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的职责调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部署要求，进一步推动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指导意见》指出，要有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执法职责，建立职责明确、边界清晰的执法体制，并对实行综合执法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准确理解《指导意见》及职责整合的改革精神，对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完善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相适应的行政执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的职责调整进行解读，供各位读者参考。
解读1：改革目的——聚焦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
《指导意见》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包括污染防治执法和生态保护执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将整合相关部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
“职责明确、边界清晰”是国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的目标方向，其提出的背景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较为突出。
1. “统管与分管”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原环保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属于“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模式。近年来，湖南、陕西、内蒙古、山东、重庆等十余个省、区、市制定了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少的涉及20余个部门，多得涉及50余个部门，职责分散交叉、重叠问题突出。
2. 横向上存在多头执法问题。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第五十一条明确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整合环境保护和国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队伍，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包括污染防治执法和生态保护执法两个主要方面。
对污染防治执法领域而言，法律、标准体系较为健全，但执法权较为分散，个别领域存在“九龙治水”问题。以水污染防治执法为例，“地表水”执法由环保部门负责，“地下水”执法国土和水利部门还存有争议；“岸上”的污染源执法由环保部门负责，“水上”的污染源执法由交通、海事、海洋等部门负责。执法权分散导致职责交叉不清，部门间协调不畅，同时也容易造成能力配置的重复浪费，多头执法。
对生态保护执法领域而言，法律、标准体系，以及执法事项和执法主体均较为分散。目前还没有针对生态保护的系统性专门立法，经过对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系统梳理，与生态保护高度相关的执法事项分散在《水法》《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30多部法律法规中，涉及国土、水利、农业、林草、海洋、住建等部门，这些法律法规主要侧重于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生态建设，很多领域没有针对生态破坏的执法依据。
3. 纵向上存在多层执法问题。
省级以下环境执法队伍普遍存在“职责同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除核与辐射、机动车、消耗臭氧层物质等领域明确只能由国家级、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的执法事项外，其余执法事项均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承担，执法职责“上下一边粗”，层级事权不清、同级环保部门内部执法边界不清，多头执法、碎片化严重。某个具体的案件，省、市、县三级均有权查处，有限的执法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也容易造成多层执法问题。
因此，实施综合执法改革，不仅要厘清部门间的职责边界，更需要划分不同层级的事权。
解读2：改革方式——跨部门整合执法权
《指导意见》明确了原环境保护、国土、海洋、农业、水利、林业等6个部门工作职责的具体整合范围。并明确要求，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相关部门不再行使上述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
1. 综合执法队伍与其他行业管理部门的关系。
跨部门整合处罚权，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整合后，综合执法队伍职责范围将大于同级生态环境部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第二十五条明确了组建生态环境部的职责整合，相比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承担的执法职责更广，主要表现在整合了国土部门对因开发土地、矿藏等造成生态破坏的执法权，林业部门对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生态破坏的执法权。
在组织架构上，日常工作由生态环境部或省级生态环境厅的内设执法局承担，主要负责牵头建立健全行业管理部门与综合执法队伍的协调配合机制，协调国家或省级相关部门加强对综合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有关业务指导。在工作关系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与综合执法队伍属于业务指导关系，对于划转的执法事项，国家或省级相关行业管理部门通过制定相关业务政策、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措施进行业务指导。
2. 跨部门整合执法权的边界划定。
土地、矿藏、自然保护地既可以理解为生态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源；既可以是生态保护的执法对象，也是资源保护的执法对象。现实操作中，执法边界较为模糊。例如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领域的保护，既有生态属性、自然属性，也有资源属性、经济属性。自然资源部设有执法局，负责查处自然资源违法案件。生态环境部也设有执法局，负责查处重大生态环境保护违法案件。生态环境部“三定”规定“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个别、局部的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执法边界较难把握，需要对照法律法规，对执法事项的调整作出具体规定。
3. 以行政处罚权为核心的执法权。
