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下，中国汽车品牌的机会（下）
原创 罗松松 远川研究所 2022-05-19
03 奋力一搏
每个大国都有一个汽车梦，而每个生产汽车的国家都有一个高端梦。
众所周知，汽车是欧美人的发明，作为后发国家想要进入第一梯队，从过往的日韩经验来看都是从物美价廉的小车开始做起，然后通过出口打响名气，沉淀了一定的核心技术之后才推出高端品牌，时间跨度一般都在四十年左右。
比如现代汽车于1967年成立，2015年才将捷尼赛斯（Genisis）独立。
在燃油车时代，中国品牌高端化之路走的异常艰难，但在智能电动化时代，由于技术的迁移、消费者意识的变化等多重因素，人们对于国产车价格的接受程度也在被不断刷新。
2017年年底，蔚来第一款车ES8上市，起售价为44.8万，创始版价格更是高达54.8万起，成为国产车价格之“最”，当时很多声音认为这是一种“膨胀自大”的表现，甚至出现一种论调，认为“只要BBA开始出手，国产电动车会被打回原形”。
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蔚来挺过了2019年的至暗时刻，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去年推出了同样价格不菲的ET7，反观BBA在国内推出的纯电产品，在中国表现不尽人意，在终端市场频频降价。
去年12月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在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这个细分市场上，高合HiPhi X超越保时捷Taycan成为细分市场第一，而排在后面的还有奔驰EQC和奥迪e-tron，而且这种领先姿态一直保持数月，要知道高合的均价高达70万元左右。
高合成立于2017年，四年之后正式交付HiPhi X，而且仅靠这一款车型就可以力压传统豪门登顶细分市场冠军，这在七十多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种表现和高合创始团队以及品牌定位有莫大关系。
高合的创始人丁磊从业20多年，在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集团和浦东新区政府都当过决策者，对宏观政策、前瞻技术以及产业链都拥有深厚的沉淀。
当很多新势力都选择而下而上的路线时，丁磊选择了高举高打的战略，率先提出以场景定义设计、软件定义汽车、共创定义价值的三大理念开发产品，其目的是让高合成为新世界第一科技豪华品牌。
高合的出现实际上了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燃油车时代屡屡受挫的高端化在智能电动时代就变得可行，有些品牌甚至可以跳过20-40万的红海市场，直接剑指50万以上的细分市场？
这里不得不提到1962年美国学者罗杰斯提出的“创新扩散曲线”。
在他看来，无论是一个新观念还是一个新产品，从诞生到被广泛接受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最早接受新观念，尝试新事物的人叫innovaters（创新者），比例只有2.5%，之后是early adopters（早期使用者），比例约为12.5%。
虽然同是交通工具，但智能电动车是一个和传统燃油车有巨大差异的新生物，就像iPhone之于诺基亚，而想要俘获“创新者”和“早期使用者”的芳心，就要在差异点上做足文章，比如第一代iPhone不是强调续航和通信，而是多点触控技术。
对传统燃油车而言，豪华品牌通常强调的是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的技术先进性、舒适性和高科技配置以及品牌的附加值，但在智能电动车时代，发动机和变速箱被抛弃，品牌鸿沟也由于消费者日渐成熟而缩短，“豪华”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给了后发选手可趁之机。
这也是高合这样的品牌能诞生的外部条件，但想要在强手如云的高端市场站稳脚跟，则必须要靠货真价实的产品力和创新力，具体而言则是在传统的部分做加法，在智能的部分做乘法。
比如在物理结构设计上，高合充分发挥了创业公司轻装上阵的优势，摒弃了一些传统豪华品牌采用的油电混合平台，而是采用原生的纯电平台，既能带来超跑的外观造型和超长续航里程，又能提供充足的驾乘空间。
另一方面，高合也适应了“软件定义汽车”的趋势，摒弃了传统的分布式电子电气架构，采用了全球领先的开放式H-SOA架构，开发了软件中间件实现软硬分离，进行功能重组和调动，从而可以开发出众多的车辆智能应用，适应更多的使用场景。
这种全新的架构本质上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做产品开发，能够大大缩短软件的开发周期，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场景和应用，而依赖传统供应链结构的整车厂则无法高效实现这一点。
在燃油车时代，国产车想卖到20万以上都无比困难，想要卖出50万以上更是痴人说梦，但在智能化时代，有人做到了，虽然这看似是一小步，但却是中国汽车产业的一大步，这并非符合了历史进程，这就是历史进程的本身。
04尾声
十年前，国产手机想要卖到2000块钱都非易事，大家基本上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内卷血拼，华为也不例外。
一位网友感慨，“什么时候外国人也能来中国排队买华为手机，我们就成功了”。当时余承东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回复称：“这是华为手机产品线年初晚会上大伙喊出的口号，要争取让国人排队买华为手机的那一天[2]！”
