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王鼎的性质与时代】
保利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王鼎，是迄今所见惟一的西周时的王所作的鼎。
鼎通体保存完好，满覆淡绿色薄锈。立耳，浅腹，三蹄足。颈部饰中间有目形的窃曲纹，夹有六处小扉棱。腹部饰卷曲的顾首鸟纹。耳外侧饰鳞纹。足上部有兽首，并有突出的扉棱。内壁铸铭两行，共6字：
王乍（作）䵼
彝，（左）守。
已发现的西周王所作青铜器，例如晚期的卣宗周钟、五祀㝬钟和㝬簋，均系厉王之物。又如王作姜氏簋，一件在保利艺术博物馆1，也是晚期的。又如王簋与王盂（残）器2，则属西周早期3。现在这件王鼎，由形制、纹饰看，属于西周中期。这段时期的王器，过去还很少发现过。
王鼎的具体时代可以进一步推之，以往著录中有一件鼎，形制、纹饰都和这件王鼎可相对比，它就是有名的师望鼎。我们从师望鼎的年代，不难推知王鼎应该属于哪一王世。
师望鼎通高49厘米，最早著录于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照片见陈仁涛的《金匮论古初集》4。仔细比较即可发现，该鼎同王鼎在各个细微方面都非常相似，其为同时，殆无疑义。
师望鼎的年代是明确的。1974年冬，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系虢季家的器物。学者指出，师望鼎正属这个家族，有关青铜器可排成序列5：
师□鼎
师望鼎
即簋
师丞钟
而从各器铭文，知道该家族的世系是：
虢（郭）季）——师□（宫公）——师望（幽叔）——即（德叔）——师丞
师□鼎铭文说：“唯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师□，汝克荩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驯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可见师□在穆王时年事己长，故能以其德行匡正君主。穆王在位有55年，因此，这里的周王只能是穆王子恭（共）王，而不可能是在恭王子懿王之后登位的穆王另一子孝王。
恭王在位时间较长，由□曹鼎知道一定超过15年。按照最近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恭王共23年，即公元前922至~前900年。师□鼎作于恭王八年，即公元前915年，该年正月壬戌朔，丁卯为初六日，历日与记“唯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的齐生鲁方彝调和6。
师□系恭王时人，师望就当在懿王时。师望鼎铭文称：“大师小子师望曰：丕显皇考宫公，穆穆克明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所说“先王”即指恭王，不是孝王讲其侄懿王的口气。
既然师望鼎是懿王时器，王鼎也最可能是懿王所作的礼器。
王鼎铭于“王作䵼彝”下加注“左守”。在已著录金文中未见前例。礼器铭文有表示陈放位置的，如传出自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大墓的三件方盉，分别铭有“右”、“中”、“左”字样7。王鼎的铭文，意义也当如此。
“守”，古音书母幽部，在铭文中应读为心母幽部的“羞”字。古书有“羞鼎”，《仪礼·聘礼》云：“羞鼎三”。郑玄注：“羞鼎，则陪鼎也。以其实言之则曰羞，以其陈言之则曰陪。”
羞鼎即是陪鼎。《周礼·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郑玄注：“杀牲盛馔曰举。王日一举，以朝食也。后与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谓牢鼎之实，亦九俎。”王每日三食，朝食用杀牲盛馔8，设牢鼎即正鼎九件，羞鼎即陪鼎三件。羞鼎三件可依陈设位置，分右、中、左，本文讨论的王鼎是其中在左的一件。
