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性举着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 Stepan Bandera 的肖像，纪念他诞辰110周年，乌克兰基辅。Stepan Bandera 是二战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之一，1942年组建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并主张从苏联独立。1959年他被前苏联 KGB 暗杀，终年50岁。乌克兰将在2019年3月举行总统选举，主要竞选人包括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与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目前季莫申科以16.1%的支持率排名第一。#军事杂谈[超话]#
—— 来自「iDaily · 每日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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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翻译】在推特上看到这个太太关于老杨的分析，感觉很到位，忍不住转过来了...
推特部分翻译：
之前有说过杨的精神压力特别大，但他只是到了过量饮酒和失眠（以及厌食）的地步，对于人格没有影响，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这是以“战场上的杀人心理学”这本书上这处的记述为根据的。
杨拒绝精神免责并直视自己的罪恶感，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
书的翻译：
——指挥官的罪恶感
战斗指挥官这一角色本身，孕育着深刻的悖论。为了成为真正优秀的指挥官，指挥官爱着部下，并且必须在责任感和爱的羁绊下互相强有力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前进，亲自下达可能会让部下死去的命令。
在将领和下等兵官，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壁。正因为存在这种障壁，将领可以做到把部下送往死地，并可以在面对部下的死而产生的难以逃避的罪恶感中保全自己。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的指挥官，总有可能犯下会永远压在自己良心上的过错。如果是优秀的监督的话，即使是比赛获胜也会分析自己的做法，反省“那个地方原本应该这样做的”。和此相同，优秀的战斗指挥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思考“要是再采取稍微不同的作战方法的话会怎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部下们——像儿子一样又像兄弟一样爱着的部下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
对于这样的指挥官们来说，要讲述这份记忆的话，实在是极端的困难。
这个时候的我，战术上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而且用的也是全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法。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失去了好几个士兵。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没有办法绕过这个局面，只能向前进。因为这，我大概犯下了错误吧。我不知道。在别的时刻下，我大概会采取更加不同的方法吧。不能这样想。我是被这样训练过来的。如果采用别的方法的话，是否真的能减少牺牲士兵的数量呢？这是绝没有答案的问题。
——罗伯特・乌力少佐（越南战争经历者）
引用自葛文・迪安《战争》
对于指挥官们来说，像这样思考下去是极度危险的行为。指挥官和成就名望之人从原来就一直会被授予很多的名誉和勋章，在那之后的岁月里，在他们的精神卫生上，这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情。勋章和徽章，以及特殊功勋报告书上的记载等各种各样形式的表彰，是来自指挥官所归属的社会的强力肯定——你做得很好，做了正确的事，因为这是任务，所以不会有人为牺牲的人命责难你。
否认，以及杀人的重负
杀人的义务，以及作为其代价产生的罪恶感。在这两者之间的烦恼是战场上会产生精神伤害的一大原因。关于士兵的责任和罪恶感，同时是哲学家的心理学家彼得马林这样说道：作为战争的结果，士兵所知道的是，“已死之人不能复生，失去的手脚无法再次取回，否认责任和罪过....”
