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昨天练拉的动作，背和肩后束，总量不多。有氧半小时。感觉不累。群里医生反馈，问了主任，可以不用打第二针，等一个月再查B细胞再说。
今天激素5粒开始。下午跑步机配速6，连续三公里，然后休息十分钟再一公里跑，轮流三组。进步很大，感觉不错，看明天眼睛重影有没有，没有就好。
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予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我现在就需要认清区别锻炼与疾病之间的平衡。
看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是啊，遗憾谁没有呢？人往往都是快死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忘掉过去的遗憾，勇敢地跨入生命的洪流，人生既可以乏善可陈，却也能同时极具饱满而富有生命力。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着生活，二舅做到了。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个具有二舅这样品质的中国人，才是这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关键。
“是的，这条人生路最后通向的一定是胜利。”
今天激素5粒开始。下午跑步机配速6，连续三公里，然后休息十分钟再一公里跑，轮流三组。进步很大，感觉不错，看明天眼睛重影有没有，没有就好。
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予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我现在就需要认清区别锻炼与疾病之间的平衡。
看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是啊，遗憾谁没有呢？人往往都是快死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忘掉过去的遗憾，勇敢地跨入生命的洪流，人生既可以乏善可陈，却也能同时极具饱满而富有生命力。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着生活，二舅做到了。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个具有二舅这样品质的中国人，才是这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关键。
“是的，这条人生路最后通向的一定是胜利。”
#走在前 开新局# 【“中流击水”的菏泽速度和力度】7月的鲁西南，暑热袭人，雨水频仍，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除了茂密的庄稼，更有生物医药、高端化工等产业集群在迅速崛起。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如今菏泽发展正处于这样的关键节点。2021年，山东菏泽GDP完成具体数据3976.67亿元，位居全省第8，这是2019年在全省一下跃升5个位次后，连续3年稳居第8名，在16个地市中，这正是一个“中间”位置；过去5年，菏泽城镇化率提高3.6个百分点，达到51%，这是又一个“中间”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从一般经济规律来讲，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这代表了城乡发展的“三个历史性突破”：由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型、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稳步推进、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逐步演进。
熟悉菏泽发展历史的人们知道，行进到全省第8位有多么不易。上世纪90年代末，户籍人口高达800多万人的菏泽经济总量已落至全省倒数第二，人均GDP一度低到全省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长期位居“老末”。2013年前，菏泽仍有数百万人徘徊在贫困线上，贫困人口占全省三分之一还多，沿黄滩区还陷在“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钱”的怪圈里。当时全省2/3贫困村位于菏泽。
菏泽崛起，靠的是“滴水穿石”的久久为功。1998年12月，山东作出了“东西结合加快菏泽发展”的战略决策，决定由济南、青岛、烟台、威海4个经济强市帮扶菏泽。经过几年探索后，山东进一步提出了“突破菏泽，带动西部，促进全省发展”的思路。二十年来，支持菏泽发展从未止步……2022年5月，山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实施新一轮突破菏泽、鲁西崛起行动，高标准建设国家级功能区和省级新区，支持有条件的毗邻县域打造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促进区域整体联动、协调发展。
菏泽发展经历了从“输血”到“造血”，从扶助到内生动力激发的过程。
2021年7月，菏泽市委全体会议指出：放眼全国，没有哪个发达地区是靠扶持发展起来的，菏泽要快速成长，必须靠自己的骨头长自己的肉。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心、自强不息，胸怀“菏泽发展必有我、有我菏泽必发展”的豪情，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青山不放松，奋力推动菏泽发展的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流击水”，既需要速度，又需要力度，才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站稳脚跟，向前继续迈进，而菏泽发展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速度和力度”。
菏泽经济总量从2000年左右的全省排名倒数第二起步，在19年时间里，先后超越省内7个兄弟地市，呈现出明显加速趋势。2020年、2021年，菏泽GDP增速分别达到3.9%和8.8%，总量增至3977亿元，在全国百强县市的排名由84位上升到69位，菏泽成为山东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市之一。
