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水之间安放灵魂——读张炜《河湾》】#阅读#
长篇小说《河湾》在2022年夏季出版，是张炜潜心创作的结晶，更是他对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人如何在山水之间安妥灵魂的一次集中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深入研究。《河湾》富有隐喻意义的瓦尔登湖般的气质，弘扬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张炜是以关怀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创作视角和写作伦理的著名作家，这种视角恰是其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张炜以大地伦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把天地自然和山光水色作为倾情歌吟和悉心守望的审美对象，逐渐形成了他创作的主要精神资源。与此同时，为表达对自然的钟情与热爱，张炜对人类损害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则采取严厉批判的方式进行道德拷问和伦理反思，并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思考路径；张炜还深入自然深处去勘察与探索，去构筑理想的自然生态梦境，最终达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进行持续关怀，昭示了其创作理念中生态意识的不断开拓和持续观照。在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关注的作家中，张炜是较早进入生态文学这一领域进行写作的。张炜是一个自然世界的倾心者和歌吟者，也是一个自然的保护者和守望者。张炜的文学文本特别是散文和随笔文本，是他生态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对自然的仰慕与热颂、静观与感受中，张炜逐步培养起了具有人类整体生存意识的生态观和自然观。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这是张炜面对乡野自然所发出的声音，表达了作家对大自然钟灵毓秀的赏析，对自然作为艺术源泉的由衷感慨。张炜的文学创作能够以大自然作为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源于他在生活历练中长久的精神积淀和审美偏好。他曾经这么说：“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在散文集《融入野地》中多次提到“故乡”，并且把它作为精神家园。总之，大自然给张炜提供了精神动力，是他创作的精神摇篮。他多次写道：“城市是一个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要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呈现自然真实的仪表。”
张炜在2005年发表于《环境教育》的《秋天里的思索》中说：“当代文学除了没有对神、对大自然的敬畏，还缺少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的联系。好像这个时期的人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是天地之间的独夫。”张炜的长篇小说新著《河湾》中，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的逃离与漂泊、逍遥与救赎、现实与理想、批评和质疑，这些表面上纠结矛盾、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精神主题都构成了张炜小说的生态哲学思想。他利用自然抒情的风格和突兀奇崛的想象以及富有个人化的生态语言和叙事伦理，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审美风格，同时也有着新的精神探索。
在张炜的生态文学作品中，回眸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史、地方史无不吸引着他寻根的目光。《河湾》中也延续了这种历史寻根的眼光。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也就是傅亦衔，与爱人洛珈，都在叙说着惨痛的家族发展史。历史是不可漠视的存在，讲述家族史的声音数度在回忆与现实之间相辅相成。在对历史碎片的拼接中追问历史，追问自己的来龙去脉，也是愈合自己创伤的一剂良药，张炜进行了一场自我疗救的积极尝试。《河湾》的目光在聚焦当下时尤其专注理性。厌倦现代生活是《河湾》中当下人们面临的精神状态、生存困境，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城市综合征。造成厌倦现代生活的原因是重复性的现代化生产和日益内卷的单调工作状态，其对人生命力的扼杀和压抑，造就了厌倦的本因。对抗这种厌倦现代生活的方式，是余之锷和苏步慧离开都市、回归山野的大胆尝试，他们归隐的“桃花源”正是题名中所说的田园牧歌的“河湾”。半岛的河湾成为诗和远方的伊甸园，城市生活成为叙事的大背景。“岂止是梭罗，就是古代的穴居之事也不能学，不少人像他们一样堕入大山深处，其实又能藏到哪里，最后是学虎不成反类犬”，不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所谓的回归田园便失去了意义，最终成为一种“轻浮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学者叶祝弟认为：“傅亦衔几度造访的河湾，这个未被张炜命名的地方，表面上看是闲暇之余的修身养性之地，背后可以上溯到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为代表的复杂文化系统，其实也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是一个不断往返的桃源，同时又归于大海，融于天地，是一个更大的山水天地间。”
