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时间】司法叙事的诸多命题在职权主义的背景下容易沦为鸡肋，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更多是理论混乱，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也极其有限。例如荷兰心理学家瓦格纳尔（W. A. Wagenaar）、范•科本（P. J. van Koppen）、克罗姆巴格（H. F. M. Crombag）所发表的《锚定叙事：刑事证据心理学》及《疑案：刑事证据心理学》等论著 在荷兰法学界影响并不大。 笔者新近研究了荷兰的刑事诉讼及证明制度，发现很少有荷兰的权威法学著述（包括主流教材及新近“刑事诉讼法典现代化改革项目”的相关著述，可在https://t.cn/A6Pr7SwX查阅）涉及这一刑事证据心理学的作品。
#阅读记·《学术与政治》#有暇之时，找出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作为五一期间的阅读。手边有三个翻译的版本，索性一并看过，觉得还是李康的翻译，翔实生动，兼有表述的清晰和背景的延伸。置身大学，与政治的距离稍远，尤其面对学术生涯的困惑，所以更关注韦伯对于学术职业的深思。无论“以学术为业”，还是“科学作为天职”，相异的字面里，蕴含了相同的指向：是否值得投身学术的冒险？其中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如是说。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学术金字塔的底层开始，每一步都显得艰难。热情会被消磨、灵感杳然无迹、辛勤的劳动并不意味着成就，可能还需要运气和天赋。一条曲折的路上，必然面对：您是否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够忍受，既不怨怼，也不沮丧？……能承受住这样的处境而不自怨自艾的人寥寥无几。如果能够承受，那么恭喜你，自此开始开启这条道路上的双重使命，作为一名学者，成为一名教师。
学术生涯的旅程，负重而行。一边是科研，一边是教学，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备，如同雅斯贝尔斯所期望。韦伯并没有如此的乐观，就像我们所知有些学者博学精思，走上讲台却乏味沉闷，“至于说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具这两方面的能力，完全是碰运气”。联系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学生评教，韦伯对于大众欢迎的大学课程深表疑虑，“民主有它该在的地方。我们依照德国大学传统所进行的科学训练，原本就是属于精神贵族的事情，我们无须掩饰这一点”。当我们谈及学术水准的下降，实为庸俗化的知识民主消解了学术性的贵族精神。教师的反抗与迎合，成为个人的切身之痛。
无惧外部的窘迫，坦然内在的困扰，韦伯眼中将“科学作为天职”之人，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事业服务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亦不故作高深，“只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自己的使命，才能提升自己，使自己达到自己宣称致力的那项事业的高贵与尊严”。虽然科学的进步，意味着这种努力必然被超越，必然被取代，但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前仆后继，永无止境。如果要为这样的“徒劳”赋予一种超越技术和实用层面的意义，“理智方面的理性化过程”可以做出最为响亮的回答。从神权和君权的神秘力量里脱身而出的“祛魅”（或脱魔），使得理智之人不再限于盲信，而是在摸索过程中，树立一种信念：“人，只要想了解，就能随时了解到”。
苏格拉底时代的“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验”，让人类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消解着存在的意义。自然科学不回答意义的问题，而所有的研究都隐含一种不彰的预设。上帝之死与科学之兴，再次将人类置于众神纷争的时代。投身教育的学者，必然要在价值判断与学术中立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韦伯说：“课堂不是谈政治的地方……政治尤其不是课堂的分内之事，如果老师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那就更不该，在课堂上谈政治。在实践中采取某种政治立场是一码事，而分析政治结构和政党立场则是另一码事”。公众场合的个人宣扬无可厚非，它是说服的工具、刺向敌人的刀剑；而在沉默讲堂上的观点强加，却是教师利用权威而行的“先知”之举。如此的困境，在当下中国尤其激烈。政治与课堂的关系，不再是教师与课堂，而是国家、教师、课堂在意识形态漩涡中的浮沉。其中的现实，以“课堂思政”为表征，无法回避。在个人主观与国家意志的夹缝之间，韦伯有自己的理想之路：让听众本人找到一个立足点，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终极理想，选取立场。教师的使命，不是强加，而是进行客观的陈述与提供选择的机会，从而在不同的对象之中，实现“首要的任务就是教导自己的学生们承认让人不舒服的事实”。这种包容的达成，意味着教师在知识成就之外，基于理智的成熟达成一种“道德成就”。作为教师的学者，理当努力至此，亦当止步于此。中国大学的革命叙事，总是以突破边界为荣，过往皆然，遭遇的困境，亦由此而生。
