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遗骸，就像墨西哥玉米地里的恐怖稻草人
#曾有人检测18次均阳性但体内是死病毒# 目前人类的核酸检测，有个问题，那就是新冠病毒是纯RNA核酸，而目前的检测办法是靠DNA扩增反应来放大信号值，所以必须先把新冠RNA逆转录为DNA，然后以荧光化学物质测出新冠逆转录后的DNA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循环后产物总量，这么花里胡哨的一整套下来，人们根本无从得知当初的RNA病毒是死是活，反正死病毒里的RNA也能逆转录，就像墨西哥玉米地里的恐怖稻草人，照样把一群小鸟吓跑。
话说，为什么有些人痊愈后，体内还有死病毒的遗骸呢？
很简单，我们人类的痰，鼻涕，咽液，食道分泌物，屎，等等里面有大把的死亡细胞和病菌，有的人便秘一周，意味着病毒的尸骸也能在人体内待一周，有的人咽炎始终不好，那么呼吸道里的各种分泌物，待个一两天，也没问题，毕竟咽炎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咳不出来那口痰......
大家也别太担心了，等疫苗全面接种后，新冠就会被70亿人一起筛选到低毒状态，那时候，海晏河清，云开雾散。
#曾有人检测18次均阳性但体内是死病毒# 目前人类的核酸检测，有个问题，那就是新冠病毒是纯RNA核酸，而目前的检测办法是靠DNA扩增反应来放大信号值，所以必须先把新冠RNA逆转录为DNA，然后以荧光化学物质测出新冠逆转录后的DNA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循环后产物总量，这么花里胡哨的一整套下来，人们根本无从得知当初的RNA病毒是死是活，反正死病毒里的RNA也能逆转录，就像墨西哥玉米地里的恐怖稻草人，照样把一群小鸟吓跑。
话说，为什么有些人痊愈后，体内还有死病毒的遗骸呢？
很简单，我们人类的痰，鼻涕，咽液，食道分泌物，屎，等等里面有大把的死亡细胞和病菌，有的人便秘一周，意味着病毒的尸骸也能在人体内待一周，有的人咽炎始终不好，那么呼吸道里的各种分泌物，待个一两天，也没问题，毕竟咽炎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咳不出来那口痰......
大家也别太担心了，等疫苗全面接种后，新冠就会被70亿人一起筛选到低毒状态，那时候，海晏河清，云开雾散。
一个月内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全球领先，以色列怎么做到了？
“以色列已成为疫苗接种的世界冠军！”1月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转发了一张世界各国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对比图表。图表显示，以色列并非最先开始接种的国家，却在短短10天内以超过10%的接种率异军突起。
内塔尼亚胡转发的世界各国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对比图表以色列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从去年12月20日开始，医护人员和60岁以上的公民为优先接种人群。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目前以色列每天有超过15万人接种新冠疫苗。截至1月5日，以色列930万人口中的近15%已经接种了两剂辉瑞-BioNTech疫苗，接种进度全球领先。这样的效率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大为不同。在较先批准新冠疫苗使用的美国，大规模的接种计划仍然难以推行，购买的大批疫苗许多尚未使用，接种率不到1.5%。而作为研发出首款获批新冠疫苗的国家，德国的疫苗接种率甚至远远落后于美国。不到一个月就实现如此高的接种率，以色列是如何做到的？
“早起的鸟儿”
“由于我们早做了准备，所以现在我们在全球（疫苗接种）竞赛中领先。”以色列卫生部长尤利·埃尔德斯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与制药商谈判获得疫苗方面，以色列是一只“早起的鸟儿”。当美国药企辉瑞率先公布其新冠疫苗有效时，以色列就已经向其支付了大量订金，采购价格几乎是欧洲国家所付的2倍，美国所付的3倍。
以色列卫生部官员告诉当地媒体，以色列采购一剂辉瑞疫苗的价格为62美元（约合人民币400元），而美国的标价仅为19.5美元。以色列财政部长卡兹则表示，“考虑到以色列要与一些大国竞争获得疫苗，必须提高采购价格。”
以色列政府尚未公布迄今为止采购的和收到的确切疫苗数量，称采购协议“严格保密”。但据“商业内幕”网站报道，以色列目前已获得了800万剂辉瑞-BioNTech疫苗，还与莫德纳公司达成了600万剂疫苗的单独购买协议，这足以使700万人——约占以色列77%的人口接受两次接种（编注：辉瑞-BioNTech和莫德纳疫苗均需接种两剂）。只有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少数富裕国家采购的疫苗总剂量超过了以色列。
捷足先登的以色列目前仍然忙于与各大疫苗生产商就扩大采购规模或加快交付现有订单进行谈判。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至少一批1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有望在两周内开始到货，早于原计划的3月运抵。