周王盛馔的内容，据《礼记·玉藻》说：“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可知每日朝食进少牢，只有朔日进大牢。《国语·楚语》云：“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韦昭注：“举，人君朔望之盛馔。”说朔望进大牢，与《玉藻》大致相合。大牢有牛、羊、豕三牲，少牢只有羊豕。
《仪礼·聘礼》曾详载正鼎、陪鼎各自的内容。正鼎九，是牛、羊、豕、鱼（干鱼）、腊、肠胃、肤（猪肉皮）、鲜鱼、鲜腊（肉块）；陪鼎三，是□（牛肉羹）、臐（羊肉羹）和膮（猪肉羹）。西周的制度未必与此一样，但陪鼎盛加调味品而不加菜的肉羹，应当是相同的9。
上文提到的西周早期王簋，铭为“王作又䵼彝”。前人或以为“义＂字乃“□（厥）”字之误10。今与王鼎对比，“又”字也可能读为“右”，指该簋陈设于右方。但簋一般为偶数，只能有右、左，不能像鼎那样有右、中、左了。
注释:
(1)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藏金》，79～8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2)王簋见《怀米山房吉金图》上19，《三代吉金文存》6·29·1.王盂见罗西章：《西周王盂考》，《宝鸡文博》1996年1期。
(3)李学勤：《王盂与镐京》，《传统文化研究》第6辑，古吴轩出版社，1997年。
(4)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57～61页，1952年。
(5)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85～87页、9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6)《夏商周断代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稿概要》，《文物》2000年12期。
(7)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4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8)故殷墟卜辞称“大食”，为时段名。
(9)以上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
(10)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68页，中华书局，1997年。
文：李学勤 转引自：古籍
保利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王鼎，是迄今所见惟一的西周时的王所作的鼎。
鼎通体保存完好，满覆淡绿色薄锈。立耳，浅腹，三蹄足。颈部饰中间有目形的窃曲纹，夹有六处小扉棱。腹部饰卷曲的顾首鸟纹。耳外侧饰鳞纹。足上部有兽首，并有突出的扉棱。内壁铸铭两行，共6字：
王乍（作）䵼
彝，（左）守。
已发现的西周王所作青铜器，例如晚期的卣宗周钟、五祀㝬钟和㝬簋，均系厉王之物。又如王作姜氏簋，一件在保利艺术博物馆1，也是晚期的。又如王簋与王盂（残）器2，则属西周早期3。现在这件王鼎，由形制、纹饰看，属于西周中期。这段时期的王器，过去还很少发现过。
王鼎的具体时代可以进一步推之，以往著录中有一件鼎，形制、纹饰都和这件王鼎可相对比，它就是有名的师望鼎。我们从师望鼎的年代，不难推知王鼎应该属于哪一王世。
师望鼎通高49厘米，最早著录于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照片见陈仁涛的《金匮论古初集》4。仔细比较即可发现，该鼎同王鼎在各个细微方面都非常相似，其为同时，殆无疑义。
