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信用环境如何演绎？——来自融资结构的视角
以下文章来源于赵伟宏观探索
作者：赵伟、杨飞、马洁莹（赵伟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6月社融超预期放量后，信用环境后续演绎的关注度升温。本文拆解社融结构、分项推演，描画信用环境的可能图景，敬请关注。
上半年社会融资全貌概览？政府债券贡献同比增量超6成，企业贷款也较多
上半年新增社融创新高，政府债券贡献同比增量6成以上，人民币贷款也相对较多，其他分项变化不大。2022年上半年新增社融21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融资4.7万亿元，同比多增2.2万亿元、占社融同比增量的66%；新增人民币贷款合计13.6万亿元、同比增量超6300亿元；企业债券同比新增近3900亿元至1.95万亿元；股票融资、非标融资较去年同期变化相对小。
政府债券前置、成为拉动社融回升主要牵引，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主要由企业端贡献、结构改善尚待观察。地方债新券发行加快下，发行规模占新增额度比重大幅抬升至7月的95%，带动政府债券增速攀升至19%，成为社融增速企稳回升的主要贡献项；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企业贷款占比超80%，同比增量更是全部由企业端贡献，尤其是短贷和票据、合计多增超3.6万亿元，而居民贷款整体低迷。
社融有何结构特征？政府债券、企业贷款向东中部倾斜，居民贷款西部拖累
分地区来看，政府债券融资进一步向东、中部倾斜，尤其是粤京鄂等地，或与储备项目较多、债务压力相对较小等有关。上半年政府债券融资中，东部占比47.1%、同比上升6个百分点，中部占比小幅上升2.1个百分点至24.5%，西部和东北占比回落。其中，广东、江苏等地融资居前，对应项目也较多，例如，广东、浙江“十四五”交通投资规划均超2万亿元、较“十三五”增长35%以上。
企业贷款增速整体上行，尤其东部沿海省市，居民贷款整体回落、西部拖累明显。东部企业贷款增速斜率二季度来进一步抬升，6月达15.1%、高于中部的14.1%和西部的13.2%。其中，江苏等贷款增速高于区域均值2个百分点以上，或与出口韧性较强等有关。居民贷款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延续下行、降幅收窄，东部居民贷款年中企稳、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至9.4%、京浙等地贡献明显。
融资结构看信用环境演绎？政府债券贡献减弱，部分融资约束限制修复弹性
专项债发行接近“尾声”、对社融增量贡献或放缓，广义杠杆、传统引擎趋弱等约束下，部分领域融资需求或收窄。年内剩余地方债新券待发额度仅2000亿元左右，叠加去年地方债后置的高基数，对社融边际影响或明显放缓；“资金跟着项目走”下，部分省市即使动用以往剩余专项债额度，释放规模也还需跟踪。同时，房企风险暴露等使得金融机构放贷、买债趋于谨慎，二季度个人住房贷款缩量至600亿元、近5年同期均值为10000亿元左右，开发贷转负至-700亿元。
“稳增长”加力下，政策性银行的结构性发力或带动部分领域中长贷回暖，但较难改变信用修复弹性减弱的趋势。政策先后调增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8000亿元、发行3000亿元金融债券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或在企业中长贷中已有体现。有别于传统周期，政策托底不走老路，防风险和债务压制，叠加微观主体报表修复难度或加大等，或使得本轮信用修复幅度弱于以往；中性情景下，社融存量增速或于三季度达到高点、近11%，然后逐步回落至年底的10.3%左右。
风险提示：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反复。
报告正文
上半年社会融资全貌概览？
上半年新增社融创新高，政府债券贡献同比增量6成以上，人民币贷款也相对较多，其他分项变化不大。2022年上半年新增社融21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融资4.7万亿元，同比多增2.2万亿元、占社融同比增量的66%；新增人民币贷款合计13.6万亿元、同比增量超6300亿元；企业债券同比新增近3900亿元至1.95万亿元；股票融资、非标融资新增绝对规模在0.6万亿元以内、同比变化相对较小。
图片1-2
地方债发行前置等带动政府债券同比大幅攀升，成为拉动社融增速回升的主要牵引力。“稳增长”压力下，地方债发行明显加快、尤其是5月以来，地方债新券发行规模占新增额度比重由4月的40%大幅抬升至7月的95%，带动政府债券存量增速由16.9%、攀升至19%，成为社融增速企稳回升的主要贡献项。此外，人民币贷款增速自4月以来温和回升至11.1%、略高于社融增速的10.8%，企业债券、非标融资同比增速相对较低。
图片3-4
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主要由企业端贡献，短贷和票据为主、中长贷相对低迷，居民贷款依旧拖累、与地产景气回落等有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企业贷款占比超80%，同比增量更是全部由企业端贡献。企业贷款虽同比多增，但结构尚待改善，短贷和票据合计同比多增超3.6万亿元、新增中长贷少于去年同期，票据持续“冲量”的现象在6月才有所改观。相较于企业端，居民贷款整体低迷、尤其是中长贷同比大幅减少近1.9万亿元，与地产销售走弱等有关。
图片5-8
详情链接：https://t.cn/A6SZi0Fh
以下文章来源于赵伟宏观探索
作者：赵伟、杨飞、马洁莹（赵伟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6月社融超预期放量后，信用环境后续演绎的关注度升温。本文拆解社融结构、分项推演，描画信用环境的可能图景，敬请关注。
上半年社会融资全貌概览？政府债券贡献同比增量超6成，企业贷款也较多
上半年新增社融创新高，政府债券贡献同比增量6成以上，人民币贷款也相对较多，其他分项变化不大。2022年上半年新增社融21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融资4.7万亿元，同比多增2.2万亿元、占社融同比增量的66%；新增人民币贷款合计13.6万亿元、同比增量超6300亿元；企业债券同比新增近3900亿元至1.95万亿元；股票融资、非标融资较去年同期变化相对小。