（好在意后面可惜太太只贴了这两张图）
——————
我的一点感想：
所以说。。。老杨的道德感太强了，正是这份责任感和道德感，让他没有办法否认自己杀人的罪过，所以一直在愧疚之中。后期老杨从随时随地能睡着转变为需要喝安眠药才能睡着，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这种情况下，不那么有良心，或者把自己看的高高在上，完全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反而会过得更轻松一点，至少晚上可以坦然睡着，心中的罪恶感不会那么强。但是老杨不行，他既没有办法抛去良心，也没办法把自己看的和他人不同，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高贵。所以他才那么痛苦。他不是战争狂，所以他更能对普通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才更加愧疚......即使这是出于他军人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因为他原本不想当军人，所以做这种事情肯定更加痛苦吧。
即使民众把他当英雄，他也“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众人的追捧中清醒深刻又痛苦的认识到“多少人因自己而死”。他的心脏始终是鲜活的，从没有因为“战争中本来就会死很多人”的这一事实中自我麻痹过。他始终有这份痛苦与愧疚，然而他并没有自我放纵或者自我堕落，没有自欺欺人或者自我升华。很多人在战争的重压下会精神崩溃，而他在经历了父母早逝，好友去世，初恋（杰西卡应该是吧）去世，被军事会议审查等等等等的事情之后，却像原推太太说的一样，“对人格没有一点影响”，具有“过于钢铁般的精神”，始终是温和而又包容，在黑夜的暴风雨之中坚定对于民主的追求和信仰，虽然倒在了黎明前......这让我更加的心疼他。
真正的伟大精神领袖杨威利。
今天的我也是一个合格的杨吹。
推特部分翻译：
之前有说过杨的精神压力特别大，但他只是到了过量饮酒和失眠（以及厌食）的地步，对于人格没有影响，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这是以“战场上的杀人心理学”这本书上这处的记述为根据的。
杨拒绝精神免责并直视自己的罪恶感，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
书的翻译：
——指挥官的罪恶感
战斗指挥官这一角色本身，孕育着深刻的悖论。为了成为真正优秀的指挥官，指挥官爱着部下，并且必须在责任感和爱的羁绊下互相强有力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前进，亲自下达可能会让部下死去的命令。
在将领和下等兵官，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壁。正因为存在这种障壁，将领可以做到把部下送往死地，并可以在面对部下的死而产生的难以逃避的罪恶感中保全自己。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的指挥官，总有可能犯下会永远压在自己良心上的过错。如果是优秀的监督的话，即使是比赛获胜也会分析自己的做法，反省“那个地方原本应该这样做的”。和此相同，优秀的战斗指挥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思考“要是再采取稍微不同的作战方法的话会怎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部下们——像儿子一样又像兄弟一样爱着的部下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
对于这样的指挥官们来说，要讲述这份记忆的话，实在是极端的困难。
这个时候的我，战术上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而且用的也是全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法。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失去了好几个士兵。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没有办法绕过这个局面，只能向前进。因为这，我大概犯下了错误吧。我不知道。在别的时刻下，我大概会采取更加不同的方法吧。不能这样想。我是被这样训练过来的。如果采用别的方法的话，是否真的能减少牺牲士兵的数量呢？这是绝没有答案的问题。
——罗伯特・乌力少佐（越南战争经历者）
引用自葛文・迪安《战争》
对于指挥官们来说，像这样思考下去是极度危险的行为。指挥官和成就名望之人从原来就一直会被授予很多的名誉和勋章，在那之后的岁月里，在他们的精神卫生上，这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情。勋章和徽章，以及特殊功勋报告书上的记载等各种各样形式的表彰，是来自指挥官所归属的社会的强力肯定——你做得很好，做了正确的事，因为这是任务，所以不会有人为牺牲的人命责难你。
否认，以及杀人的重负
杀人的义务，以及作为其代价产生的罪恶感。在这两者之间的烦恼是战场上会产生精神伤害的一大原因。关于士兵的责任和罪恶感，同时是哲学家的心理学家彼得马林这样说道：作为战争的结果，士兵所知道的是，“已死之人不能复生，失去的手脚无法再次取回，否认责任和罪过....”