师望鼎的年代是明确的。1974年冬，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系虢季家的器物。学者指出，师望鼎正属这个家族，有关青铜器可排成序列5：
师□鼎
师望鼎
即簋
师丞钟
而从各器铭文，知道该家族的世系是：
虢（郭）季）——师□（宫公）——师望（幽叔）——即（德叔）——师丞
师□鼎铭文说：“唯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师□，汝克荩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驯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可见师□在穆王时年事己长，故能以其德行匡正君主。穆王在位有55年，因此，这里的周王只能是穆王子恭（共）王，而不可能是在恭王子懿王之后登位的穆王另一子孝王。
恭王在位时间较长，由□曹鼎知道一定超过15年。按照最近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恭王共23年，即公元前922至~前900年。师□鼎作于恭王八年，即公元前915年，该年正月壬戌朔，丁卯为初六日，历日与记“唯八年十二月初吉丁亥＂的齐生鲁方彝调和6。
师□系恭王时人，师望就当在懿王时。师望鼎铭文称：“大师小子师望曰：丕显皇考宫公，穆穆克明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所说“先王”即指恭王，不是孝王讲其侄懿王的口气。
既然师望鼎是懿王时器，王鼎也最可能是懿王所作的礼器。
王鼎铭于“王作䵼彝”下加注“左守”。在已著录金文中未见前例。礼器铭文有表示陈放位置的，如传出自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大墓的三件方盉，分别铭有“右”、“中”、“左”字样7。王鼎的铭文，意义也当如此。
“守”，古音书母幽部，在铭文中应读为心母幽部的“羞”字。古书有“羞鼎”，《仪礼·聘礼》云：“羞鼎三”。郑玄注：“羞鼎，则陪鼎也。以其实言之则曰羞，以其陈言之则曰陪。”
羞鼎即是陪鼎。《周礼·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郑玄注：“杀牲盛馔曰举。王日一举，以朝食也。后与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谓牢鼎之实，亦九俎。”王每日三食，朝食用杀牲盛馔8，设牢鼎即正鼎九件，羞鼎即陪鼎三件。羞鼎三件可依陈设位置，分右、中、左，本文讨论的王鼎是其中在左的一件。
周王盛馔的内容，据《礼记·玉藻》说：“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可知每日朝食进少牢，只有朔日进大牢。《国语·楚语》云：“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韦昭注：“举，人君朔望之盛馔。”说朔望进大牢，与《玉藻》大致相合。大牢有牛、羊、豕三牲，少牢只有羊豕。
《仪礼·聘礼》曾详载正鼎、陪鼎各自的内容。正鼎九，是牛、羊、豕、鱼（干鱼）、腊、肠胃、肤（猪肉皮）、鲜鱼、鲜腊（肉块）；陪鼎三，是□（牛肉羹）、臐（羊肉羹）和膮（猪肉羹）。西周的制度未必与此一样，但陪鼎盛加调味品而不加菜的肉羹，应当是相同的9。
上文提到的西周早期王簋，铭为“王作又䵼彝”。前人或以为“义＂字乃“□（厥）”字之误10。今与王鼎对比，“又”字也可能读为“右”，指该簋陈设于右方。但簋一般为偶数，只能有右、左，不能像鼎那样有右、中、左了。
注释:
(1)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藏金》，79～8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2)王簋见《怀米山房吉金图》上19，《三代吉金文存》6·29·1.王盂见罗西章：《西周王盂考》，《宝鸡文博》1996年1期。