政府债券前置、成为拉动社融回升主要牵引，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主要由企业端贡献、结构改善尚待观察。地方债新券发行加快下，发行规模占新增额度比重大幅抬升至7月的95%，带动政府债券增速攀升至19%，成为社融增速企稳回升的主要贡献项；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企业贷款占比超80%，同比增量更是全部由企业端贡献，尤其是短贷和票据、合计多增超3.6万亿元，而居民贷款整体低迷。
社融有何结构特征？政府债券、企业贷款向东中部倾斜，居民贷款西部拖累
分地区来看，政府债券融资进一步向东、中部倾斜，尤其是粤京鄂等地，或与储备项目较多、债务压力相对较小等有关。上半年政府债券融资中，东部占比47.1%、同比上升6个百分点，中部占比小幅上升2.1个百分点至24.5%，西部和东北占比回落。其中，广东、江苏等地融资居前，对应项目也较多，例如，广东、浙江“十四五”交通投资规划均超2万亿元、较“十三五”增长35%以上。
企业贷款增速整体上行，尤其东部沿海省市，居民贷款整体回落、西部拖累明显。东部企业贷款增速斜率二季度来进一步抬升，6月达15.1%、高于中部的14.1%和西部的13.2%。其中，江苏等贷款增速高于区域均值2个百分点以上，或与出口韧性较强等有关。居民贷款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延续下行、降幅收窄，东部居民贷款年中企稳、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至9.4%、京浙等地贡献明显。
融资结构看信用环境演绎？政府债券贡献减弱，部分融资约束限制修复弹性
专项债发行接近“尾声”、对社融增量贡献或放缓，广义杠杆、传统引擎趋弱等约束下，部分领域融资需求或收窄。年内剩余地方债新券待发额度仅2000亿元左右，叠加去年地方债后置的高基数，对社融边际影响或明显放缓；“资金跟着项目走”下，部分省市即使动用以往剩余专项债额度，释放规模也还需跟踪。同时，房企风险暴露等使得金融机构放贷、买债趋于谨慎，二季度个人住房贷款缩量至600亿元、近5年同期均值为10000亿元左右，开发贷转负至-700亿元。
“稳增长”加力下，政策性银行的结构性发力或带动部分领域中长贷回暖，但较难改变信用修复弹性减弱的趋势。政策先后调增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8000亿元、发行3000亿元金融债券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或在企业中长贷中已有体现。有别于传统周期，政策托底不走老路，防风险和债务压制，叠加微观主体报表修复难度或加大等，或使得本轮信用修复幅度弱于以往；中性情景下，社融存量增速或于三季度达到高点、近11%，然后逐步回落至年底的10.3%左右。
风险提示：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反复。
报告正文
上半年社会融资全貌概览？
上半年新增社融创新高，政府债券贡献同比增量6成以上，人民币贷款也相对较多，其他分项变化不大。2022年上半年新增社融21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融资4.7万亿元，同比多增2.2万亿元、占社融同比增量的66%；新增人民币贷款合计13.6万亿元、同比增量超6300亿元；企业债券同比新增近3900亿元至1.95万亿元；股票融资、非标融资新增绝对规模在0.6万亿元以内、同比变化相对较小。
图片1-2
地方债发行前置等带动政府债券同比大幅攀升，成为拉动社融增速回升的主要牵引力。“稳增长”压力下，地方债发行明显加快、尤其是5月以来，地方债新券发行规模占新增额度比重由4月的40%大幅抬升至7月的95%，带动政府债券存量增速由16.9%、攀升至19%，成为社融增速企稳回升的主要贡献项。此外，人民币贷款增速自4月以来温和回升至11.1%、略高于社融增速的10.8%，企业债券、非标融资同比增速相对较低。
图片3-4
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主要由企业端贡献，短贷和票据为主、中长贷相对低迷，居民贷款依旧拖累、与地产景气回落等有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企业贷款占比超80%，同比增量更是全部由企业端贡献。企业贷款虽同比多增，但结构尚待改善，短贷和票据合计同比多增超3.6万亿元、新增中长贷少于去年同期，票据持续“冲量”的现象在6月才有所改观。相较于企业端，居民贷款整体低迷、尤其是中长贷同比大幅减少近1.9万亿元，与地产销售走弱等有关。
图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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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赋能黑龙江数字经济# 【大咖云集，亮点纷呈！看5G技术如何助力国际传播】
9日，2022世界5G大会的先导分论坛之一——5G与媒体论坛在哈尔滨华旗饭店召开，论坛由科技日报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共同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协办。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网、人民网、黑龙江日报等媒体人齐聚一堂，围绕“5G助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主题，从全球化视角共同探讨5G技术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发展。
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咖们怎么说吧：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建好“一带一路”朋友圈 让对外传播插上5G翅膀
