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 #金融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定位
张承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后，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借款合同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存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各地法院判决不一。
笔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定位于金融机构。
一、所谓的民间借贷是指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而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本质上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非金融性质、无官方批准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借贷活动。小额贷款公司是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度安排下，经地方金融监管局批准成立的金融企业，小额贷款公司合法从事金融业务，与民间借贷非金融性质完全相反，其合法性与民间借贷的非法性完全对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是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具有合法放贷资格准金融企业，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银保监会制定的规范合法运营，严格按照金融企业的规则执行。
依照中国银保监会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也就是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可以用银行贷款进行放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所以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并不是民间借贷，是正规的金融借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应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贷款通则》等民商事、金融法律法规及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不能仅仅以是否有金融许可证为准。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颁布的相关管理规定均指明了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性质并予以规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以《银监发〔2008〕23号》发布“财政部发布的财金[2008]185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的通知》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42号）；小额贷款公司从事信贷业务，执行《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财金[2008]28号）、《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等相关金融财务管理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银发〔2008〕137号》发布“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发布的财金[2008]185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的通知》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42号）；小额贷款公司从事信贷业务，执行《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财金[2008]28号）、《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等相关金融财务管理制度。
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发〔2009〕48号》发布“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第3.32小额贷款公司条款：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第5编码的结构和表示形式条款：Z－其他1－小额贷款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2020-9-7颁布银保监办发〔2020〕86号《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
上述规定均将小额贷款公司列为金融企业进行管理。保险业、证券业也不具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的金融许可证，但其属于金融企业是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所确定的，其金融机构性质是无可辩驳的。同理，小额贷款公司虽然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但同样也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所确定的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性质也是无可辩驳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定位。
为服务和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等规定，2018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决定自2018年8月10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就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司法解释答记者问就相关事项作出了解答。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第一项规定的11类纠纷，在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1号）里均有规定，其中，证券、期货交易、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纠纷属于二级案由。