(3)李学勤：《王盂与镐京》，《传统文化研究》第6辑，古吴轩出版社，1997年。
(4)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57～61页，1952年。
(5)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85～87页、9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6)《夏商周断代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稿概要》，《文物》2000年12期。
(7)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4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8)故殷墟卜辞称“大食”，为时段名。
(9)以上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
(10)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68页，中华书局，1997年。
文：李学勤 转引自：古籍
#三联美食# 离别北京已有三十年。北京的美食、北京的风物特产，无不是我心心念念的心头好。而黄瓜，最能唤起我心中的渴念，虽是大众蔬菜，却能将我的爱慕思乡之情妥妥地结合在一块，因而爱屋及乌。
北京人吃黄瓜是常事。北方青黄瓜浑身带粉刺，专门切成细条码在白盘子里与白饼、酱、葱、烤鸭同吃，取的是黄瓜鲜香清脆之美。此搭配乃天作之合，成就了北京烤鸭千秋举世之名。
麻酱黄瓜，北京人家常凉拌菜。青黄瓜切丝，加芝麻酱、盐凉拌，不失为一种美味。我曾在北京东四中国美术馆对面的朝鲜冷面馆里，品尝过此菜。炎热的夏日，辉煌的夕阳，凉爽清淡的芝麻酱拌黄瓜以及朝鲜冷面，每每令我流连忘返。
每个周日，我必去美术馆看展，大量世界及全国顶级的绘画、摄影、雕塑，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滋润了我那颗爱美之心。一流的精神粮食，与大众美味相结合，成为北京在我心中美好而生动的回忆。
近来成都人餐桌上，也流行这种吃法。成都菜市场出现一种称为水果黄瓜的新品种，外形像青黄瓜，手掌长，剖成两半沾芝麻酱吃，脆嫩化渣，清香宜人，颇令人上口。
蒜泥拍青黄瓜，是我大表嫂传授给我的风味。只见表嫂先用到刀刮去青皮，再用刀拍碎，切成小块，加蒜泥、盐、醋、糖、香油凉拌。醋和糖少许，提味而已。究竟此为何方美味，我不得而知，从此蒜泥拍黄瓜成为我的拿手当家菜。
北京总有那么多的百年老号，比如专卖字画的荣宝斋、专卖丝绸的瑞蚨祥、专售祖传秘药的同仁堂、或是吃涮羊肉的东来顺……位于西单的六必居酱菜也是历史悠久、享誉大江南北的百年老店。好几次路过那里，我都会被那块金字黑匾吸引，相传为明朝大臣严嵩所题。
跨进去，只见众多瓷缸里盛着奇形异状未曾见过的酱菜，有形如螺蛳状的甘螺、黑乎乎圆滚滚的黑菜、甜酱仓瓜、甜酱八宝菜等。看来选去，只因黄瓜最熟悉，便挑了3根酱黄瓜和一瓶王致和臭豆腐乳回校。路上，经不住好奇心的诱惑，啃几口酱黄瓜，只觉咸甜香脆，唇齿留香，满心欢喜回到宿舍，像发现了新大陆。而那瓶臭豆腐乳因为气味太大，室友抗议，终未尝鲜而拱手送人了。
前门外有一条胡同叫粮食店街，临街有一家店铺，历史悠久，闻名遐迩，这就是已有四百十多年历史的六必居酱园。据史料记载，六必居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由山西临汾人赵氏三兄弟创办。由于赵氏兄弟善于经营，加之六必居开业时所选择的地理位置好，所以买卖一直很兴隆。
