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宝宝和我一样，平时笑点低，容易笑,爱笑的女生运气不错，但爱笑的女生也容易出法令纹!好在我算勤奋，从看到法令纹开始，就一直坚持按摩和内调，到现在一直维持得不错~
我滴日常穴位按摩☞
➊按压地仓穴，瞳孔下来嘴角两侧的位置。按住3秒，5组。
❷按压迎香穴，鼻翼两侧的凹陷处。按住3秒，5组。
❸画圈的方式，从地仓穴开始，由下往上，按压至迎香穴，5组。
❹颊车穴，每天按摩的话，可以改善面部细纹和浮肿哟! 5组。
❺颧缪穴，在眼尾垂直向下和鼻子底部平行的交点上上哟，5组。
每个穴位按压下去都有酸胀的感觉，然后有点热乎乎的~
日常内调保养☞
就在这个月，我迎来了自己25岁的生日，在这个年纪要对抗法令纹和脸部下垂，内调也关键哟。
➊吃维生素c含量高的食物，我教练给我的建议是每天一个猕猴桃。
❷日常泡些黑枸杞，花青素含量高的食物可以抗老哟!
❸戒糖!糖吃多了会导致皮肤松弛!张韶涵的护肤秘诀之一就是戒糖!
❹内服保养，我在25岁之前，从来不吃保养品，但发现了一条眼细纹的时候，我就紧张了。
这几年，我吃过葡萄籽胶囊、月见草、胶原蛋白含片等。吃保养品，大家除了要会看成分，还需要看是否容易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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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告诉我法令纹只能填充我差点去整容！这个土方子一定要分享给闺蜜们~ https://t.cn/8kkzI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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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章第一
《开宗明义章第一》选自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 这一章是全书的纲领，开示孝道的宗旨。说明以孝为政，则上下无怨；以孝立身，则显亲扬名。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开宗明义章第一
出处
《孝经》
作品体裁
文言文
创作年代
秦汉之际
目录
作品原文
开宗明义⑴章第一
仲尼居⑵，曾子⑶侍⑷。子曰：“先王⑸有至德要道⑹，以顺天下⑺，民用和睦⑻，上下无怨⑼。汝知之乎？”曾子避席⑽曰：“参不敏⑾，何足⑿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⒀也，教之所由生⒁也。复坐⒂，吾语⒃汝。身体发肤⒄，受之父母⒅，不敢毁伤⒆，孝之始也。立身行道⒇，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22)，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23)，中于事君(24)，终于立身(25)。《大雅》(26)云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27)。’”[1]
作品译文
孔子在家里闲坐，他的学生曾子侍坐在旁边。孔子说：“先代的帝王有其至高无上的品行和最重要的道德，以其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人们无论是尊贵还是卑贱，上上下下都没有怨恨不满。你知道那是为甚么吗？” 曾子站起身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回答说：“学生我不够聪敏，哪里会知道呢？” 孔子说：“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回原来位置坐下，我告诉你。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赋与的，不敢予以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诗经 ·大雅 ·文王》篇中说过：‘怎么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称述修行先祖的美德啊！’”[1]
词语注释
⑴. 开宗明义：开示全书的宗旨，以说明孝的意义。开，开示。宗，宗旨。明，显明，说明。义，意义。
⑵. 仲尼居：仲尼，孔子的字。居，闲居。孔子，名丘，春秋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宗师，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居，闲居。
⑶.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南武城(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人。孔子弟子，虽天资鲁钝，但事亲至孝，刻苦力学，日三省其身，终传孔子之道，述《大学》，被后世称为宗圣。