《指导意见》指出，整合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依法统一行使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等规定，可以由一行政部门集中行使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目前，国家正在制定与综合执法改革配套的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细化到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更利于地方操作。
解读3：执法主体——以谁的名义执法
《指导意见》指出，整合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名义，依法统一行使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
以谁的名义执法，将对执法程序、行政复议等环节产生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环保部门均以部门名义执法，能够较好地履行执法职责，没有调整执法主体的必要性。
同时，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名义执法可以较好地与县级“局队合一”模式相匹配。《指导意见》提出县级生态环境分局一般实行“局队合一”体制。具体模式由地方明确，可以参考公安机关内设大队的模式，县级生态环境分局可以内设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此种模式下，不宜以内设机构的名义行使执法权。
解读4：放眼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长期考虑
《指导意见》指出，生态保护执法是指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依法查处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栖息等服务功能和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政行为。
如何理解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这一概念，是改革的基础，但目前缺乏规范的定义。《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对环境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但是生态环境保护明显更加宽泛。
《指导意见》对生态保护执法的定义，明确与此次综合执法改革整合的范围不同。这从侧面说明，此次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还没有实现“完全整合”。改革不仅要立足当前，更要放眼未来，一次改革不能实现的目标，可以多次分步实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对环境的定义，以及《指导意见》对生态保护执法的定义，可以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最终目标范围。
解读5：鼓励探索——地方可实行更大范围的整合
《指导意见》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工作需要，进一步整合地方有关部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统一行使。已经实行更大范围跨领域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的，可以继续探索。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结合实际进行更大范围的综合行政执法。
1. 实行更大范围综合执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是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博弈。生态环境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但人事关系、机构编制仍依赖于地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力量基本呈倒金字结构，越往基层，力量越弱。地方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支持力度可能会受到影响，现有的执法力量不足以支撑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改革。
二是责任和权力不匹配。纵向压力传导上，中央和省级有生态环保督察、强化监督等手段，县级(包括直辖市区县级)属于“只进不出”，虽然可以委托乡镇(街道)执法，但仍要承担法律责任。横向上，生态环保并非相关部门主业，有的地方表示，有的相关部门很少或者没有开展过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集中执法权后，由于监管欠账较多，问责焦点也更加集中。
2. 地方机构改革应该把握的原则。
一是把握好地方机构设置的一致性和特殊性。在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和全国政令统一基础上，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不要求“上下一般粗”，重点是强化综合执法队伍的机构配置。
二是把握好正向监管与逆向执法的职责边界。合理集中执法权，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杜绝多头执法和监管真空，重点是要坚持“集中、统一”的定位，确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法权划转方案。
三是把握好权责一致与职能匹配的结合点。配置与职责匹配的执法队伍，将“编随事走、人随编走”落到实处，重点是划分各层级执法机构的事权，明确人员编制的划转方式，增强基层执法力量。
全国地区差异较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综合执法职责整合范围应该因地制宜，符合工作实际。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部署要求，进一步推动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指导意见》指出，要有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执法职责，建立职责明确、边界清晰的执法体制，并对实行综合执法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准确理解《指导意见》及职责整合的改革精神，对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完善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相适应的行政执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的职责调整进行解读，供各位读者参考。
解读1：改革目的——聚焦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
《指导意见》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包括污染防治执法和生态保护执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将整合相关部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
“职责明确、边界清晰”是国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的目标方向，其提出的背景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较为突出。