后来又扩充了门面，由开始时的两间小店堂，扩充为四间门面，且后边还增设了加工的作坊，使之生意越做越大。最初，这里是一家酒店，为保证酒味醇香甘美，这家作坊曾制订了六条操作规则:黍稻必齐，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六必居"由此得名。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以山西临汾赵姓等三家为东家的六必居，就以出售豉油而闻名京师，其后逐渐发展成为前店后厂式制售酱菜的酱园，《都门纪略》《朝市丛载》等都把它列为制售八宝菜、包瓜等酱腌菜的名家。有《竹枝词》称: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
六必居的酱黄瓜有好几种口味，甜咸味、咸辣味、甜酸味、咸酸味。后来，一些出差的友人送我们风干腌制的黄瓜条，但我以为还是北京六必居的酱黄瓜更令人难忘。
现在全国物流业发达，我在网上也能买到六必居酱黄瓜了。那种柠檬黄甜酸咸味的酱黄瓜，是我最爱。将之切成小节，佐以白米粥，外加一片五香卤猪肘，唤起了我对京城风情的种种回忆，理想与现实终于再次交融。
北京烤鸭的青黄瓜与成都人常吃的黄瓜品种不同，后者称为山黄瓜。山黄瓜白皮略青无粉刺，块头可大可小。
夏天，正是吃黄瓜的时候。在成都，凉拌黄瓜是道颇受欢迎的夏季时令小菜。先将小山黄瓜削皮、搁在菜板上滚刀切成小块，然后用毛盐腩上5分钟，将多余的汁水倒去，加些许保宁醋，一匙白糖，红油辣椒，最后再倒入一些芝麻油。此种拌法，酸甜味为主，颇有些六必居酱黄瓜的风味，但更为鲜香。我发明了另一种凉拌风味，所有调料不变，将芝麻油改为藤椒油，藤椒的香味与黄瓜的清香碰撞出一种奇香，人吃后虽有点惊诧，但味型颇能受用，我冠之为“藤椒油拌黄瓜”以之区别。此菜特别简单，油盐等各种调料无需太多，现吃现拌，方便简单实用。注意，藤椒油不同于花椒油，乃四川汉源所产青花椒炼制而得。
也有山黄瓜炒木耳肉片的吃法。小时候，姨父家逢年过节都要请客，姨妈亲自下厨，前前后后忙上好几天，要做上十几道菜。众多的菜盛在大大小小的青釉黄红小花的古瓷盘里，煞是好看，黄瓜木耳肉片同其它菜肴一样放在黑漆八仙桌上。白炽灯亮亮的，我们围桌而坐，妈妈总会将我拉在靠她的座上席，用沉沉细细的乌木筷为我夹食，姨妈也会特地将我爱吃的黄瓜木耳肉片挪到我面前。家里人多，热闹，这份殊荣唯我独享。每当想起黄瓜木耳肉片这道菜，就会浮现出白炽灯下的喧声笑语,心里总是暖烘烘的。
黄瓜也可做成素汤，这是我哥哥的做法。先将大根山黄瓜去内瓤，切成薄片，放油入锅，洒盐，掺水，倒入黄瓜片，加蒜茸，再洒入些许胡椒面，待水开汤白时则起锅。哥哥说，“多吃黄瓜汤，美容又健康”，因此我要喝上满满一大碗，味道蛮不错呢。
最近买了一本梁实秋的《雅舍谈吃》，里面有关于酱黄瓜的文字。坐在家里的白玻之下，细细品读，那老北京的风韵又楚楚呈现在眼前。
《拍个黄瓜，夏天的一口清爽》文 ｜ 苑丛梅
北京人吃黄瓜是常事。北方青黄瓜浑身带粉刺，专门切成细条码在白盘子里与白饼、酱、葱、烤鸭同吃，取的是黄瓜鲜香清脆之美。此搭配乃天作之合，成就了北京烤鸭千秋举世之名。
麻酱黄瓜，北京人家常凉拌菜。青黄瓜切丝，加芝麻酱、盐凉拌，不失为一种美味。我曾在北京东四中国美术馆对面的朝鲜冷面馆里，品尝过此菜。炎热的夏日，辉煌的夕阳，凉爽清淡的芝麻酱拌黄瓜以及朝鲜冷面，每每令我流连忘返。
每个周日，我必去美术馆看展，大量世界及全国顶级的绘画、摄影、雕塑，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滋润了我那颗爱美之心。一流的精神粮食，与大众美味相结合，成为北京在我心中美好而生动的回忆。
近来成都人餐桌上，也流行这种吃法。成都菜市场出现一种称为水果黄瓜的新品种，外形像青黄瓜，手掌长，剖成两半沾芝麻酱吃，脆嫩化渣，清香宜人，颇令人上口。
蒜泥拍青黄瓜，是我大表嫂传授给我的风味。只见表嫂先用到刀刮去青皮，再用刀拍碎，切成小块，加蒜泥、盐、醋、糖、香油凉拌。醋和糖少许，提味而已。究竟此为何方美味，我不得而知，从此蒜泥拍黄瓜成为我的拿手当家菜。
北京总有那么多的百年老号，比如专卖字画的荣宝斋、专卖丝绸的瑞蚨祥、专售祖传秘药的同仁堂、或是吃涮羊肉的东来顺……位于西单的六必居酱菜也是历史悠久、享誉大江南北的百年老店。好几次路过那里，我都会被那块金字黑匾吸引，相传为明朝大臣严嵩所题。