5G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传媒的各个方面，微视频、云传播、实时传播、全球新闻国际化取得了难以预料的发展。5G创新传播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传播的新生态和大趋势，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的资源越用越有价值。我们秉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创新全球化，建好“一带一路”朋友圈，携手克服疫情，共创未来。新时代，我们要让对外传播插上5G翅膀，在国际传播中展翅翱翔，并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发出中国声音。
黑龙江省科技厅厅长张长斌：请媒体朋友积极宣传龙江科技创新优势亮点
龙江科技工作离不开媒体的高效传播和鼎力支持，此次论坛将为龙江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当前，我省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四大新引擎产业发展。科技部门将通过实施《黑龙江省数字经济科技攻关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支持数字经济攻关和场景应用示范，促进5G规模化发展和技术迭代升级，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我们坚信在5G领域合作共赢，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在此，真诚欢迎媒体界的各位朋友来龙江调研指导，帮助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龙江落地转化，也请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关注支持龙江科技创新，积极宣传龙江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亮点。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建国：国际传播内容产品生产链已经智能化
5G连接万物，AI使万物智能。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传播，写稿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媒体大脑、虚拟主播的广泛运用催生了国际传播内容产品生产链的智能化。5G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加强多方面的合作。加强与友好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加强与智库合作，加强多方面的合作。探索对外话语创新，通过科学有效、富有特色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方案、传递中国智慧；加强与优势技术企业，如光明网与中国电信、5G超高清采集服务、5G云编辑等合作。
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张曙红：新技术是媒体变革的动力源泉
近年来，高清视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为传媒业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手段，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不日新者必日退。唯有跟踪现代传播技术发展趋势，顺应信息时代传播规律，革故鼎新，以变应变，才能于变革中求生存，于创新中求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经济日报从体制机制、报道形态、生产方式、传播推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理顺体制机制，重塑全媒体生产流程。二是强化技术驱动，不断提高内容生产的精准度和优质产品的传播力。三是拓展传播渠道，努力补上国际传播短板。四是坚持开门办报，有效聚合和利用社会资源。
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孙尚武：5G时代视频语言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
作为一项赋能技术，5G技术所具有的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广连接等特性，让其与每个行业结合以后，都带动、推动了每个行业的变革和创新，也为国际传播、中外交流激发了澎湃新动能、提供了美好新愿景。
5G时代，信息传输的高速率意味着视频语言将取代文字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表达形式。为此，中国日报将深入把握5G背景下人机协作智能化和数据化的趋势，加快推进实现5G时代国际传播内容呈现的“信息视频化”“视频超高清化”，以“视频+”为主要叙事方式为受众带来更舒适和人性化的视听体验，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华网党委常委、总编辑钱彤：5G技术正成为推进媒体融合的硬抓手
自中国5G商用牌照发放以来，5G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蓬勃发展，从4k超高清音视频直播到虚拟现实直播，从人工智能虚拟直播到机器人写稿，从大数据应用到物联网接入到智能推送，5G技术已经渗透到新闻信息采集、加工、传播、反馈等全链路，正成为媒体推进融合发展抢占先机的硬抓手。
在5G技术的赋能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必将得到更大范围的拓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5G催生的新应用，也必将对国际传播的媒体格局、信息流向、内容叙事、生产模式、受众体验产生深刻且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国际传播已变得可浸入、可触摸、可延展、可互动
