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利用战争与假借考古之名，疯狂盗掘中国文物】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 47 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 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绘画 1 卷，明代铜制香炉 1 个，玉器 10 件等。
“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
1902 年至 1914 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 22 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 18 人，历时5 年零 11 个月，行程 1.8 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 40 余座城镇，294 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 9 具人体标本和 5 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 500—
640 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
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箓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 86 箱，重达 6731 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 1905 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 1911 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 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 年 6 月8 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 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 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6 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査。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 5600 件，石刻资料 8000 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 起之多的盗掘。
1929 年前后，一本叫《亚细亚写真大观》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 1924 年至 1932 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陆军大臣）、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都在必摄之列。
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实用价值。
就以 1928 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济南摄影行》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 2 尊北齐石佛、2 尊北齐菩萨雕像和 2 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文/南 晨）（未完待续）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 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绘画 1 卷，明代铜制香炉 1 个，玉器 10 件等。
“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
1902 年至 1914 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 22 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 18 人，历时5 年零 11 个月，行程 1.8 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 40 余座城镇，294 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 9 具人体标本和 5 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 500—
640 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
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箓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 86 箱，重达 6731 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 1905 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 1911 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 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 年 6 月8 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 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 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6 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査。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 5600 件，石刻资料 8000 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 起之多的盗掘。
1929 年前后，一本叫《亚细亚写真大观》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 1924 年至 1932 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陆军大臣）、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都在必摄之列。
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实用价值。
就以 1928 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济南摄影行》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 2 尊北齐石佛、2 尊北齐菩萨雕像和 2 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文/南 晨）（未完待续）
倪集街道刘桥村举行牌坊揭牌仪式
7月6日，倪集街道刘桥村举行牌坊揭牌仪式。
据了解，两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派倪集街道刘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旭先后争取项目资金700余万元，把刘桥村从原来的经济空壳村转变为村集体年收入达30万元经济强村，村党支部也从软弱涣散党组织跨进了作用发挥“好”、工作落实“快”、战斗能力“强”的先进村行列。
7月6日，倪集街道刘桥村举行牌坊揭牌仪式。
据了解，两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派倪集街道刘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旭先后争取项目资金700余万元，把刘桥村从原来的经济空壳村转变为村集体年收入达30万元经济强村，村党支部也从软弱涣散党组织跨进了作用发挥“好”、工作落实“快”、战斗能力“强”的先进村行列。
倪集街道刘桥村举行牌坊揭牌仪式
7月6日，倪集街道刘桥村举行牌坊揭牌仪式。
据了解，两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派倪集街道刘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旭先后争取项目资金700余万元，把刘桥村从原来的经济空壳村转变为村集体年收入达30万元经济强村，村党支部也从软弱涣散党组织跨进了作用发挥“好”、工作落实“快”、战斗能力“强”的先进村行列。
县委副书记赵海涛出席活动。
（信息来源：县融媒体中心/王相帅、倪集街道/韦宁）
7月6日，倪集街道刘桥村举行牌坊揭牌仪式。
据了解，两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派倪集街道刘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旭先后争取项目资金700余万元，把刘桥村从原来的经济空壳村转变为村集体年收入达30万元经济强村，村党支部也从软弱涣散党组织跨进了作用发挥“好”、工作落实“快”、战斗能力“强”的先进村行列。
县委副书记赵海涛出席活动。
（信息来源：县融媒体中心/王相帅、倪集街道/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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