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如何安全“激活” 浙江给出解法】#象山政务#3月1日，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施行。从2020年2月至今，在2年多的时间里，条例经历了酝酿、起草、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等环节。护航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和安全利用，浙江给出了具有全国引领性的解法。
到底什么是公共数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公共数据为何要共享、开放？如何保护公共数据安全？我们试图通过全方位解读，给出答案。
海量公共数据 就在身边
何为公共数据？《条例》给出了明确界定——是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此外，根据本省应用需求，税务、海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亦在其中。
严谨的概念界定背后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公共数据的概念对群众其实是‘可感’的，并非远离生活。”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用一系列例子进行了说明，“比如汇集在省人社部门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汇集在红十字会的捐赠物资信息，公共服务运营单位掌握的水电燃气使用信息，金融监管部门掌握的个人征信报告，电商平台根据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等等都是公共数据。”
浙江在线记者从省大数据局了解到，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190多万项，省级平台归集公共数据800多亿条，数据共享累计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超59亿条，走在全国前列。如此规模体量且不断滚动增长的数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好、利用好？浙江走入了立法阶段——
为公共数据立法 恰逢其时
时间轴拉回去年2月18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浙江以一场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牛年新局。从2003年数字浙江，2014年四张清单一张网，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政府数字化转型，至此，浙江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
“《条例》构建了公共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为纵深推进我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浙江省司法厅司法一处处长邬呈辉表示，对浙江而言《条例》的诞生“恰逢其时”。
从国家层面看，除了现行的《网络安全法》之外，《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于去年正式施行，这为地方制定法规奠定了上位法基础；从省域层面看，浙江在近20年的数据实践中，已形成了不少制度成果。2017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侧重数据的采集、归集、共享，2020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更关注开放和安全，这两个地方政府规章为公共数据的全过程管理打下了基础。
邬呈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贯彻落实了数字化改革有关一体化、制度重塑等要求，将我省行之有效的成果和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公共数据范围进行了拓展，赋予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以法律地位，致力于推进公共数据的充分共享、有序开放和安全利用。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服务外包的权利与义务。
作为要素的公共数据 等待“激活”
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不仅事关改革，也是撬动群众和企业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底层力量。《条例》共分八章五十一条，其中对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都分设了章节。“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第四章公共数据共享的首条如是写道。
去年，众多最佳应用在数字化改革中涌现，已经对“共享”进行了充分实践。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越来越多民生实事更加便利。以去年第二批最佳应用中的“浙里办票”为例，该应用打破了各部门数据“孤岛”，单位或个人认证后，就能自动归集名下财政电子票据和税务电子发票，享受全省电子发票一站式归集、下载、查验、存储等服务。
此外，共享、开放与利用更是公共数据流通与高效配置的关键。此前国务院文件中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公共数据是支撑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的重要基础资源，是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生产要素。”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最初我们对于条例名称是否要加上‘管理’二字有过深度探讨。”参与草案撰写的浙江（浙大）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提起了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果公共数据只是政府用于管理，而不用来发展是非常可惜的。”而开放与利用，正是《条例》着重强调的内容，“提升公共数据质量，要有市场力量参与，但完全放开又会涉及许多问题，那么市场力量怎么进来呢？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在条款上做了一些制度设计，比如第三十五条的授权模式，可以授权符合规定安全条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营公共数据。”郑春燕建议，相关部门要积极吸引企业加入公共数据的资源开发利用大潮中，让企业利用公共数据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 势在必行
当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随之而来的担忧便是安全。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亦是《条例》所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处长吴恩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公共数据充分流通与个人信息有效保护的关系、公共数据高效利用与保障数据安全的关系。
“条例开宗明义就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在推动公共数据创新应用的同时，要对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细化补充规定。”吴恩玉表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时，不得强制要求个人采用多种方式重复验证；数据有异议或不准确时，可以提出校核申请；自然人认为开放的公共数据侵犯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撤回数据的要求……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见诸条例各处。
