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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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治疗胃病,特别爱重用蒲公英】
原创 古道瘦马王幸福
我特别爱在治疗胃病时重用蒲公英。
对于胃溃疡,糜烂性胃炎,胆囊炎,胰腺炎等病症上,重用其为主药,轻则30g,重则60g,屡建卓效。
这些胃病凡是经胃镜捡查,呈现病灶红肿溃烂,一律加用重量蒲公英,消炎生肌。
此做法来源于巳故著名中医胡希恕和东北名医李玉奇的认识,这类胃病一律按胃痈处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可靠的。
下面举一例示之:
医案患者:蔡某,女,45岁,患胃病多年;
主症:胃脘胀痛,不能食,兼有返酸,舌淡红,苔白腻,脉浮滑,大小便尚可,月经正常,巳育二子。
胃镜捡查:糜烂性胃炎,镜图观粘膜红肿,散性溃点。
先用西药奥美拉唑四联治三个月不效,转求一老中医治疗,仍然解决不了胃脘胀痛,经人介绍要求我予以治疗。
吾从胃痈治之,用甘草泻心汤加减,处方:
甘草30g,黄连15g,公英50g,败酱草30g,生地榆30g,半夏10g,党参15g,干姜6g,生蒲黄30g,煅瓦楞30g,厚朴10g,莪术10g,炒谷麦芽各30g,吴茱萸6g,九香虫15g。
七剂,水煎服,日三次。
一周后复诊,胃脘胀痛大大减轻,上方去吴茱萸,干姜,加香橼佛手各15g,续服十五剂,痊愈。
古道瘦马按:
此类病人我治疗甚多,其中加不加蒲公英大不一样,我曾观有些中医治疗此类病的方子,其它方药基本雷同,大同小异,就是效果不明显,其中缺少的就是蒲公英。
我之所以治疗此病有效,实际上蒲公英起了很大作用,其清热消炎,生肌止痛作用尤为明显,这不仅在治疗胃痈上显示,而且在治疗其它痈证上也是表现突出。诸位同道不可小视。
附:群贤见智录
1、湖南中医学院教授谭日强用蒲公英、白芍各15g,当归、柴胡、瓜蒌、薤白、法半夏、煅瓦楞子各IOg,枳实6g,陈皮5g,甘草3g,治消化性溃疡。
2、青海省中医院主任医师陆长清用蒲公英、太子参各15g,黄连、乌梅各9g,法半夏12g,干姜3g,苏梗IOg,甘草6g,治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肝胃不和等病证。
3、杭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少山用蒲公英20g,配太子参、杭白芍、川石斛各15g,川棟子、鸡内金、延胡索、绿梅、佩兰各1Og,吴茱萸lg,生甘草5g,炒川连3g,治胃阴不足夹有郁热之慢性萎缩性胃炎。
4、江苏南通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袁正刚用蒲公英30g、生白芍1Og、生甘草6g、红花8g、徐长卿12g、陈皮8g、大母12g,治胃脘痛、滞胀纳呆属气滞络阻者(慢性胃炎、胃窦炎)。
5、江西省鹰潭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李友余用蒲公英治疗慢性胃炎、痤疮、急性结膜炎、急慢性肝炎。蒲公英30g,配合香砂六君子汤治疗慢性胃炎、胃窦炎、溃疡病等查到幽门螺杆菌者疗效肯定;蒲公英30g,配银花、白芷、野菊花、赤芍等,治疗痤疮;鲜蒲公英1OOg,煎水熏洗患眼,治疗急性结;配银花,治急慢性肝炎。
6、蒲公英清胃定痛:清·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载:本品“炙脆存性,火酒送服,疗胃脘痛”,其效甚佳。从蒲公英之性味分析,其所主之胃痛,当属火痛之类,王氏之应用,炙脆存性,火酒送服,则其寒性已去,只存定痛之用矣。近代章次公先生治疗胃溃疡病,具小建中汤证者,以此汤加入蒲公英30g,疗效甚高。蒲公英的镇痛作用不仅在于它能清胃,而且还能清瘀,凡胃脘因瘀热作痛,用其最为相宜。而胃溃疡之疼痛,配合养胃之品,又可奏养胃清瘀、镇痛医疡之功。如选用其根,晒干研末吞服,效果更佳。(四川中医,2004.22)