1. “统管与分管”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原环保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属于“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模式。近年来，湖南、陕西、内蒙古、山东、重庆等十余个省、区、市制定了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少的涉及20余个部门，多得涉及50余个部门，职责分散交叉、重叠问题突出。
2. 横向上存在多头执法问题。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第五十一条明确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整合环境保护和国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队伍，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包括污染防治执法和生态保护执法两个主要方面。
对污染防治执法领域而言，法律、标准体系较为健全，但执法权较为分散，个别领域存在“九龙治水”问题。以水污染防治执法为例，“地表水”执法由环保部门负责，“地下水”执法国土和水利部门还存有争议；“岸上”的污染源执法由环保部门负责，“水上”的污染源执法由交通、海事、海洋等部门负责。执法权分散导致职责交叉不清，部门间协调不畅，同时也容易造成能力配置的重复浪费，多头执法。
对生态保护执法领域而言，法律、标准体系，以及执法事项和执法主体均较为分散。目前还没有针对生态保护的系统性专门立法，经过对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系统梳理，与生态保护高度相关的执法事项分散在《水法》《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30多部法律法规中，涉及国土、水利、农业、林草、海洋、住建等部门，这些法律法规主要侧重于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生态建设，很多领域没有针对生态破坏的执法依据。
3. 纵向上存在多层执法问题。
省级以下环境执法队伍普遍存在“职责同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除核与辐射、机动车、消耗臭氧层物质等领域明确只能由国家级、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的执法事项外，其余执法事项均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承担，执法职责“上下一边粗”，层级事权不清、同级环保部门内部执法边界不清，多头执法、碎片化严重。某个具体的案件，省、市、县三级均有权查处，有限的执法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也容易造成多层执法问题。
因此，实施综合执法改革，不仅要厘清部门间的职责边界，更需要划分不同层级的事权。
解读2：改革方式——跨部门整合执法权
《指导意见》明确了原环境保护、国土、海洋、农业、水利、林业等6个部门工作职责的具体整合范围。并明确要求，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相关部门不再行使上述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
1. 综合执法队伍与其他行业管理部门的关系。
跨部门整合处罚权，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整合后，综合执法队伍职责范围将大于同级生态环境部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第二十五条明确了组建生态环境部的职责整合，相比而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承担的执法职责更广，主要表现在整合了国土部门对因开发土地、矿藏等造成生态破坏的执法权，林业部门对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生态破坏的执法权。
在组织架构上，日常工作由生态环境部或省级生态环境厅的内设执法局承担，主要负责牵头建立健全行业管理部门与综合执法队伍的协调配合机制，协调国家或省级相关部门加强对综合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有关业务指导。在工作关系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与综合执法队伍属于业务指导关系，对于划转的执法事项，国家或省级相关行业管理部门通过制定相关业务政策、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措施进行业务指导。
2. 跨部门整合执法权的边界划定。
土地、矿藏、自然保护地既可以理解为生态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源；既可以是生态保护的执法对象，也是资源保护的执法对象。现实操作中，执法边界较为模糊。例如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领域的保护，既有生态属性、自然属性，也有资源属性、经济属性。自然资源部设有执法局，负责查处自然资源违法案件。生态环境部也设有执法局，负责查处重大生态环境保护违法案件。生态环境部“三定”规定“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个别、局部的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执法边界较难把握，需要对照法律法规，对执法事项的调整作出具体规定。
3. 以行政处罚权为核心的执法权。
《指导意见》指出，整合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依法统一行使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等规定，可以由一行政部门集中行使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目前，国家正在制定与综合执法改革配套的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细化到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更利于地方操作。
解读3：执法主体——以谁的名义执法
《指导意见》指出，整合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名义，依法统一行使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
以谁的名义执法，将对执法程序、行政复议等环节产生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环保部门均以部门名义执法，能够较好地履行执法职责，没有调整执法主体的必要性。
同时，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名义执法可以较好地与县级“局队合一”模式相匹配。《指导意见》提出县级生态环境分局一般实行“局队合一”体制。具体模式由地方明确，可以参考公安机关内设大队的模式，县级生态环境分局可以内设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此种模式下，不宜以内设机构的名义行使执法权。
解读4：放眼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长期考虑
《指导意见》指出，生态保护执法是指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依法查处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栖息等服务功能和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政行为。