科学，或者学术，在前行中致力于“祛魅”，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而芸芸众生，皆为生活在故事中的人，沉浸于不同的魅惑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韦伯对于学者询问有关讲师的建议，回答以“放弃一切希望吧”，但仍在演说的末尾，号召每个人付诸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https://t.cn/AigL1q8q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韦伯如是说。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学术金字塔的底层开始，每一步都显得艰难。热情会被消磨、灵感杳然无迹、辛勤的劳动并不意味着成就，可能还需要运气和天赋。一条曲折的路上，必然面对：您是否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够忍受，既不怨怼，也不沮丧？……能承受住这样的处境而不自怨自艾的人寥寥无几。如果能够承受，那么恭喜你，自此开始开启这条道路上的双重使命，作为一名学者，成为一名教师。
学术生涯的旅程，负重而行。一边是科研，一边是教学，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备，如同雅斯贝尔斯所期望。韦伯并没有如此的乐观，就像我们所知有些学者博学精思，走上讲台却乏味沉闷，“至于说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具这两方面的能力，完全是碰运气”。联系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学生评教，韦伯对于大众欢迎的大学课程深表疑虑，“民主有它该在的地方。我们依照德国大学传统所进行的科学训练，原本就是属于精神贵族的事情，我们无须掩饰这一点”。当我们谈及学术水准的下降，实为庸俗化的知识民主消解了学术性的贵族精神。教师的反抗与迎合，成为个人的切身之痛。
无惧外部的窘迫，坦然内在的困扰，韦伯眼中将“科学作为天职”之人，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事业服务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亦不故作高深，“只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自己的使命，才能提升自己，使自己达到自己宣称致力的那项事业的高贵与尊严”。虽然科学的进步，意味着这种努力必然被超越，必然被取代，但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前仆后继，永无止境。如果要为这样的“徒劳”赋予一种超越技术和实用层面的意义，“理智方面的理性化过程”可以做出最为响亮的回答。从神权和君权的神秘力量里脱身而出的“祛魅”（或脱魔），使得理智之人不再限于盲信，而是在摸索过程中，树立一种信念：“人，只要想了解，就能随时了解到”。
苏格拉底时代的“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验”，让人类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消解着存在的意义。自然科学不回答意义的问题，而所有的研究都隐含一种不彰的预设。上帝之死与科学之兴，再次将人类置于众神纷争的时代。投身教育的学者，必然要在价值判断与学术中立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韦伯说：“课堂不是谈政治的地方……政治尤其不是课堂的分内之事，如果老师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那就更不该，在课堂上谈政治。在实践中采取某种政治立场是一码事，而分析政治结构和政党立场则是另一码事”。公众场合的个人宣扬无可厚非，它是说服的工具、刺向敌人的刀剑；而在沉默讲堂上的观点强加，却是教师利用权威而行的“先知”之举。如此的困境，在当下中国尤其激烈。政治与课堂的关系，不再是教师与课堂，而是国家、教师、课堂在意识形态漩涡中的浮沉。其中的现实，以“课堂思政”为表征，无法回避。在个人主观与国家意志的夹缝之间，韦伯有自己的理想之路：让听众本人找到一个立足点，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终极理想，选取立场。教师的使命，不是强加，而是进行客观的陈述与提供选择的机会，从而在不同的对象之中，实现“首要的任务就是教导自己的学生们承认让人不舒服的事实”。这种包容的达成，意味着教师在知识成就之外，基于理智的成熟达成一种“道德成就”。作为教师的学者，理当努力至此，亦当止步于此。中国大学的革命叙事，总是以突破边界为荣，过往皆然，遭遇的困境，亦由此而生。
科学，或者学术，在前行中致力于“祛魅”，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而芸芸众生，皆为生活在故事中的人，沉浸于不同的魅惑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韦伯对于学者询问有关讲师的建议，回答以“放弃一切希望吧”，但仍在演说的末尾，号召每个人付诸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https://t.cn/AigL1q8q
国外的居家隔离生活开始一个半月后，学术期刊的编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研究者投递的论文似乎变少了】。
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伊娜特·列夫（Einat Lev）本来计划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进行实地考察，提交一份重要的研究计划书，然后完成申请终身教职所需的论文。
