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Griffith John在武汉创办了“仁济医院”，即今日的武汉协和医院。后来他的行为感动了许多教会和学医的基督徒，于是许多西医漂洋过海而来，也带来了资金、医药、恩赐。也因着他的坚持，使150年前的武汉医疗水平跨入了国际水平行列。无论是武汉协和还是北京协和，其前身都是私立医院，在当年国际医疗界都有一席之地，影响至今。 https://t.cn/RJZhW9m

英国传教士Griffith John在武汉创办了“仁济医院”，即今日的武汉协和医院。后来他的行为感动了许多教会和学医的基督徒，于是许多西医漂洋过海而来，也带来了资金、医药、恩赐。也因着他的坚持，使150年前的武汉医疗水平跨入了国际水平行列。无论是武汉协和还是北京协和，其前身都是私立医院，在当年国际医疗界都有一席之地，影响至今。

《惜古拂尘录》，姚伯岳著

此为姚伯岳先生所赠。该书乃是国图出版社策划的“公书林”学术丛书之一种。“公书林”一名的来由，源于1910年韦棣华女士在武汉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国创办的西方图书馆学专门学校，后来该校演变为今日的武汉大学，直到今日，武汉大学都是中国目录版本学重镇，而国图社以此来作为丛书名，亦可见这部丛书所收著述都应当是与目录版本学有关。我在前几年，曾前往武汉寻访文华公书林旧址，得到了当地藏书家陈琦先生的大力帮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这部书前说明，又让我想起了陈琦带着我在大雨中探看公书林遗址的情形。
蒙姚伯岳先生不弃，命我为此书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专家，其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成就，早为我所仰慕，尤其他当年撰写的《黄丕烈评传》，乃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我最为喜爱的一本，而那个时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图书馆听他讲述黄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为该书最早的拜读者之一，实为幸事。从他的这本文集中，我又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而本书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写，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硕士论文就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而这是我以往所未曾了解到的细节。沈津先生同时称：“《黄丕烈评传》面世，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专研黄氏的专著。”
关于我拜读姚先生这本新作的所得与感受，我均写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录该序言如下一段：
就馆藏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学图书馆可谓是中国大学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翘楚。2012年11月，北大图书馆举办了建馆110周年的盛大庆典。为了这次庆典，该馆制作了多件纪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册复制的馆藏藏书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册。并因此想当然地认定该馆的创建时间乃是1902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然而京师大学堂的实际创建时间却是1898年，这两者之间相差了四年。
虽然此前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过疑问，并且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讨论，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实物予以印证，故而没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认可。然而姚伯岳在进行馆藏古籍未编书的编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册《大学堂书目》，通过对该书目的仔细考证，最终确认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建成时间是在1898年。他将这个发现提交给馆务会，而后将此发现上报学校，结果校方很快予以批复，同意将北大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上溯到1898年，比原来认定的建馆时间提前了四年，恢复了历史真相。
既然确认了北大图书馆的建馆时间，那么该馆建馆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里？姚伯岳对此问题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浙江开化县举办了本院成立三周年庆典以及开化纸学术研讨会，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岳先生，他马上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讲述他通过现在档案终于证明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座藏书楼们于原公主寝殿。他在讲述之时颇为兴奋，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供职的北大图书馆有着特别的感情。通过姚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将北大图书馆的历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还通过对历料的钩沉，最终确认了该馆的第一座馆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和德军先后占据京师大学堂，对大学堂藏书楼的种种破坏行径。其爱国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书中姚先生还有着多方面的论述，而很多问题均为他认真研究后的所得，故该书的出版，定然会成为业界人士案头的常备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