从2018年开始，这个美好的想象终于变成事实，以华为为首的手机品牌风靡全球，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制裁，华为的全球攻势将会更加势如破竹，虽然可惜，但这也激发了华为翻开了另一个篇章：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电动车相比，手机无论是产值，技术难度、供应链复杂度还是对国家的战略意义都无法相提并论，但正是因为如此，国产电动车的崛起才变得更有意义。
而要证明一个产业的崛起，无外乎要拥有真正拿得出手的品牌。从中国汽车品牌在燃油时代的跟随和奋进，到电动化后一步一步的走到台前。有华为汽车这样的异军突起，也有蔚小理这样的模式创新，更有高合挑战中国品牌高维。
这几家具有鲜明性格的企业，也同时用市场的认可证明了电动时代下中国品牌的站位，借助高合这样的品牌敢于撕掉“自主品牌既是廉价代名词”的标签去思考，不难看出创新和引领不失为他成功的要义。
依托这些行业的中坚力量，中国电动车产业前进的序曲不绝于耳。
原创 罗松松 远川研究所 2022-05-19
03 奋力一搏
每个大国都有一个汽车梦，而每个生产汽车的国家都有一个高端梦。
众所周知，汽车是欧美人的发明，作为后发国家想要进入第一梯队，从过往的日韩经验来看都是从物美价廉的小车开始做起，然后通过出口打响名气，沉淀了一定的核心技术之后才推出高端品牌，时间跨度一般都在四十年左右。
比如现代汽车于1967年成立，2015年才将捷尼赛斯（Genisis）独立。
在燃油车时代，中国品牌高端化之路走的异常艰难，但在智能电动化时代，由于技术的迁移、消费者意识的变化等多重因素，人们对于国产车价格的接受程度也在被不断刷新。
2017年年底，蔚来第一款车ES8上市，起售价为44.8万，创始版价格更是高达54.8万起，成为国产车价格之“最”，当时很多声音认为这是一种“膨胀自大”的表现，甚至出现一种论调，认为“只要BBA开始出手，国产电动车会被打回原形”。
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蔚来挺过了2019年的至暗时刻，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去年推出了同样价格不菲的ET7，反观BBA在国内推出的纯电产品，在中国表现不尽人意，在终端市场频频降价。
去年12月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在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这个细分市场上，高合HiPhi X超越保时捷Taycan成为细分市场第一，而排在后面的还有奔驰EQC和奥迪e-tron，而且这种领先姿态一直保持数月，要知道高合的均价高达70万元左右。
高合成立于2017年，四年之后正式交付HiPhi X，而且仅靠这一款车型就可以力压传统豪门登顶细分市场冠军，这在七十多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种表现和高合创始团队以及品牌定位有莫大关系。
高合的创始人丁磊从业20多年，在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集团和浦东新区政府都当过决策者，对宏观政策、前瞻技术以及产业链都拥有深厚的沉淀。
当很多新势力都选择而下而上的路线时，丁磊选择了高举高打的战略，率先提出以场景定义设计、软件定义汽车、共创定义价值的三大理念开发产品，其目的是让高合成为新世界第一科技豪华品牌。
高合的出现实际上了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燃油车时代屡屡受挫的高端化在智能电动时代就变得可行，有些品牌甚至可以跳过20-40万的红海市场，直接剑指50万以上的细分市场？
这里不得不提到1962年美国学者罗杰斯提出的“创新扩散曲线”。
在他看来，无论是一个新观念还是一个新产品，从诞生到被广泛接受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最早接受新观念，尝试新事物的人叫innovaters（创新者），比例只有2.5%，之后是early adopters（早期使用者），比例约为12.5%。
虽然同是交通工具，但智能电动车是一个和传统燃油车有巨大差异的新生物，就像iPhone之于诺基亚，而想要俘获“创新者”和“早期使用者”的芳心，就要在差异点上做足文章，比如第一代iPhone不是强调续航和通信，而是多点触控技术。
对传统燃油车而言，豪华品牌通常强调的是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的技术先进性、舒适性和高科技配置以及品牌的附加值，但在智能电动车时代，发动机和变速箱被抛弃，品牌鸿沟也由于消费者日渐成熟而缩短，“豪华”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给了后发选手可趁之机。
这也是高合这样的品牌能诞生的外部条件，但想要在强手如云的高端市场站稳脚跟，则必须要靠货真价实的产品力和创新力，具体而言则是在传统的部分做加法，在智能的部分做乘法。
比如在物理结构设计上，高合充分发挥了创业公司轻装上阵的优势，摒弃了一些传统豪华品牌采用的油电混合平台，而是采用原生的纯电平台，既能带来超跑的外观造型和超长续航里程，又能提供充足的驾乘空间。
另一方面，高合也适应了“软件定义汽车”的趋势，摒弃了传统的分布式电子电气架构，采用了全球领先的开放式H-SOA架构，开发了软件中间件实现软硬分离，进行功能重组和调动，从而可以开发出众多的车辆智能应用，适应更多的使用场景。
这种全新的架构本质上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做产品开发，能够大大缩短软件的开发周期，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场景和应用，而依赖传统供应链结构的整车厂则无法高效实现这一点。