曾任以色列佩雷斯政府首席技术官、现为健康技术初创公司Healthy.io首席执行官的约纳坦·阿迪里对“商业内幕”表示，预计到3月底，以色列将实现“全面疫苗接种”，而完成高风险群体的疫苗接种工作应该会更快，期望于2月底之前完成。
美国波士顿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克里斯·吉尔认为，单剂疫苗也有可能提供一定保护作用，尽管辉瑞没有提供数据支持，但单剂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可能为80%至90%。“商业内幕”则报道称，即使单剂疫苗最终无法有效预防新冠，以色列也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群体免疫。
1月4日，以色列央行发布了对该国2021年经济前景的评估报告，预计在保持疫苗快速接种的情况下，经济将萎缩不到4%，低于此前估计的6%。
总理“身先士卒”，大城市示范效应
尽管疫苗接种率冠绝全球，但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并未做出其他有效抗疫举措。半岛电视台援引以色列议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以色列卫生部未能做好准备，缺少呼吸机，全国病例数激增，最终只能实行全面封锁。疫情暴发初期，内塔尼亚胡甚至拒绝实施以色列卫生部的全面封锁决定。
内塔尼亚胡也紧紧抓住了机会。他不仅将疫苗采购作为自己的政绩，甚至多次吹嘘自己与辉瑞、莫德纳公司负责人的“个人接触”，去年12月20日，他还在电视上直播自己接种新冠疫苗，成为以色列全国接种第一人。
2020年12月19日，在以色列拉马特甘的谢巴医疗中心，医务人员观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接种新冠疫苗的电视直播。 新华社发（吉尔·科恩·马根 摄）“我要求先接种疫苗，是为了做表率，鼓励大家接种。”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每个人都获得更快的疫苗接种，那么我们将更快地恢复生活，首先是经济。我们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恢复原来的状态。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以色列总理带头接种了全以色列的第一剂疫苗，并且将接种过程进行了全国范围、全媒体的直播，展示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从内塔尼亚胡开始，以色列议会、国家部门以及各个市政府的官员先后接种，并以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公开在了个人的社交媒体主页上。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疫苗接种的认知和认同，更形成了一种具有社媒运动性质的号召力和参与感。”
在以色列生活多年的华人周奕凤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曾经的同事在接种疫苗后，其他同事首先询问的不是‘感觉如何’，而是‘你拍照了吗’。他也很开心地回答‘当然’。要知道，上一次大家争相拍照，还是在以色列大选的投票箱前。除此之外，以色列卫生部也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投放了视频，呼吁疫苗接种。”
“目前完成接种的多数是60岁以上的公民以及国防军、医护人员等等。在疫苗接种开始之前，以色列国内对疫苗的讨论便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因为，自疫情开始以来，媒体曾经先后报道以色列国内疫苗研制的新成果（当然，大家最后看到的报道里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失实）；另一方面，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也让疫苗采购显得更加水到渠成。”周奕凤说道，“当然，在言论高度活跃的以色列，一个人总有两个意见的以色列人，尤其是我所在的特拉维夫，对社会热点话题总是发出着不同的声音：支持接种的人拥护医学研究的成果，而反对接种者则高呼这是制药公司牟利的借口，是充满风险和反人体自然免疫的做法，也是‘腐败的政府’谋取私利的手段。”
据健康技术初创公司Healthy.io首席执行官阿迪里所说，手机应用程序上也可以预约接种疫苗。阿迪里帮助年迈的父母在手机上进行了预约，“我打开应用程序，它问我，‘你想在哪里接种疫苗’，于是我安排了（父母的）第一剂接种的预约，它告诉我‘已经在指定地点分配了辉瑞疫苗’，并自动安排了第二次接种预约。”
周奕凤告诉澎湃新闻，多数城市的疫苗接种安排在相关的医疗机构里进行。比较特殊的是她所在的特拉维夫市，部分疫苗接种安排在了市中心的拉宾广场上，毗邻新冠检测点。“个人感觉，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家的接种热情。想象一下，周末你在户外与朋友聊天散步，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等待检测或者接种，你会不会也想参与呢？这个道理可能跟我们不顾一切地在（奶茶店）喜茶和一点点门前排队是一样的。
完备医疗体系背后的不平等