（好在意后面可惜太太只贴了这两张图）
——————
我的一点感想：
所以说。。。老杨的道德感太强了，正是这份责任感和道德感，让他没有办法否认自己杀人的罪过，所以一直在愧疚之中。后期老杨从随时随地能睡着转变为需要喝安眠药才能睡着，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这种情况下，不那么有良心，或者把自己看的高高在上，完全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反而会过得更轻松一点，至少晚上可以坦然睡着，心中的罪恶感不会那么强。但是老杨不行，他既没有办法抛去良心，也没办法把自己看的和他人不同，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高贵。所以他才那么痛苦。他不是战争狂，所以他更能对普通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才更加愧疚......即使这是出于他军人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因为他原本不想当军人，所以做这种事情肯定更加痛苦吧。
即使民众把他当英雄，他也“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众人的追捧中清醒深刻又痛苦的认识到“多少人因自己而死”。他的心脏始终是鲜活的，从没有因为“战争中本来就会死很多人”的这一事实中自我麻痹过。他始终有这份痛苦与愧疚，然而他并没有自我放纵或者自我堕落，没有自欺欺人或者自我升华。很多人在战争的重压下会精神崩溃，而他在经历了父母早逝，好友去世，初恋（杰西卡应该是吧）去世，被军事会议审查等等等等的事情之后，却像原推太太说的一样，“对人格没有一点影响”，具有“过于钢铁般的精神”，始终是温和而又包容，在黑夜的暴风雨之中坚定对于民主的追求和信仰，虽然倒在了黎明前......这让我更加的心疼他。
真正的伟大精神领袖杨威利。
今天的我也是一个合格的杨吹。
【杂谈翻译】在推特上看到这个太太关于老杨的分析，感觉很到位，忍不住转过来了...
推特部分翻译：
之前有说过杨的精神压力特别大，但他只是到了过量饮酒和失眠（以及厌食）的地步，对于人格没有影响，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这是以“战场上的杀人心理学”这本书上这处的记述为根据的。
杨拒绝精神免责并直视自己的罪恶感，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
书的翻译：
——指挥官的罪恶感
战斗指挥官这一角色本身，孕育着深刻的悖论。为了成为真正优秀的指挥官，指挥官爱着部下，并且必须在责任感和爱的羁绊下互相强有力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前进，亲自下达可能会让部下死去的命令。
在将领和下等兵官，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壁。正因为存在这种障壁，将领可以做到把部下送往死地，并可以在面对部下的死而产生的难以逃避的罪恶感中保全自己。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的指挥官，总有可能犯下会永远压在自己良心上的过错。如果是优秀的监督的话，即使是比赛获胜也会分析自己的做法，反省“那个地方原本应该这样做的”。和此相同，优秀的战斗指挥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思考“要是再采取稍微不同的作战方法的话会怎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部下们——像儿子一样又像兄弟一样爱着的部下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
对于这样的指挥官们来说，要讲述这份记忆的话，实在是极端的困难。
这个时候的我，战术上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而且用的也是全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法。但是即使这样，还是失去了好几个士兵。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没有办法绕过这个局面，只能向前进。因为这，我大概犯下了错误吧。我不知道。在别的时刻下，我大概会采取更加不同的方法吧。不能这样想。我是被这样训练过来的。如果采用别的方法的话，是否真的能减少牺牲士兵的数量呢？这是绝没有答案的问题。
——罗伯特・乌力少佐（越南战争经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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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挥官们来说，像这样思考下去是极度危险的行为。指挥官和成就名望之人从原来就一直会被授予很多的名誉和勋章，在那之后的岁月里，在他们的精神卫生上，这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情。勋章和徽章，以及特殊功勋报告书上的记载等各种各样形式的表彰，是来自指挥官所归属的社会的强力肯定——你做得很好，做了正确的事，因为这是任务，所以不会有人为牺牲的人命责难你。
否认，以及杀人的重负