在燃油车时代，国产车想卖到20万以上都无比困难，想要卖出50万以上更是痴人说梦，但在智能化时代，有人做到了，虽然这看似是一小步，但却是中国汽车产业的一大步，这并非符合了历史进程，这就是历史进程的本身。
04尾声
十年前，国产手机想要卖到2000块钱都非易事，大家基本上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内卷血拼，华为也不例外。
一位网友感慨，“什么时候外国人也能来中国排队买华为手机，我们就成功了”。当时余承东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回复称：“这是华为手机产品线年初晚会上大伙喊出的口号，要争取让国人排队买华为手机的那一天[2]！”
从2018年开始，这个美好的想象终于变成事实，以华为为首的手机品牌风靡全球，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制裁，华为的全球攻势将会更加势如破竹，虽然可惜，但这也激发了华为翻开了另一个篇章：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电动车相比，手机无论是产值，技术难度、供应链复杂度还是对国家的战略意义都无法相提并论，但正是因为如此，国产电动车的崛起才变得更有意义。
而要证明一个产业的崛起，无外乎要拥有真正拿得出手的品牌。从中国汽车品牌在燃油时代的跟随和奋进，到电动化后一步一步的走到台前。有华为汽车这样的异军突起，也有蔚小理这样的模式创新，更有高合挑战中国品牌高维。
这几家具有鲜明性格的企业，也同时用市场的认可证明了电动时代下中国品牌的站位，借助高合这样的品牌敢于撕掉“自主品牌既是廉价代名词”的标签去思考，不难看出创新和引领不失为他成功的要义。
依托这些行业的中坚力量，中国电动车产业前进的序曲不绝于耳。
【天津考试院知错就改挺好，不过也还需要多一些解释】#天津新冠阳性考生在医院参加春季高考# 5月18日，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公众号发布《关于调整天津市2022年春季高考考试时间及防疫要求的通知》。据通知，天津市2022年春季高考将延期至6月12日举行。同时，这份通知规定：若为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为天津健康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天津市封控区内，不得参加考试。
这样的规定引起的争议不言而喻。或许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连夜对通知进行了修订，5月19日早晨看到这份通知的人们，会发现上面内容中，原本“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已经修改为“不得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
同一公众号在19日凌晨2:23发布的文章“春季高考延期热点问答”中，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详细的解释：上述几类考生，“因具有一定的疫情传播风险，规定不得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要在重置考点参加考试，以做到‘应考尽考’”。
不过仔细看这篇解释文，再看此前发布的通知，发现还有新的困惑。这篇文章明确，应该在重置考点考试的考生包括下述情况：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天津健康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封控区的考生，以及不能提供相关核酸检测证明的考生。
不过，根据考试院发出的通知内容，有关核酸检测的规定是这样的。比如通知第8、9、10条：
第8条，考生须听从考区的安排进行核酸检测。考试当天，须提供考前48小时内（6月10日及以后）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天津市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法提供证明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第9条，考生若在5月29日至6月11日期间，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病状，须立即报告报名单位，并到报名单位指定的医院就医。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考生，由卫健、疾控和教育等部门综合研判后，须提供考前72小时内天津市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一次必须为考前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且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时间须超过24小时），方可参加考试。无法提供证明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第10条，考试当天，考生若为天津健康码“橙码”，或处于居家医学观察、医学观察状态，或处于我市管控区、防范区内，须立即报告报名单位；由卫健、疾控和教育等部门综合研判后，须提供考前72小时内天津市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一次必须为考前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且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时间须超过24小时），方可参加考试。无法提供证明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如果按照通知内容，很显然，无法提供相关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考试的，但是如果根据“热点问答”给出的说法，他们可以在重置考点参加考试。