7月2日，菏泽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会见“行进式”主题报道采访团时表示，2021年，菏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83.9亿元，增长19.3%，连续3年增幅位居全省第一。郓城县、巨野县、牡丹区和开发区4个区县财政收入迈上30亿元大关。
2020年前后，围绕打造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这一课题，经过深入调研论证，菏泽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打造“231”产业体系，即全流程打造生物医药和高端化工“两大核心产业”，高品质提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机电设备制造、商贸物流“三个优势产业”，大力度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
宏观的“菏泽速度和力度”是由一个个微观的“速度和力度”构成的。作为“231”特色产业体系的首选产业，生物医药资源占用少、发展前景好，“又好看又好吃”，是菏泽重点打造的首选核心产业。现代医药港于2020年8月启动建设，2021年11月底近岸蛋白项目试生产，菏泽现代医药港迎来首个投产项目。近岸蛋白质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重组蛋白质应用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靶点及因子类蛋白、重组抗体、酶及试剂研发、生产及技术服务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项目落地建设顺利，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见效。
目前，现代医药港已签约43个优质项目，总投资130亿元，开工建设30多家，全市形成以现代医药港为引领，以菏泽高新区、定陶区、鄄城县、郓城县为支撑的“一港四园”集群发展格局，规上企业产值三年实现翻番，产业规模以年均30%的增速膨胀，2021年规上企业产值达到605亿元，千亿级规模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高端化工产业是菏泽市重点打造的另一个核心产业。高端化工产业提质扩能，圣奥化学高端橡胶防老剂、东明石化100万吨连续重整等延链强链项目建成投产，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8.5%，产值和税收可实现5年倍增，规模达到4000亿级。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是菏泽高端化工产业的领军企业，担负带动全市化工产业高端高质高效绿色安全发展，促进全产业链整体跃升的重任。如今东明石化总资产500亿元，原油年一次加工能力过千万吨，销售收入过千亿元，利税过百亿元。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东明石化危中寻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建和计划新开工建设项目达到18个，创历年之最。东明石化旗下东明恒昌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20万吨万吨／年聚丙烯项目入选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建设项目。本项目计划引进的168个聚丙烯牌号，有9个牌号可以填补国内空白。恒昌化工安全总监李钊表示：“过去集团成品油产品和化工品的比值是7：3，而未来成品油产品和化工品的比值将达到3:7。”
“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的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总投资7.5亿元，2019年12月份正式建厂，10个月即试投产，并在世界上率先研制出量产的甲醇发动机，把发动机的B10寿命提升到150万公里、25000个小时，动力提升10%，排温降低了15%，解决了发动机的高原适应性问题，氮氧化合物和碳烟颗粒物排放分别降低69.3%和74.9%，去年产值不到一年3个多亿元，如今一年生产甲醇发动机5000台，今年计划产值达到5个亿，最终项目达产后，年可生产各类发动机、发电机10万台（套），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
“一朵花扮靓一座城”，菏泽牡丹特色产业首次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型”集群。10年来，牡丹产业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升明显，2012年牡丹产业产值40亿元，今年将突破100亿元。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2019年产值就达到1个亿，今年一季度达到5040万元，二季度9000万元，如今一年上交税收9500万元，并做了上市规划。
产业的崛起，背后是优质的营商环境。菏泽深入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擦亮“菏泽服务”营商环境品牌。实施“营商环境突破攻坚年”行动，深化“一次办好”“一业一证”“市县同权”等改革，创新推出“菏心意”帮办代办、“居家办”等政务服务品牌，审批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83%。“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市县联动”入选全省改革品牌，累计受理“吹哨”事项5.9万件，按期办结率100%。
良禽择木而栖。众多企业，被菏泽招商引资的诚意感动。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高管胡庆松说：“我们10个月实现投产，与菏泽高效服务分不开。菏泽成立专办组，进行一对一服务，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康沃公司有一次恰巧遇到周转资金不到位，菏泽有关方面了解到后，立即引荐财金集团供应链金融服务，第一时间解决公司资金问题。