以色列第13频道记者纳达夫·艾亚尔在最近的专栏中也解释了以色列能够获得大量疫苗的真正原因。艾亚尔指出，以色列是制药公司的重要试点国家，因为国家体量小，能够快速有效地制定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这也得益于以色列高度数字化、垂直整合的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对比美国采取的各州“分发疫苗”的模式，以色列政府更多依靠的是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开展疫苗接种。
以色列庞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自70多年前建国时就开始通过大量公共投资发展起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在上世纪60年代，以色列平均每千人就拥有2.5位医生和6.83张病床，远高于波兰、希腊等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公共卫生投资并不乐观，但以色列还是将GDP的约7％用于公共医疗卫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称，以色列普通公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世界最高，将近83岁；据世界银行截至2018年的数据，以色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虽然以色列医疗系统存在着预约难、等待时间长等多数公立系统的通病，设施也相对陈旧，但就医疗服务的种类和价格来看，总体上是较为全面和亲民的。另外，以色列国家社保系统下的医疗诊所在全国覆盖比较全面合理，因此就诊难度相对并不高。”周奕凤介绍道，“以色列的初级医疗诊所充当着医疗机构的第一道防线，以色列公民在就近指定的诊所下有专门的家庭医生，解决常规问诊、头疼脑热等常见求医需要。大型医院则专门处理较为复杂的医疗诉求和手术。”
根据法律，每个以色列公民都必须在Clalit、Maccabi、Meuhedet和Leumit四大医疗机构之一注册，而这些医疗机构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补贴。不同的医疗机构还共享一套单一电子病历系统，包括所有参保公民。另外，以色列设有一个国家疫苗接种中心，最初是为了跟踪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而建立，现在也可为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据周奕凤介绍，新冠疫苗通过以色列上述公立医疗机构发放，“如果有获取信息和额外的诉求，以色列公民都可以向这些医疗机构致电，机构的热线里也有专门的新冠问询专区，询问人工客服即可。不过，因为客服人数有限且处理效率堪忧，等待接线的过程往往非常漫长，20分钟开免提等待是极其常见的。”
占以色列人口五分之一的巴勒斯坦等阿拉伯裔公民也被纳入了国家疫苗接种计划。1月1日，内塔尼亚胡率领政府官员专程前往以色列北部阿拉伯裔占多数的小镇乌姆·阿法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庆祝第1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
“以色列已成为疫苗接种的世界冠军！”1月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转发了一张世界各国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对比图表。图表显示，以色列并非最先开始接种的国家，却在短短10天内以超过10%的接种率异军突起。
内塔尼亚胡转发的世界各国新冠疫苗接种率的对比图表以色列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从去年12月20日开始，医护人员和60岁以上的公民为优先接种人群。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目前以色列每天有超过15万人接种新冠疫苗。截至1月5日，以色列930万人口中的近15%已经接种了两剂辉瑞-BioNTech疫苗，接种进度全球领先。这样的效率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大为不同。在较先批准新冠疫苗使用的美国，大规模的接种计划仍然难以推行，购买的大批疫苗许多尚未使用，接种率不到1.5%。而作为研发出首款获批新冠疫苗的国家，德国的疫苗接种率甚至远远落后于美国。不到一个月就实现如此高的接种率，以色列是如何做到的？
“早起的鸟儿”
“由于我们早做了准备，所以现在我们在全球（疫苗接种）竞赛中领先。”以色列卫生部长尤利·埃尔德斯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与制药商谈判获得疫苗方面，以色列是一只“早起的鸟儿”。当美国药企辉瑞率先公布其新冠疫苗有效时，以色列就已经向其支付了大量订金，采购价格几乎是欧洲国家所付的2倍，美国所付的3倍。
以色列卫生部官员告诉当地媒体，以色列采购一剂辉瑞疫苗的价格为62美元（约合人民币400元），而美国的标价仅为19.5美元。以色列财政部长卡兹则表示，“考虑到以色列要与一些大国竞争获得疫苗，必须提高采购价格。”
以色列政府尚未公布迄今为止采购的和收到的确切疫苗数量，称采购协议“严格保密”。但据“商业内幕”网站报道，以色列目前已获得了800万剂辉瑞-BioNTech疫苗，还与莫德纳公司达成了600万剂疫苗的单独购买协议，这足以使700万人——约占以色列77%的人口接受两次接种（编注：辉瑞-BioNTech和莫德纳疫苗均需接种两剂）。只有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少数富裕国家采购的疫苗总剂量超过了以色列。
