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游王官别墅（永济市）
阳春三月，微风和煦，绿柳含烟。应永济市虞乡朋友相遨，我们几个驱车前往王官别墅游玩。
王官别墅隐匿于中条山根的乡村之间，说是别墅，其实更像一座较大的民宅。他的主人便是清末廉吏闫敬铭。
王官别墅是闫敬铭辞官回乡后所建。他曾做过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巡府等职务，也是因为清廉，这所别墅的土地是亲家送给他的，而房子由他的第六个儿子留洋回国的闫乃竹所建。在建造第二年，还未完工，闫敬铭就去世了。建成后，人们尊称它相国别墅。
王官别墅建在今永济市于虞乡镇楼上村东，坐北朝南，总占地160亩，房基占地40亩，前面是运永公路，后面则是著名的王官峪风景区。
它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于三十一年（1905）竣工。
阎敬铭(1817—1892），陕西大荔县赵渡镇东街村人。他一生清正廉洁，善理财政，曾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四川、山东、湖南等地减税免役，深受人民敬仰。他能文善书，遗著有《福永堂汇钞》等书。
对他一生颇有争议是山西旱灾。在清光绪丁丑（1887）至戌寅（1878）年间，也就是光绪三年，山西运城遭遇灾荒，他奉命去山西赈灾。当时河东持续大旱，由于朝庭和他对旱灾预估不足，拔付的救灾款只够一半用，而粮食也仅能供二个月使用。于是他想出了很冒险的办法，那就是卖粮买粮。当时洛阳的粮价是河东的两倍，而山东的粮价比河东还低。于是他便把河东存粮高价卖给洛阳，而到山东买低价粮来救灾。因为运输时间过长，导致河东断粮七天，发生了灾民死亡过半，人吃人的现象。他懊悔不已，决定在多地建义仓。现在，山西、陕西仍可以见到原来的粮食仓库。
他一生多次闲赋永济于乡。其间，他尽心尽责，重教重农，不但讲学办校，而且力争减免了许多当地的差徭赋税。他重视农业生产，提倡栽桑养蚕，禁止种植大烟；同时，修建王官峪水库，引水灌溉农田。他执法严格，在回乡中曾二次骑驴断案，惩戒多个官吏。
阎敬銘为人淡雅朴素、清新自然，考取功名途中因病与虞乡结下不解之缘，便喜欢上这里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
据说现在王官别墅这个区域，早在周朝时就建有王官城，故名王官峪。后来唐代诗论家司空图隐居于此，写下了巜诗品二十四则》巜休休集》巜一鸣集》等大量诗篇，对后世产业影响。
王官别墅城门雄伟壮观，气势恢宏，门前栽有垂柳。大门上没有牌匾，二门刻有＂王官别墅＂字样。王官别墅分内外两城墙，外城墙是土石建造，内墙是砖石建造。城墙高约6米，墙上有多个墙垛。外城墙建有护城房，内城墙上建有数处高楼，为看家护人员居住。其宅内石雕、砖雕、木雕等很少有，是当时重臣中罕见的，可见主人自然而不简陋，朴质而不寒伧的人生性格。
内城墙是二层楼阁的台基，内墙建造２6个窑洞，东西各6眼，南北各7眼。沿着26个青石台阶上到二层，可见东西长窑洞上建有主院，东、西套院和偏院，南北小窑洞上建有东、西、南三面廊房。
主院高大宏伟，门庭上挂有＂孚德素望＂四个字牌匾。门两侧有幅楹联，写着“处物要吃亏，立身要吃苦；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是闫敬铭本人所写。进入东院，屏风门上刻有“仙露明珠”四个大字。过了偏院、后堂，进入正堂，正中间是祖先堂，堂上挂有清慈禧太后题写的“岁岁平安”四个字。祖先堂内设有闫敬铭的画像和他的“福、禄、寿”遗墨条幅。各房柱子上均挂有鎏金木质的“板对＂。从王官别墅各处挂的楹联上看，都可以反映出他的儒家治世思想和对后世的警示教导作用。
步入花园，种着各式花草，几簇青竹。其间，曲径回廊，锦鲤绕岛，十分幽深。