⑷. 侍：卑幼者陪从在尊者之侧。此处指侍坐，在尊长坐席旁边陪坐之意。
⑸. 先王：古代英明贤圣的君王，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
⑹. 至德要道：至高的德行，切要的道理。此处指孝道。
⑺. 以顺天下：用来使天下的人和顺。以，用来。
⑻. 民用和睦：人民因此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用，因此。和睦，相亲相爱。
⑼. 上下无怨：尊卑上下，彼此不相抱怨。上，做官的、长者、位尊者。下，百姓、幼者、位卑者。
⑽. 避席：离开坐席。古人席地而坐，表示尊敬则离席而起。此处指曾子聆听夫子教诲，表示恭敬而离席起立。
⑾. 参不敏：参，曾子称呼自己，表示尊师之意。敏，聪敏，灵敏。不敏，有迟钝意，曾子自谦之词。
⑿. 何足：那能够。
⒀. 德之本：德行的根本。德，德行。本，根本、基本。孝道是所有德行的根本，所以说是‘德之本’。
⒁. 教之所由生：一切教化产生的根源。教，教化。由，自。一切教化，都是从孝道产生出来，所以说是‘教之所由生’。
⒂. 复坐：返回坐席。曾子起立对答，故使返回原位坐下。
⒃. 语：告诉。
⒄. 身体发肤：身躯、四肢、毛发、皮肤。
⒅. 受之父母：承受于父母。受，承受，秉受。之，于。
⒆. 不敢毁伤：不敢毁坏损伤。毁，毁坏。伤，伤残。孝子之心，以为自己的身体，承受于父母，应该谨慎爱护，勿使毁伤。
⒇. 立身行道：意为卓然自立，有所建树，又能遵行正道，不越轨妄为。立身，一身有所树立，不依赖任何人，即顶天立地。行道，依道行事。
(21). 扬名于后世：在后世中显扬自己的名声。扬名，显扬名声。
(22). 以显父母：使父母显耀，光宗耀祖的意思。显，显耀。
(23). 始于事亲：从孝顺父母开始。始，开始。
(24). 中于事君：然后把对父母的亲爱扩大，奉侍君王，为国家服务，所谓「移孝作忠」。
(25). 终于立身：（孝亲尊师，奉事君长）最终立身无愧，圆满孝道。终，最终。
(26). 大雅：《诗经》的一部分。《诗经》的内容，根据性质可分为<风>、<雅>、<颂>三种，<雅>又分<小雅>、<大雅>。<大雅>共三十一篇，大抵为西周时代的作品。
(27).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怎么能够不追念你的先祖呢？那就一定要修养自己，发扬光大先祖的美德。这是《诗经 ·大雅 ·文王篇》的诗句。祖，在《诗经》里指文王，引申为祖先。尔，你。聿，发语词。（一说：聿，述，遵循。）厥，其，指文王。修，修养。[1]
作品读解
这一章书，是全部孝经的纲领。它的内容，就是开示全部孝经的宗旨，表明五种孝道的义理，本历代的孝治法则，定万世的政教规范，列为一经的首章。
有一天，孔子在他的家里闲坐著，他的弟子曾参，也陪坐在他的一旁。孔子说：“古代的圣王有一种崇高至极之德，要约至妙之道。拿它来治理天下，天下的人民，都能够很和气的相亲相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不会相互的愁恨。这个道德的妙用，你知晓吗？”
曾子听了孔子给他讲的这一段话，道理很深，他不觉肃然起敬，离开他的坐位站起来，向孔子答对说：‘我曾参很鲁钝，不大聪敏，怎么能够知晓这样深奥的道理呢？
孔子因曾子很谦恭的起来答对，就告诉他说：“前边所讲的至德要道，就是孝道，这个孝道，就是德行的根本，教化的出发点。你先坐下，我慢慢的告诉你”。
说起这个孝道，固然范围很广，但行的时候，却很简单，你要晓得爱亲，先要从自己的身上爱起。凡是一个人的身体，或者很细小的一根头发和一点皮肤，都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发肤，既然承受之于父母，就应当体念父母爱儿女的心，保全自己的身体，不敢稍有毁伤，这就是孝道的开始。
一个人的本身，既站得住，独立不倚，不为外界利欲所摇夺，那他的人格，一定合乎标准，这就是立身。做事的时候，他的进行方法，一切都本乎正道，不越轨，不妄行，有始有终，这就是行道。他的人格道德，既为众人所景仰，不但他的名誉传诵于当时，而且将要播扬于后世，无论当时和后世，将因景慕之心，推本追源，兼称他父母教养的贤德，这样以来，他父母的声名，也因儿女的德望光荣显耀起来，这便是孝道的完成。
这个孝道，可分成三个阶段，幼年时期，一开始，便是承欢膝下，事奉双亲。到了中年，便要充当公仆，替长官办事，藉以为国家尽忠，为民众服务。到了老年，就要检查自己的身体和人格道德，没有缺欠，也没有遗憾，这便是立身，这才是孝道的完成。
孔子引诗经大雅篇文王章的这两句话说：“你能不追念你祖父文王的德行？如要追念你祖父文王的德行，你就得先修持你自己的德行，来继续他的德行。”[1]
出处简介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2] https://t.cn/R2Wxl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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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
开宗明义章第一
出处
《孝经》
作品体裁
文言文
创作年代