捷足先登的以色列目前仍然忙于与各大疫苗生产商就扩大采购规模或加快交付现有订单进行谈判。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至少一批1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有望在两周内开始到货，早于原计划的3月运抵。
曾任以色列佩雷斯政府首席技术官、现为健康技术初创公司Healthy.io首席执行官的约纳坦·阿迪里对“商业内幕”表示，预计到3月底，以色列将实现“全面疫苗接种”，而完成高风险群体的疫苗接种工作应该会更快，期望于2月底之前完成。
美国波士顿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克里斯·吉尔认为，单剂疫苗也有可能提供一定保护作用，尽管辉瑞没有提供数据支持，但单剂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可能为80%至90%。“商业内幕”则报道称，即使单剂疫苗最终无法有效预防新冠，以色列也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群体免疫。
1月4日，以色列央行发布了对该国2021年经济前景的评估报告，预计在保持疫苗快速接种的情况下，经济将萎缩不到4%，低于此前估计的6%。
总理“身先士卒”，大城市示范效应
尽管疫苗接种率冠绝全球，但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并未做出其他有效抗疫举措。半岛电视台援引以色列议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以色列卫生部未能做好准备，缺少呼吸机，全国病例数激增，最终只能实行全面封锁。疫情暴发初期，内塔尼亚胡甚至拒绝实施以色列卫生部的全面封锁决定。
内塔尼亚胡也紧紧抓住了机会。他不仅将疫苗采购作为自己的政绩，甚至多次吹嘘自己与辉瑞、莫德纳公司负责人的“个人接触”，去年12月20日，他还在电视上直播自己接种新冠疫苗，成为以色列全国接种第一人。
2020年12月19日，在以色列拉马特甘的谢巴医疗中心，医务人员观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接种新冠疫苗的电视直播。 新华社发（吉尔·科恩·马根 摄）“我要求先接种疫苗，是为了做表率，鼓励大家接种。”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每个人都获得更快的疫苗接种，那么我们将更快地恢复生活，首先是经济。我们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恢复原来的状态。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以色列总理带头接种了全以色列的第一剂疫苗，并且将接种过程进行了全国范围、全媒体的直播，展示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从内塔尼亚胡开始，以色列议会、国家部门以及各个市政府的官员先后接种，并以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公开在了个人的社交媒体主页上。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疫苗接种的认知和认同，更形成了一种具有社媒运动性质的号召力和参与感。”
在以色列生活多年的华人周奕凤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曾经的同事在接种疫苗后，其他同事首先询问的不是‘感觉如何’，而是‘你拍照了吗’。他也很开心地回答‘当然’。要知道，上一次大家争相拍照，还是在以色列大选的投票箱前。除此之外，以色列卫生部也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投放了视频，呼吁疫苗接种。”
“目前完成接种的多数是60岁以上的公民以及国防军、医护人员等等。在疫苗接种开始之前，以色列国内对疫苗的讨论便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因为，自疫情开始以来，媒体曾经先后报道以色列国内疫苗研制的新成果（当然，大家最后看到的报道里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失实）；另一方面，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也让疫苗采购显得更加水到渠成。”周奕凤说道，“当然，在言论高度活跃的以色列，一个人总有两个意见的以色列人，尤其是我所在的特拉维夫，对社会热点话题总是发出着不同的声音：支持接种的人拥护医学研究的成果，而反对接种者则高呼这是制药公司牟利的借口，是充满风险和反人体自然免疫的做法，也是‘腐败的政府’谋取私利的手段。”
据健康技术初创公司Healthy.io首席执行官阿迪里所说，手机应用程序上也可以预约接种疫苗。阿迪里帮助年迈的父母在手机上进行了预约，“我打开应用程序，它问我，‘你想在哪里接种疫苗’，于是我安排了（父母的）第一剂接种的预约，它告诉我‘已经在指定地点分配了辉瑞疫苗’，并自动安排了第二次接种预约。”
周奕凤告诉澎湃新闻，多数城市的疫苗接种安排在相关的医疗机构里进行。比较特殊的是她所在的特拉维夫市，部分疫苗接种安排在了市中心的拉宾广场上，毗邻新冠检测点。“个人感觉，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家的接种热情。想象一下，周末你在户外与朋友聊天散步，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等待检测或者接种，你会不会也想参与呢？这个道理可能跟我们不顾一切地在（奶茶店）喜茶和一点点门前排队是一样的。