同样出自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文章，一个是官方通知，一个是权威解释，应该说都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但是它们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天津会怎么做？这要考生怎么办？是不是还需要再解释一下？
如果细究起来，即使是通知本身，修改后的第7条和8、9、10条也是有冲突的，比如说，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就不可能按照要求出具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要考虑的是，能否保证红码、密接、次密接和隔离或封控区内的考生及时拿到时效内的核酸证明，这是考试院决定不了的事情。在政策衔接上恐怕还要多部门协同，考虑得更为周全。
当然要解释的也不止于此。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5月18日发通知，明确几类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几个小时后就改了说法，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是闻过即改，善莫大焉，但是高考是国之大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关系到那么多人的前途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工作失误，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安排，只不过迫于舆论临时改正？考试院难道不需要给个解释，说一句对不起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想蒙混过关，说得过去么？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觉得春季高考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全国统一的夏季高考，涉及的人不多，好像这就可以无视这少数考生的权利。实际上，不管是哪种高考，都没有谁有权力剥夺任何一个考生参加高考的权利。我们当然也知道，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或者居家隔离、处在封控区的考生是少数，但是哪怕只涉及一个人，这也是考生必须得到保障的合法权利。
更何况，春季高考涉及的考生一点儿也不少。从往届看，天津春季高考的参加者包括这些考生：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等中职学校毕业生、普通高中往届毕业生，以及具有本市中职学校正式学籍的应届毕业生。根据天津市春季高考网数据，2018-2021年，天津春季高考每年报考人数约1.5万-1.7万余人。最近几年全国统一的夏季高考，天津参与人数为5.6万左右。
考生参加高考是一项基本权利。以法理而论，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确保公平公正。疫情之下，各级政府部门原本应该尽最大努力，让所有的考生应考尽考。哪个政府部门都不能以疫情防控为由剥夺任何一个考生参加考试的权利。以人情而论，规定的制定者更没有考虑到高考是考生们人生一次重要选择的机会，也是考生家庭的大事。这一届中职或者高中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们经历了整个疫情的三年，这其中滋味谁能体会？能走到高考这一步，可以说他们本身就经历了很多考验，克服了很多困难。也可以说，无论考生自己、孩子家长还是学校老师都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如果随便一个通知就剥夺了考生的权利，实在不敢想这对家长、对孩子、对老师是怎样的打击。
疫情防控当然也是大事。但是政府部门本可以有妥善的方式解决阳性感染者考生、密接次密接、居家隔离或处在封控区的考生参加考试的问题。这方面过去两年的高考中，各地方都有成熟的经验。实际上，2020年高考时，教育部对此就有明确安排，比如要求原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1个备用隔离考场（每考点不得少于3个）。当考试当天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启用备用隔离考场。原则上须一人一间，备用隔离考场不够用时，可采取最前排、最后排或四角排位的方式多人共用一间（最多不超过4人）。
从5月19日发布的“春季高考延期热点问答”来看，天津市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安排。考试院对于“重置考点如何安排”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一是医院考点。将天津市海河医院作为医院考点，用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考生进行隔离考试。考场为单独一个房间（病房），同时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全程监控考生身体状况。