如今，5G技术使信息实现了可视化传播、远距离实时传播以及传受互动，正在开创一个国际传播新时代。在这样一个全新时代，国际传播走向智能，视频化成为国际传播主流形态，国际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拓展。此外，受众的“现场感”和“浸入感”更强，让国际传播变得可浸入、可触摸、可延展、可互动，更容易实现受众与传播者乃至现场的共情。在5G技术为国际传播带来无限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技术变革带来的数字鸿沟让我们面临的国际传播局面更为复杂。信息过载形成对内容把关的挑战，虚假信息不断升级为国际传播失范带来隐患，国际传播中的信息茧房效应也会更加明显。为此，我们要不断探索5G赋能国际精准传播的新进路，深化物联网思维，提升信息服务的“精准化”，深入做好研究与策划，开展国际精准传播联合行动。
中国记协副主席、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张春姣：加强黑龙江在东北亚区域话语体系中的引领力和参与度
黑龙江处于东北亚地缘的核心区域，是东北亚国际传播前沿，尤其对俄、对韩传播，具有区域优势。5G技术加速了物联网的广泛应用，新传播介质的不断生成和涌现，国际传播渠道大大丰富，为讲好包括东北亚区域在内的中国故事，极大拓展了输出空间。通过“5G+AIoT”智媒聚合分发，根据不同国别、不同语系类别，实现内容精准生产，渠道精准分发，终端精准抵达。目前，我们进一步架构对外传播网站、客户端、社交媒体等国际融媒传播体系，加强黑龙江在东北亚区域话语体系中的引领力和参与度，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能力。
“5G+AIoT”智媒聚合分发平台，作为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智能媒体项目，目前已提交政府部门申请立项。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相关技术方密切合作交流，共同分享5G+在媒体应用方面的建设成果，我们与华为等科技企业在探索深入合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国联通黑龙江分公司等运营商牵手，与各方共同开拓5G在传媒领域应用的未来广阔场景。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发奋：5G时代提升国际传播能力需要前沿科技持续突破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5G给中国科技进步带来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G时代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既有赖中华文化的创新表达，又需要前沿科技的持续突破。作为一家“科技+文化”企业，腾讯一直探索利用5G时代的内容、技术与工具优势，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数字化助手”。
中兴通讯副总裁陈志萍：愿构建与媒体同行共同发展的能力
中兴通讯作为数字经济筑路者，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去构建一种同媒体行业共同发展的能力，我们一直秉承向下扎根、向阳生长的经营理念。所有的技术、发展都基于绿色低碳的理念，中兴通讯一直在打造更省心、更可靠、更低碳的平台，与行业伙伴一起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5G和AI融合将使终端实现智能互联
5G技术的特性将为媒体行业创造全新的价值，包括为内容制作提供创新、便于服务提供商为用户提供新体验，同时支持移动运营商提供灵活服务，最为重要的是拓展了用户的终端设备。5G和AI飞速发展，将催生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使数以亿计的终端实现智能互联，融合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这将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带来崭新的机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产业发展副总裁燕兴：音视频领域的关键技术能为受众带来视觉与听觉的提升
华为公司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视频的创新技术。从我们的研究以及同行的共识认为，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下一代音频是音视频领域的关键技术，能够为我们的受众带来视觉与听觉的革命性体验的提升。
有了技术创新，就可以去做内容，内容的制作需要工业化、流程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规范化、流程化的生产制作过程，在华为云上都能得到实现，我们可以为媒体行业的合作伙伴提供传统的音视频内容剪辑、渲染、特效、审片，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云原生的内容生产制作。
美通社媒体业务负责人赵莎：数字技术将助力判断新闻有效性
媒体的工作方式在5G的应用下，主要有六方面的变化，包括：寻找热点、挖掘选题上，信息溯源、消息验真上，AI翻译、机器人写稿上，内容UGC、内容审核上，数据可视化和新闻可视化上，社交媒体精准推送互动产出流量上等。在这样的变化之下，国际传播应该如何去做？首先，在传播前要先洞悉，先做好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再实施。其次是进行评估，调研分析研判后，用数据透视化，来判断新闻的有效性。最后对内容升级，将图片、视频、多媒体等变繁为简，再面向大众进行传播。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国际合作部主任瓦西里·普什科夫：中国是5G先锋 期待与中国同行合作成功
随着移动互联网速度和普及率的提高，更多国家的参与者将加入进来，总而言之，随着5G的发展，国际通讯将看到更多的新机遇，媒体将采用视频、音频及图片形式进行传播，而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也让更多读者参与其中。我们能够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更加积极地实施合作项目。中国无疑是5G先锋，我们期待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取得巨大成功，相信5G的发展将开启国际通信新时代。
墨西哥电视22频道科技栏目负责人埃米里奥·皮素：5G技术拥有令人“惊艳”的超能力