因时间原因，行色匆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访，并未能仔细了解王官别墅。若有不当，敬请谅解。
后来听朋友讲，当年闫敬铭仼户部尚书时，因反对慈禧修缮圆明园，罢官回乡，写下了《不气歌》，颇有感触，愿与诸君共赏。
内容是：
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
倘若生病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
请来医生把病治，反说气病治非易；
倘若不消气中气，诚恐因病将命弃；
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
阳春三月，微风和煦，绿柳含烟。应永济市虞乡朋友相遨，我们几个驱车前往王官别墅游玩。
王官别墅隐匿于中条山根的乡村之间，说是别墅，其实更像一座较大的民宅。他的主人便是清末廉吏闫敬铭。
王官别墅是闫敬铭辞官回乡后所建。他曾做过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巡府等职务，也是因为清廉，这所别墅的土地是亲家送给他的，而房子由他的第六个儿子留洋回国的闫乃竹所建。在建造第二年，还未完工，闫敬铭就去世了。建成后，人们尊称它相国别墅。
王官别墅建在今永济市于虞乡镇楼上村东，坐北朝南，总占地160亩，房基占地40亩，前面是运永公路，后面则是著名的王官峪风景区。
它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于三十一年（1905）竣工。
阎敬铭(1817—1892），陕西大荔县赵渡镇东街村人。他一生清正廉洁，善理财政，曾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四川、山东、湖南等地减税免役，深受人民敬仰。他能文善书，遗著有《福永堂汇钞》等书。
对他一生颇有争议是山西旱灾。在清光绪丁丑（1887）至戌寅（1878）年间，也就是光绪三年，山西运城遭遇灾荒，他奉命去山西赈灾。当时河东持续大旱，由于朝庭和他对旱灾预估不足，拔付的救灾款只够一半用，而粮食也仅能供二个月使用。于是他想出了很冒险的办法，那就是卖粮买粮。当时洛阳的粮价是河东的两倍，而山东的粮价比河东还低。于是他便把河东存粮高价卖给洛阳，而到山东买低价粮来救灾。因为运输时间过长，导致河东断粮七天，发生了灾民死亡过半，人吃人的现象。他懊悔不已，决定在多地建义仓。现在，山西、陕西仍可以见到原来的粮食仓库。
他一生多次闲赋永济于乡。其间，他尽心尽责，重教重农，不但讲学办校，而且力争减免了许多当地的差徭赋税。他重视农业生产，提倡栽桑养蚕，禁止种植大烟；同时，修建王官峪水库，引水灌溉农田。他执法严格，在回乡中曾二次骑驴断案，惩戒多个官吏。
阎敬銘为人淡雅朴素、清新自然，考取功名途中因病与虞乡结下不解之缘，便喜欢上这里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
据说现在王官别墅这个区域，早在周朝时就建有王官城，故名王官峪。后来唐代诗论家司空图隐居于此，写下了巜诗品二十四则》巜休休集》巜一鸣集》等大量诗篇，对后世产业影响。
王官别墅城门雄伟壮观，气势恢宏，门前栽有垂柳。大门上没有牌匾，二门刻有＂王官别墅＂字样。王官别墅分内外两城墙，外城墙是土石建造，内墙是砖石建造。城墙高约6米，墙上有多个墙垛。外城墙建有护城房，内城墙上建有数处高楼，为看家护人员居住。其宅内石雕、砖雕、木雕等很少有，是当时重臣中罕见的，可见主人自然而不简陋，朴质而不寒伧的人生性格。
内城墙是二层楼阁的台基，内墙建造２6个窑洞，东西各6眼，南北各7眼。沿着26个青石台阶上到二层，可见东西长窑洞上建有主院，东、西套院和偏院，南北小窑洞上建有东、西、南三面廊房。