如何理解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这一概念，是改革的基础，但目前缺乏规范的定义。《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对环境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但是生态环境保护明显更加宽泛。
《指导意见》对生态保护执法的定义，明确与此次综合执法改革整合的范围不同。这从侧面说明，此次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还没有实现“完全整合”。改革不仅要立足当前，更要放眼未来，一次改革不能实现的目标，可以多次分步实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对环境的定义，以及《指导意见》对生态保护执法的定义，可以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最终目标范围。
解读5：鼓励探索——地方可实行更大范围的整合
《指导意见》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工作需要，进一步整合地方有关部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统一行使。已经实行更大范围跨领域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的，可以继续探索。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结合实际进行更大范围的综合行政执法。
1. 实行更大范围综合执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是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博弈。生态环境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但人事关系、机构编制仍依赖于地方。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力量基本呈倒金字结构，越往基层，力量越弱。地方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支持力度可能会受到影响，现有的执法力量不足以支撑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改革。
二是责任和权力不匹配。纵向压力传导上，中央和省级有生态环保督察、强化监督等手段，县级(包括直辖市区县级)属于“只进不出”，虽然可以委托乡镇(街道)执法，但仍要承担法律责任。横向上，生态环保并非相关部门主业，有的地方表示，有的相关部门很少或者没有开展过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集中执法权后，由于监管欠账较多，问责焦点也更加集中。
2. 地方机构改革应该把握的原则。
一是把握好地方机构设置的一致性和特殊性。在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和全国政令统一基础上，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不要求“上下一般粗”，重点是强化综合执法队伍的机构配置。
二是把握好正向监管与逆向执法的职责边界。合理集中执法权，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杜绝多头执法和监管真空，重点是要坚持“集中、统一”的定位，确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法权划转方案。
三是把握好权责一致与职能匹配的结合点。配置与职责匹配的执法队伍，将“编随事走、人随编走”落到实处，重点是划分各层级执法机构的事权，明确人员编制的划转方式，增强基层执法力量。
全国地区差异较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综合执法职责整合范围应该因地制宜，符合工作实际。
#房产微盘点# 【90后成返乡置业主力】春节回家的大量人流在各城市间“迁徙”，已成为我国一道独特风景。在外乡与家乡之间，在工作与安家之间，很多人选择在大城市打拼，同时在家乡“留一套房”。与此相反，也有一股买房置业的力量，由乡间走向县城，由县城走向省会，由省会走向一二线城市。无论是返乡置业还是进城买房，春节假期，当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的购房心得，他们的言谈中也映衬着中国楼市最真实的图景。
返乡置业
返的是城市不是农村
大规模返乡人群的到来，给往日平静的三四线小城，凭添了几分活跃。在我国中部大省安徽的安庆市，这一长江畔的城市，近年来吸引了碧桂园、恒大、绿地等知名房企入驻。紧邻长江的迎江区，成为开发商们争相进驻的宝地。自从高铁开通后，安庆火车站板块也异军突起。
省内大批外出打工人员回乡置业，也给这座曾经的历史名城，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蓬勃生机。国家统计局安庆调查队的报告显示，2018年安庆部分热点区域商品住宅始终供不应求，相当一段时间市场供求矛盾较为突出。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31日，安庆市区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套数为6688套，库存去化周期约为6.05个月。
的确，正如同其省会城市合肥，在前两年全国楼市低迷时，合肥的房子却卖得格外好。外出打工人员回乡置业成为支撑当地楼市的主力军。
以另一个城市为例，2018年江苏徐州成为长三角片区返乡置业的热门城市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徐州房价已经连续上涨35个月，最新一个月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7.6%。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所说的返乡置业，大多数返的都是家乡的城市，而不是家乡的农村。”有业内人士指出。诸葛找房的调查显示，返乡置业者选择的城市多集中于老家省会城市和老家地级市，表明人们购房仍然以城市选择为主，县城楼市需求较淡。因此，二三线城市在2018年楼市整体下行的环境中，走出了一波向上的行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城买房
看中的是资源和机会
有的人返乡置业，与此相反，有的人选择进城买房。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聚集了比农村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的小李一家一直在小镇上生活，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为了父母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2017年，小李在株洲市买了一套三居室，“举家进城”。的确，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地级市，从地级市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上、广、深，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是吸引人们进城置业的巨大磁石。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多地先后发布农民购房补贴政策。
不过，在房地产市场维稳压力下，对农民购房进行补贴及棚改货币化安置开始被叫停。2018年11月30日，全国多地包括河南省三门峡市、湖南省永州市等，停止了购房契税补贴和农民购房补贴政策。
然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依然推动着进城买房的脚步。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里的这样一组数字，“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当然，“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进城置业者需要的不只是居住之所，还需要工作机会和相应配套的社会管理、服务和保障机制。”业内人士分析。