在现代医药港建设过程中，菏泽根据企业需求的不同，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有四种进驻模式：一种是给政策和服务的自建模式，一种是标准化厂房免租使用模式，一种是定制代建分期回购服务，一种是CDMO平台共享模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企业进驻可只管生产，职工生活、物业管理、能源保障等一切社会事物均可由医药港管理服务中心包揽。
上海复星医药苏州二叶是国内最大的青霉素产品生产企业，因为产能调整，需要建设独立的青霉素产品生产基地。二叶制药主要生产青霉素类粉针剂和原料药，涵盖65个药号，每个药品批准文号研究成本约2000万元，市场估值近20亿元。项目引进之初面临进区入园和药号跨省转移“两大难题”，由于定陶化工园区尚未获批，药号跨省转移手续繁杂，复星医药负责人认为“当地办不了”，打算将项目迁移到徐州。定陶区立即承诺退还保证金，这一真诚举动感动了客商。2018年定陶润鑫化工园区获批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与企业联系，苏州二叶同意将项目转回菏泽。2019年年底，山东二叶制药项目所有单体工程全部封顶，1000余台/套生产设备陆续进厂。
但事情一波三折，2020年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新政策，自当年7月1日起，原料药不再允许以持有人形式委托生产。这意味着，药号7月1日前无法转移到山东，项目前期投资就会打水漂。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先例，菏泽第一时间向省里求援，省药监局先后组织开展了5次专题会商，从57个规格中选取18个品种作为代表进行审评，对所有药号打包“捆绑”集成受理，把核查、检验前置，安排省食药检院专人等候收取样品，与企业试生产同步推进，打出了审批“组合拳”，最终于6月24日对65个药号全部完成附条件审批，6月30日前 65个文号转移到定陶。公司当年年底投产运营，形成年产500吨无菌原料药、3亿支粉针剂的生产规模。
发展机遇垂青奋进者。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千万菏泽人民一点一滴积攒、一分一厘耕耘，过去10年间，菏泽的经济总量实现了由“全省垫底”到“奋起直追”再到“跻身中游”，实现了“三级跳”。
经济发展带来“市强民富” 。2021年，在菏泽283.9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218.6亿元，增长22.1%，增幅居全省第1位。税收比重达到77%，比全省平均水平75.2%高1.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高于国内郑州、合肥、长沙、成都等主要城市，处于全国较高水平。税收来源于实体经济、来源于企业、来源于每一位纳税人，如果没有产出、没有收益、没有发展，税收不可能增长，更不可能在财政收入中占有比较高的比例，这不仅代表着菏泽经济发展的质量，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高度。
与此同时，菏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854元，增速连续5年居全省首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5620亿元，是2016年的1.9倍。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菏泽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禁感叹：10年之后，当刮目相看。当地一位领导同志表示：只争朝夕，我们相信3年之后，菏泽就会有一个新的更大变化。
菏泽过去落后，是因为交通区位处于劣势。过去五年，菏泽重大交通设施累计完成投资677.5亿元，是上5年的2.86倍；牡丹机场累计开通15条航线、通达23座城市。鲁南高铁全线建成通车，雄商高铁菏泽段、郓城新河航道等“1条高铁、2条航道、5条高速”交通工程加快建设，菏泽逐步成为综合立体交通的“新枢纽”。
菏泽干事创业的劲头足。十四五期间，是菏泽赶超进位、急速突破的关键时期。菏泽市主要负责同志认为：一是路径正确，赶超信心十足。二是基础坚实，发展后劲十足。三是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十足。四是政策叠加，利好因素十足。依托鲁西新区，菏泽正在实现由地理区位中心向发展动力中心的蝶变。
“20多年磨一剑”，大力支持菏泽发展，山东体现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和作风，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写下耐心和耐力。
历经20多年坚持不懈的奋斗，菏泽以“滴水穿石”精神，“聚水成势”，内生动力正源源不断涌来。
加速蝶变，发展就像菏泽牡丹一样，渐次开花结果，站到新的起点上。
来源：大众日报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如今菏泽发展正处于这样的关键节点。2021年，山东菏泽GDP完成具体数据3976.67亿元，位居全省第8，这是2019年在全省一下跃升5个位次后，连续3年稳居第8名，在16个地市中，这正是一个“中间”位置；过去5年，菏泽城镇化率提高3.6个百分点，达到51%，这是又一个“中间”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从一般经济规律来讲，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这代表了城乡发展的“三个历史性突破”：由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型、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稳步推进、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逐步演进。
熟悉菏泽发展历史的人们知道，行进到全省第8位有多么不易。上世纪90年代末，户籍人口高达800多万人的菏泽经济总量已落至全省倒数第二，人均GDP一度低到全省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长期位居“老末”。2013年前，菏泽仍有数百万人徘徊在贫困线上，贫困人口占全省三分之一还多，沿黄滩区还陷在“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钱”的怪圈里。当时全省2/3贫困村位于菏泽。
