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控制合法公司实施的金融犯罪应进行实质判断 依法惩治】“明天系”金融犯罪案因牵涉金融机构多、涉案资金量大、追诉时间长等多种因素而广受社会关注。梳理其中的法律争议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被告单位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天控股）及被告人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控制金融和保险机构违规运用财产和资金，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运用资金罪两罪并罚，是否合法有据？第三，一审法院对明天控股和肖建华所涉犯罪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下面，结合本案案情及刑法规定，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现代经济活动中，向社会公众招揽存款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对从事金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许可制度。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旨在重点打击未经国家批准，违反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公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常见的行为人设立空壳公司或非法融资平台，进而向社会公众融资不同，本案中，明天控股、肖建华规避国家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采用多家公司分散持股、隐形控股的方式控制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等有金融牌照的合法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对于假借合法外壳的金融活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进行“穿透性”审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备非法性。本案认定明天控股、肖建华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金融机构不具有独立意志，而是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明天控股通过设立多家载体公司，隐瞒股权实控关系，绝对控股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而派驻高管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下达集资任务指令，从虚假融资项目的虚构，到公开向社会融资，到资金统一划拨使用，整个过程全由明天控股加以控制，上述机构实际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丧失了应有的单位意志，体现的完全是明天控股的犯罪意志。
第二，融资利益归属于明天控股，而非金融机构。正常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应当本着审慎态度使用客户资金，达到资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划转方式，将非法募集的社会公众资金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载体公司账户,由明天控股统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增资入股金融机构、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投资等，故主要利益归属不属于金融机构，真正的融资主体是明天控股。而客户资金一旦脱离金融监管，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使用，无疑会严重危及资金安全，与正常金融活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第三，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具有非法性。明天控股在自身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资质的情况下，指令天安财险超出规定的发售比例和规模销售保险产品，指令新时代信托利用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发行信托计划，指令天安金交中心为其控制的载体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付息，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上述行为违反了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具有非法性。
二、关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两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之中，其客观行为表现都是违法违规运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罪名，两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侵害对象方面均存在区别，依法应分别评价认定。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包商银行，指令包商银行违背客户约定或受托义务，将存款和理财资金等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安全。违法运用资金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华夏人寿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突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将保险资金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保险资金，侵害了保险资金安全。因此，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多个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分别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对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从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情况看，不少金融犯罪案件的处刑都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很多案件的犯罪金额远远小于本案，本案对肖建华数罪并罚决定予以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能否做到罚当其罪？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三项金融罪名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余元，其犯罪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制度危害巨大。案发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变卖公司资产、境外资金回流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连同从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腾挪的资金，兑付了投资人的到期本息。同时，明天控股及肖建华还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都是法院在量刑时所要重视、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本案所涉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实际运用较少，很多人的认识也不足，现阶段在这两个罪名的适用上，一般应以对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否定性评价为主，以引导人们对此种行为犯罪性的关注和防范，但在量刑上可以适当放宽打击尺度。总体来看，法院的量刑综合考虑了从严处罚和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终量刑是适当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张绍谦）
下面，结合本案案情及刑法规定，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现代经济活动中，向社会公众招揽存款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对从事金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许可制度。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旨在重点打击未经国家批准，违反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公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常见的行为人设立空壳公司或非法融资平台，进而向社会公众融资不同，本案中，明天控股、肖建华规避国家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采用多家公司分散持股、隐形控股的方式控制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等有金融牌照的合法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对于假借合法外壳的金融活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进行“穿透性”审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备非法性。本案认定明天控股、肖建华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金融机构不具有独立意志，而是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明天控股通过设立多家载体公司，隐瞒股权实控关系，绝对控股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而派驻高管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下达集资任务指令，从虚假融资项目的虚构，到公开向社会融资，到资金统一划拨使用，整个过程全由明天控股加以控制，上述机构实际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丧失了应有的单位意志，体现的完全是明天控股的犯罪意志。
第二，融资利益归属于明天控股，而非金融机构。正常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应当本着审慎态度使用客户资金，达到资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划转方式，将非法募集的社会公众资金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载体公司账户,由明天控股统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增资入股金融机构、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投资等，故主要利益归属不属于金融机构，真正的融资主体是明天控股。而客户资金一旦脱离金融监管，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使用，无疑会严重危及资金安全，与正常金融活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第三，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具有非法性。明天控股在自身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资质的情况下，指令天安财险超出规定的发售比例和规模销售保险产品，指令新时代信托利用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发行信托计划，指令天安金交中心为其控制的载体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付息，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上述行为违反了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具有非法性。