中坚力量
90后占比达62.1%
近日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19返乡置业调查报告》显示，52.7%漂一族有返乡置业意向，90后成回乡购房的中坚力量，三四线是返乡置业主力城市。
从人群年龄来看，90后及95后已成为返乡置业的中坚力量，占比共达到62.1%，80后占比为20.0%。
随着90后一代进入成家立业的年龄，购房刚需逐渐显现，返乡置业的需求也较为强劲。
数据显示，有42.8%的返乡置业意向人群是出于未来发展规划而选择回家乡及附近买房，相较于2018年，这一占比增加近一倍。
此外，有24.1%的人群回乡购房的原因是为结婚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15.9%的受访者将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作为返乡置业的理由。
受到中国城镇化不断深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房价不再是影响人们返乡置业城市选择的唯一因素，城市商业氛围、环境宜居程度等也成为了重要考量因素，新一线城市的重庆、南京、苏州等都成为了2018年返乡置业热点城市。
来源： 北京晚报
返乡置业
返的是城市不是农村
大规模返乡人群的到来，给往日平静的三四线小城，凭添了几分活跃。在我国中部大省安徽的安庆市，这一长江畔的城市，近年来吸引了碧桂园、恒大、绿地等知名房企入驻。紧邻长江的迎江区，成为开发商们争相进驻的宝地。自从高铁开通后，安庆火车站板块也异军突起。
省内大批外出打工人员回乡置业，也给这座曾经的历史名城，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蓬勃生机。国家统计局安庆调查队的报告显示，2018年安庆部分热点区域商品住宅始终供不应求，相当一段时间市场供求矛盾较为突出。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31日，安庆市区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套数为6688套，库存去化周期约为6.05个月。
的确，正如同其省会城市合肥，在前两年全国楼市低迷时，合肥的房子却卖得格外好。外出打工人员回乡置业成为支撑当地楼市的主力军。
以另一个城市为例，2018年江苏徐州成为长三角片区返乡置业的热门城市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徐州房价已经连续上涨35个月，最新一个月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7.6%。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所说的返乡置业，大多数返的都是家乡的城市，而不是家乡的农村。”有业内人士指出。诸葛找房的调查显示，返乡置业者选择的城市多集中于老家省会城市和老家地级市，表明人们购房仍然以城市选择为主，县城楼市需求较淡。因此，二三线城市在2018年楼市整体下行的环境中，走出了一波向上的行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城买房
看中的是资源和机会
有的人返乡置业，与此相反，有的人选择进城买房。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聚集了比农村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的小李一家一直在小镇上生活，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为了父母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2017年，小李在株洲市买了一套三居室，“举家进城”。的确，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地级市，从地级市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上、广、深，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是吸引人们进城置业的巨大磁石。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多地先后发布农民购房补贴政策。
不过，在房地产市场维稳压力下，对农民购房进行补贴及棚改货币化安置开始被叫停。2018年11月30日，全国多地包括河南省三门峡市、湖南省永州市等，停止了购房契税补贴和农民购房补贴政策。
然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依然推动着进城买房的脚步。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五年里的这样一组数字，“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 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当然，“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进城置业者需要的不只是居住之所，还需要工作机会和相应配套的社会管理、服务和保障机制。”业内人士分析。
中坚力量
90后占比达62.1%
近日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19返乡置业调查报告》显示，52.7%漂一族有返乡置业意向，90后成回乡购房的中坚力量，三四线是返乡置业主力城市。
从人群年龄来看，90后及95后已成为返乡置业的中坚力量，占比共达到62.1%，80后占比为20.0%。
随着90后一代进入成家立业的年龄，购房刚需逐渐显现，返乡置业的需求也较为强劲。
数据显示，有42.8%的返乡置业意向人群是出于未来发展规划而选择回家乡及附近买房，相较于2018年，这一占比增加近一倍。
此外，有24.1%的人群回乡购房的原因是为结婚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15.9%的受访者将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作为返乡置业的理由。
受到中国城镇化不断深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房价不再是影响人们返乡置业城市选择的唯一因素，城市商业氛围、环境宜居程度等也成为了重要考量因素，新一线城市的重庆、南京、苏州等都成为了2018年返乡置业热点城市。
来源： 北京晚报
【从中国仓储指数看2019年仓储行业形势】2018年以来，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中有变，与此相应仓储行业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业务规模稳中趋缓，行业需求整体趋弱，企业盈利能力下滑、整体就业规模下降。但变中也有进，成本支出增速减缓、商品库存压力下降、企业预期情况良好。从中国仓储指数来看，2018年，2月份、6月份和7月份均处于50%以下的收缩区间以内，其余各月均保持在扩张区间，而2017年仅有7月份处于收缩区间。2018年全年该指数的均值为51.3%，低于2017年1.1个百分点。
从各分项指数走势看,2018年以来，仓储行业运行确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1、行业需求整体趋弱
从新订单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全年均值为52.7%，较2017年下跌2.4个百分点。从全年的走势来看全年共有三个月份低于50%的荣枯线以下，分别是3月份、6月份和7月份，其中6月份为47.4%，是2016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点。不过，下半年均值为53.0%，较上半年回升0.6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行业受大宗商品传统消费旺季的来临，以及“双十一”等因素影响，行业需求稳步回升。