河湾是山光水色焕发生机的地方，绿荫葱葱的葡萄园，水光潋滟的湖光岛屿，鱼翔浅底的水汊，氤氲着自然气息而又适宜人们休养身心。知识分子退隐到河湾，不再纠结于名利、得失和荣宠，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诗意栖居。宛如王维的著名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河湾的美好氛围中，名缰利锁和机心俗虑暂且隐遁，世界变得通透而简单，最主要的是草木气息和山水灵性对人类潜移默化到化境。这部小说将知识分子从静看天地、省察内心，然后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方式中凸显出来，也在对历史的打捞和确认中、对故园和童年的寻觅中来确认现代人的精神使命。知识分子总是面临一种困境，即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进退维谷。真正的困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张炜就是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文关怀、自然生态和审美主义的这一边深入思考的。从《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艾约堡秘史》到《河湾》，变化的是时代、是题材，不变的是他作为一个田园浪漫主义者的执着与坚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寻找、叩问与热爱。
“山河本身比我们浪漫，它其实是自带光芒的。河湾失去的那一天，我仍会活下去。”张炜一直暗示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滋养了人类，也将成为安放人类灵魂的最佳摇篮。远方和诗意的灵光，从来不曾远离过人类，自带光芒的河湾，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和伊甸园，是二十一世纪东方的瓦尔登湖。（张鹏 文/供图）
长篇小说《河湾》在2022年夏季出版，是张炜潜心创作的结晶，更是他对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人如何在山水之间安妥灵魂的一次集中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深入研究。《河湾》富有隐喻意义的瓦尔登湖般的气质，弘扬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张炜是以关怀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创作视角和写作伦理的著名作家，这种视角恰是其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张炜以大地伦理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把天地自然和山光水色作为倾情歌吟和悉心守望的审美对象，逐渐形成了他创作的主要精神资源。与此同时，为表达对自然的钟情与热爱，张炜对人类损害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则采取严厉批判的方式进行道德拷问和伦理反思，并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思考路径；张炜还深入自然深处去勘察与探索，去构筑理想的自然生态梦境，最终达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进行持续关怀，昭示了其创作理念中生态意识的不断开拓和持续观照。在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关注的作家中，张炜是较早进入生态文学这一领域进行写作的。张炜是一个自然世界的倾心者和歌吟者，也是一个自然的保护者和守望者。张炜的文学文本特别是散文和随笔文本，是他生态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对自然的仰慕与热颂、静观与感受中，张炜逐步培养起了具有人类整体生存意识的生态观和自然观。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这是张炜面对乡野自然所发出的声音，表达了作家对大自然钟灵毓秀的赏析，对自然作为艺术源泉的由衷感慨。张炜的文学创作能够以大自然作为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源于他在生活历练中长久的精神积淀和审美偏好。他曾经这么说：“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在散文集《融入野地》中多次提到“故乡”，并且把它作为精神家园。总之，大自然给张炜提供了精神动力，是他创作的精神摇篮。他多次写道：“城市是一个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要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呈现自然真实的仪表。”
张炜在2005年发表于《环境教育》的《秋天里的思索》中说：“当代文学除了没有对神、对大自然的敬畏，还缺少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的联系。好像这个时期的人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是天地之间的独夫。”张炜的长篇小说新著《河湾》中，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的逃离与漂泊、逍遥与救赎、现实与理想、批评和质疑，这些表面上纠结矛盾、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精神主题都构成了张炜小说的生态哲学思想。他利用自然抒情的风格和突兀奇崛的想象以及富有个人化的生态语言和叙事伦理，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审美风格，同时也有着新的精神探索。