二是隔离考点。一般为隔离留观宾馆，用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考试期间仍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封控区，或天津健康码“红码”，以及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等高风险人员考试。考场按照考试的要求进行布置，考生一人一间。
三是独立考点。每个考区均设立一个独立考点，为正常标准化考点，独立考点按照大型隔离考场要求设置，如需要进入隔离考点考生较多，则单独设置独立考点供除高风险（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需集中隔离的重点涉疫地区人员等）人员以外的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考生使用。
高考是考生的大考，也是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大考，我们希望考生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也希望政府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因种种原因成为密接、次密接，本已不幸。更何况，染疫或者密接事件中，公众是被动的身心健康被损害者。这时候公众需要感受到政策更多的暖意。更何况，向公众提供无疫病流行的环境，本该是作为公仆的政府无法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此，衷心期望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在闻过则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相关考试准备工作和应急预案。抓紧时间，全力以赴，为所有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创造机会，让他们顺利参加高考。
最后，祝津门学子考试顺利，得偿所愿。也祝所有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考试顺利，美梦成真。（二把刀/文）
https://t.cn/A6X6OukY
这样的规定引起的争议不言而喻。或许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连夜对通知进行了修订，5月19日早晨看到这份通知的人们，会发现上面内容中，原本“不得参加考试”的规定已经修改为“不得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
同一公众号在19日凌晨2:23发布的文章“春季高考延期热点问答”中，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详细的解释：上述几类考生，“因具有一定的疫情传播风险，规定不得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要在重置考点参加考试，以做到‘应考尽考’”。
不过仔细看这篇解释文，再看此前发布的通知，发现还有新的困惑。这篇文章明确，应该在重置考点考试的考生包括下述情况：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天津健康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封控区的考生，以及不能提供相关核酸检测证明的考生。
不过，根据考试院发出的通知内容，有关核酸检测的规定是这样的。比如通知第8、9、10条：
第8条，考生须听从考区的安排进行核酸检测。考试当天，须提供考前48小时内（6月10日及以后）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天津市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法提供证明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第9条，考生若在5月29日至6月11日期间，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病状，须立即报告报名单位，并到报名单位指定的医院就医。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考生，由卫健、疾控和教育等部门综合研判后，须提供考前72小时内天津市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一次必须为考前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且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时间须超过24小时），方可参加考试。无法提供证明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第10条，考试当天，考生若为天津健康码“橙码”，或处于居家医学观察、医学观察状态，或处于我市管控区、防范区内，须立即报告报名单位；由卫健、疾控和教育等部门综合研判后，须提供考前72小时内天津市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一次必须为考前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且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时间须超过24小时），方可参加考试。无法提供证明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如果按照通知内容，很显然，无法提供相关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考试的，但是如果根据“热点问答”给出的说法，他们可以在重置考点参加考试。
