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乱世之中，每一个人都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挣扎着，生存着，在黎明到来之前，茫茫黑夜之中，奋不顾身。
叛逆者中的蓝小姐，她美丽，聪慧，妖娆，能歌善舞。她想找到人生中的靠山，一个男人，组建一个家庭，去过平凡小百姓的生活。
动荡之中，焉有完卵，普通人的小愿望实现起来何其艰难，往往身不由己，左右挣扎。
嫁给战士刚有了可爱的儿子，转眼就阴阳两隔，虽然是战地遗孀，可终究是需要靠自己养活年幼的儿子。
唯一的亲骨肉也死去了，人生中的希望仿佛也灰飞烟灭，她唯一想做的就是报仇，追随他们而去，不想再苟活。
红颜飘零，如浮萍，笑也飘零，哭也飘零。离开这个世界，对于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何尝不是一种团圆。
唯一记得她在林楠笙身边笑靥如花，很美。
叛逆者中的蓝小姐，她美丽，聪慧，妖娆，能歌善舞。她想找到人生中的靠山，一个男人，组建一个家庭，去过平凡小百姓的生活。
动荡之中，焉有完卵，普通人的小愿望实现起来何其艰难，往往身不由己，左右挣扎。
嫁给战士刚有了可爱的儿子，转眼就阴阳两隔，虽然是战地遗孀，可终究是需要靠自己养活年幼的儿子。
唯一的亲骨肉也死去了，人生中的希望仿佛也灰飞烟灭，她唯一想做的就是报仇，追随他们而去，不想再苟活。
红颜飘零，如浮萍，笑也飘零，哭也飘零。离开这个世界，对于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何尝不是一种团圆。
唯一记得她在林楠笙身边笑靥如花，很美。
《金正大建成样板工厂，贡献磷资源综合利用“中国方案”7》
碳达峰是磷复肥行业未来十年必须直面的挑战，全行业将迎来一场生存和转型大考。
根据时间表，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面对双碳目标，磷复肥行业最核心的任务是提升磷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磷石膏处理这一世界性难题。
5月23日，在贵州瓮安县召开的磷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研讨会上，金正大公布了历时6年攻关的“α-石膏法”磷酸技术，该技术在金正大贵州瓮安生产基地获得成功，一举攻克磷复肥行业实现碳达峰最大的卡点——磷石膏处理。针对这一重要突破，来自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呼吁加快建立标准，加大政策扶持，向全行业推广。
年减碳700多万吨
磷石膏是磷复肥生产的副产物，由于利用渠道有限，只能堆存，长期累积，形成了一道高悬在行业头顶的“堰塞湖”，成为环境风险隐忧。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磷石膏存量高达5亿吨，每年还在新增5000万吨。
如期实现碳达峰，磷复肥行业必须改变观念，摆脱一味堆存磷石膏的做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认为，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金正大贵州基地坚持问题导向，在磷石膏处理上技术特点鲜明。
金正大贵州公司始建于2011年，已完成投资大约40个亿，从规划起就把磷石膏综合利用纳入其中。
金正大贵州公司副总经理宋国发介绍，基地相继建设了两套磷石膏制酸联产水泥和硅钙钾镁肥装置，随着磷酸产能增大，单靠这些装置，无法及时消化磷石膏。但是，囿于行业尚无成熟的技术，从2013年起，金正大开始探索新的磷石膏产业化利用技术，历经6年，中途反复遭遇波折，到2019年终于取得成功。
“要想把磷石膏用好，首先要把品质做好。”宋国发解释说，常规磷酸工艺副产磷石膏，杂质多，制成石膏建材成本高、强度低，无法大规模应用。金正大进行了大胆改造，采取独创的α—石膏法磷酸工艺，在不增加任何生产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磷石膏性能质的飞跃：含水量由40%-45%下降到20%-25%，总磷含量由>0.8%下降到<0.2%，而且由于磷石膏晶体结构改变，可以制成高强度石膏建材。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按照磷复肥行业每年5000万吨磷石膏产生量，每年可减少700多万吨碳排放，加上新工艺回收的磷酸，每年还可大约减少130万吨磷矿消耗。”宋国发说。
磷复肥生存之战
解决磷石膏难题，不仅事关磷复肥行业如期碳达峰这一国家战略，也直接牵系行业生存。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原督察专员李远认为，磷石膏是行业的“卡脖子”难题，既要环保上不出问题，更要高效利用，这是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近些年，针对磷石膏资源化利用，各项政策持续加码。四川、贵州等多个省份出台“以渣定产”的倒逼政策，即企业能消化多少磷石膏，才被允许生产相应产量的磷酸和磷复肥。同时，长江“三磷”整治行动，也在给磷石膏处理加上了紧箍咒。2020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双碳目标和时间表，在这一背景下，破解磷石膏资源化利用难题更是进入倒计时。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能彻底解决磷石膏这一卡点，磷复肥生产企业将面临生存之忧。
金正大独创的α—石膏法磷酸工艺为磷复肥行业带来了曙光。“磷矿尾矿和磷石膏等固体废弃物处理是难题，但在这儿看到了希望，金正大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生态环境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认为，“从长远来看，固废填埋都不是办法了，综合利用才是真正的出路。”
历经多年锲而不舍的攻关，金正大在磷石膏处理上已经探索出一套成功的模式，并在逐步向全行业推广复制。
依托α—石膏法磷酸工艺这一独创技术，金正大已经建成了30万吨/年α-石膏法磷酸装置，并将磷石膏资源化利用拓展到了四大方向——