在张炜的生态文学作品中，回眸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史、地方史无不吸引着他寻根的目光。《河湾》中也延续了这种历史寻根的眼光。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也就是傅亦衔，与爱人洛珈，都在叙说着惨痛的家族发展史。历史是不可漠视的存在，讲述家族史的声音数度在回忆与现实之间相辅相成。在对历史碎片的拼接中追问历史，追问自己的来龙去脉，也是愈合自己创伤的一剂良药，张炜进行了一场自我疗救的积极尝试。《河湾》的目光在聚焦当下时尤其专注理性。厌倦现代生活是《河湾》中当下人们面临的精神状态、生存困境，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城市综合征。造成厌倦现代生活的原因是重复性的现代化生产和日益内卷的单调工作状态，其对人生命力的扼杀和压抑，造就了厌倦的本因。对抗这种厌倦现代生活的方式，是余之锷和苏步慧离开都市、回归山野的大胆尝试，他们归隐的“桃花源”正是题名中所说的田园牧歌的“河湾”。半岛的河湾成为诗和远方的伊甸园，城市生活成为叙事的大背景。“岂止是梭罗，就是古代的穴居之事也不能学，不少人像他们一样堕入大山深处，其实又能藏到哪里，最后是学虎不成反类犬”，不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所谓的回归田园便失去了意义，最终成为一种“轻浮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学者叶祝弟认为：“傅亦衔几度造访的河湾，这个未被张炜命名的地方，表面上看是闲暇之余的修身养性之地，背后可以上溯到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为代表的复杂文化系统，其实也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是一个不断往返的桃源，同时又归于大海，融于天地，是一个更大的山水天地间。”
河湾是山光水色焕发生机的地方，绿荫葱葱的葡萄园，水光潋滟的湖光岛屿，鱼翔浅底的水汊，氤氲着自然气息而又适宜人们休养身心。知识分子退隐到河湾，不再纠结于名利、得失和荣宠，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主义诗意栖居。宛如王维的著名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河湾的美好氛围中，名缰利锁和机心俗虑暂且隐遁，世界变得通透而简单，最主要的是草木气息和山水灵性对人类潜移默化到化境。这部小说将知识分子从静看天地、省察内心，然后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方式中凸显出来，也在对历史的打捞和确认中、对故园和童年的寻觅中来确认现代人的精神使命。知识分子总是面临一种困境，即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进退维谷。真正的困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张炜就是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文关怀、自然生态和审美主义的这一边深入思考的。从《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艾约堡秘史》到《河湾》，变化的是时代、是题材，不变的是他作为一个田园浪漫主义者的执着与坚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寻找、叩问与热爱。
“山河本身比我们浪漫，它其实是自带光芒的。河湾失去的那一天，我仍会活下去。”张炜一直暗示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滋养了人类，也将成为安放人类灵魂的最佳摇篮。远方和诗意的灵光，从来不曾远离过人类，自带光芒的河湾，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和伊甸园，是二十一世纪东方的瓦尔登湖。（张鹏 文/供图）
【散发儿童文学的特异光芒】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进行“对话”的重要载体，它的发展状况预示着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彰显了人类“儿童观”的变迁与选择，民族与时代“童年志”的温度和深度。但是“优秀作品”如何定义？成人与儿童的交流并不畅通，彼此的选择常有出入，会双向陷入“失语”窘境。这都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儿童与成人凝聚共识、双向成长。儿童文学专业素养的缺失，限制了成人的判断力和指导力，也容易造成当下儿童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公信力危机。由此，提升儿童文学素养日益成为国民素养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更是如此。
朱自强所著《儿童文学概论》初版于2009年，时隔十几年后，于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它的再版是儿童文学专业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值”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早在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蒋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以“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两章开篇，涉及“文学性”“特殊性”“教育性”等的质性探究。蒋风的“概论”揭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自觉的序幕，此后黄云生、浦漫汀、张美妮、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学人以“概论”“教程”等不同表述方式对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了大量的努力。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围绕对“儿童观”的思辨，展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的儿童文学理论自觉。朱自强首先指向了“儿童是什么”的追问，出入于儿童历史、儿童研究、儿童观等多个语境中，力图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构建“儿童”的现代性，由此生发出“儿童文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属性。这样一种逻辑设计源于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依附于“成人文学”或“儿童教育”的高度警惕，对儿童文学学科地位与定位的忧思和深思。
