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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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中，柜子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玄关柜，餐边柜，衣柜，酒柜等等，特别是在对收纳需求越来越大的今天，柜子所占的面积也越来越大。
柜子分柜门和柜体，柜体主要考虑的是使用功能，而柜门一方面保护私密性的同时，兼顾美观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装修中，特别在现代极简风里，一门到顶和无把手暗拉式柜门使用的也非常多。这样设计极简又好看，颜值和实用性兼备，不仅视觉上简洁清爽，而且对储物利用也非常友好。
喜欢现代极简风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哦[赞R][赞R]#宁波装修 ##十杰装饰[超话]##美好家居打造法##现代极简 ##十杰装饰20周年庆##宁波装修[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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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 贵阳贵安精准推动农村“五治”工作】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弱项，顺应广大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作出农村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所、治风气“五治”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启动农村“五治”工作，通过充分发动农民“强主体”，分类推进“建机制”，突出实效“提功能”，推动农村“五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农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乡风文明显著加强。
精准“治房”，贵阳贵安紧盯存量房、新建房、闲置房、危房“四类”房，做好“清、建、管、用”四篇文章。一是全面清。全面摸清贵阳贵安共有宅基地（农房）51.5万宗，建立“一房一档”，积极探索解决无证房、一户多宅等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集中建。启动659个村村庄规划编制，出台编制系列文件，合理布局农房建设区，引导村民集中建设居住。三是严格管。将农村宅基地“一书一证”（批准书、规划许可证）审批权限下放委托到乡镇政府，建立“一站式”审批管理服务窗口，提高监管能力。出台相关方案，对10000户农房开展风貌整治，已启动建设7225户，完工5051户。全市共排查农村房屋46.5万栋，整治危房3968栋，实现农村危房动态清零。四是盘活用。在7个区（市、县）选取10个示范点试点，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精准“治水”，贵阳贵安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目标，坚持饮用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三水同治”。一是保障饮用水，按照“建大、并中、减小”思路，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启动建设供水保障工程15个。目前，贵阳贵安共有农村供水工程2842处，涉及农村供水人口198.1万人，100人以上农村集中供水率达97.5%。二是治理污水，积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模式，启动开展15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实施7个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点，对非正常运行的设施进行提升改造。目前，贵阳贵安共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801套，设计日处理量约2.3万吨，设施正常运行率达90%以上。三是消除黑臭水体，全面排查出农村黑臭水体56条，采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措施，编制整治方案和推进计划，目前已完成黑臭水体治理7条。
精准“治垃圾”，贵阳贵安围绕“农村外运减量至50%”工作目标，以“干湿分类”为重点，紧盯第一次分类、第二次分类和收运、第三次分类和初次处理、终端处理等“四个环节”，采取“五点减量法”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目前，全市已开展家庭“干湿分类”入户宣传36.5万余次，主题宣传活动900余次。积极探索垃圾收运处置有偿服务机制和农村生活垃圾可持续治理方法，完成653个行政村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收集点设置。通过完善垃圾分类收处体系，对进入乡镇垃圾转运站的其它垃圾，由乡镇转运站分拣人员进行第三次分类和初次处理，完成33个乡镇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收集点设置。目前，全市67个乡镇、881个行政村、6889个30户以上自然村寨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最后，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拣出来后，剩余的其它垃圾通过压缩打包处理后，密闭运输至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
精准“治厕所”，贵阳贵安统筹推进治厕治水同治、室内厕室外厕同治、公厕私厕同治，有效解决好“小厕所、大民生”问题。目前，户厕已开工建设73920户，完工58724户。一是高质量建。印发《贵阳贵安农村“治厕”实施流程和技术指南》，为技术工匠和基层干部提供技术指导。加强对农村改厕工匠培训，组建3487人的市、县、乡、村四级技术服务队伍，严格三格化粪池质量把控，抓规范“首厕”示范。落实包保干部、技术指导员、过程监管员“三员”到户。二是精准化治。在治厕与治水同治上，针对居住分散农户，立足于粪污资源化利用，实行小三格（或+1格小型生态池）改厕模式；针对相对集中村寨农户，实行联户大三格改厕模式；针对30户以上居住集中村寨，将黑水、灰水纳入污水处理厂或一体化设施集中治理。在室内厕与室外厕同治上，引导农户建新拆旧，新建厕所“进院入室”。在公厕和私厕同治上，强化公厕“三有”，将公厕管护纳入村级考核，同步将公厕和私厕纳入厕所革命数据化展示平台，实行常态化管理。三是全过程管。拟定《农村改厕规程十八条》，用“六个不”“六个查”“六个验”抓住改厕前、中、后重点环节、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创新“数字+治厕所”管理模式，开发“筑厕”APP，实现数字化赋能“治厕所”，提升“治厕所”管理水平。
精准“治风气”，贵阳贵安紧盯婚事、丧事、其他“三类”移风易俗事宜，按照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三个重点”，促进社风民风持续改善。建立“两书一约一会”制度，全市24.1万名党员干部100%签订承诺书，58.3万名干部职工和村（居）民主动签订承诺书，1660个村（居）100%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建立红白理事会。以推行信息线索互通、监督举报问责、督查考核、创新示范、部门联动“五项”机制为主要抓手，推进“治风气”工作在全市有序开展。针对办事扰民、铺张浪费等问题，按照“三统一、一确保”标准（统一场地、统一程序、统一服务、确保安全），有序推进30个移风易俗示范村建设工作。同时，依托各级媒体矩阵，不间断向村民宣传“3、5、15”（婚事1天办结、丧事3天办结、婚事丧事办理桌数不超过15桌、礼金不超过50元）政策标准。今年以来，贵阳贵安红事办理5856起，均1天办结；丧事办理8587起，其中治丧时间3天内8108起，占比94.4%；劝阻办理其他酒席1471起，滥办酒席得到有效遏制。