如今的5G技术拥有令人“惊艳”的超能力，超高的传输速度、实时连接数量、超低延迟，近乎亲临现场的精准度等，都彰显了科技的巨大飞跃。5G技术可以帮助记者提高捕捉突发新闻的能力，并在短时间内制作新媒体产品。伴随5G设备普及，我们将不断优化数字时代新闻的传递和体验方式，包括实时在线发布新闻内容，确保数据传输稳定和流畅。特别是随着线上活动的流行，现场报道要求媒体的记者们，无论是摄影还是摄像，都要能够及时地传输上千张图片或者其他资料，这都对网络的速度和链接的稳定性提出了要求。
9日，2022世界5G大会的先导分论坛之一——5G与媒体论坛在哈尔滨华旗饭店召开，论坛由科技日报社、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共同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协办。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网、人民网、黑龙江日报等媒体人齐聚一堂，围绕“5G助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主题，从全球化视角共同探讨5G技术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发展。
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咖们怎么说吧：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建好“一带一路”朋友圈 让对外传播插上5G翅膀
5G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传媒的各个方面，微视频、云传播、实时传播、全球新闻国际化取得了难以预料的发展。5G创新传播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传播的新生态和大趋势，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的资源越用越有价值。我们秉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创新全球化，建好“一带一路”朋友圈，携手克服疫情，共创未来。新时代，我们要让对外传播插上5G翅膀，在国际传播中展翅翱翔，并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发出中国声音。
黑龙江省科技厅厅长张长斌：请媒体朋友积极宣传龙江科技创新优势亮点
龙江科技工作离不开媒体的高效传播和鼎力支持，此次论坛将为龙江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当前，我省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四大新引擎产业发展。科技部门将通过实施《黑龙江省数字经济科技攻关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支持数字经济攻关和场景应用示范，促进5G规模化发展和技术迭代升级，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我们坚信在5G领域合作共赢，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在此，真诚欢迎媒体界的各位朋友来龙江调研指导，帮助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龙江落地转化，也请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关注支持龙江科技创新，积极宣传龙江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亮点。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建国：国际传播内容产品生产链已经智能化
5G连接万物，AI使万物智能。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传播，写稿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媒体大脑、虚拟主播的广泛运用催生了国际传播内容产品生产链的智能化。5G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加强多方面的合作。加强与友好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加强与智库合作，加强多方面的合作。探索对外话语创新，通过科学有效、富有特色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方案、传递中国智慧；加强与优势技术企业，如光明网与中国电信、5G超高清采集服务、5G云编辑等合作。
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张曙红：新技术是媒体变革的动力源泉
近年来，高清视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为传媒业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手段，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不日新者必日退。唯有跟踪现代传播技术发展趋势，顺应信息时代传播规律，革故鼎新，以变应变，才能于变革中求生存，于创新中求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经济日报从体制机制、报道形态、生产方式、传播推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理顺体制机制，重塑全媒体生产流程。二是强化技术驱动，不断提高内容生产的精准度和优质产品的传播力。三是拓展传播渠道，努力补上国际传播短板。四是坚持开门办报，有效聚合和利用社会资源。
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孙尚武：5G时代视频语言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
作为一项赋能技术，5G技术所具有的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广连接等特性，让其与每个行业结合以后，都带动、推动了每个行业的变革和创新，也为国际传播、中外交流激发了澎湃新动能、提供了美好新愿景。