实践中，上述11类纠纷，争议一方的主体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故属于金融民商事案件并无争议。这里讲的金融机构，是指经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批准设立的从事金融相关交易的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有金融许可证)、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保理公司、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等。这些机构，往往持有特定金融牌照，需要经过专门的审批或者备案登记，以便于确认。而像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则不纳入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辖范围。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也认同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定位，小额贷款公司放贷不属于民间借贷。
四、人民法院降低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对将给实体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不良影响。
小额贷款公司响应国家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号召，将贷款规模全部投向了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触碰社会公众资金，无不当催收手段，走在纾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第一线，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人民法院的判决如果降低借款人的利率，从更深次看，是助长了不诚信的歪风邪气，损害了诚信的市场经济，违反了契约精神。进一步看，只会逼迫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贷款时，只钟情于高质量的客户，对于普通客户，则会被无情地拒之于门外，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更进一步增加，长远看对实体经济的危害不可估量，这样与国家政策是相背离。
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定位
张承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后，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借款合同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存在认识上存在差异，各地法院判决不一。
笔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定位于金融机构。
一、所谓的民间借贷是指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而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本质上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非金融性质、无官方批准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借贷活动。小额贷款公司是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度安排下，经地方金融监管局批准成立的金融企业，小额贷款公司合法从事金融业务，与民间借贷非金融性质完全相反，其合法性与民间借贷的非法性完全对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是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具有合法放贷资格准金融企业，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银保监会制定的规范合法运营，严格按照金融企业的规则执行。
依照中国银保监会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也就是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可以用银行贷款进行放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所以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并不是民间借贷，是正规的金融借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应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贷款通则》等民商事、金融法律法规及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金融机构的认定标准不能仅仅以是否有金融许可证为准。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颁布的相关管理规定均指明了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性质并予以规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以《银监发〔2008〕23号》发布“财政部发布的财金[2008]185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的通知》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42号）；小额贷款公司从事信贷业务，执行《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财金[2008]28号）、《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等相关金融财务管理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银发〔2008〕137号》发布“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发布的财金[2008]185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的通知》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42号）；小额贷款公司从事信贷业务，执行《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财金[2008]28号）、《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等相关金融财务管理制度。
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发〔2009〕48号》发布“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第3.32小额贷款公司条款：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第5编码的结构和表示形式条款：Z－其他1－小额贷款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2020-9-7颁布银保监办发〔2020〕86号《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