二、关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两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之中，其客观行为表现都是违法违规运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罪名，两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侵害对象方面均存在区别，依法应分别评价认定。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包商银行，指令包商银行违背客户约定或受托义务，将存款和理财资金等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安全。违法运用资金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华夏人寿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突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将保险资金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保险资金，侵害了保险资金安全。因此，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多个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分别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对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从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情况看，不少金融犯罪案件的处刑都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很多案件的犯罪金额远远小于本案，本案对肖建华数罪并罚决定予以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能否做到罚当其罪？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三项金融罪名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余元，其犯罪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制度危害巨大。案发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变卖公司资产、境外资金回流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连同从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腾挪的资金，兑付了投资人的到期本息。同时，明天控股及肖建华还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都是法院在量刑时所要重视、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本案所涉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实际运用较少，很多人的认识也不足，现阶段在这两个罪名的适用上，一般应以对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否定性评价为主，以引导人们对此种行为犯罪性的关注和防范，但在量刑上可以适当放宽打击尺度。总体来看，法院的量刑综合考虑了从严处罚和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终量刑是适当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张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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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结合本案案情及刑法规定，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现代经济活动中，向社会公众招揽存款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对从事金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许可制度。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旨在重点打击未经国家批准，违反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公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常见的行为人设立空壳公司或非法融资平台，进而向社会公众融资不同，本案中，明天控股、肖建华规避国家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采用多家公司分散持股、隐形控股的方式控制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等有金融牌照的合法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对于假借合法外壳的金融活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进行“穿透性”审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备非法性。本案认定明天控股、肖建华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金融机构不具有独立意志，而是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明天控股通过设立多家载体公司，隐瞒股权实控关系，绝对控股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而派驻高管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下达集资任务指令，从虚假融资项目的虚构，到公开向社会融资，到资金统一划拨使用，整个过程全由明天控股加以控制，上述机构实际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丧失了应有的单位意志，体现的完全是明天控股的犯罪意志。
第二，融资利益归属于明天控股，而非金融机构。正常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应当本着审慎态度使用客户资金，达到资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划转方式，将非法募集的社会公众资金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载体公司账户,由明天控股统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增资入股金融机构、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投资等，故主要利益归属不属于金融机构，真正的融资主体是明天控股。而客户资金一旦脱离金融监管，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使用，无疑会严重危及资金安全，与正常金融活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第三，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具有非法性。明天控股在自身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资质的情况下，指令天安财险超出规定的发售比例和规模销售保险产品，指令新时代信托利用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发行信托计划，指令天安金交中心为其控制的载体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付息，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上述行为违反了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具有非法性。
二、关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两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之中，其客观行为表现都是违法违规运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罪名，两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侵害对象方面均存在区别，依法应分别评价认定。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包商银行，指令包商银行违背客户约定或受托义务，将存款和理财资金等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安全。违法运用资金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华夏人寿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突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将保险资金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保险资金，侵害了保险资金安全。因此，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多个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分别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对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从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情况看，不少金融犯罪案件的处刑都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很多案件的犯罪金额远远小于本案，本案对肖建华数罪并罚决定予以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能否做到罚当其罪？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三项金融罪名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余元，其犯罪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制度危害巨大。案发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变卖公司资产、境外资金回流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连同从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腾挪的资金，兑付了投资人的到期本息。同时，明天控股及肖建华还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都是法院在量刑时所要重视、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本案所涉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实际运用较少，很多人的认识也不足，现阶段在这两个罪名的适用上，一般应以对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否定性评价为主，以引导人们对此种行为犯罪性的关注和防范，但在量刑上可以适当放宽打击尺度。总体来看，法院的量刑综合考虑了从严处罚和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终量刑是适当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张绍谦）