基于对儿童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建构，朱自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共七章）论述儿童文学的文体，尤其是“韵语儿童文学”对童谣、童诗的解读，“幻想儿童文学”对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幻想小说的追溯与展望，“科学文艺”“动物文学”“图画书”等文体的独树一帜，都在有意识地区别于成人式文学概论的文体划分。
《概论》用大量信手拈来的经典文本来彰显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特异光芒，其中不乏朱自强亲自翻译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通过对法国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对“小红帽”母题的不同记述、改编方式的条分缕析，来验证说明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源流和分蘖；英国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利尔的《荒诞书》所呈现出的语图叙事的审美性，赋予了儿童诗歌迥然于“诗言志”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的价值诉求。又比如朱自强翻译的新美南吉的童话《竹笋的故事》《去年的树》、儿童故事《糖块儿》，畑地良子的童诗《柠檬》，赤岗江里子的童诗《苹果和橘子》，野口雨情的童诗《四胡同的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大造爷爷和雁》等，对这些作品的原文解读、选择、翻译和汉语语境下的再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反映了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甄选的“选家”眼光和审美能力。
“儿童”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
朱自强是儿童文学研究大家，2021年获第18届“国际格林奖”，按理他应该更加成熟稳重、威严肃穆；然而，无论是他对图画书的创作探索，还是与儿童读者的“相看两不厌”，都表现出了“赤子童心”的热度。诚如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儿童，“儿童”对于朱自强来说，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在《概论》中他从不吝惜对儿童的赞赏，在与儿童的对话中感受到不同的生命力量。无论是叶圣陶对儿子语录的记载，还是加登纳、吉田新一等对孩童的观察记录，都成为“儿童的审美能力”“图画书的读者结构”的重要论据。面对儿童文学的双重读者（成人、儿童），他坚信儿童的审美既不浅陋乏陈，也不是汲汲于“进化”到成人高级状态的“低级”阶段；他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成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识别，尚未达诂。他以给孩子们讲述《拔萝卜》故事时儿童的状态作为“两种不同审美的实例”，深情地赞颂了幼儿沉浸于锲而不舍的精神中的“身心一元”。更进一步，他以和四岁儿子讲完图画书《拔萝卜》文字后儿子说“你还没讲小老鼠他们很高兴呢”为案例，体悟儿童对艺术魅力和幽默趣味的独特把握。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对文本细节的耐心解读、对儿童读者反应的细致记录，充满了毛茸茸的质感，既应和着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返回作品本身的美学诉求，也回应着卡勒对文本解读的质疑，“文学文本以及对它们的传统解读似乎一直把读者假设为男性，并且一直站在男性角度上诱导女性读者像男人一样去解读文本”；同理，对“儿童”“儿童文学”的传统解读也几乎把读者假定为亟须被教化的未成年人。朱自强一直在用平视儿童、敬畏童年的方式解读文本，他对儿童、童年的执迷和热爱，并没有让他成为偏执的代言人，而是更审慎、更有界限感地使用着多元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对话性地反制着“成人视角”的话语霸权。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交融又边界分明的学科意识，朱自强让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出入自由的场域和研究方式。
正是这种对儿童“朝受命而夕饮冰”的热爱和使命意识，使得朱自强的学术之路回荡着铿锵之音。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时检讨了获得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中部分作品将“儿童的欲望和天性与教育理想对立起来。落后儿童经过教育成为模范儿童，这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模式”，“很少以赞赏和鼓励的目光看待、描写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认为，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他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幼儿文学“压抑儿童天性”，少年文学“宣扬错误思想甚至封建道德观念”，儿童文学理论“遗留着旧儿童观的基因”等尖锐批评。这种力透纸背、拒绝平庸的态度贯穿着朱自强学术活动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概论》选用了大量插图，不仅图文并茂，更用语图叙事的方式“同构”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和公共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百年历程折射了“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吴翔宇语），教师读者不妨走进这部《儿童文学概论》，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场中，更深刻地理解“给孩子读的书”。（作者：姚苏平 系儿童文学评论家）