主院高大宏伟，门庭上挂有＂孚德素望＂四个字牌匾。门两侧有幅楹联，写着“处物要吃亏，立身要吃苦；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是闫敬铭本人所写。进入东院，屏风门上刻有“仙露明珠”四个大字。过了偏院、后堂，进入正堂，正中间是祖先堂，堂上挂有清慈禧太后题写的“岁岁平安”四个字。祖先堂内设有闫敬铭的画像和他的“福、禄、寿”遗墨条幅。各房柱子上均挂有鎏金木质的“板对＂。从王官别墅各处挂的楹联上看，都可以反映出他的儒家治世思想和对后世的警示教导作用。
步入花园，种着各式花草，几簇青竹。其间，曲径回廊，锦鲤绕岛，十分幽深。
因时间原因，行色匆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访，并未能仔细了解王官别墅。若有不当，敬请谅解。
后来听朋友讲，当年闫敬铭仼户部尚书时，因反对慈禧修缮圆明园，罢官回乡，写下了《不气歌》，颇有感触，愿与诸君共赏。
内容是：
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
倘若生病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
请来医生把病治，反说气病治非易；
倘若不消气中气，诚恐因病将命弃；
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
脏腑图点穴法
四十八
第四章 虚痨
第一节虚 损
虚损症，由于闷郁，及劳累过度，脏腑气分错乱，正气亏损，脾胃先受影响，胃纳不佳，脾阳不能运化，所进饮食，即不能生津液化血，肌肉日渐消瘦，心烦，神倦，四肢无力，甚则下午微烧，遗精，耳鸣，眼花，头眩，日久气血枯竭而死。治时须健脾胃，脾胃健旺，饮食即能生津化血，肝木得养，心烦身倦自除，命门气足，相火不致妄动，下元自固，脾胃蒸发亦强，肾水不致消爍，虚损之症自愈。
如因房劳过度，精源枯竭，致成虚损症，发现上列种种症状者，治法虽同，但得病主因，系嘶丧过甚，故必须嘱其断欲，消除妄念，方易见效，否则漏扈未塞，终难挽救。
治法：先点阑门、再点建里、气海，放两带脉，再点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并以一手捺天突、璇玑、华盖三穴，再点上脘、中脘、建里，再点气海一次，并压三把，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点以上诸穴，注意重调补，轻泄。
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命门、肾俞在其气分尚未恢复正常时，暂忌治大肠俞，以防其气下脱。（气海亦不可多治）
医案举例：
（一）雄县孙某某之女，年二十岁，患虚损症，因劳累过度，气血两亏，饮食减少，身体怯弱，已不能支。病人卧床，不能坐起，如人行屋中，脚步稍重，即觉心震欲坠，苦楚异常。余为诊治，，先调补阑门、建里、补气海放带脉，调补章门、梁门、、石关、巨阙，调补上脘、中脘、建里，补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
、命门，诸穴放通，每日施治两次，七日见效，人行房中，已不觉心震，二十日能起坐，一月后能下地。此后再点任脉时，气海调补兼用，其他各穴均用调两月而愈。
（二）北京唐某，女，年五十余岁，得虚损症，面无血色，眼皮、十指甲，均发白色，闻人声即心乱，不能支持，行动气促，病已两年有余，经医诊治均无效。来余所诊治。先补调阑门、调补建里，补气海，放带脉，调补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上脘、中脘、建里，再略补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肺俞、膏肓、脾俞、肾俞、命门，诸穴放通。每日施治一次，七日见效，面色稍转，精神渐振，胃纳已开。经治月余，见其气血见增，始将大肠俞略为放通，因虚损已极，气海不敢多治，大肠俞亦不敢早放，必须见其好转，始敢着手。虑其气下脱也。百日病愈。