2、业务量及设施利用率增速减缓
2018年，业务量指数平均水平为52.7%，较2017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显示全年仓储行业业务总量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业务量增速有所减缓。受其影响，设施利用率增速也有所减缓，全年设施利用率指数均值为53.0%，低于2016年同期0.8个百分点。从指数的全年走势来看，业务量指数自8月份止跌回升至扩张区间后，年内持续保持在51%以上的高位，设施利用率指数除7月份处于50%的荣枯线上以外，其余月份均保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行业盈利能力下降
2018年，收费价格指数均值为50.7%，高于2017年1.0个百分点，显示全年仓储行业对外服务价格明显上升。而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平均水平较2017年下降0.9个百分点，行业成本支出有所减缓。2018年，仓储行业业务利润指数均值为49.7%，较2017年下降1.9个百分点。从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全年服务价格水平上升、成本支出减少，但业务利润反而出现下降，显示行业仍处于以量换价的阶段，仓储行业依然是靠规模的低盈利发展模式，降本增效仍需进一步落实。
4、就业形势仍需关注
从企业员工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全年六次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下，特别是一季度各月受春节因素影响均处于荣枯线以下。全年均值为49.4%，低于2017年1.0个百分点，反映出随着智慧物流的加快发展，特别是智能仓储、在线调度、全流程监测和货物追溯等新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仓储行业就业活动明显萎缩，行业解决就业的能力下降。
不过，从全年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行业变中有进的态势也所有显现，有几个亮点值得关注：
1、成本支出增速减缓
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平均水平为53.5%，较2017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显示2018年仓储行业成本支出增速有所减缓，行业降成本成效有所显现。不过进入下半年，行业成本支出较上半年所有增加，平均水平达到53.6%，较上半年增长0.2个百分点。
2、商品库存压力缓解
2018年期末库存指数均值为51.2%，较2017年下降0.6个百分点，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均值为52.1%，与2017年持平。从数据来看，在周转效率保持高效的基础上，库存有所下降，表明2018年终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减弱，特别是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弱更加明显。从制造业PMI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自6月份以来，持续下降，12月份降至49.7%，是2016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内。12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6.6%，为2015年12月以来的低点，且连续7个月在50%以下。反映出国内需求仍然疲弱，外部出口压力加大。从中国大宗商品指数来看，2018年大宗商品销售指数均值为101.9%，较2017年下降3.1个百分点，库存指数均值为101.8%，较2017年下降3.1个百分点。
3、仓储企业预期良好
2018年，仓储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值为58.3%，较2017年上升2.6个百分点，显示随着中央提出“稳”字当头的经济工作主基调，特别是与促消费、稳投资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企业信心明显恢复，对未来行业需求预期较为乐观。
总体来看，2018年，同宏观经济“稳中有变”的大环境相应，国内仓储行业发展也是稳中有变，而在这种变化里面，也反映出了一些积极因素，特别是行业成本支出增速减缓，证明行业降成本取得一定的成效，加之随着国内相关政策出台，企业信心增强，预期良好，后期国内仓储行业稳中向好的基础仍较为稳固。
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在经历了较为强劲的复苏之后，现在面临下行风险。实际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从3.9%下调至3.7%。而这是自2016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至于国内方面，2019年虽然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下行压力有限，整体看好中国经济。总的来说，2019年国内经济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特别是中国将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等，这些都将为2019年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因此经济下行压力有限。受此影响，2019年仓储行业需求基础稳固，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互联网+高效物流将会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仓储行业的运行环境将会继续优化，行业稳中向好的格局将会延续。
1、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继续回落，走势前低后高
从目前来看，由于国内需求仍显偏弱，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复苏存在波动风险，整体来看2019年仍有较大下行压力，这种压力在上半年表现相对突出。但随着政策红利累积和逐步释放，投资增长有望企稳回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望增强，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加快，经济走势下半年有望趋稳，甚至有所回升。总体判断，全年经济增长6.2%左右，走势前低后高。
2、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对仓储行业的需求仍有亮点
