真的是拿实力在圈粉了。作为《一出好戏》的导演黄渤，在看到张艺兴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因为张艺兴的努力他也是全程看在眼里，像张艺兴这种小鲜肉，完全可以不用那么拼命，但是张艺兴就跟其他的小鲜肉不一样了，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要靠实力，相信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圈粉的原因了。
对于28岁的张艺兴就能获得如此高的殊荣，黄渤也是简单的2字就道出了原因，“努力”！黄渤说张艺兴真的是一个执念非常深的艺人了，一个镜头没拍好是绝对不会轻易糊弄过去的，生吃鱼的场景也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段可一点也不比蒋欣当时吃酸黄瓜好过了，但是张艺兴为了达到影片效果，也是自告奋勇的要求真吃，当时的黄渤其实也是非常震惊的，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其实现在很多知名的导演是很少会去选择一些小鲜肉或者流量小花拍摄影视作品的，一来说这些人大多都比较娇气，二来是这些人的实力确实也是略微逊色一点，但是不得不说，黄渤的眼光真的是非常毒辣了，一眼就看准了张艺兴。
28岁的张艺兴荣获华鼎奖的最佳男配角，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张艺兴不管是在音乐创作还是影视作品的拍摄，他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现在的他明明人气已经非常高，但却并没有用他的流量进行炒作，而是脚踏实地为大家带来优秀的作品，真的不愧是新时代青年的楷模了，不知道你们觉得张艺兴的最佳男配角是不是实至名归呢？
我们都知道，张艺兴虽然在影视作品上也有涉猎，但是他的主要重心还是放在了音乐创作和唱跳表演上，如今获得了这个奖项，也是证明了他在影视作品方面的成绩得到了认可，低调的张艺兴真的是拿实力在圈粉了。作为《一出好戏》的导演黄渤，在看到张艺兴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因为张艺兴的努力他也是全程看在眼里，像张艺兴这种小鲜肉，完全可以不用那么拼命，但是张艺兴就跟其他的小鲜肉不一样了，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要靠实力，相信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圈粉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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