（三）北京刘某某，年三十余岁，开布铺，为人精细，工于经营，一九三七年冬季，得虚损症，两年有余，余往治时，已食不能下咽，艰于步履，偶一行动，即受感冒，虚损已极，余曰“病人脾土将绝”，先补调阑门、建里、补气海，放带脉，调补章门，重调微泄梁门、石关，调补上脘、中脘、建里，再补气海一次，再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治毕，复为施治腹部及任脉诸穴一次，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肺俞、膏肓、脾俞、肾俞、命门等穴。每日施治一次，五日后精神渐振，胃纳已开。半月后饮食正常，翌年春季痊愈。
（四）北京杨某某，年近六旬，于一九五四年夏季，得虚损症，来余所诊治，面黄神倦，问其病情，谓以在津因事忧郁，身体渐弱，饮食渐减。虽服汤药数剂，未见效，现因假期，来京救治。余断为虚损贫血，将阑门、建里、气海等穴调补，放带脉，背部及督脉之百劳、脾俞等诸穴放通。每日治一次，三日后，饮食增加，十日后，杨须回天津。余曰；“此系严重之病，气血两亏，就此时治愈，尚不为晚，若待其再行发展，即难治愈。”杨因假满事忙，必须去津。余嘱其切忌烦恼、闷郁，杨即去津。将近春节，杨又来诊，见其面黄无血色，精神痿顿，手黄白无血色，指甲白。询其数月不见，病因何发展至此。曰：“我到津很好，一月后，病渐渐复作，饮食减少，畏寒，即请医服药及赴医院治疗，均未见效，病加重，行动作喘，体倦，二便均不正常，睡不安。余曰：“大病已成，当尽力为之。”将阑门，建里、气海、章门等穴调补，放带脉，又将背部及督脉之百劳、膏肓、脾俞、肾俞等穴放开。每日治一次，三、五日后，饮食少增，精神不见恢复，告以元气已伤，天寒路远，且往返劳顿，不易见效。次日命子来请往诊，施治数日，亦无大效，余即辞却。一月后，又请往诊，余询其病状，告以虽经医治，并未见效，病更严重，饮食不能下咽矣。余曰：“我亦姑作万一之想耳。”遂往诊，见其卧床不起，饮食俱废，余治腹部及任脉，注重阑门、梁门、石关、巨阙四穴，开其胃纳。治毕，令其进食，吃蛋糕一块，复为施治。次日又往，询其家人，告以昨日施治时，食蛋糕一块，至今未食。又为施治，又吃点心一块。次日往诊，家人告以与昨无异，余知其脏腑机能，已不能恢复，即辞不往，十余日后即卒。
四十八
第四章 虚痨
第一节虚 损
虚损症，由于闷郁，及劳累过度，脏腑气分错乱，正气亏损，脾胃先受影响，胃纳不佳，脾阳不能运化，所进饮食，即不能生津液化血，肌肉日渐消瘦，心烦，神倦，四肢无力，甚则下午微烧，遗精，耳鸣，眼花，头眩，日久气血枯竭而死。治时须健脾胃，脾胃健旺，饮食即能生津化血，肝木得养，心烦身倦自除，命门气足，相火不致妄动，下元自固，脾胃蒸发亦强，肾水不致消爍，虚损之症自愈。
如因房劳过度，精源枯竭，致成虚损症，发现上列种种症状者，治法虽同，但得病主因，系嘶丧过甚，故必须嘱其断欲，消除妄念，方易见效，否则漏扈未塞，终难挽救。
治法：先点阑门、再点建里、气海，放两带脉，再点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并以一手捺天突、璇玑、华盖三穴，再点上脘、中脘、建里，再点气海一次，并压三把，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点以上诸穴，注意重调补，轻泄。
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命门、肾俞在其气分尚未恢复正常时，暂忌治大肠俞，以防其气下脱。（气海亦不可多治）
医案举例：