完备医疗体系背后的不平等
以色列第13频道记者纳达夫·艾亚尔在最近的专栏中也解释了以色列能够获得大量疫苗的真正原因。艾亚尔指出，以色列是制药公司的重要试点国家，因为国家体量小，能够快速有效地制定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这也得益于以色列高度数字化、垂直整合的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对比美国采取的各州“分发疫苗”的模式，以色列政府更多依靠的是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开展疫苗接种。
以色列庞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自70多年前建国时就开始通过大量公共投资发展起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在上世纪60年代，以色列平均每千人就拥有2.5位医生和6.83张病床，远高于波兰、希腊等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公共卫生投资并不乐观，但以色列还是将GDP的约7％用于公共医疗卫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称，以色列普通公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世界最高，将近83岁；据世界银行截至2018年的数据，以色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虽然以色列医疗系统存在着预约难、等待时间长等多数公立系统的通病，设施也相对陈旧，但就医疗服务的种类和价格来看，总体上是较为全面和亲民的。另外，以色列国家社保系统下的医疗诊所在全国覆盖比较全面合理，因此就诊难度相对并不高。”周奕凤介绍道，“以色列的初级医疗诊所充当着医疗机构的第一道防线，以色列公民在就近指定的诊所下有专门的家庭医生，解决常规问诊、头疼脑热等常见求医需要。大型医院则专门处理较为复杂的医疗诉求和手术。”
根据法律，每个以色列公民都必须在Clalit、Maccabi、Meuhedet和Leumit四大医疗机构之一注册，而这些医疗机构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补贴。不同的医疗机构还共享一套单一电子病历系统，包括所有参保公民。另外，以色列设有一个国家疫苗接种中心，最初是为了跟踪儿童疫苗接种疫苗而建立，现在也可为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据周奕凤介绍，新冠疫苗通过以色列上述公立医疗机构发放，“如果有获取信息和额外的诉求，以色列公民都可以向这些医疗机构致电，机构的热线里也有专门的新冠问询专区，询问人工客服即可。不过，因为客服人数有限且处理效率堪忧，等待接线的过程往往非常漫长，20分钟开免提等待是极其常见的。”
占以色列人口五分之一的巴勒斯坦等阿拉伯裔公民也被纳入了国家疫苗接种计划。1月1日，内塔尼亚胡率领政府官员专程前往以色列北部阿拉伯裔占多数的小镇乌姆·阿法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庆祝第1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
【一年22例小肠移植手术，这家医院成为全球第一】一年时间，22例手术，对于一个医院一个科室或许并不算多，然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肠移植中心却凭借一年22例小肠移植手术，成为全球第一。这是12月22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浙江省“十三五”期间卫生健康工作进展成效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小肠移植手术难度很大，单因小肠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少数几个高免疫反应性器官，80%以上的患者术后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此外，小肠是空腔脏器，含有大量的微生物、食物残渣和消化液，移植手术后，小肠内的细菌极易进入血液，引发严重感染。
[话筒]11岁女孩，只剩下7厘米小肠
11岁的嘟嘟（化名）是一个热爱足球的小姑娘，然而去年11月的一场急性肠扭转，两次大手术让她的小肠只剩下7厘米。经过浙大一院梁廷波教授带领的多器官移植团队20余名专家的周密多学科联合会诊（MDT），嘟嘟是因急性肠扭转引发的“短肠综合征”。
这种疾病，每百万人口约有2-5例的发病率，只能通过小肠移植进行救治。不幸中的万幸，经过检查，妈妈与嘟嘟的血型相吻合，她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的一段小肠来救女儿。
“我们想为嘟嘟圆梦，希望她能重新驰骋绿茵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大一院）党委书记、器官移植专家梁廷波教授与结直肠外科主任、具有丰富小肠移植经验的吴国生教授心中有着共同的期盼与信念——“挑战一切不可能，救回孩子！”