上文摘自《中药临床妙用锦囊》 楼锦英编著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原创 古道瘦马王幸福
我特别爱在治疗胃病时重用蒲公英。
对于胃溃疡,糜烂性胃炎,胆囊炎,胰腺炎等病症上,重用其为主药,轻则30g,重则60g,屡建卓效。
这些胃病凡是经胃镜捡查,呈现病灶红肿溃烂,一律加用重量蒲公英,消炎生肌。
此做法来源于巳故著名中医胡希恕和东北名医李玉奇的认识,这类胃病一律按胃痈处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可靠的。
下面举一例示之:
医案患者:蔡某,女,45岁,患胃病多年;
主症:胃脘胀痛,不能食,兼有返酸,舌淡红,苔白腻,脉浮滑,大小便尚可,月经正常,巳育二子。
胃镜捡查:糜烂性胃炎,镜图观粘膜红肿,散性溃点。
先用西药奥美拉唑四联治三个月不效,转求一老中医治疗,仍然解决不了胃脘胀痛,经人介绍要求我予以治疗。
吾从胃痈治之,用甘草泻心汤加减,处方:
甘草30g,黄连15g,公英50g,败酱草30g,生地榆30g,半夏10g,党参15g,干姜6g,生蒲黄30g,煅瓦楞30g,厚朴10g,莪术10g,炒谷麦芽各30g,吴茱萸6g,九香虫15g。
七剂,水煎服,日三次。
一周后复诊,胃脘胀痛大大减轻,上方去吴茱萸,干姜,加香橼佛手各15g,续服十五剂,痊愈。
古道瘦马按:
此类病人我治疗甚多,其中加不加蒲公英大不一样,我曾观有些中医治疗此类病的方子,其它方药基本雷同,大同小异,就是效果不明显,其中缺少的就是蒲公英。
我之所以治疗此病有效,实际上蒲公英起了很大作用,其清热消炎,生肌止痛作用尤为明显,这不仅在治疗胃痈上显示,而且在治疗其它痈证上也是表现突出。诸位同道不可小视。
附:群贤见智录
1、湖南中医学院教授谭日强用蒲公英、白芍各15g,当归、柴胡、瓜蒌、薤白、法半夏、煅瓦楞子各IOg,枳实6g,陈皮5g,甘草3g,治消化性溃疡。
2、青海省中医院主任医师陆长清用蒲公英、太子参各15g,黄连、乌梅各9g,法半夏12g,干姜3g,苏梗IOg,甘草6g,治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肝胃不和等病证。
3、杭州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少山用蒲公英20g,配太子参、杭白芍、川石斛各15g,川棟子、鸡内金、延胡索、绿梅、佩兰各1Og,吴茱萸lg,生甘草5g,炒川连3g,治胃阴不足夹有郁热之慢性萎缩性胃炎。
4、江苏南通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袁正刚用蒲公英30g、生白芍1Og、生甘草6g、红花8g、徐长卿12g、陈皮8g、大母12g,治胃脘痛、滞胀纳呆属气滞络阻者(慢性胃炎、胃窦炎)。
5、江西省鹰潭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李友余用蒲公英治疗慢性胃炎、痤疮、急性结膜炎、急慢性肝炎。蒲公英30g,配合香砂六君子汤治疗慢性胃炎、胃窦炎、溃疡病等查到幽门螺杆菌者疗效肯定;蒲公英30g,配银花、白芷、野菊花、赤芍等,治疗痤疮;鲜蒲公英1OOg,煎水熏洗患眼,治疗急性结;配银花,治急慢性肝炎。
6、蒲公英清胃定痛:清·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载:本品“炙脆存性,火酒送服,疗胃脘痛”,其效甚佳。从蒲公英之性味分析,其所主之胃痛,当属火痛之类,王氏之应用,炙脆存性,火酒送服,则其寒性已去,只存定痛之用矣。近代章次公先生治疗胃溃疡病,具小建中汤证者,以此汤加入蒲公英30g,疗效甚高。蒲公英的镇痛作用不仅在于它能清胃,而且还能清瘀,凡胃脘因瘀热作痛,用其最为相宜。而胃溃疡之疼痛,配合养胃之品,又可奏养胃清瘀、镇痛医疡之功。如选用其根,晒干研末吞服,效果更佳。(四川中医,2004.22)
上文摘自《中药临床妙用锦囊》 楼锦英编著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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