（一）雄县孙某某之女，年二十岁，患虚损症，因劳累过度，气血两亏，饮食减少，身体怯弱，已不能支。病人卧床，不能坐起，如人行屋中，脚步稍重，即觉心震欲坠，苦楚异常。余为诊治，，先调补阑门、建里、补气海放带脉，调补章门、梁门、、石关、巨阙，调补上脘、中脘、建里，补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
、命门，诸穴放通，每日施治两次，七日见效，人行房中，已不觉心震，二十日能起坐，一月后能下地。此后再点任脉时，气海调补兼用，其他各穴均用调两月而愈。
（二）北京唐某，女，年五十余岁，得虚损症，面无血色，眼皮、十指甲，均发白色，闻人声即心乱，不能支持，行动气促，病已两年有余，经医诊治均无效。来余所诊治。先补调阑门、调补建里，补气海，放带脉，调补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上脘、中脘、建里，再略补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肺俞、膏肓、脾俞、肾俞、命门，诸穴放通。每日施治一次，七日见效，面色稍转，精神渐振，胃纳已开。经治月余，见其气血见增，始将大肠俞略为放通，因虚损已极，气海不敢多治，大肠俞亦不敢早放，必须见其好转，始敢着手。虑其气下脱也。百日病愈。
（三）北京刘某某，年三十余岁，开布铺，为人精细，工于经营，一九三七年冬季，得虚损症，两年有余，余往治时，已食不能下咽，艰于步履，偶一行动，即受感冒，虚损已极，余曰“病人脾土将绝”，先补调阑门、建里、补气海，放带脉，调补章门，重调微泄梁门、石关，调补上脘、中脘、建里，再补气海一次，再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治毕，复为施治腹部及任脉诸穴一次，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肺俞、膏肓、脾俞、肾俞、命门等穴。每日施治一次，五日后精神渐振，胃纳已开。半月后饮食正常，翌年春季痊愈。
（四）北京杨某某，年近六旬，于一九五四年夏季，得虚损症，来余所诊治，面黄神倦，问其病情，谓以在津因事忧郁，身体渐弱，饮食渐减。虽服汤药数剂，未见效，现因假期，来京救治。余断为虚损贫血，将阑门、建里、气海等穴调补，放带脉，背部及督脉之百劳、脾俞等诸穴放通。每日治一次，三日后，饮食增加，十日后，杨须回天津。余曰；“此系严重之病，气血两亏，就此时治愈，尚不为晚，若待其再行发展，即难治愈。”杨因假满事忙，必须去津。余嘱其切忌烦恼、闷郁，杨即去津。将近春节，杨又来诊，见其面黄无血色，精神痿顿，手黄白无血色，指甲白。询其数月不见，病因何发展至此。曰：“我到津很好，一月后，病渐渐复作，饮食减少，畏寒，即请医服药及赴医院治疗，均未见效，病加重，行动作喘，体倦，二便均不正常，睡不安。余曰：“大病已成，当尽力为之。”将阑门，建里、气海、章门等穴调补，放带脉，又将背部及督脉之百劳、膏肓、脾俞、肾俞等穴放开。每日治一次，三、五日后，饮食少增，精神不见恢复，告以元气已伤，天寒路远，且往返劳顿，不易见效。次日命子来请往诊，施治数日，亦无大效，余即辞却。一月后，又请往诊，余询其病状，告以虽经医治，并未见效，病更严重，饮食不能下咽矣。余曰：“我亦姑作万一之想耳。”遂往诊，见其卧床不起，饮食俱废，余治腹部及任脉，注重阑门、梁门、石关、巨阙四穴，开其胃纳。治毕，令其进食，吃蛋糕一块，复为施治。次日又往，询其家人，告以昨日施治时，食蛋糕一块，至今未食。又为施治，又吃点心一块。次日往诊，家人告以与昨无异，余知其脏腑机能，已不能恢复，即辞不往，十余日后即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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