朱自强所著《儿童文学概论》初版于2009年，时隔十几年后，于202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它的再版是儿童文学专业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值”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早在1923年，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蒋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以“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两章开篇，涉及“文学性”“特殊性”“教育性”等的质性探究。蒋风的“概论”揭开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自觉的序幕，此后黄云生、浦漫汀、张美妮、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学人以“概论”“教程”等不同表述方式对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了大量的努力。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围绕对“儿童观”的思辨，展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中的儿童文学理论自觉。朱自强首先指向了“儿童是什么”的追问，出入于儿童历史、儿童研究、儿童观等多个语境中，力图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构建“儿童”的现代性，由此生发出“儿童文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属性。这样一种逻辑设计源于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依附于“成人文学”或“儿童教育”的高度警惕，对儿童文学学科地位与定位的忧思和深思。
基于对儿童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建构，朱自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共七章）论述儿童文学的文体，尤其是“韵语儿童文学”对童谣、童诗的解读，“幻想儿童文学”对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幻想小说的追溯与展望，“科学文艺”“动物文学”“图画书”等文体的独树一帜，都在有意识地区别于成人式文学概论的文体划分。
《概论》用大量信手拈来的经典文本来彰显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特异光芒，其中不乏朱自强亲自翻译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通过对法国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对“小红帽”母题的不同记述、改编方式的条分缕析，来验证说明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源流和分蘖；英国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利尔的《荒诞书》所呈现出的语图叙事的审美性，赋予了儿童诗歌迥然于“诗言志”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的价值诉求。又比如朱自强翻译的新美南吉的童话《竹笋的故事》《去年的树》、儿童故事《糖块儿》，畑地良子的童诗《柠檬》，赤岗江里子的童诗《苹果和橘子》，野口雨情的童诗《四胡同的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大造爷爷和雁》等，对这些作品的原文解读、选择、翻译和汉语语境下的再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反映了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甄选的“选家”眼光和审美能力。
“儿童”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
朱自强是儿童文学研究大家，2021年获第18届“国际格林奖”，按理他应该更加成熟稳重、威严肃穆；然而，无论是他对图画书的创作探索，还是与儿童读者的“相看两不厌”，都表现出了“赤子童心”的热度。诚如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儿童，“儿童”对于朱自强来说，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在《概论》中他从不吝惜对儿童的赞赏，在与儿童的对话中感受到不同的生命力量。无论是叶圣陶对儿子语录的记载，还是加登纳、吉田新一等对孩童的观察记录，都成为“儿童的审美能力”“图画书的读者结构”的重要论据。面对儿童文学的双重读者（成人、儿童），他坚信儿童的审美既不浅陋乏陈，也不是汲汲于“进化”到成人高级状态的“低级”阶段；他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成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识别，尚未达诂。他以给孩子们讲述《拔萝卜》故事时儿童的状态作为“两种不同审美的实例”，深情地赞颂了幼儿沉浸于锲而不舍的精神中的“身心一元”。更进一步，他以和四岁儿子讲完图画书《拔萝卜》文字后儿子说“你还没讲小老鼠他们很高兴呢”为案例，体悟儿童对艺术魅力和幽默趣味的独特把握。