一是副产磷石膏在线应用，免烘干，直接生产石膏精密砌块、无纸面石膏板等；
二是生产α-高强石膏粉，扩大了销售半径，解决了磷石膏产地集中在西南、销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问题；
三是生产无水二型填料；
四是开展技术输出，目前已经在施可丰公司成功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建材领域，金正大还将磷石膏成功应用到土壤改良领域，生产高品质的土壤改良剂——硅钙钾镁肥。
瓮安县副县长罗培林介绍，磷石膏既是良好的建材，重量轻、强度高、防火等级高、具有自呼吸功能等，还是盐碱地改良的理想产品。“国家每年在土壤治理上花了七八千亿，如果把土壤改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补贴磷石膏利用，就能很好解决问题。”
急待向行业推广
磷石膏产业化利用，是“十四五”乃至今后数十年的重大课题，复制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实现行业整体突围是当务之急。
工信部原材料与工业司原司长周长益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或者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大约是120亿吨，利用率不到50%。“我们必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解决，积小胜为大胜。金正大这一技术开辟了磷石膏产业化利用新路，这件事应是国企、央企来干，被民营企业干了，体现了金正大的责任感和担当。” 周长益表示。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说，在磷石膏综合利用上，金正大坚持创新，整套工艺成功打通并稳定运行，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要在磷复肥行业推广开来。
但是，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并非易事。金正大贵州公司董事长颜明宵说，金正大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开发磷石膏处理新技术，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阻力，新事物、新技术更多的是需要鼓励支持。
针对如何将金正大磷石膏产业化利用复制到全行业，专家们纷纷提出真知灼见。
李远建议金正大牵头制定指导性标准，来引领行业。
杨朝飞建议金正大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综合运用好现有相关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周长益建议面向全行业召开现场推广会，同时围绕新技术制定标准，依据此改造传统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以渣定产”政策目前只是在部分省份执行，与会专家呼吁要严格实施“以渣定产”，全国不再新（改）建磷石膏渣场，倒逼磷化工企业推进磷石膏资源化利用。对此，杨朝飞认为，其实不仅是磷化工领域，现在国家新批矿山，原则上都不再批建尾矿库和渣石山场地，逼着企业要么回填，要么综合利用。
与会专家建议，要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在国家相关部委支持下，争取搭建国家级磷资源综合利用的平台，创建磷资源综合利用国家级创新示范区，并联合政府、协会、企业和社会各界量，加大向全国的推广力度。
碳达峰是磷复肥行业未来十年必须直面的挑战，全行业将迎来一场生存和转型大考。
根据时间表，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面对双碳目标，磷复肥行业最核心的任务是提升磷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是磷石膏处理这一世界性难题。
5月23日，在贵州瓮安县召开的磷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发展研讨会上，金正大公布了历时6年攻关的“α-石膏法”磷酸技术，该技术在金正大贵州瓮安生产基地获得成功，一举攻克磷复肥行业实现碳达峰最大的卡点——磷石膏处理。针对这一重要突破，来自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呼吁加快建立标准，加大政策扶持，向全行业推广。
年减碳700多万吨
磷石膏是磷复肥生产的副产物，由于利用渠道有限，只能堆存，长期累积，形成了一道高悬在行业头顶的“堰塞湖”，成为环境风险隐忧。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磷石膏存量高达5亿吨，每年还在新增5000万吨。
如期实现碳达峰，磷复肥行业必须改变观念，摆脱一味堆存磷石膏的做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认为，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废弃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金正大贵州基地坚持问题导向，在磷石膏处理上技术特点鲜明。
金正大贵州公司始建于2011年，已完成投资大约40个亿，从规划起就把磷石膏综合利用纳入其中。
金正大贵州公司副总经理宋国发介绍，基地相继建设了两套磷石膏制酸联产水泥和硅钙钾镁肥装置，随着磷酸产能增大，单靠这些装置，无法及时消化磷石膏。但是，囿于行业尚无成熟的技术，从2013年起，金正大开始探索新的磷石膏产业化利用技术，历经6年，中途反复遭遇波折，到2019年终于取得成功。