杀人的义务，以及作为其代价产生的罪恶感。在这两者之间的烦恼是战场上会产生精神伤害的一大原因。关于士兵的责任和罪恶感，同时是哲学家的心理学家彼得马林这样说道：作为战争的结果，士兵所知道的是，“已死之人不能复生，失去的手脚无法再次取回，否认责任和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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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老杨的道德感太强了，正是这份责任感和道德感，让他没有办法否认自己杀人的罪过，所以一直在愧疚之中。后期老杨从随时随地能睡着转变为需要喝安眠药才能睡着，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这种情况下，不那么有良心，或者把自己看的高高在上，完全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反而会过得更轻松一点，至少晚上可以坦然睡着，心中的罪恶感不会那么强。但是老杨不行，他既没有办法抛去良心，也没办法把自己看的和他人不同，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高贵。所以他才那么痛苦。他不是战争狂，所以他更能对普通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才更加愧疚......即使这是出于他军人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因为他原本不想当军人，所以做这种事情肯定更加痛苦吧。
即使民众把他当英雄，他也“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众人的追捧中清醒深刻又痛苦的认识到“多少人因自己而死”。他的心脏始终是鲜活的，从没有因为“战争中本来就会死很多人”的这一事实中自我麻痹过。他始终有这份痛苦与愧疚，然而他并没有自我放纵或者自我堕落，没有自欺欺人或者自我升华。很多人在战争的重压下会精神崩溃，而他在经历了父母早逝，好友去世，初恋（杰西卡应该是吧）去世，被军事会议审查等等等等的事情之后，却像原推太太说的一样，“对人格没有一点影响”，具有“过于钢铁般的精神”，始终是温和而又包容，在黑夜的暴风雨之中坚定对于民主的追求和信仰，虽然倒在了黎明前......这让我更加的心疼他。
真正的伟大精神领袖杨威利。
今天我也是一个合格的杨吹。
推特部分翻译：
之前有说过杨的精神压力特别大，但他只是到了过量饮酒和失眠（以及厌食）的地步，对于人格没有影响，可以说是过于钢铁般的神经了。这是以“战场上的杀人心理学”这本书上这处的记述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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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指挥官这一角色本身，孕育着深刻的悖论。为了成为真正优秀的指挥官，指挥官爱着部下，并且必须在责任感和爱的羁绊下互相强有力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向前进，亲自下达可能会让部下死去的命令。
在将领和下等兵官，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壁。正因为存在这种障壁，将领可以做到把部下送往死地，并可以在面对部下的死而产生的难以逃避的罪恶感中保全自己。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不管是多么优秀的指挥官，总有可能犯下会永远压在自己良心上的过错。如果是优秀的监督的话，即使是比赛获胜也会分析自己的做法，反省“那个地方原本应该这样做的”。和此相同，优秀的战斗指挥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思考“要是再采取稍微不同的作战方法的话会怎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部下们——像儿子一样又像兄弟一样爱着的部下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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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老杨的道德感太强了，正是这份责任感和道德感，让他没有办法否认自己杀人的罪过，所以一直在愧疚之中。后期老杨从随时随地能睡着转变为需要喝安眠药才能睡着，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这种情况下，不那么有良心，或者把自己看的高高在上，完全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反而会过得更轻松一点，至少晚上可以坦然睡着，心中的罪恶感不会那么强。但是老杨不行，他既没有办法抛去良心，也没办法把自己看的和他人不同，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高贵。所以他才那么痛苦。他不是战争狂，所以他更能对普通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才更加愧疚......即使这是出于他军人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因为他原本不想当军人，所以做这种事情肯定更加痛苦吧。
即使民众把他当英雄，他也“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众人的追捧中清醒深刻又痛苦的认识到“多少人因自己而死”。他的心脏始终是鲜活的，从没有因为“战争中本来就会死很多人”的这一事实中自我麻痹过。他始终有这份痛苦与愧疚，然而他并没有自我放纵或者自我堕落，没有自欺欺人或者自我升华。很多人在战争的重压下会精神崩溃，而他在经历了父母早逝，好友去世，初恋（杰西卡应该是吧）去世，被军事会议审查等等等等的事情之后，却像原推太太说的一样，“对人格没有一点影响”，具有“过于钢铁般的精神”，始终是温和而又包容，在黑夜的暴风雨之中坚定对于民主的追求和信仰，虽然倒在了黎明前......这让我更加的心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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