小肠移植被誉为“最难器官移植技术”，然而却也是治疗肠衰竭的重要手段。
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小肠移植手术直到1988年才出现。国内小肠移植手术从1994年开始起步，但患者术后均存活时间较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小肠移植的供体主要为脑死亡者捐献，由于供受者之间的配型问题和长时间器官缺血等因素，移植术后并发症居高不下，5年存活率仅有50%左右。
2020年10月20日，梁廷波与吴国生两位教授联合主刀，20余名医护人员周末奋战，将一段长约2米、来自妈妈体内的鲜活小肠成功接入嘟嘟（化名）体内，术后母女二人恢复良好。而这也是全国成功开展的首例儿童亲体小肠移植。
吴国生教授介绍，他每年大概接诊20多例肠扭转患者，近八成患者是不可逆性的肠坏死，出现“短肠”甚至“无肠”的情况，从而需要进行小肠移植。这其中，青少年占了不少比例。活体小肠移植具有组织配型好、可以择期施行手术和器官缺血时间短等优点，临床实践证明，活体小肠移植排斥反应发生率只有20%左右，远低于脑死亡捐献（80%），术后长期生存的病人越来越多。
[话筒]共享一段小肠，母女成为最“牵肠挂肚”的人
“晨起体温36.8℃，平均体温37.7℃，全天共尿了6次，每次尿量在250ml~300ml之间……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六号楼13楼一间病房的床头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从2019年4月16日起，每隔一、两个小时，都有详细的输液、呕吐及体温记录。
这本详细的笔记，来自内蒙古赤峰51岁的一位母亲。她躺在病床上，刚接受完动脉血管造影，从大腿根部动脉下穿刺放进探头再深入小肠，以确保血管解剖正常，为几天后的 “切肠”手术做准备。
对面病床上，是她半年无法吃饭、一直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28岁女儿冯依（化名），她本来也即将成为一名母亲，因为妊娠合并肠扭转，造成几乎全部的小肠坏死，只剩下了12厘米的小肠和不到1米的大肠。她不仅失去了龙凤胎，当地医生判断，生命撑不过3年。
2019年7月，具有丰富小肠移植经验的专家吴国生教授及其团队接诊了冯依。经过多位专家的联合会诊，冯依系“妊娠合并肠扭转”。当时处于妊娠期的她，由于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升高使肠管平滑肌张力降低，肠蠕动减弱，再加上先天性肠系膜根部距离较短，受到增大子宫的推挤时，肠道蠕动受到限制。过度牵拉和挤压，使小肠扭转、变位，最终引发肠坏死。
“妊娠期肠扭转较罕见，发病率为1/1500~1/60000。”吴国生教授说，这种突发疾病，孕产妇死亡率高达6%～16.6%，胎儿死亡率达26%～44.40%。在他行医近30年的生涯中，一共遇到过3例类似疾病，其中两位患者接受小肠移植手术后，身体好转、存活至今，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也许能为冯依带来生的希望。
知道自己的一段小肠可以救宝贝女儿的命，冯依的妈妈喜出望外。“求求您，把我的小肠多切一点给我的女儿。”术前谈话后，冯依妈妈反复跟吴国生教授请求。过去不爱喝牛奶、吃肉的她，最近努力加强营养。
经过浙大一院多个学科、多名专家的合力拼搏，终于让母亲捐出的2.4米小肠成功接入冯依体内，这场母女间的动人故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吴国生教授说：“如果冯依术后恢复情况良好，她还有做妈妈的希望和可能！”
[话筒]为打败“癌王”胰腺癌，医生把他的小肠取出来再“种”回去
“一发现就是晚期”，这是曾经人们对“癌王”胰腺癌的直观印象。
胰腺癌的一个特点就是浸润性生长，也就是说肿瘤是没有边界、很难分离的，需要把整个胰腺切除，但胰腺又和十二指肠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手术时通常是把胰腺和十二指肠一起切除。
而肠系膜上动脉为人体小肠和右半部分结肠供血，如果直接把它切除会导致小肠坏死，但如果不切除会导致肿瘤切除不彻底。如何在对肿瘤根治性切除的同时完整保留小肠功能？
小肠移植手术可以让这个问题得以化解，通过在体内仔细探查，将好的小肠完整切下来在体外进行修整，同时体内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再将小肠重新“种回”体内，这种方法叫做“系统化疗后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
70岁的杭州人老朱是全球首例“系统化疗后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手术”的受益者。他天生就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在桐庐置办了一处房子，每天种菜、浇花、钓鱼，这样的田园生活，老朱和老伴儿非常享受。但2018年末，一辈子没生过大病的他，连着好几天胃口不好，吃不下饭。
“他告诉我的时候，这样的症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我想想看有点不太对劲，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问题的。”老朱的小儿子说，他们找到了浙大一院肝胆胰外科梁廷波教授团队，经过核磁共振等一系列检查，病因明确了：胰腺癌！晚期！