跨进去，只见众多瓷缸里盛着奇形异状未曾见过的酱菜，有形如螺蛳状的甘螺、黑乎乎圆滚滚的黑菜、甜酱仓瓜、甜酱八宝菜等。看来选去，只因黄瓜最熟悉，便挑了3根酱黄瓜和一瓶王致和臭豆腐乳回校。路上，经不住好奇心的诱惑，啃几口酱黄瓜，只觉咸甜香脆，唇齿留香，满心欢喜回到宿舍，像发现了新大陆。而那瓶臭豆腐乳因为气味太大，室友抗议，终未尝鲜而拱手送人了。
前门外有一条胡同叫粮食店街，临街有一家店铺，历史悠久，闻名遐迩，这就是已有四百十多年历史的六必居酱园。据史料记载，六必居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由山西临汾人赵氏三兄弟创办。由于赵氏兄弟善于经营，加之六必居开业时所选择的地理位置好，所以买卖一直很兴隆。
后来又扩充了门面，由开始时的两间小店堂，扩充为四间门面，且后边还增设了加工的作坊，使之生意越做越大。最初，这里是一家酒店，为保证酒味醇香甘美，这家作坊曾制订了六条操作规则:黍稻必齐，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六必居"由此得名。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以山西临汾赵姓等三家为东家的六必居，就以出售豉油而闻名京师，其后逐渐发展成为前店后厂式制售酱菜的酱园，《都门纪略》《朝市丛载》等都把它列为制售八宝菜、包瓜等酱腌菜的名家。有《竹枝词》称: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
六必居的酱黄瓜有好几种口味，甜咸味、咸辣味、甜酸味、咸酸味。后来，一些出差的友人送我们风干腌制的黄瓜条，但我以为还是北京六必居的酱黄瓜更令人难忘。
现在全国物流业发达，我在网上也能买到六必居酱黄瓜了。那种柠檬黄甜酸咸味的酱黄瓜，是我最爱。将之切成小节，佐以白米粥，外加一片五香卤猪肘，唤起了我对京城风情的种种回忆，理想与现实终于再次交融。
北京烤鸭的青黄瓜与成都人常吃的黄瓜品种不同，后者称为山黄瓜。山黄瓜白皮略青无粉刺，块头可大可小。
夏天，正是吃黄瓜的时候。在成都，凉拌黄瓜是道颇受欢迎的夏季时令小菜。先将小山黄瓜削皮、搁在菜板上滚刀切成小块，然后用毛盐腩上5分钟，将多余的汁水倒去，加些许保宁醋，一匙白糖，红油辣椒，最后再倒入一些芝麻油。此种拌法，酸甜味为主，颇有些六必居酱黄瓜的风味，但更为鲜香。我发明了另一种凉拌风味，所有调料不变，将芝麻油改为藤椒油，藤椒的香味与黄瓜的清香碰撞出一种奇香，人吃后虽有点惊诧，但味型颇能受用，我冠之为“藤椒油拌黄瓜”以之区别。此菜特别简单，油盐等各种调料无需太多，现吃现拌，方便简单实用。注意，藤椒油不同于花椒油，乃四川汉源所产青花椒炼制而得。
也有山黄瓜炒木耳肉片的吃法。小时候，姨父家逢年过节都要请客，姨妈亲自下厨，前前后后忙上好几天，要做上十几道菜。众多的菜盛在大大小小的青釉黄红小花的古瓷盘里，煞是好看，黄瓜木耳肉片同其它菜肴一样放在黑漆八仙桌上。白炽灯亮亮的，我们围桌而坐，妈妈总会将我拉在靠她的座上席，用沉沉细细的乌木筷为我夹食，姨妈也会特地将我爱吃的黄瓜木耳肉片挪到我面前。家里人多，热闹，这份殊荣唯我独享。每当想起黄瓜木耳肉片这道菜，就会浮现出白炽灯下的喧声笑语,心里总是暖烘烘的。
黄瓜也可做成素汤，这是我哥哥的做法。先将大根山黄瓜去内瓤，切成薄片，放油入锅，洒盐，掺水，倒入黄瓜片，加蒜茸，再洒入些许胡椒面，待水开汤白时则起锅。哥哥说，“多吃黄瓜汤，美容又健康”，因此我要喝上满满一大碗，味道蛮不错呢。
最近买了一本梁实秋的《雅舍谈吃》，里面有关于酱黄瓜的文字。坐在家里的白玻之下，细细品读，那老北京的风韵又楚楚呈现在眼前。
《拍个黄瓜，夏天的一口清爽》文 ｜ 苑丛梅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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