5G时代，信息传输的高速率意味着视频语言将取代文字语言成为社会交流的主要表达形式。为此，中国日报将深入把握5G背景下人机协作智能化和数据化的趋势，加快推进实现5G时代国际传播内容呈现的“信息视频化”“视频超高清化”，以“视频+”为主要叙事方式为受众带来更舒适和人性化的视听体验，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华网党委常委、总编辑钱彤：5G技术正成为推进媒体融合的硬抓手
自中国5G商用牌照发放以来，5G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蓬勃发展，从4k超高清音视频直播到虚拟现实直播，从人工智能虚拟直播到机器人写稿，从大数据应用到物联网接入到智能推送，5G技术已经渗透到新闻信息采集、加工、传播、反馈等全链路，正成为媒体推进融合发展抢占先机的硬抓手。
在5G技术的赋能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必将得到更大范围的拓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5G催生的新应用，也必将对国际传播的媒体格局、信息流向、内容叙事、生产模式、受众体验产生深刻且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国际传播已变得可浸入、可触摸、可延展、可互动
如今，5G技术使信息实现了可视化传播、远距离实时传播以及传受互动，正在开创一个国际传播新时代。在这样一个全新时代，国际传播走向智能，视频化成为国际传播主流形态，国际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拓展。此外，受众的“现场感”和“浸入感”更强，让国际传播变得可浸入、可触摸、可延展、可互动，更容易实现受众与传播者乃至现场的共情。在5G技术为国际传播带来无限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技术变革带来的数字鸿沟让我们面临的国际传播局面更为复杂。信息过载形成对内容把关的挑战，虚假信息不断升级为国际传播失范带来隐患，国际传播中的信息茧房效应也会更加明显。为此，我们要不断探索5G赋能国际精准传播的新进路，深化物联网思维，提升信息服务的“精准化”，深入做好研究与策划，开展国际精准传播联合行动。
中国记协副主席、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张春姣：加强黑龙江在东北亚区域话语体系中的引领力和参与度
黑龙江处于东北亚地缘的核心区域，是东北亚国际传播前沿，尤其对俄、对韩传播，具有区域优势。5G技术加速了物联网的广泛应用，新传播介质的不断生成和涌现，国际传播渠道大大丰富，为讲好包括东北亚区域在内的中国故事，极大拓展了输出空间。通过“5G+AIoT”智媒聚合分发，根据不同国别、不同语系类别，实现内容精准生产，渠道精准分发，终端精准抵达。目前，我们进一步架构对外传播网站、客户端、社交媒体等国际融媒传播体系，加强黑龙江在东北亚区域话语体系中的引领力和参与度，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能力。
“5G+AIoT”智媒聚合分发平台，作为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智能媒体项目，目前已提交政府部门申请立项。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相关技术方密切合作交流，共同分享5G+在媒体应用方面的建设成果，我们与华为等科技企业在探索深入合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国联通黑龙江分公司等运营商牵手，与各方共同开拓5G在传媒领域应用的未来广阔场景。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发奋：5G时代提升国际传播能力需要前沿科技持续突破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5G给中国科技进步带来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G时代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既有赖中华文化的创新表达，又需要前沿科技的持续突破。作为一家“科技+文化”企业，腾讯一直探索利用5G时代的内容、技术与工具优势，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数字化助手”。
中兴通讯副总裁陈志萍：愿构建与媒体同行共同发展的能力
中兴通讯作为数字经济筑路者，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去构建一种同媒体行业共同发展的能力，我们一直秉承向下扎根、向阳生长的经营理念。所有的技术、发展都基于绿色低碳的理念，中兴通讯一直在打造更省心、更可靠、更低碳的平台，与行业伙伴一起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5G和AI融合将使终端实现智能互联
5G技术的特性将为媒体行业创造全新的价值，包括为内容制作提供创新、便于服务提供商为用户提供新体验，同时支持移动运营商提供灵活服务，最为重要的是拓展了用户的终端设备。5G和AI飞速发展，将催生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使数以亿计的终端实现智能互联，融合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这将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带来崭新的机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产业发展副总裁燕兴：音视频领域的关键技术能为受众带来视觉与听觉的提升
华为公司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视频的创新技术。从我们的研究以及同行的共识认为，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下一代音频是音视频领域的关键技术，能够为我们的受众带来视觉与听觉的革命性体验的提升。