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对文本细节的耐心解读、对儿童读者反应的细致记录，充满了毛茸茸的质感，既应和着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返回作品本身的美学诉求，也回应着卡勒对文本解读的质疑，“文学文本以及对它们的传统解读似乎一直把读者假设为男性，并且一直站在男性角度上诱导女性读者像男人一样去解读文本”；同理，对“儿童”“儿童文学”的传统解读也几乎把读者假定为亟须被教化的未成年人。朱自强一直在用平视儿童、敬畏童年的方式解读文本，他对儿童、童年的执迷和热爱，并没有让他成为偏执的代言人，而是更审慎、更有界限感地使用着多元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对话性地反制着“成人视角”的话语霸权。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交融又边界分明的学科意识，朱自强让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出入自由的场域和研究方式。
正是这种对儿童“朝受命而夕饮冰”的热爱和使命意识，使得朱自强的学术之路回荡着铿锵之音。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时检讨了获得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中部分作品将“儿童的欲望和天性与教育理想对立起来。落后儿童经过教育成为模范儿童，这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的模式”，“很少以赞赏和鼓励的目光看待、描写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认为，对少年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邪路”。他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幼儿文学“压抑儿童天性”，少年文学“宣扬错误思想甚至封建道德观念”，儿童文学理论“遗留着旧儿童观的基因”等尖锐批评。这种力透纸背、拒绝平庸的态度贯穿着朱自强学术活动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概论》选用了大量插图，不仅图文并茂，更用语图叙事的方式“同构”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和公共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百年历程折射了“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吴翔宇语），教师读者不妨走进这部《儿童文学概论》，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场中，更深刻地理解“给孩子读的书”。（作者：姚苏平 系儿童文学评论家）
被误解的《伤寒论》：不是六病，而是七病
《伤寒杂病论》的文本辗转流传，有过较大的改动、整合，导致我们很难还原仲景思维，清晰罗列其理论。本文作者忆忘求学、应用伤寒多年，踩过无数古人、今人的坑后，方得拨开云雾见月明。一起来读他对于《伤寒论》疾病分类的发现。
从表到里（误治或者传变），先是说热入，表邪入里，传阳明，阳明是最里位，「无所复传」，意味着只能往外往表传变。
所以这个理论不完全是入里而死的，反而是格逆出表而死。这是对《伤寒论》存在严重误会的地方。
《黄帝内经》里的疾病传变
《素问》中的七传者死，也与这个过程同类。先看下《素问·玉机真脏论》的七传者死：
「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
「盛痹不仁肿病，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第一阶段：外感，或夹杂风寒湿邪，汗法可治；
「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
第二阶段：表邪入里，咳嗽上气，肺痹，咳逆兼表邪；
「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
第三阶段：继续入里，结于胁下，胁痛呕吐；
「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第四阶段：里热津亏、水热兼表，甚至小便不利黄疸；
「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
第五阶段：病入下焦，小腹痛或结块，小便白（蛋白尿），相当于现代的肾病、肾衰；
「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
第六阶段：表里俱急，瘛疭，类似血痹虚劳伤精之后，循环系统功能的受损、心衰；
「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死，此病之次也；」
第七阶段：表里俱急的基础上，倒春寒或者又受了外感（发寒热、咳嗽），心肺俱衰，多器官衰竭，不治。
所以，并不是入里即死，而是入里内伤之后，要么热厥，要么寒厥，表里俱病而死。
宋本《伤寒论》将七病误作六病
《伤寒论》里面两大类死证，一种是热厥，一种寒厥，最后全被「厥阴病篇」收编，这是个大问题。
宋本的错误，是没有认清本来有七大分类，结果只剩下六类。所以用六经的三阴三阳是不完全分类。
从表里观开始，到第三类出现寒热俱见的少阳病，尤其少阳病的中风，已经存在里位太阴的问题。除了血弱气尽，还有如默默不欲食或者下利或者呕，都是无法脱离太阴病的要素，里位的水证和胃虚纳差里寒。
因此，第三类是合病类型的展开。里位合病阳明太阴，表位合病中风。
从完全分类的方法上讲，到这里就可以按下暂停，也就是先得出了三类：表、里、表加里，再乘以二就变成六。
这个二，可以用寒热或者虚实去分类，但是表里先后已经包含了寒热问题，剩下的只能是虚实。
所以，少阴病是相对于太阳病、太阴病在表或在里而更虚；那么里热的津虚证热燥是阳明，如果兼胃虚就变成了少阳病，如黄芩汤。
如果理解了三阳合病，这个里热而胃虚兼饮的少阳，本不是问题，反过来说，唯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三阳合病。
如果列出了厥阴，就应该有「厥阳」，只讲寒厥死证，不讲热厥死证，是不完全分类。
所以厥阴病篇出现了很多热病，命名为「厥阴」，而实际并非全是阴病寒病。三阴三阳命名因此失据。
厥阴篇将热厥、寒厥统一命名为「厥阴」，明显是为了附会六经所作，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理解混乱。