上述规定均将小额贷款公司列为金融企业进行管理。保险业、证券业也不具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的金融许可证，但其属于金融企业是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所确定的，其金融机构性质是无可辩驳的。同理，小额贷款公司虽然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但同样也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所确定的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性质也是无可辩驳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定位。
为服务和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等规定，2018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决定自2018年8月10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就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司法解释答记者问就相关事项作出了解答。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第一项规定的11类纠纷，在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1号）里均有规定，其中，证券、期货交易、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纠纷属于二级案由。
实践中，上述11类纠纷，争议一方的主体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故属于金融民商事案件并无争议。这里讲的金融机构，是指经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批准设立的从事金融相关交易的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有金融许可证)、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保理公司、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等。这些机构，往往持有特定金融牌照，需要经过专门的审批或者备案登记，以便于确认。而像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则不纳入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辖范围。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也认同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定位，小额贷款公司放贷不属于民间借贷。
四、人民法院降低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对将给实体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不良影响。
小额贷款公司响应国家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号召，将贷款规模全部投向了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触碰社会公众资金，无不当催收手段，走在纾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第一线，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人民法院的判决如果降低借款人的利率，从更深次看，是助长了不诚信的歪风邪气，损害了诚信的市场经济，违反了契约精神。进一步看，只会逼迫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贷款时，只钟情于高质量的客户，对于普通客户，则会被无情地拒之于门外，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更进一步增加，长远看对实体经济的危害不可估量，这样与国家政策是相背离。
从事法律行业，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法律服务有单纯的客户，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我特别感谢事后不白嫖的，因为这让我感受到对我职业的尊重。就像经常看到朋友圈转的《咨询律师的正常方式》中有一条说的，解答咨询是律师的业务，是一种产品。
对于主动要给咨询费的，有亲朋好友，也有陌生人，我发现都是素质很高的。而这样的行为已经让我觉得实现了我的价值，所以我也不会真的去接收相关的费用。毕竟尊重和欣赏是互相的。
希望多碰到些如此高素质的客户[害羞][害羞]
对于主动要给咨询费的，有亲朋好友，也有陌生人，我发现都是素质很高的。而这样的行为已经让我觉得实现了我的价值，所以我也不会真的去接收相关的费用。毕竟尊重和欣赏是互相的。
希望多碰到些如此高素质的客户[害羞][害羞]
【助推社会诚信建设，淮安法院这样做！】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为引导人们将诚信价值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11月6日上午，淮安中院召开打击失信建设诚信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法院在打击失信、建设诚信方面所做的工作情况，发布九个关于通过司法裁判来积极弘扬诚信的典型案例。
通报显示，近年来，全市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大量欺诈、不诚信行为，相关典型案例涉及民一、民二、金融、劳动争议、刑事和执行条等多个领域。实施欺诈主体多为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其欺诈行为表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
为弘扬诚实守信，全市法院坚持将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和诉讼过程中的诚实守信情况作为裁判的重要依据，依法制裁、谴责恶意违约等违法行为。一是坚持把诚实守信作为一种司法价值取向，以诚信司法引领社会诚信法治意识，以倡导诚信诉讼助力营造重信守诺的良好舆论环境；二是在诉讼中积极保护诚信主体，在判决中支持诚信、调解中维护诚信、舆论上倡导诚信，旗帜鲜明地向全社会展示保护诚信、善意行为的立场；三是严厉制裁非诚信行为，打击社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严惩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惩戒失信拒执行为。
据悉，淮安法院将进一步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强化司法宣传，让人民群众在民商事活动中自觉坚守诚信，真正实现让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建设“美丽淮安、开放淮安、创新淮安、幸福淮安”提供法治保障。
【典型案例】一、恶意违约延长房屋交付，被判承担额外产生的租金