菏泽崛起，靠的是“滴水穿石”的久久为功。1998年12月，山东作出了“东西结合加快菏泽发展”的战略决策，决定由济南、青岛、烟台、威海4个经济强市帮扶菏泽。经过几年探索后，山东进一步提出了“突破菏泽，带动西部，促进全省发展”的思路。二十年来，支持菏泽发展从未止步……2022年5月，山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实施新一轮突破菏泽、鲁西崛起行动，高标准建设国家级功能区和省级新区，支持有条件的毗邻县域打造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促进区域整体联动、协调发展。
菏泽发展经历了从“输血”到“造血”，从扶助到内生动力激发的过程。
2021年7月，菏泽市委全体会议指出：放眼全国，没有哪个发达地区是靠扶持发展起来的，菏泽要快速成长，必须靠自己的骨头长自己的肉。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心、自强不息，胸怀“菏泽发展必有我、有我菏泽必发展”的豪情，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青山不放松，奋力推动菏泽发展的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流击水”，既需要速度，又需要力度，才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站稳脚跟，向前继续迈进，而菏泽发展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是“速度和力度”。
菏泽经济总量从2000年左右的全省排名倒数第二起步，在19年时间里，先后超越省内7个兄弟地市，呈现出明显加速趋势。2020年、2021年，菏泽GDP增速分别达到3.9%和8.8%，总量增至3977亿元，在全国百强县市的排名由84位上升到69位，菏泽成为山东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市之一。
7月2日，菏泽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会见“行进式”主题报道采访团时表示，2021年，菏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83.9亿元，增长19.3%，连续3年增幅位居全省第一。郓城县、巨野县、牡丹区和开发区4个区县财政收入迈上30亿元大关。
2020年前后，围绕打造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这一课题，经过深入调研论证，菏泽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打造“231”产业体系，即全流程打造生物医药和高端化工“两大核心产业”，高品质提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机电设备制造、商贸物流“三个优势产业”，大力度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
宏观的“菏泽速度和力度”是由一个个微观的“速度和力度”构成的。作为“231”特色产业体系的首选产业，生物医药资源占用少、发展前景好，“又好看又好吃”，是菏泽重点打造的首选核心产业。现代医药港于2020年8月启动建设，2021年11月底近岸蛋白项目试生产，菏泽现代医药港迎来首个投产项目。近岸蛋白质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重组蛋白质应用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靶点及因子类蛋白、重组抗体、酶及试剂研发、生产及技术服务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项目落地建设顺利，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见效。
目前，现代医药港已签约43个优质项目，总投资130亿元，开工建设30多家，全市形成以现代医药港为引领，以菏泽高新区、定陶区、鄄城县、郓城县为支撑的“一港四园”集群发展格局，规上企业产值三年实现翻番，产业规模以年均30%的增速膨胀，2021年规上企业产值达到605亿元，千亿级规模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高端化工产业是菏泽市重点打造的另一个核心产业。高端化工产业提质扩能，圣奥化学高端橡胶防老剂、东明石化100万吨连续重整等延链强链项目建成投产，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8.5%，产值和税收可实现5年倍增，规模达到4000亿级。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是菏泽高端化工产业的领军企业，担负带动全市化工产业高端高质高效绿色安全发展，促进全产业链整体跃升的重任。如今东明石化总资产500亿元，原油年一次加工能力过千万吨，销售收入过千亿元，利税过百亿元。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东明石化危中寻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建和计划新开工建设项目达到18个，创历年之最。东明石化旗下东明恒昌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20万吨万吨／年聚丙烯项目入选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建设项目。本项目计划引进的168个聚丙烯牌号，有9个牌号可以填补国内空白。恒昌化工安全总监李钊表示：“过去集团成品油产品和化工品的比值是7：3，而未来成品油产品和化工品的比值将达到3:7。”
“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位于菏泽市经济开发区的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总投资7.5亿元，2019年12月份正式建厂，10个月即试投产，并在世界上率先研制出量产的甲醇发动机，把发动机的B10寿命提升到150万公里、25000个小时，动力提升10%，排温降低了15%，解决了发动机的高原适应性问题，氮氧化合物和碳烟颗粒物排放分别降低69.3%和74.9%，去年产值不到一年3个多亿元，如今一年生产甲醇发动机5000台，今年计划产值达到5个亿，最终项目达产后，年可生产各类发动机、发电机10万台（套），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