可是现在，在家办公的同时，她7岁的女儿也在家。以前她每天工作10小时，而在疫情期间，她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白天，她要帮女儿上学校的线上课程，等课上完，她又得带女儿去做其他活动。等女儿晚上睡觉后再去工作，她已经累得无法开展高强度脑力工作了。
正在准备申请终身教职、需要提交论文的列夫很担心。她觉得评审委员会的人肯定会想：“在家呆了四个月，你为什么不写论文？”
列夫的境遇不是个例，天体物理学研究员安迪·凯西（Andy Casey）发现，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疫情对男女性学者造成的影响似乎是不一样的。他分析了提交给天体物理学“预印本服务器”的论文数量，将2020年1月至4月的数据与往年同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女性学者的论文产出减少了50%。
其他领域的编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有编辑表示，自己过去从未见过女性学者投递的论文数量如此之低。也有的编辑发现，他们今年收到的女性学者的投稿数量与去年相同，但男性的投稿数量却增加了50%以上。
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冈萨雷斯教授认为，这其实与学术界的普遍情况是一致的，即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在家里，男性总“有办法”来做更多的学术工作。
研究发现，同样是在孩子出生后申请请假一年，男性教授的职业成就会远远超过女教授。因为在这期间，女同事主要还是把时间花在照顾孩子上。有些育儿责任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例如，如果女性选择母乳喂养，那她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喂养孩子，此外，女性分娩后也需要时间恢复身体。
冈萨雷斯教授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每一份终身教职申请中都应该加一封信，要求评审人员考虑到“疫情给不同的性别和种族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她表示，评审人员应该考虑到每个申请人的个人情况。
来源：thelily.com
作者：Caroline Kitchener
译者：Amaranth
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伊娜特·列夫（Einat Lev）本来计划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进行实地考察，提交一份重要的研究计划书，然后完成申请终身教职所需的论文。
可是现在，在家办公的同时，她7岁的女儿也在家。以前她每天工作10小时，而在疫情期间，她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白天，她要帮女儿上学校的线上课程，等课上完，她又得带女儿去做其他活动。等女儿晚上睡觉后再去工作，她已经累得无法开展高强度脑力工作了。
正在准备申请终身教职、需要提交论文的列夫很担心。她觉得评审委员会的人肯定会想：“在家呆了四个月，你为什么不写论文？”
列夫的境遇不是个例，天体物理学研究员安迪·凯西（Andy Casey）发现，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疫情对男女性学者造成的影响似乎是不一样的。他分析了提交给天体物理学“预印本服务器”的论文数量，将2020年1月至4月的数据与往年同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女性学者的论文产出减少了50%。
其他领域的编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有编辑表示，自己过去从未见过女性学者投递的论文数量如此之低。也有的编辑发现，他们今年收到的女性学者的投稿数量与去年相同，但男性的投稿数量却增加了50%以上。
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冈萨雷斯教授认为，这其实与学术界的普遍情况是一致的，即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在家里，男性总“有办法”来做更多的学术工作。
研究发现，同样是在孩子出生后申请请假一年，男性教授的职业成就会远远超过女教授。因为在这期间，女同事主要还是把时间花在照顾孩子上。有些育儿责任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例如，如果女性选择母乳喂养，那她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喂养孩子，此外，女性分娩后也需要时间恢复身体。
冈萨雷斯教授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每一份终身教职申请中都应该加一封信，要求评审人员考虑到“疫情给不同的性别和种族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她表示，评审人员应该考虑到每个申请人的个人情况。
来源：thelily.com
作者：Caroline Kitchener
译者：Amara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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