基本案情：商铺原所有权人桑某恒将商铺租赁给刘某使用已十多年，每年租金由桑某恒的父亲桑某催收。2018年5月13日，桑某恒将商铺出售给刘某并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双方于签署买卖合同起45日内办理过户手续。刘某遂支付部分价款40万元。2018年6月7日，桑某恒又将商铺赠与其母亲周某，并登记至周某名下。次日，周某将商铺抵押给案外人戴某某并借款120万元。2018年6月19日，桑某恒将收取的40万元退还刘某。后刘某向法院起诉，法院先后判决认定桑某恒与其母亲恶意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桑某恒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刘某向戴某某清偿周某所欠债务后，戴某某消除商铺的抵押权。判决后，刘某代周某向戴某某还款 120万元，并于2019年11月8日取得商铺所有权。现桑某恒起诉要求刘某给付买卖合同签订后的租金。
裁判结果：买卖合同约定的商铺交付时间在租期内，如果桑某恒按时交付，刘某就不欠桑某恒租金。但桑某恒的恶意违约致使办理过户期限延长，导致的租金损失应由桑某恒自行承担。
典型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而桑某恒在已将商铺出售给刘某未办理过户的情形下，仍将商铺赠与其母亲，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导致商铺无法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过户手续，桑某恒的恶意违约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的租金后果不应由他人承担责任。本案通过判决驳回桑某恒的诉讼请求，强调诚实守信是公民的行为准则，恶意违约的行为不受法律的保护。
二、违约行为轻微不致于合同无法履行，可在承担责任后继续履行合同
基本案情：2019年，惠某购买王某豪所有的位于绿地世纪城的房屋，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总价款1031600元，定金50000元，买方向银行按揭付款，于2019年12月15日之前支付定金之外的剩余首付款260000元（支付至卖方账号）以及违约金等事项。合同签订后惠某即支付定金50000元。2019年12月6日，惠某筹到260000元，其陈述因办理按揭贷款事宜未及时按约支付首付款。2020年1月9日，惠某向王某豪发出催告函，要求王某豪尽快提供首付款收款账号。但该期间同区域房价有所上浮。王某豪收函后，未予回应，之后以惠某违约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裁判结果：惠某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支付该款项属实，但其在2020年1月9日通过中介要求王某豪提供收款账号，王某豪未予回应。惠某的违约行为程度显著轻微，并不影响王某豪合同目的实现，王某豪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惠某作为买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在惠某索要账户以便打款时，王某豪不予回应，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也就是想单方解除合同。在此情况下，法院判令买方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同时判令卖方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合法生效合同得以履行。同时，在房价波动的经济背景下，促进合同双方诚信守约，保障房地产交易的稳定性。
三、因房价上涨恶意违约一方应承担房屋溢价损失
基本案情：2020年4月12日，张某娟与郑某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其中约定房屋总价为137.5万元，违约金为房屋成交价格的20%，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额的，责任方应据实赔偿。合同签订当天，张某娟支付定金5万元。2020年5月13日，郑某提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经查，2020年5月份起房价涨幅较大，同地段房价上涨约20万元。
裁判结果：法院判决郑某支付张某娟违约金19万元、返还定金5万元。
典型意义：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民事活动中，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该遵循该原则。本次纠纷中，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卖方在合同签订后无端毁约。在此情形下，法院根据双方约定及市场房价上涨情况，判令卖方返还定金、赔偿房屋溢价损失。一方面补偿买方损失，一方面是卖方因不诚信行为而获利。既尊重了合同约定，又维护了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四、合同合伙人应诚实守信、严守契约
基本案情：2014年3月28日，恒亚公司（甲方）由其监事刘某亚作为代表与周某勤（丙方）、张某刚（乙方）签订《塑料改性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厂房供乙丙使用，并提供生产所需的水电等其他配套设施，任何一方不得在与第三方经营本协议相同或相近的项目，否则算违约。协议签订后，恒亚公司提供了宁涟公司所有的北1号厂房部分空间供周某勤、张某刚用于生产经营。之后，宁涟公司遂依据一份甲方为朱某菊（宁涟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方为王某飞（恒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刚、周某勤的房屋租赁协议，要求张某刚、周某勤支付租金。但经法院查明，该租赁协议乙方只有王某飞签名，宁涟公司陈述该协议系补签形成。法院还查明，宁涟公司系自然人刘某亚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菊与刘某亚系夫妻关系;恒亚公司系自然人王某飞独资公司，刘某亚系公司监事，法定代表人王某飞系刘某亚妹婿。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塑料改性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恒亚公司提供厂房供周某勤、张某刚使用，故恒亚公司租赁涉案厂房应视为履行其合伙义务。恒亚公司称《房屋租赁协议》是其代表三合伙人签订的，并无证据证明向另外两个合伙人报告签订租赁协议的相关情况，因此可以推定周某勤、张某刚对《房屋租赁协议》的签订不知情。而宁涟公司是恒亚公司是关联企业，对恒亚公司租赁厂房系用于履行《塑料改性合作协议》明知，且《房屋租赁协议》是在周某勤、张某刚不知情的情况后补。法院遂认定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是恒亚公司的单方行为，由此产生的房屋租金应当由恒亚公司自行承担，宁涟公司要求周某勤、张某刚共同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典型意义：优质营商环境的塑造有赖于生产经营主体的诚信经营和严守契约。本案系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引发的纠纷，在合伙协议明确约定恒亚公司投资方式为提供厂房的情况下，恒亚公司与他人签订厂方租赁合同的行为属于其履行合伙义务的行为，在合伙约定无变更情况下不能将租金转嫁给其他合伙人。恒亚公司与宁涟公司系关联公司，且租赁合同系补签，宁涟公司要求恒亚公司之外的合伙人承担租金，违背诚信原则。
五、授权亲属代签劳动合同不能以非本人签字要求赔偿双倍工资