同样出自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文章，一个是官方通知，一个是权威解释，应该说都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但是它们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天津会怎么做？这要考生怎么办？是不是还需要再解释一下？
如果细究起来，即使是通知本身，修改后的第7条和8、9、10条也是有冲突的，比如说，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就不可能按照要求出具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要考虑的是，能否保证红码、密接、次密接和隔离或封控区内的考生及时拿到时效内的核酸证明，这是考试院决定不了的事情。在政策衔接上恐怕还要多部门协同，考虑得更为周全。
当然要解释的也不止于此。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5月18日发通知，明确几类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几个小时后就改了说法，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是闻过即改，善莫大焉，但是高考是国之大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关系到那么多人的前途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工作失误，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安排，只不过迫于舆论临时改正？考试院难道不需要给个解释，说一句对不起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想蒙混过关，说得过去么？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觉得春季高考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全国统一的夏季高考，涉及的人不多，好像这就可以无视这少数考生的权利。实际上，不管是哪种高考，都没有谁有权力剥夺任何一个考生参加高考的权利。我们当然也知道，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或者居家隔离、处在封控区的考生是少数，但是哪怕只涉及一个人，这也是考生必须得到保障的合法权利。
更何况，春季高考涉及的考生一点儿也不少。从往届看，天津春季高考的参加者包括这些考生：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等中职学校毕业生、普通高中往届毕业生，以及具有本市中职学校正式学籍的应届毕业生。根据天津市春季高考网数据，2018-2021年，天津春季高考每年报考人数约1.5万-1.7万余人。最近几年全国统一的夏季高考，天津参与人数为5.6万左右。
考生参加高考是一项基本权利。以法理而论，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确保公平公正。疫情之下，各级政府部门原本应该尽最大努力，让所有的考生应考尽考。哪个政府部门都不能以疫情防控为由剥夺任何一个考生参加考试的权利。以人情而论，规定的制定者更没有考虑到高考是考生们人生一次重要选择的机会，也是考生家庭的大事。这一届中职或者高中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们经历了整个疫情的三年，这其中滋味谁能体会？能走到高考这一步，可以说他们本身就经历了很多考验，克服了很多困难。也可以说，无论考生自己、孩子家长还是学校老师都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如果随便一个通知就剥夺了考生的权利，实在不敢想这对家长、对孩子、对老师是怎样的打击。
疫情防控当然也是大事。但是政府部门本可以有妥善的方式解决阳性感染者考生、密接次密接、居家隔离或处在封控区的考生参加考试的问题。这方面过去两年的高考中，各地方都有成熟的经验。实际上，2020年高考时，教育部对此就有明确安排，比如要求原则上每10个普通考场设1个备用隔离考场（每考点不得少于3个）。当考试当天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启用备用隔离考场。原则上须一人一间，备用隔离考场不够用时，可采取最前排、最后排或四角排位的方式多人共用一间（最多不超过4人）。
从5月19日发布的“春季高考延期热点问答”来看，天津市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安排。考试院对于“重置考点如何安排”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一是医院考点。将天津市海河医院作为医院考点，用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考生进行隔离考试。考场为单独一个房间（病房），同时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全程监控考生身体状况。