经济的先行指标——制造业PMI在2018年12月跌破50荣枯线，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企业不仅面临销售端的低迷，而且面临着融资困难、成本抬升的窘境，企业生存压力较大。由于债务负担从政府部门向居民转移，国内居民杠杆提高，房贷严重抑制消费能力；投资方面，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决心不会动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房地产投资规模难有明显改善。2018年，尽管房地产调控趋严，但在行业高利润、低库存的背景下，投资仍然维持着较高增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1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完成11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较2017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基建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去杠杆，严控地方违规举债，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11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速仅为3.7%，较2017年同期降低16.4百分点。但可喜的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持续上升，并且显著高于固定投资增速，且是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反弹迹象。不过，领导层多次提出补短板，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可以预期未来西部及农村地区的基建投资将是重点方向。特别是轨道交通项目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支撑作用将会强化。近期发改委密集批复了新建西安至延安铁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同时批复了上海轨道交通三期规划和杭州轨道交通三期的调整规划，两地新增的投资项目金额预计将超过3500亿元。加上12月初重庆轨道交通三期规划和12月中旬的济南轨道交通一期规划，项目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会对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的需求形成支撑，进而拉动仓储行业的需求，提升仓储行业的业务量。
3、电子商务对整体物流仓储租赁需求仍将继续增加
2018年，在电商促销作用下，电商物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电商物流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全年平均为132.4点和131点，显示电商物流总业务规模和农村业务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30%，特别是6月份及金九银十、双十一等促销旺季，电商物流订单量剧增。以11月份为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规模环比增长近60%，农村业务量规模环比增长超过30%。整体来看，2019年以电商物流为代表的物流新业态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预计2019年中国整体零售市场将达到6.77万亿美元，其中电商零售销售额1.25万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分别增长9%和21%。
综合来看，2019年虽然国内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下行压力有限，整体看好，预计增长6.2%左右，走势前低后高。在此背景下，我国仓储行业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行业运行环境将会继续优化。不过，如何降本增效仍是全行业的难题，仍需重点关注，特别是在创新发展中要重视推动供应链的创新与应用，适应创新发展形势，要加快管理创新。
从各分项指数走势看,2018年以来，仓储行业运行确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1、行业需求整体趋弱
从新订单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全年均值为52.7%，较2017年下跌2.4个百分点。从全年的走势来看全年共有三个月份低于50%的荣枯线以下，分别是3月份、6月份和7月份，其中6月份为47.4%，是2016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点。不过，下半年均值为53.0%，较上半年回升0.6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行业受大宗商品传统消费旺季的来临，以及“双十一”等因素影响，行业需求稳步回升。
2、业务量及设施利用率增速减缓
2018年，业务量指数平均水平为52.7%，较2017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显示全年仓储行业业务总量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业务量增速有所减缓。受其影响，设施利用率增速也有所减缓，全年设施利用率指数均值为53.0%，低于2016年同期0.8个百分点。从指数的全年走势来看，业务量指数自8月份止跌回升至扩张区间后，年内持续保持在51%以上的高位，设施利用率指数除7月份处于50%的荣枯线上以外，其余月份均保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行业盈利能力下降
2018年，收费价格指数均值为50.7%，高于2017年1.0个百分点，显示全年仓储行业对外服务价格明显上升。而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平均水平较2017年下降0.9个百分点，行业成本支出有所减缓。2018年，仓储行业业务利润指数均值为49.7%，较2017年下降1.9个百分点。从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全年服务价格水平上升、成本支出减少，但业务利润反而出现下降，显示行业仍处于以量换价的阶段，仓储行业依然是靠规模的低盈利发展模式，降本增效仍需进一步落实。
4、就业形势仍需关注
从企业员工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全年六次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下，特别是一季度各月受春节因素影响均处于荣枯线以下。全年均值为49.4%，低于2017年1.0个百分点，反映出随着智慧物流的加快发展，特别是智能仓储、在线调度、全流程监测和货物追溯等新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仓储行业就业活动明显萎缩，行业解决就业的能力下降。
不过，从全年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行业变中有进的态势也所有显现，有几个亮点值得关注：
1、成本支出增速减缓
2018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平均水平为53.5%，较2017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显示2018年仓储行业成本支出增速有所减缓，行业降成本成效有所显现。不过进入下半年，行业成本支出较上半年所有增加，平均水平达到53.6%，较上半年增长0.2个百分点。
2、商品库存压力缓解
2018年期末库存指数均值为51.2%，较2017年下降0.6个百分点，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均值为52.1%，与2017年持平。从数据来看，在周转效率保持高效的基础上，库存有所下降，表明2018年终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减弱，特别是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弱更加明显。从制造业PMI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自6月份以来，持续下降，12月份降至49.7%，是2016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内。12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6.6%，为2015年12月以来的低点，且连续7个月在50%以下。反映出国内需求仍然疲弱，外部出口压力加大。从中国大宗商品指数来看，2018年大宗商品销售指数均值为101.9%，较2017年下降3.1个百分点，库存指数均值为101.8%，较2017年下降3.1个百分点。