基本案情：盛某与某地产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建立劳动关系，盛某从事置业顾问工作。2015年10月，盛某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盛某主张其于2014年3月10日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公司应支付双倍工资。公司提供了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6年3月10日的书面劳动合同，主张该份劳动合同系盛某休产假期间，授权其同公司的亲妹妹代签。盛某表示合同中的乙方签名不是其所签。
裁判结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推行劳动合同的书面化，避免因事实劳动关系泛滥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3月11日订立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盛某因休产假，授权其同在公司工作的亲妹妹代其签名，而诉讼中盛某对此不认可，但其对该合同中的签名系妹妹代签的事实并未持异议。因代签的合同除约定的履行期间不同外，其余内容与之前的合同完全一致，合同签订后，双方按原约定内容继续履行，并未再提起续订合同的问题，而代签者是盛某的亲妹妹，上述缘由足以令人相信盛某对妹妹代其在劳动合同中签名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该合同不仅已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而且未发生作为劳动者的盛某因该合同系代签而利益受损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应认定双方已订立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对盛某主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根据双方真实意愿订立劳动合同后，应为实现合同目的分别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盛某在休产假期间授权其亲妹妹代其续签劳动合同，却在与公司因其他原因发生劳动争议后，对该事实予以否认，以此向单位要求赔偿，意图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不当目的。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不让失信之人通过诉讼占便宜。在司法过程中，不仅维护了法律权威，维护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也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供稿：刘薇 陈俊声
通报显示，近年来，全市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大量欺诈、不诚信行为，相关典型案例涉及民一、民二、金融、劳动争议、刑事和执行条等多个领域。实施欺诈主体多为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其欺诈行为表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
为弘扬诚实守信，全市法院坚持将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和诉讼过程中的诚实守信情况作为裁判的重要依据，依法制裁、谴责恶意违约等违法行为。一是坚持把诚实守信作为一种司法价值取向，以诚信司法引领社会诚信法治意识，以倡导诚信诉讼助力营造重信守诺的良好舆论环境；二是在诉讼中积极保护诚信主体，在判决中支持诚信、调解中维护诚信、舆论上倡导诚信，旗帜鲜明地向全社会展示保护诚信、善意行为的立场；三是严厉制裁非诚信行为，打击社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严惩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惩戒失信拒执行为。
据悉，淮安法院将进一步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强化司法宣传，让人民群众在民商事活动中自觉坚守诚信，真正实现让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建设“美丽淮安、开放淮安、创新淮安、幸福淮安”提供法治保障。
【典型案例】一、恶意违约延长房屋交付，被判承担额外产生的租金
基本案情：商铺原所有权人桑某恒将商铺租赁给刘某使用已十多年，每年租金由桑某恒的父亲桑某催收。2018年5月13日，桑某恒将商铺出售给刘某并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双方于签署买卖合同起45日内办理过户手续。刘某遂支付部分价款40万元。2018年6月7日，桑某恒又将商铺赠与其母亲周某，并登记至周某名下。次日，周某将商铺抵押给案外人戴某某并借款120万元。2018年6月19日，桑某恒将收取的40万元退还刘某。后刘某向法院起诉，法院先后判决认定桑某恒与其母亲恶意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桑某恒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刘某向戴某某清偿周某所欠债务后，戴某某消除商铺的抵押权。判决后，刘某代周某向戴某某还款 120万元，并于2019年11月8日取得商铺所有权。现桑某恒起诉要求刘某给付买卖合同签订后的租金。
裁判结果：买卖合同约定的商铺交付时间在租期内，如果桑某恒按时交付，刘某就不欠桑某恒租金。但桑某恒的恶意违约致使办理过户期限延长，导致的租金损失应由桑某恒自行承担。
典型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而桑某恒在已将商铺出售给刘某未办理过户的情形下，仍将商铺赠与其母亲，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导致商铺无法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过户手续，桑某恒的恶意违约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的租金后果不应由他人承担责任。本案通过判决驳回桑某恒的诉讼请求，强调诚实守信是公民的行为准则，恶意违约的行为不受法律的保护。
二、违约行为轻微不致于合同无法履行，可在承担责任后继续履行合同
基本案情：2019年，惠某购买王某豪所有的位于绿地世纪城的房屋，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总价款1031600元，定金50000元，买方向银行按揭付款，于2019年12月15日之前支付定金之外的剩余首付款260000元（支付至卖方账号）以及违约金等事项。合同签订后惠某即支付定金50000元。2019年12月6日，惠某筹到260000元，其陈述因办理按揭贷款事宜未及时按约支付首付款。2020年1月9日，惠某向王某豪发出催告函，要求王某豪尽快提供首付款收款账号。但该期间同区域房价有所上浮。王某豪收函后，未予回应，之后以惠某违约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裁判结果：惠某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支付该款项属实，但其在2020年1月9日通过中介要求王某豪提供收款账号，王某豪未予回应。惠某的违约行为程度显著轻微，并不影响王某豪合同目的实现，王某豪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惠某作为买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在惠某索要账户以便打款时，王某豪不予回应，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也就是想单方解除合同。在此情况下，法院判令买方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同时判令卖方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合法生效合同得以履行。同时，在房价波动的经济背景下，促进合同双方诚信守约，保障房地产交易的稳定性。