二是隔离考点。一般为隔离留观宾馆，用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考试期间仍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封控区，或天津健康码“红码”，以及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等高风险人员考试。考场按照考试的要求进行布置，考生一人一间。
三是独立考点。每个考区均设立一个独立考点，为正常标准化考点，独立考点按照大型隔离考场要求设置，如需要进入隔离考点考生较多，则单独设置独立考点供除高风险（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来津人员、需集中隔离的重点涉疫地区人员等）人员以外的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考生使用。
高考是考生的大考，也是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大考，我们希望考生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也希望政府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因种种原因成为密接、次密接，本已不幸。更何况，染疫或者密接事件中，公众是被动的身心健康被损害者。这时候公众需要感受到政策更多的暖意。更何况，向公众提供无疫病流行的环境，本该是作为公仆的政府无法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此，衷心期望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在闻过则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相关考试准备工作和应急预案。抓紧时间，全力以赴，为所有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创造机会，让他们顺利参加高考。
最后，祝津门学子考试顺利，得偿所愿。也祝所有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考试顺利，美梦成真。（二把刀/文）
https://t.cn/A6X6OukY
1972年，上海嘉定。宣奎元卖了10几斤破烂，得了3角钱。不久，竟有专家登门，追问他是否还有废纸。老宣很不耐烦，说：“已经烧火了。”想不到，他从坟里刨出的这些烂纸，后来竟估价1000万。
别看老宣是个普通农民，可他的祖上却很厉害。宣家在嘉定东郊的祖坟，规模很大，占地7000平米。
1967年，生产队要建一所猪棚，看上了宣家墓地。
很快，社员们就抡起锄头、铁锹将墓地挖开，修整填平。
当时，宣奎元心里挺难过，可他不敢声张。只能在没人的时候，偷偷跑到祖坟前，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带回来留个念想。
可是，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正当他丧气之时，突然，看到一座满是污泥的坟坑里，堆满了纸张书籍。
因为污水浸泡，很多书的字迹已经模糊。怎么看，也不值得捞这一把。
可宣奎元转念一想：“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带回去求个心安吧。”
于是，他把这些浸湿的古书背回了家，晒干后发现，多数已经残损模糊，翘边撕裂的，也不在少数。
宣奎元就随手一扔，放在自家的杂物柜里。
1972年，上海旧书店计划收购一批旧书，工作人员打听到老宣家有古书，便寻了过来。
不料，待老宣找到这些旧书时，竟然发现，原本破烂不堪的古书，因为自己不善保管，还被鼠虫啃咬了不少。
书店工作人员一看，没啥特别稀奇。
他们挑了些还算完整的称重，给了老宣3毛钱，回收了10几斤。
这时，再看剩下的古书，零零散散，卷成一团。
于是乎，老宣就把剩下的拿到厨房，烧了火。
这边，老宣正在处理“破烂”，那边，书店内部却炸了锅。
原来，回收的古书带去后，书店需要进行二次分类。
不料，在分类现场，竟有一位专家失声惊叫“宝贝！这是明代刊刻的珍本！”
“快！赶紧再去宣奎元家，抢救文物！”
然而，待专家再次到了老宣家，却发现，他已经把绝大多数古书都烧了，只留下一小堆。
专家长叹一声，又给了老宣5元，将剩下的残本带了回来。
事实上，当时懂行的人，的确稀少。
这堆古书，虽被抢救下来，但因为年代久远，加之水泡日晒，鼠虫啃咬，早已严重粘连。甚至，结成了块，实在不忍直视。
那么，能让专家惊呼的古书，到底有何价值？
这就要从古书的主人开始说起了。
经过鉴定，这批古书，属词话唱本，是明朝成化年间官方刊印的“原版书籍”，距今已有500多年。
古书发现的坟坑，是明代“西安府知事”宣昶与妻子的合葬墓。由此可以推测，它是宣昶妻子之物。
词话，是兴盛于元、明两代的民间说唱艺术。当时，是明代妇女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类似于现代的“绘本”，书中文字不多，配有大量插图。
这种文学体裁，对于识字不多的民众和妇女来讲，十分友好。
宣奎元找到的这些词话唱本，纵26.8厘米，横15.9厘米，材质为竹纸本，纸捻钉，包背装。其中，包含了16种“说唱词话，1种南戏。”
它是我国说唱文字最早的一部刻本，也是最早的俗文学刻本，被命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这批500年多前的“明话本”，很难准确估价。仅单本就曾拍出1020万的天价，是名副其实的珍贵文物。
曾有史学家评价明话本为“第二个马王堆”。
众所周知，马王堆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王侯利苍家族的墓地。当年，出土文物3000多件，多属稀世珍宝，是权贵的象征。