秦汉之际
目录
作品原文
开宗明义⑴章第一
仲尼居⑵，曾子⑶侍⑷。子曰：“先王⑸有至德要道⑹，以顺天下⑺，民用和睦⑻，上下无怨⑼。汝知之乎？”曾子避席⑽曰：“参不敏⑾，何足⑿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⒀也，教之所由生⒁也。复坐⒂，吾语⒃汝。身体发肤⒄，受之父母⒅，不敢毁伤⒆，孝之始也。立身行道⒇，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22)，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23)，中于事君(24)，终于立身(25)。《大雅》(26)云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27)。’”[1]
作品译文
孔子在家里闲坐，他的学生曾子侍坐在旁边。孔子说：“先代的帝王有其至高无上的品行和最重要的道德，以其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人们无论是尊贵还是卑贱，上上下下都没有怨恨不满。你知道那是为甚么吗？” 曾子站起身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回答说：“学生我不够聪敏，哪里会知道呢？” 孔子说：“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回原来位置坐下，我告诉你。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赋与的，不敢予以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诗经 ·大雅 ·文王》篇中说过：‘怎么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称述修行先祖的美德啊！’”[1]
词语注释
⑴. 开宗明义：开示全书的宗旨，以说明孝的意义。开，开示。宗，宗旨。明，显明，说明。义，意义。
⑵. 仲尼居：仲尼，孔子的字。居，闲居。孔子，名丘，春秋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宗师，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居，闲居。
⑶.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南武城(今山东省费县西南)人。孔子弟子，虽天资鲁钝，但事亲至孝，刻苦力学，日三省其身，终传孔子之道，述《大学》，被后世称为宗圣。
⑷. 侍：卑幼者陪从在尊者之侧。此处指侍坐，在尊长坐席旁边陪坐之意。
⑸. 先王：古代英明贤圣的君王，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
⑹. 至德要道：至高的德行，切要的道理。此处指孝道。
⑺. 以顺天下：用来使天下的人和顺。以，用来。
⑻. 民用和睦：人民因此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用，因此。和睦，相亲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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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避席：离开坐席。古人席地而坐，表示尊敬则离席而起。此处指曾子聆听夫子教诲，表示恭敬而离席起立。
⑾. 参不敏：参，曾子称呼自己，表示尊师之意。敏，聪敏，灵敏。不敏，有迟钝意，曾子自谦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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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 德之本：德行的根本。德，德行。本，根本、基本。孝道是所有德行的根本，所以说是‘德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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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2] https://t.cn/R2WxlG9
好文—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欲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搭建一定的交集。解决决策者“基数思维1 2 3”和执行者“序数思维，首先 其次 第三”交集。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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