以往，胰腺癌患者化疗后仅30%有机会得到根治手术的机会，更多的患者因为肿瘤侵犯范围大，无法根治。“现在，通过系统性的化疗方案联合小肠移植技术，为更多的患者赢得了更多的救治机会，成为获益者。”浙大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教授表示。
2019年12月5日，老朱的手术正式开始，由梁廷波教授和吴国生教授共同完成。两位专家同时“开工”，这边在体内仔细切除胰十二指肠，那边对取出的小肠和结肠血管进行灌洗、修整，将未受肿瘤侵犯的血管保留下来，最后再将修整好的小肠和结肠与体内的血管仔细吻合，这样就达到了既最大限度切除肿瘤又保护小肠供血的目的。历时8个多小时，手术成功。
12月30日，老朱出院了，他的精神状态很难让人想到他是个动过“大手术”的人。其实，术后第二天，他就在监护室拔掉了气管插管并在床上可以自由活动；术后第五天，转回了普通病房，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自己绕着病区走廊走三圈、四圈、五圈，气色越来越好。
梁廷波教授表示，根治胰腺癌用上了小肠移植的技术，这是浙大一院团队在探索疾病救治过程中的一次创新突破，以往胰腺癌患者如果不能根治手术，就意味着患者的复发率大大上升，而胰腺癌诊治和移植技术都是浙大一院的优势专长，两者结合让胰腺癌达到根治，为患者康复加了一道“双保险”。
世界首例多米诺肝小肠联合移植，世界首例年龄最大供者活体小肠移植，国内首例儿童小肠移植、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首例针对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小肠移植，高难度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等多项创新技术……一年时间，共有来自全国各地近30名换肠人在浙大一院重获新生，他们最大的56岁，最小的5岁。未来，他们将创造更多奇迹。
据悉，浙大一院是目前国内开展大器官移植门类最全的医院之一，截至目前，该院已经完成肝移植总数超过4000例，肾脏移植超过了7000例，小肠移植超过40例。（健康时报记者 石梦竹）
小肠移植手术难度很大，单因小肠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少数几个高免疫反应性器官，80%以上的患者术后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此外，小肠是空腔脏器，含有大量的微生物、食物残渣和消化液，移植手术后，小肠内的细菌极易进入血液，引发严重感染。
[话筒]11岁女孩，只剩下7厘米小肠
11岁的嘟嘟（化名）是一个热爱足球的小姑娘，然而去年11月的一场急性肠扭转，两次大手术让她的小肠只剩下7厘米。经过浙大一院梁廷波教授带领的多器官移植团队20余名专家的周密多学科联合会诊（MDT），嘟嘟是因急性肠扭转引发的“短肠综合征”。
这种疾病，每百万人口约有2-5例的发病率，只能通过小肠移植进行救治。不幸中的万幸，经过检查，妈妈与嘟嘟的血型相吻合，她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的一段小肠来救女儿。
“我们想为嘟嘟圆梦，希望她能重新驰骋绿茵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大一院）党委书记、器官移植专家梁廷波教授与结直肠外科主任、具有丰富小肠移植经验的吴国生教授心中有着共同的期盼与信念——“挑战一切不可能，救回孩子！”
小肠移植被誉为“最难器官移植技术”，然而却也是治疗肠衰竭的重要手段。
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小肠移植手术直到1988年才出现。国内小肠移植手术从1994年开始起步，但患者术后均存活时间较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小肠移植的供体主要为脑死亡者捐献，由于供受者之间的配型问题和长时间器官缺血等因素，移植术后并发症居高不下，5年存活率仅有50%左右。
2020年10月20日，梁廷波与吴国生两位教授联合主刀，20余名医护人员周末奋战，将一段长约2米、来自妈妈体内的鲜活小肠成功接入嘟嘟（化名）体内，术后母女二人恢复良好。而这也是全国成功开展的首例儿童亲体小肠移植。
吴国生教授介绍，他每年大概接诊20多例肠扭转患者，近八成患者是不可逆性的肠坏死，出现“短肠”甚至“无肠”的情况，从而需要进行小肠移植。这其中，青少年占了不少比例。活体小肠移植具有组织配型好、可以择期施行手术和器官缺血时间短等优点，临床实践证明，活体小肠移植排斥反应发生率只有20%左右，远低于脑死亡捐献（80%），术后长期生存的病人越来越多。
[话筒]共享一段小肠，母女成为最“牵肠挂肚”的人
“晨起体温36.8℃，平均体温37.7℃，全天共尿了6次，每次尿量在250ml~300ml之间……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六号楼13楼一间病房的床头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从2019年4月16日起，每隔一、两个小时，都有详细的输液、呕吐及体温记录。
这本详细的笔记，来自内蒙古赤峰51岁的一位母亲。她躺在病床上，刚接受完动脉血管造影，从大腿根部动脉下穿刺放进探头再深入小肠，以确保血管解剖正常，为几天后的 “切肠”手术做准备。
对面病床上，是她半年无法吃饭、一直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28岁女儿冯依（化名），她本来也即将成为一名母亲，因为妊娠合并肠扭转，造成几乎全部的小肠坏死，只剩下了12厘米的小肠和不到1米的大肠。她不仅失去了龙凤胎，当地医生判断，生命撑不过3年。