“要想把磷石膏用好，首先要把品质做好。”宋国发解释说，常规磷酸工艺副产磷石膏，杂质多，制成石膏建材成本高、强度低，无法大规模应用。金正大进行了大胆改造，采取独创的α—石膏法磷酸工艺，在不增加任何生产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磷石膏性能质的飞跃：含水量由40%-45%下降到20%-25%，总磷含量由>0.8%下降到<0.2%，而且由于磷石膏晶体结构改变，可以制成高强度石膏建材。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按照磷复肥行业每年5000万吨磷石膏产生量，每年可减少700多万吨碳排放，加上新工艺回收的磷酸，每年还可大约减少130万吨磷矿消耗。”宋国发说。
磷复肥生存之战
解决磷石膏难题，不仅事关磷复肥行业如期碳达峰这一国家战略，也直接牵系行业生存。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原督察专员李远认为，磷石膏是行业的“卡脖子”难题，既要环保上不出问题，更要高效利用，这是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近些年，针对磷石膏资源化利用，各项政策持续加码。四川、贵州等多个省份出台“以渣定产”的倒逼政策，即企业能消化多少磷石膏，才被允许生产相应产量的磷酸和磷复肥。同时，长江“三磷”整治行动，也在给磷石膏处理加上了紧箍咒。2020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双碳目标和时间表，在这一背景下，破解磷石膏资源化利用难题更是进入倒计时。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能彻底解决磷石膏这一卡点，磷复肥生产企业将面临生存之忧。
金正大独创的α—石膏法磷酸工艺为磷复肥行业带来了曙光。“磷矿尾矿和磷石膏等固体废弃物处理是难题，但在这儿看到了希望，金正大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生态环境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认为，“从长远来看，固废填埋都不是办法了，综合利用才是真正的出路。”
历经多年锲而不舍的攻关，金正大在磷石膏处理上已经探索出一套成功的模式，并在逐步向全行业推广复制。
依托α—石膏法磷酸工艺这一独创技术，金正大已经建成了30万吨/年α-石膏法磷酸装置，并将磷石膏资源化利用拓展到了四大方向——
一是副产磷石膏在线应用，免烘干，直接生产石膏精密砌块、无纸面石膏板等；
二是生产α-高强石膏粉，扩大了销售半径，解决了磷石膏产地集中在西南、销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问题；
三是生产无水二型填料；
四是开展技术输出，目前已经在施可丰公司成功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建材领域，金正大还将磷石膏成功应用到土壤改良领域，生产高品质的土壤改良剂——硅钙钾镁肥。
瓮安县副县长罗培林介绍，磷石膏既是良好的建材，重量轻、强度高、防火等级高、具有自呼吸功能等，还是盐碱地改良的理想产品。“国家每年在土壤治理上花了七八千亿，如果把土壤改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补贴磷石膏利用，就能很好解决问题。”
急待向行业推广
磷石膏产业化利用，是“十四五”乃至今后数十年的重大课题，复制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实现行业整体突围是当务之急。
工信部原材料与工业司原司长周长益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或者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大约是120亿吨，利用率不到50%。“我们必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解决，积小胜为大胜。金正大这一技术开辟了磷石膏产业化利用新路，这件事应是国企、央企来干，被民营企业干了，体现了金正大的责任感和担当。” 周长益表示。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说，在磷石膏综合利用上，金正大坚持创新，整套工艺成功打通并稳定运行，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要在磷复肥行业推广开来。
但是，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并非易事。金正大贵州公司董事长颜明宵说，金正大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开发磷石膏处理新技术，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阻力，新事物、新技术更多的是需要鼓励支持。
针对如何将金正大磷石膏产业化利用复制到全行业，专家们纷纷提出真知灼见。
李远建议金正大牵头制定指导性标准，来引领行业。
杨朝飞建议金正大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综合运用好现有相关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周长益建议面向全行业召开现场推广会，同时围绕新技术制定标准，依据此改造传统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以渣定产”政策目前只是在部分省份执行，与会专家呼吁要严格实施“以渣定产”，全国不再新（改）建磷石膏渣场，倒逼磷化工企业推进磷石膏资源化利用。对此，杨朝飞认为，其实不仅是磷化工领域，现在国家新批矿山，原则上都不再批建尾矿库和渣石山场地，逼着企业要么回填，要么综合利用。
与会专家建议，要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在国家相关部委支持下，争取搭建国家级磷资源综合利用的平台，创建磷资源综合利用国家级创新示范区，并联合政府、协会、企业和社会各界量，加大向全国的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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