下面，结合本案案情及刑法规定，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现代经济活动中，向社会公众招揽存款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对从事金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许可制度。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旨在重点打击未经国家批准，违反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公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常见的行为人设立空壳公司或非法融资平台，进而向社会公众融资不同，本案中，明天控股、肖建华规避国家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采用多家公司分散持股、隐形控股的方式控制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等有金融牌照的合法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对于假借合法外壳的金融活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进行“穿透性”审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备非法性。本案认定明天控股、肖建华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金融机构不具有独立意志，而是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明天控股通过设立多家载体公司，隐瞒股权实控关系，绝对控股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而派驻高管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下达集资任务指令，从虚假融资项目的虚构，到公开向社会融资，到资金统一划拨使用，整个过程全由明天控股加以控制，上述机构实际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丧失了应有的单位意志，体现的完全是明天控股的犯罪意志。
第二，融资利益归属于明天控股，而非金融机构。正常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应当本着审慎态度使用客户资金，达到资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划转方式，将非法募集的社会公众资金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载体公司账户,由明天控股统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增资入股金融机构、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投资等，故主要利益归属不属于金融机构，真正的融资主体是明天控股。而客户资金一旦脱离金融监管，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使用，无疑会严重危及资金安全，与正常金融活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第三，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具有非法性。明天控股在自身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资质的情况下，指令天安财险超出规定的发售比例和规模销售保险产品，指令新时代信托利用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发行信托计划，指令天安金交中心为其控制的载体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付息，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上述行为违反了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具有非法性。
二、关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两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之中，其客观行为表现都是违法违规运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罪名，两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侵害对象方面均存在区别，依法应分别评价认定。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包商银行，指令包商银行违背客户约定或受托义务，将存款和理财资金等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安全。违法运用资金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华夏人寿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突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将保险资金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保险资金，侵害了保险资金安全。因此，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多个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分别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对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从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情况看，不少金融犯罪案件的处刑都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很多案件的犯罪金额远远小于本案，本案对肖建华数罪并罚决定予以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能否做到罚当其罪？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三项金融罪名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余元，其犯罪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制度危害巨大。案发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变卖公司资产、境外资金回流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连同从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腾挪的资金，兑付了投资人的到期本息。同时，明天控股及肖建华还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都是法院在量刑时所要重视、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本案所涉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实际运用较少，很多人的认识也不足，现阶段在这两个罪名的适用上，一般应以对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否定性评价为主，以引导人们对此种行为犯罪性的关注和防范，但在量刑上可以适当放宽打击尺度。总体来看，法院的量刑综合考虑了从严处罚和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终量刑是适当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张绍谦）
【对控制合法公司实施的金融犯罪应进行实质判断 依法惩治】“明天系”金融犯罪案因牵涉金融机构多、涉案资金量大、追诉时间长等多种因素而广受社会关注。梳理其中的法律争议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被告单位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天控股）及被告人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控制金融和保险机构违规运用财产和资金，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运用资金罪两罪并罚，是否合法有据？第三，一审法院对明天控股和肖建华所涉犯罪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下面，结合本案案情及刑法规定，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现代经济活动中，向社会公众招揽存款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对从事金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许可制度。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旨在重点打击未经国家批准，违反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公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常见的行为人设立空壳公司或非法融资平台，进而向社会公众融资不同，本案中，明天控股、肖建华规避国家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采用多家公司分散持股、隐形控股的方式控制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等有金融牌照的合法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对于假借合法外壳的金融活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进行“穿透性”审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备非法性。本案认定明天控股、肖建华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金融机构不具有独立意志，而是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明天控股通过设立多家载体公司，隐瞒股权实控关系，绝对控股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而派驻高管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下达集资任务指令，从虚假融资项目的虚构，到公开向社会融资，到资金统一划拨使用，整个过程全由明天控股加以控制，上述机构实际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丧失了应有的单位意志，体现的完全是明天控股的犯罪意志。
第二，融资利益归属于明天控股，而非金融机构。正常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应当本着审慎态度使用客户资金，达到资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划转方式，将非法募集的社会公众资金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载体公司账户,由明天控股统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增资入股金融机构、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投资等，故主要利益归属不属于金融机构，真正的融资主体是明天控股。而客户资金一旦脱离金融监管，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使用，无疑会严重危及资金安全，与正常金融活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第三，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具有非法性。明天控股在自身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资质的情况下，指令天安财险超出规定的发售比例和规模销售保险产品，指令新时代信托利用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发行信托计划，指令天安金交中心为其控制的载体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付息，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上述行为违反了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具有非法性。