下一步，贵阳贵安还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村“五治”工作的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乡村建设等，聚焦“紧盯一个目标、打造一批示范、完善一套机制、建强一个堡垒、探索一套经验”等“五个一”，做好农村“五治”工作，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的幸福升级，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精准“治房”，贵阳贵安紧盯存量房、新建房、闲置房、危房“四类”房，做好“清、建、管、用”四篇文章。一是全面清。全面摸清贵阳贵安共有宅基地（农房）51.5万宗，建立“一房一档”，积极探索解决无证房、一户多宅等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集中建。启动659个村村庄规划编制，出台编制系列文件，合理布局农房建设区，引导村民集中建设居住。三是严格管。将农村宅基地“一书一证”（批准书、规划许可证）审批权限下放委托到乡镇政府，建立“一站式”审批管理服务窗口，提高监管能力。出台相关方案，对10000户农房开展风貌整治，已启动建设7225户，完工5051户。全市共排查农村房屋46.5万栋，整治危房3968栋，实现农村危房动态清零。四是盘活用。在7个区（市、县）选取10个示范点试点，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精准“治水”，贵阳贵安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目标，坚持饮用水、生活污水、黑臭水体“三水同治”。一是保障饮用水，按照“建大、并中、减小”思路，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启动建设供水保障工程15个。目前，贵阳贵安共有农村供水工程2842处，涉及农村供水人口198.1万人，100人以上农村集中供水率达97.5%。二是治理污水，积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模式，启动开展15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实施7个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点，对非正常运行的设施进行提升改造。目前，贵阳贵安共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801套，设计日处理量约2.3万吨，设施正常运行率达90%以上。三是消除黑臭水体，全面排查出农村黑臭水体56条，采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措施，编制整治方案和推进计划，目前已完成黑臭水体治理7条。
精准“治垃圾”，贵阳贵安围绕“农村外运减量至50%”工作目标，以“干湿分类”为重点，紧盯第一次分类、第二次分类和收运、第三次分类和初次处理、终端处理等“四个环节”，采取“五点减量法”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目前，全市已开展家庭“干湿分类”入户宣传36.5万余次，主题宣传活动900余次。积极探索垃圾收运处置有偿服务机制和农村生活垃圾可持续治理方法，完成653个行政村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收集点设置。通过完善垃圾分类收处体系，对进入乡镇垃圾转运站的其它垃圾，由乡镇转运站分拣人员进行第三次分类和初次处理，完成33个乡镇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收集点设置。目前，全市67个乡镇、881个行政村、6889个30户以上自然村寨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最后，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拣出来后，剩余的其它垃圾通过压缩打包处理后，密闭运输至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
精准“治厕所”，贵阳贵安统筹推进治厕治水同治、室内厕室外厕同治、公厕私厕同治，有效解决好“小厕所、大民生”问题。目前，户厕已开工建设73920户，完工58724户。一是高质量建。印发《贵阳贵安农村“治厕”实施流程和技术指南》，为技术工匠和基层干部提供技术指导。加强对农村改厕工匠培训，组建3487人的市、县、乡、村四级技术服务队伍，严格三格化粪池质量把控，抓规范“首厕”示范。落实包保干部、技术指导员、过程监管员“三员”到户。二是精准化治。在治厕与治水同治上，针对居住分散农户，立足于粪污资源化利用，实行小三格（或+1格小型生态池）改厕模式；针对相对集中村寨农户，实行联户大三格改厕模式；针对30户以上居住集中村寨，将黑水、灰水纳入污水处理厂或一体化设施集中治理。在室内厕与室外厕同治上，引导农户建新拆旧，新建厕所“进院入室”。在公厕和私厕同治上，强化公厕“三有”，将公厕管护纳入村级考核，同步将公厕和私厕纳入厕所革命数据化展示平台，实行常态化管理。三是全过程管。拟定《农村改厕规程十八条》，用“六个不”“六个查”“六个验”抓住改厕前、中、后重点环节、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创新“数字+治厕所”管理模式，开发“筑厕”APP，实现数字化赋能“治厕所”，提升“治厕所”管理水平。
精准“治风气”，贵阳贵安紧盯婚事、丧事、其他“三类”移风易俗事宜，按照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三个重点”，促进社风民风持续改善。建立“两书一约一会”制度，全市24.1万名党员干部100%签订承诺书，58.3万名干部职工和村（居）民主动签订承诺书，1660个村（居）100%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建立红白理事会。以推行信息线索互通、监督举报问责、督查考核、创新示范、部门联动“五项”机制为主要抓手，推进“治风气”工作在全市有序开展。针对办事扰民、铺张浪费等问题，按照“三统一、一确保”标准（统一场地、统一程序、统一服务、确保安全），有序推进30个移风易俗示范村建设工作。同时，依托各级媒体矩阵，不间断向村民宣传“3、5、15”（婚事1天办结、丧事3天办结、婚事丧事办理桌数不超过15桌、礼金不超过50元）政策标准。今年以来，贵阳贵安红事办理5856起，均1天办结；丧事办理8587起，其中治丧时间3天内8108起，占比94.4%；劝阻办理其他酒席1471起，滥办酒席得到有效遏制。
下一步，贵阳贵安还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村“五治”工作的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乡村建设等，聚焦“紧盯一个目标、打造一批示范、完善一套机制、建强一个堡垒、探索一套经验”等“五个一”，做好农村“五治”工作，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的幸福升级，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宋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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