三、因房价上涨恶意违约一方应承担房屋溢价损失
基本案情：2020年4月12日，张某娟与郑某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其中约定房屋总价为137.5万元，违约金为房屋成交价格的20%，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额的，责任方应据实赔偿。合同签订当天，张某娟支付定金5万元。2020年5月13日，郑某提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经查，2020年5月份起房价涨幅较大，同地段房价上涨约20万元。
裁判结果：法院判决郑某支付张某娟违约金19万元、返还定金5万元。
典型意义：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民事活动中，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该遵循该原则。本次纠纷中，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卖方在合同签订后无端毁约。在此情形下，法院根据双方约定及市场房价上涨情况，判令卖方返还定金、赔偿房屋溢价损失。一方面补偿买方损失，一方面是卖方因不诚信行为而获利。既尊重了合同约定，又维护了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四、合同合伙人应诚实守信、严守契约
基本案情：2014年3月28日，恒亚公司（甲方）由其监事刘某亚作为代表与周某勤（丙方）、张某刚（乙方）签订《塑料改性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厂房供乙丙使用，并提供生产所需的水电等其他配套设施，任何一方不得在与第三方经营本协议相同或相近的项目，否则算违约。协议签订后，恒亚公司提供了宁涟公司所有的北1号厂房部分空间供周某勤、张某刚用于生产经营。之后，宁涟公司遂依据一份甲方为朱某菊（宁涟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方为王某飞（恒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刚、周某勤的房屋租赁协议，要求张某刚、周某勤支付租金。但经法院查明，该租赁协议乙方只有王某飞签名，宁涟公司陈述该协议系补签形成。法院还查明，宁涟公司系自然人刘某亚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菊与刘某亚系夫妻关系;恒亚公司系自然人王某飞独资公司，刘某亚系公司监事，法定代表人王某飞系刘某亚妹婿。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塑料改性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恒亚公司提供厂房供周某勤、张某刚使用，故恒亚公司租赁涉案厂房应视为履行其合伙义务。恒亚公司称《房屋租赁协议》是其代表三合伙人签订的，并无证据证明向另外两个合伙人报告签订租赁协议的相关情况，因此可以推定周某勤、张某刚对《房屋租赁协议》的签订不知情。而宁涟公司是恒亚公司是关联企业，对恒亚公司租赁厂房系用于履行《塑料改性合作协议》明知，且《房屋租赁协议》是在周某勤、张某刚不知情的情况后补。法院遂认定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是恒亚公司的单方行为，由此产生的房屋租金应当由恒亚公司自行承担，宁涟公司要求周某勤、张某刚共同支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典型意义：优质营商环境的塑造有赖于生产经营主体的诚信经营和严守契约。本案系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引发的纠纷，在合伙协议明确约定恒亚公司投资方式为提供厂房的情况下，恒亚公司与他人签订厂方租赁合同的行为属于其履行合伙义务的行为，在合伙约定无变更情况下不能将租金转嫁给其他合伙人。恒亚公司与宁涟公司系关联公司，且租赁合同系补签，宁涟公司要求恒亚公司之外的合伙人承担租金，违背诚信原则。
五、授权亲属代签劳动合同不能以非本人签字要求赔偿双倍工资
基本案情：盛某与某地产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建立劳动关系，盛某从事置业顾问工作。2015年10月，盛某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盛某主张其于2014年3月10日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公司应支付双倍工资。公司提供了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6年3月10日的书面劳动合同，主张该份劳动合同系盛某休产假期间，授权其同公司的亲妹妹代签。盛某表示合同中的乙方签名不是其所签。
裁判结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推行劳动合同的书面化，避免因事实劳动关系泛滥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3月11日订立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盛某因休产假，授权其同在公司工作的亲妹妹代其签名，而诉讼中盛某对此不认可，但其对该合同中的签名系妹妹代签的事实并未持异议。因代签的合同除约定的履行期间不同外，其余内容与之前的合同完全一致，合同签订后，双方按原约定内容继续履行，并未再提起续订合同的问题，而代签者是盛某的亲妹妹，上述缘由足以令人相信盛某对妹妹代其在劳动合同中签名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该合同不仅已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而且未发生作为劳动者的盛某因该合同系代签而利益受损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应认定双方已订立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对盛某主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根据双方真实意愿订立劳动合同后，应为实现合同目的分别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盛某在休产假期间授权其亲妹妹代其续签劳动合同，却在与公司因其他原因发生劳动争议后，对该事实予以否认，以此向单位要求赔偿，意图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不当目的。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不让失信之人通过诉讼占便宜。在司法过程中，不仅维护了法律权威，维护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也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供稿：刘薇 陈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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