二、关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两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之中，其客观行为表现都是违法违规运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罪名，两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侵害对象方面均存在区别，依法应分别评价认定。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包商银行，指令包商银行违背客户约定或受托义务，将存款和理财资金等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安全。违法运用资金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华夏人寿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突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将保险资金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保险资金，侵害了保险资金安全。因此，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多个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分别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对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从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情况看，不少金融犯罪案件的处刑都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很多案件的犯罪金额远远小于本案，本案对肖建华数罪并罚决定予以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能否做到罚当其罪？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三项金融罪名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余元，其犯罪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制度危害巨大。案发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变卖公司资产、境外资金回流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连同从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腾挪的资金，兑付了投资人的到期本息。同时，明天控股及肖建华还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都是法院在量刑时所要重视、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本案所涉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实际运用较少，很多人的认识也不足，现阶段在这两个罪名的适用上，一般应以对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否定性评价为主，以引导人们对此种行为犯罪性的关注和防范，但在量刑上可以适当放宽打击尺度。总体来看，法院的量刑综合考虑了从严处罚和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终量刑是适当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张绍谦）
下面，结合本案案情及刑法规定，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现代经济活动中，向社会公众招揽存款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对从事金融活动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许可制度。我国刑法设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旨在重点打击未经国家批准，违反金融监管法律规定，公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常见的行为人设立空壳公司或非法融资平台，进而向社会公众融资不同，本案中，明天控股、肖建华规避国家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采用多家公司分散持股、隐形控股的方式控制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等有金融牌照的合法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对于假借合法外壳的金融活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进行“穿透性”审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备非法性。本案认定明天控股、肖建华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金融机构不具有独立意志，而是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明天控股通过设立多家载体公司，隐瞒股权实控关系，绝对控股新时代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而派驻高管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下达集资任务指令，从虚假融资项目的虚构，到公开向社会融资，到资金统一划拨使用，整个过程全由明天控股加以控制，上述机构实际沦为明天控股的犯罪工具，丧失了应有的单位意志，体现的完全是明天控股的犯罪意志。
第二，融资利益归属于明天控股，而非金融机构。正常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应当本着审慎态度使用客户资金，达到资金保值、增值的目的。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直接或间接划转方式，将非法募集的社会公众资金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载体公司账户,由明天控股统一支配使用，主要用于增资入股金融机构、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及投资等，故主要利益归属不属于金融机构，真正的融资主体是明天控股。而客户资金一旦脱离金融监管，由其他企业进行支配、使用，无疑会严重危及资金安全，与正常金融活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第三，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具有非法性。明天控股在自身不具有吸收公众资金资质的情况下，指令天安财险超出规定的发售比例和规模销售保险产品，指令新时代信托利用无实际经营的载体公司发行信托计划，指令天安金交中心为其控制的载体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付息，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上述行为违反了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具有非法性。
二、关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罪名，两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之中，其客观行为表现都是违法违规运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罪名，两者在犯罪主体、行为特征、侵害对象方面均存在区别，依法应分别评价认定。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包商银行，指令包商银行违背客户约定或受托义务，将存款和理财资金等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银行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侵害了客户的资金安全。违法运用资金罪中，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控制华夏人寿等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突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将保险资金转移占用，其犯罪对象是保险资金，侵害了保险资金安全。因此，明天控股及肖建华操控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多个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分别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
三、对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量刑是否罚当其罪
从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情况看，不少金融犯罪案件的处刑都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很多案件的犯罪金额远远小于本案，本案对肖建华数罪并罚决定予以较大幅度的从宽处罚，能否做到罚当其罪？影响量刑的因素有哪些？
明天控股及肖建华三项金融罪名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余元，其犯罪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制度危害巨大。案发后，明天控股及肖建华通过变卖公司资产、境外资金回流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连同从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拆借、腾挪的资金，兑付了投资人的到期本息。同时，明天控股及肖建华还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多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都是法院在量刑时所要重视、考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本案所涉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增设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实际运用较少，很多人的认识也不足，现阶段在这两个罪名的适用上，一般应以对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否定性评价为主，以引导人们对此种行为犯罪性的关注和防范，但在量刑上可以适当放宽打击尺度。总体来看，法院的量刑综合考虑了从严处罚和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终量刑是适当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张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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