3、仓储企业预期良好
2018年，仓储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值为58.3%，较2017年上升2.6个百分点，显示随着中央提出“稳”字当头的经济工作主基调，特别是与促消费、稳投资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企业信心明显恢复，对未来行业需求预期较为乐观。
总体来看，2018年，同宏观经济“稳中有变”的大环境相应，国内仓储行业发展也是稳中有变，而在这种变化里面，也反映出了一些积极因素，特别是行业成本支出增速减缓，证明行业降成本取得一定的成效，加之随着国内相关政策出台，企业信心增强，预期良好，后期国内仓储行业稳中向好的基础仍较为稳固。
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在经历了较为强劲的复苏之后，现在面临下行风险。实际上，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从3.9%下调至3.7%。而这是自2016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至于国内方面，2019年虽然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下行压力有限，整体看好中国经济。总的来说，2019年国内经济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特别是中国将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等，这些都将为2019年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因此经济下行压力有限。受此影响，2019年仓储行业需求基础稳固，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互联网+高效物流将会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仓储行业的运行环境将会继续优化，行业稳中向好的格局将会延续。
1、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继续回落，走势前低后高
从目前来看，由于国内需求仍显偏弱，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复苏存在波动风险，整体来看2019年仍有较大下行压力，这种压力在上半年表现相对突出。但随着政策红利累积和逐步释放，投资增长有望企稳回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望增强，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加快，经济走势下半年有望趋稳，甚至有所回升。总体判断，全年经济增长6.2%左右，走势前低后高。
2、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对仓储行业的需求仍有亮点
经济的先行指标——制造业PMI在2018年12月跌破50荣枯线，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企业不仅面临销售端的低迷，而且面临着融资困难、成本抬升的窘境，企业生存压力较大。由于债务负担从政府部门向居民转移，国内居民杠杆提高，房贷严重抑制消费能力；投资方面，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决心不会动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房地产投资规模难有明显改善。2018年，尽管房地产调控趋严，但在行业高利润、低库存的背景下，投资仍然维持着较高增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11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完成11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较2017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基建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去杠杆，严控地方违规举债，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11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速仅为3.7%，较2017年同期降低16.4百分点。但可喜的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持续上升，并且显著高于固定投资增速，且是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反弹迹象。不过，领导层多次提出补短板，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可以预期未来西部及农村地区的基建投资将是重点方向。特别是轨道交通项目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支撑作用将会强化。近期发改委密集批复了新建西安至延安铁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同时批复了上海轨道交通三期规划和杭州轨道交通三期的调整规划，两地新增的投资项目金额预计将超过3500亿元。加上12月初重庆轨道交通三期规划和12月中旬的济南轨道交通一期规划，项目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会对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的需求形成支撑，进而拉动仓储行业的需求，提升仓储行业的业务量。
3、电子商务对整体物流仓储租赁需求仍将继续增加
2018年，在电商促销作用下，电商物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电商物流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全年平均为132.4点和131点，显示电商物流总业务规模和农村业务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30%，特别是6月份及金九银十、双十一等促销旺季，电商物流订单量剧增。以11月份为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规模环比增长近60%，农村业务量规模环比增长超过30%。整体来看，2019年以电商物流为代表的物流新业态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预计2019年中国整体零售市场将达到6.77万亿美元，其中电商零售销售额1.25万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分别增长9%和21%。
综合来看，2019年虽然国内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下行压力有限，整体看好，预计增长6.2%左右，走势前低后高。在此背景下，我国仓储行业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行业运行环境将会继续优化。不过，如何降本增效仍是全行业的难题，仍需重点关注，特别是在创新发展中要重视推动供应链的创新与应用，适应创新发展形势，要加快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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