参考《脉经·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篇》，可知阴阳竭尽包括热厥、寒厥两类，《伤寒论》厥阴病篇包含两类死证。
《伤寒论》疾病分类的真正依据
其次，太阳中暍关乎三阳合病的定义，最终应该是七大类疾病。
三阳合病中的少阳、阳明是无争议的，有争议的是认为合病太阳病，不成立，只能是合病太阳中暍。而中暍不是太阳病。
三阳合病是没有太阳病的，否则应不忌讳发汗。反过来也就是说，一旦合病太阳病，就没有「三阳合病」的可能，只能是二阳病。
主要问题是六经病分类不全，痉病和湿病都属于合病，而太阳中暍不是合病，是单独的一类证型，因此《伤寒论》基础疾病分形至少是七类，而不是六经。
还有个问题是，厥阴病和少阳病无关，没有对称关系。这是由于体系的定义严格而来的结论。
少阳病是寒热水火的合病扩展，而少阴病是虚证定义，直接构成与实证的扩展形式；而厥阴病更是对虚实二证的扩展，补虚泻实的疾病治法定义。
《伤寒论》的目标是复杂问题解决方案，而不是什么经脉阴阳的两两对称，三阴三阳，这些都非仲景原有概念。
因此，从定义内核上去解析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表里、寒热与虚实关系的组合问题。
至于把六经病当成完美分类的，还有躺在经脉上的、运气上的，那些还在坚持六经病是经络的，不值一提。
小结一下：《伤寒论》的六病定义应根据寒热、表里、虚实六个要素重新理解，并需添加太阳中暍而成为七病。
《伤寒杂病论》的文本辗转流传，有过较大的改动、整合，导致我们很难还原仲景思维，清晰罗列其理论。本文作者忆忘求学、应用伤寒多年，踩过无数古人、今人的坑后，方得拨开云雾见月明。一起来读他对于《伤寒论》疾病分类的发现。
从表到里（误治或者传变），先是说热入，表邪入里，传阳明，阳明是最里位，「无所复传」，意味着只能往外往表传变。
所以这个理论不完全是入里而死的，反而是格逆出表而死。这是对《伤寒论》存在严重误会的地方。
《黄帝内经》里的疾病传变
《素问》中的七传者死，也与这个过程同类。先看下《素问·玉机真脏论》的七传者死：
「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
「盛痹不仁肿病，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第一阶段：外感，或夹杂风寒湿邪，汗法可治；
「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
第二阶段：表邪入里，咳嗽上气，肺痹，咳逆兼表邪；
「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
第三阶段：继续入里，结于胁下，胁痛呕吐；
「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第四阶段：里热津亏、水热兼表，甚至小便不利黄疸；
「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
第五阶段：病入下焦，小腹痛或结块，小便白（蛋白尿），相当于现代的肾病、肾衰；
「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
第六阶段：表里俱急，瘛疭，类似血痹虚劳伤精之后，循环系统功能的受损、心衰；
「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死，此病之次也；」
第七阶段：表里俱急的基础上，倒春寒或者又受了外感（发寒热、咳嗽），心肺俱衰，多器官衰竭，不治。
所以，并不是入里即死，而是入里内伤之后，要么热厥，要么寒厥，表里俱病而死。
宋本《伤寒论》将七病误作六病
《伤寒论》里面两大类死证，一种是热厥，一种寒厥，最后全被「厥阴病篇」收编，这是个大问题。
宋本的错误，是没有认清本来有七大分类，结果只剩下六类。所以用六经的三阴三阳是不完全分类。
从表里观开始，到第三类出现寒热俱见的少阳病，尤其少阳病的中风，已经存在里位太阴的问题。除了血弱气尽，还有如默默不欲食或者下利或者呕，都是无法脱离太阴病的要素，里位的水证和胃虚纳差里寒。
因此，第三类是合病类型的展开。里位合病阳明太阴，表位合病中风。
从完全分类的方法上讲，到这里就可以按下暂停，也就是先得出了三类：表、里、表加里，再乘以二就变成六。
这个二，可以用寒热或者虚实去分类，但是表里先后已经包含了寒热问题，剩下的只能是虚实。
所以，少阴病是相对于太阳病、太阴病在表或在里而更虚；那么里热的津虚证热燥是阳明，如果兼胃虚就变成了少阳病，如黄芩汤。
如果理解了三阳合病，这个里热而胃虚兼饮的少阳，本不是问题，反过来说，唯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三阳合病。
如果列出了厥阴，就应该有「厥阳」，只讲寒厥死证，不讲热厥死证，是不完全分类。
所以厥阴病篇出现了很多热病，命名为「厥阴」，而实际并非全是阴病寒病。三阴三阳命名因此失据。
厥阴篇将热厥、寒厥统一命名为「厥阴」，明显是为了附会六经所作，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理解混乱。
参考《脉经·热病阴阳交并少阴厥逆阴阳竭尽生死证篇》，可知阴阳竭尽包括热厥、寒厥两类，《伤寒论》厥阴病篇包含两类死证。
《伤寒论》疾病分类的真正依据
其次，太阳中暍关乎三阳合病的定义，最终应该是七大类疾病。
三阳合病中的少阳、阳明是无争议的，有争议的是认为合病太阳病，不成立，只能是合病太阳中暍。而中暍不是太阳病。
三阳合病是没有太阳病的，否则应不忌讳发汗。反过来也就是说，一旦合病太阳病，就没有「三阳合病」的可能，只能是二阳病。
主要问题是六经病分类不全，痉病和湿病都属于合病，而太阳中暍不是合病，是单独的一类证型，因此《伤寒论》基础疾病分形至少是七类，而不是六经。
还有个问题是，厥阴病和少阳病无关，没有对称关系。这是由于体系的定义严格而来的结论。
少阳病是寒热水火的合病扩展，而少阴病是虚证定义，直接构成与实证的扩展形式；而厥阴病更是对虚实二证的扩展，补虚泻实的疾病治法定义。
《伤寒论》的目标是复杂问题解决方案，而不是什么经脉阴阳的两两对称，三阴三阳，这些都非仲景原有概念。
因此，从定义内核上去解析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表里、寒热与虚实关系的组合问题。
至于把六经病当成完美分类的，还有躺在经脉上的、运气上的，那些还在坚持六经病是经络的，不值一提。
小结一下：《伤寒论》的六病定义应根据寒热、表里、虚实六个要素重新理解，并需添加太阳中暍而成为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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