“一朵花扮靓一座城”，菏泽牡丹特色产业首次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型”集群。10年来，牡丹产业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升明显，2012年牡丹产业产值40亿元，今年将突破100亿元。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2019年产值就达到1个亿，今年一季度达到5040万元，二季度9000万元，如今一年上交税收9500万元，并做了上市规划。
产业的崛起，背后是优质的营商环境。菏泽深入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擦亮“菏泽服务”营商环境品牌。实施“营商环境突破攻坚年”行动，深化“一次办好”“一业一证”“市县同权”等改革，创新推出“菏心意”帮办代办、“居家办”等政务服务品牌，审批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83%。“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市县联动”入选全省改革品牌，累计受理“吹哨”事项5.9万件，按期办结率100%。
良禽择木而栖。众多企业，被菏泽招商引资的诚意感动。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高管胡庆松说：“我们10个月实现投产，与菏泽高效服务分不开。菏泽成立专办组，进行一对一服务，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康沃公司有一次恰巧遇到周转资金不到位，菏泽有关方面了解到后，立即引荐财金集团供应链金融服务，第一时间解决公司资金问题。
在现代医药港建设过程中，菏泽根据企业需求的不同，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有四种进驻模式：一种是给政策和服务的自建模式，一种是标准化厂房免租使用模式，一种是定制代建分期回购服务，一种是CDMO平台共享模式，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企业进驻可只管生产，职工生活、物业管理、能源保障等一切社会事物均可由医药港管理服务中心包揽。
上海复星医药苏州二叶是国内最大的青霉素产品生产企业，因为产能调整，需要建设独立的青霉素产品生产基地。二叶制药主要生产青霉素类粉针剂和原料药，涵盖65个药号，每个药品批准文号研究成本约2000万元，市场估值近20亿元。项目引进之初面临进区入园和药号跨省转移“两大难题”，由于定陶化工园区尚未获批，药号跨省转移手续繁杂，复星医药负责人认为“当地办不了”，打算将项目迁移到徐州。定陶区立即承诺退还保证金，这一真诚举动感动了客商。2018年定陶润鑫化工园区获批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与企业联系，苏州二叶同意将项目转回菏泽。2019年年底，山东二叶制药项目所有单体工程全部封顶，1000余台/套生产设备陆续进厂。
但事情一波三折，2020年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新政策，自当年7月1日起，原料药不再允许以持有人形式委托生产。这意味着，药号7月1日前无法转移到山东，项目前期投资就会打水漂。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先例，菏泽第一时间向省里求援，省药监局先后组织开展了5次专题会商，从57个规格中选取18个品种作为代表进行审评，对所有药号打包“捆绑”集成受理，把核查、检验前置，安排省食药检院专人等候收取样品，与企业试生产同步推进，打出了审批“组合拳”，最终于6月24日对65个药号全部完成附条件审批，6月30日前 65个文号转移到定陶。公司当年年底投产运营，形成年产500吨无菌原料药、3亿支粉针剂的生产规模。
发展机遇垂青奋进者。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千万菏泽人民一点一滴积攒、一分一厘耕耘，过去10年间，菏泽的经济总量实现了由“全省垫底”到“奋起直追”再到“跻身中游”，实现了“三级跳”。
经济发展带来“市强民富” 。2021年，在菏泽283.9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218.6亿元，增长22.1%，增幅居全省第1位。税收比重达到77%，比全省平均水平75.2%高1.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高于国内郑州、合肥、长沙、成都等主要城市，处于全国较高水平。税收来源于实体经济、来源于企业、来源于每一位纳税人，如果没有产出、没有收益、没有发展，税收不可能增长，更不可能在财政收入中占有比较高的比例，这不仅代表着菏泽经济发展的质量，也预示着未来发展的高度。
与此同时，菏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854元，增速连续5年居全省首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5620亿元，是2016年的1.9倍。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菏泽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禁感叹：10年之后，当刮目相看。当地一位领导同志表示：只争朝夕，我们相信3年之后，菏泽就会有一个新的更大变化。
菏泽过去落后，是因为交通区位处于劣势。过去五年，菏泽重大交通设施累计完成投资677.5亿元，是上5年的2.86倍；牡丹机场累计开通15条航线、通达23座城市。鲁南高铁全线建成通车，雄商高铁菏泽段、郓城新河航道等“1条高铁、2条航道、5条高速”交通工程加快建设，菏泽逐步成为综合立体交通的“新枢纽”。
菏泽干事创业的劲头足。十四五期间，是菏泽赶超进位、急速突破的关键时期。菏泽市主要负责同志认为：一是路径正确，赶超信心十足。二是基础坚实，发展后劲十足。三是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十足。四是政策叠加，利好因素十足。依托鲁西新区，菏泽正在实现由地理区位中心向发展动力中心的蝶变。
“20多年磨一剑”，大力支持菏泽发展，山东体现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和作风，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写下耐心和耐力。
历经20多年坚持不懈的奋斗，菏泽以“滴水穿石”精神，“聚水成势”，内生动力正源源不断涌来。
加速蝶变，发展就像菏泽牡丹一样，渐次开花结果，站到新的起点上。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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