此外，吴恩玉表示，立法过程中将保障数据安全贯穿制度设计始终，还设置了公共数据安全专章，为的就是确保在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释放公共数据的价值。“基于此，《条例》在安全方面设定了制度规范体系、技术防护体系与运行管理体系。“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通过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服务外包方式开展数据活动的安全管理，可以有效防范公共数据非法获取、篡改、泄露或者不当利用，保护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
“公共数据关乎你我，我们要依法利用，依法管理。”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到底什么是公共数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公共数据为何要共享、开放？如何保护公共数据安全？我们试图通过全方位解读，给出答案。
海量公共数据 就在身边
何为公共数据？《条例》给出了明确界定——是本省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在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此外，根据本省应用需求，税务、海关、金融监督管理等国家有关部门派驻浙江管理机构提供的数据，亦在其中。
严谨的概念界定背后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公共数据的概念对群众其实是‘可感’的，并非远离生活。”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用一系列例子进行了说明，“比如汇集在省人社部门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信息，汇集在红十字会的捐赠物资信息，公共服务运营单位掌握的水电燃气使用信息，金融监管部门掌握的个人征信报告，电商平台根据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数据等等都是公共数据。”
浙江在线记者从省大数据局了解到，截至2021年底，浙江已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190多万项，省级平台归集公共数据800多亿条，数据共享累计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超59亿条，走在全国前列。如此规模体量且不断滚动增长的数据，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好、利用好？浙江走入了立法阶段——
为公共数据立法 恰逢其时
时间轴拉回去年2月18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浙江以一场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开启牛年新局。从2003年数字浙江，2014年四张清单一张网，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政府数字化转型，至此，浙江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
“《条例》构建了公共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为纵深推进我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浙江省司法厅司法一处处长邬呈辉表示，对浙江而言《条例》的诞生“恰逢其时”。
从国家层面看，除了现行的《网络安全法》之外，《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于去年正式施行，这为地方制定法规奠定了上位法基础；从省域层面看，浙江在近20年的数据实践中，已形成了不少制度成果。2017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侧重数据的采集、归集、共享，2020年发布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更关注开放和安全，这两个地方政府规章为公共数据的全过程管理打下了基础。
邬呈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贯彻落实了数字化改革有关一体化、制度重塑等要求，将我省行之有效的成果和经验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公共数据范围进行了拓展，赋予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以法律地位，致力于推进公共数据的充分共享、有序开放和安全利用。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服务外包的权利与义务。
作为要素的公共数据 等待“激活”
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不仅事关改革，也是撬动群众和企业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底层力量。《条例》共分八章五十一条，其中对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与利用都分设了章节。“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第四章公共数据共享的首条如是写道。
去年，众多最佳应用在数字化改革中涌现，已经对“共享”进行了充分实践。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越来越多民生实事更加便利。以去年第二批最佳应用中的“浙里办票”为例，该应用打破了各部门数据“孤岛”，单位或个人认证后，就能自动归集名下财政电子票据和税务电子发票，享受全省电子发票一站式归集、下载、查验、存储等服务。
此外，共享、开放与利用更是公共数据流通与高效配置的关键。此前国务院文件中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公共数据是支撑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的重要基础资源，是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生产要素。”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最初我们对于条例名称是否要加上‘管理’二字有过深度探讨。”参与草案撰写的浙江（浙大）立法研究院执行院长郑春燕提起了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如果公共数据只是政府用于管理，而不用来发展是非常可惜的。”而开放与利用，正是《条例》着重强调的内容，“提升公共数据质量，要有市场力量参与，但完全放开又会涉及许多问题，那么市场力量怎么进来呢？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我们在条款上做了一些制度设计，比如第三十五条的授权模式，可以授权符合规定安全条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营公共数据。”郑春燕建议，相关部门要积极吸引企业加入公共数据的资源开发利用大潮中，让企业利用公共数据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 势在必行
当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随之而来的担忧便是安全。划定公共数据的安全线，亦是《条例》所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处长吴恩玉表示，《条例》制定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公共数据充分流通与个人信息有效保护的关系、公共数据高效利用与保障数据安全的关系。
“条例开宗明义就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在推动公共数据创新应用的同时，要对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作出细化补充规定。”吴恩玉表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时，不得强制要求个人采用多种方式重复验证；数据有异议或不准确时，可以提出校核申请；自然人认为开放的公共数据侵犯合法权益时，可以提出撤回数据的要求……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见诸条例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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