反观“明话本”，斑斑驳驳，破烂不堪。
若要论外形，实在与马王堆相去甚远。
然而，《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出土，却代表了另外一个更广泛的阶层。
它以插画为蓝本，讲历史传奇、灵怪故事，对研究中国小说、曲艺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年，破损古物回收后，已粘连成块的旧书，用通常的方法无法揭开。正在专家犯难时，一位民间裱画艺人用祖传药水，解决了这个难题。
后来，博物馆想寻求秘方，却被婉言拒绝，究竟是什么神奇药水，至今没有答案。
事实上，比起那些皇家贵胄的墓葬，从民间来，到民间去，更显珍贵。
那些轻松幽默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给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可以想象，宣昶的妻子，生前该是很喜欢这种娱乐载体，以至在身后，都要码成册籍入墓陪伴，期盼自己不至于太寂寞。
透过历史，我们分明看到，500年前，在天桥下、茶楼里、街巷边、烛火下，人们翻看说唱词本的鲜活人生。
#创作力计划#
别看老宣是个普通农民，可他的祖上却很厉害。宣家在嘉定东郊的祖坟，规模很大，占地7000平米。
1967年，生产队要建一所猪棚，看上了宣家墓地。
很快，社员们就抡起锄头、铁锹将墓地挖开，修整填平。
当时，宣奎元心里挺难过，可他不敢声张。只能在没人的时候，偷偷跑到祖坟前，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带回来留个念想。
可是，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正当他丧气之时，突然，看到一座满是污泥的坟坑里，堆满了纸张书籍。
因为污水浸泡，很多书的字迹已经模糊。怎么看，也不值得捞这一把。
可宣奎元转念一想：“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带回去求个心安吧。”
于是，他把这些浸湿的古书背回了家，晒干后发现，多数已经残损模糊，翘边撕裂的，也不在少数。
宣奎元就随手一扔，放在自家的杂物柜里。
1972年，上海旧书店计划收购一批旧书，工作人员打听到老宣家有古书，便寻了过来。
不料，待老宣找到这些旧书时，竟然发现，原本破烂不堪的古书，因为自己不善保管，还被鼠虫啃咬了不少。
书店工作人员一看，没啥特别稀奇。
他们挑了些还算完整的称重，给了老宣3毛钱，回收了10几斤。
这时，再看剩下的古书，零零散散，卷成一团。
于是乎，老宣就把剩下的拿到厨房，烧了火。
这边，老宣正在处理“破烂”，那边，书店内部却炸了锅。
原来，回收的古书带去后，书店需要进行二次分类。
不料，在分类现场，竟有一位专家失声惊叫“宝贝！这是明代刊刻的珍本！”
“快！赶紧再去宣奎元家，抢救文物！”
然而，待专家再次到了老宣家，却发现，他已经把绝大多数古书都烧了，只留下一小堆。
专家长叹一声，又给了老宣5元，将剩下的残本带了回来。
事实上，当时懂行的人，的确稀少。
这堆古书，虽被抢救下来，但因为年代久远，加之水泡日晒，鼠虫啃咬，早已严重粘连。甚至，结成了块，实在不忍直视。
那么，能让专家惊呼的古书，到底有何价值？
这就要从古书的主人开始说起了。
经过鉴定，这批古书，属词话唱本，是明朝成化年间官方刊印的“原版书籍”，距今已有500多年。
古书发现的坟坑，是明代“西安府知事”宣昶与妻子的合葬墓。由此可以推测，它是宣昶妻子之物。
词话，是兴盛于元、明两代的民间说唱艺术。当时，是明代妇女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类似于现代的“绘本”，书中文字不多，配有大量插图。
这种文学体裁，对于识字不多的民众和妇女来讲，十分友好。
宣奎元找到的这些词话唱本，纵26.8厘米，横15.9厘米，材质为竹纸本，纸捻钉，包背装。其中，包含了16种“说唱词话，1种南戏。”
它是我国说唱文字最早的一部刻本，也是最早的俗文学刻本，被命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这批500年多前的“明话本”，很难准确估价。仅单本就曾拍出1020万的天价，是名副其实的珍贵文物。
曾有史学家评价明话本为“第二个马王堆”。
众所周知，马王堆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王侯利苍家族的墓地。当年，出土文物3000多件，多属稀世珍宝，是权贵的象征。
反观“明话本”，斑斑驳驳，破烂不堪。
若要论外形，实在与马王堆相去甚远。
然而，《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出土，却代表了另外一个更广泛的阶层。
它以插画为蓝本，讲历史传奇、灵怪故事，对研究中国小说、曲艺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年，破损古物回收后，已粘连成块的旧书，用通常的方法无法揭开。正在专家犯难时，一位民间裱画艺人用祖传药水，解决了这个难题。
后来，博物馆想寻求秘方，却被婉言拒绝，究竟是什么神奇药水，至今没有答案。
事实上，比起那些皇家贵胄的墓葬，从民间来，到民间去，更显珍贵。
那些轻松幽默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给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可以想象，宣昶的妻子，生前该是很喜欢这种娱乐载体，以至在身后，都要码成册籍入墓陪伴，期盼自己不至于太寂寞。
透过历史，我们分明看到，500年前，在天桥下、茶楼里、街巷边、烛火下，人们翻看说唱词本的鲜活人生。
#创作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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