2019年7月，具有丰富小肠移植经验的专家吴国生教授及其团队接诊了冯依。经过多位专家的联合会诊，冯依系“妊娠合并肠扭转”。当时处于妊娠期的她，由于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升高使肠管平滑肌张力降低，肠蠕动减弱，再加上先天性肠系膜根部距离较短，受到增大子宫的推挤时，肠道蠕动受到限制。过度牵拉和挤压，使小肠扭转、变位，最终引发肠坏死。
“妊娠期肠扭转较罕见，发病率为1/1500~1/60000。”吴国生教授说，这种突发疾病，孕产妇死亡率高达6%～16.6%，胎儿死亡率达26%～44.40%。在他行医近30年的生涯中，一共遇到过3例类似疾病，其中两位患者接受小肠移植手术后，身体好转、存活至今，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也许能为冯依带来生的希望。
知道自己的一段小肠可以救宝贝女儿的命，冯依的妈妈喜出望外。“求求您，把我的小肠多切一点给我的女儿。”术前谈话后，冯依妈妈反复跟吴国生教授请求。过去不爱喝牛奶、吃肉的她，最近努力加强营养。
经过浙大一院多个学科、多名专家的合力拼搏，终于让母亲捐出的2.4米小肠成功接入冯依体内，这场母女间的动人故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吴国生教授说：“如果冯依术后恢复情况良好，她还有做妈妈的希望和可能！”
[话筒]为打败“癌王”胰腺癌，医生把他的小肠取出来再“种”回去
“一发现就是晚期”，这是曾经人们对“癌王”胰腺癌的直观印象。
胰腺癌的一个特点就是浸润性生长，也就是说肿瘤是没有边界、很难分离的，需要把整个胰腺切除，但胰腺又和十二指肠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手术时通常是把胰腺和十二指肠一起切除。
而肠系膜上动脉为人体小肠和右半部分结肠供血，如果直接把它切除会导致小肠坏死，但如果不切除会导致肿瘤切除不彻底。如何在对肿瘤根治性切除的同时完整保留小肠功能？
小肠移植手术可以让这个问题得以化解，通过在体内仔细探查，将好的小肠完整切下来在体外进行修整，同时体内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再将小肠重新“种回”体内，这种方法叫做“系统化疗后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
70岁的杭州人老朱是全球首例“系统化疗后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手术”的受益者。他天生就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在桐庐置办了一处房子，每天种菜、浇花、钓鱼，这样的田园生活，老朱和老伴儿非常享受。但2018年末，一辈子没生过大病的他，连着好几天胃口不好，吃不下饭。
“他告诉我的时候，这样的症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我想想看有点不太对劲，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问题的。”老朱的小儿子说，他们找到了浙大一院肝胆胰外科梁廷波教授团队，经过核磁共振等一系列检查，病因明确了：胰腺癌！晚期！
以往，胰腺癌患者化疗后仅30%有机会得到根治手术的机会，更多的患者因为肿瘤侵犯范围大，无法根治。“现在，通过系统性的化疗方案联合小肠移植技术，为更多的患者赢得了更多的救治机会，成为获益者。”浙大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教授表示。
2019年12月5日，老朱的手术正式开始，由梁廷波教授和吴国生教授共同完成。两位专家同时“开工”，这边在体内仔细切除胰十二指肠，那边对取出的小肠和结肠血管进行灌洗、修整，将未受肿瘤侵犯的血管保留下来，最后再将修整好的小肠和结肠与体内的血管仔细吻合，这样就达到了既最大限度切除肿瘤又保护小肠供血的目的。历时8个多小时，手术成功。
12月30日，老朱出院了，他的精神状态很难让人想到他是个动过“大手术”的人。其实，术后第二天，他就在监护室拔掉了气管插管并在床上可以自由活动；术后第五天，转回了普通病房，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自己绕着病区走廊走三圈、四圈、五圈，气色越来越好。
梁廷波教授表示，根治胰腺癌用上了小肠移植的技术，这是浙大一院团队在探索疾病救治过程中的一次创新突破，以往胰腺癌患者如果不能根治手术，就意味着患者的复发率大大上升，而胰腺癌诊治和移植技术都是浙大一院的优势专长，两者结合让胰腺癌达到根治，为患者康复加了一道“双保险”。
世界首例多米诺肝小肠联合移植，世界首例年龄最大供者活体小肠移植，国内首例儿童小肠移植、胰十二指肠切除联合自体小肠移植，首例针对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小肠移植，高难度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等多项创新技术……一年时间，共有来自全国各地近30名换肠人在浙大一院重获新生，他们最大的56岁，最小的5岁。未来，他们将创造更多奇迹。
据悉，浙大一院是目前国内开展大器官移植门类最全的医院之一，截至目前，该院已经完成肝移植总数超过4000例，肾脏移植超过了7000例，小肠移植超过40例。（健康时报记者 石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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