有了技术创新，就可以去做内容，内容的制作需要工业化、流程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规范化、流程化的生产制作过程，在华为云上都能得到实现，我们可以为媒体行业的合作伙伴提供传统的音视频内容剪辑、渲染、特效、审片，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云原生的内容生产制作。
美通社媒体业务负责人赵莎：数字技术将助力判断新闻有效性
媒体的工作方式在5G的应用下，主要有六方面的变化，包括：寻找热点、挖掘选题上，信息溯源、消息验真上，AI翻译、机器人写稿上，内容UGC、内容审核上，数据可视化和新闻可视化上，社交媒体精准推送互动产出流量上等。在这样的变化之下，国际传播应该如何去做？首先，在传播前要先洞悉，先做好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再实施。其次是进行评估，调研分析研判后，用数据透视化，来判断新闻的有效性。最后对内容升级，将图片、视频、多媒体等变繁为简，再面向大众进行传播。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国际合作部主任瓦西里·普什科夫：中国是5G先锋 期待与中国同行合作成功
随着移动互联网速度和普及率的提高，更多国家的参与者将加入进来，总而言之，随着5G的发展，国际通讯将看到更多的新机遇，媒体将采用视频、音频及图片形式进行传播，而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也让更多读者参与其中。我们能够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更加积极地实施合作项目。中国无疑是5G先锋，我们期待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取得巨大成功，相信5G的发展将开启国际通信新时代。
墨西哥电视22频道科技栏目负责人埃米里奥·皮素：5G技术拥有令人“惊艳”的超能力
如今的5G技术拥有令人“惊艳”的超能力，超高的传输速度、实时连接数量、超低延迟，近乎亲临现场的精准度等，都彰显了科技的巨大飞跃。5G技术可以帮助记者提高捕捉突发新闻的能力，并在短时间内制作新媒体产品。伴随5G设备普及，我们将不断优化数字时代新闻的传递和体验方式，包括实时在线发布新闻内容，确保数据传输稳定和流畅。特别是随着线上活动的流行，现场报道要求媒体的记者们，无论是摄影还是摄像，都要能够及时地传输上千张图片或者其他资料，这都对网络的速度和链接的稳定性提出了要求。
#学术争鸣#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学术预设”与 “摆事实讲道理”】
“完全从‘预设’出发”
2022年7月23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林超民教授的大作 《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代主持人语）》，批评了拙作之中文繁体版《流动的疆域》。林超民教授指出：
杨斌的研究，就是先有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的区域及居民，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他先有了这个“学术预设”，然后再把云南的历史资料剪裁得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分析林超民教授的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批评：一是批评笔者有某个学术预设；二是批评笔者裁剪云南的历史资料来适合这个预设：“资料的取舍、学术的论证，完全从“预设”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笔者针对这两点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学术研究需不需要一个预设或假设？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以自然科学最普通最基本的方法而言，第一步是观察某一类现象；第二步通过逻辑推理总结出某个“规则”；第三部将这个“规则”应用或解释新的现象；如果解释得通，那么，这个“规则”就成为某种规律或者原理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必须回过头来修正这个“规则”；第四步就是重复上述步骤，接受新发现的现象之挑战。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所谓的“规则”就是“预设”。人文社科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重复试验，但其研究采用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并无区别。导师会常常问学生，你的论点是什么？你怎么说明\阐述\证明它？这里的论点，其实就是学术预设。
不妨以安南为例来举个历史学的例子。为什么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学术论点，或者说学术预设。为什么它只是一个学术预设呢？因为或许有人会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提出“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之后，我们便加以辨析和论证。首先，自秦始皇以来，中原王朝就派兵征服了安南地区（先不管这一区域的具体称呼变化），派军队驻守，设立郡县，派驻流官实行行政管辖，征收赋税劳役，建立学校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安南拥有的主权和实行的治权，因而，“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学术预设就得到了证明，从而从学术预设变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这种经过证实、令人信服的结论，便带有真理性。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安南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安南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自立为国，中央王朝不再派兵驻守，不再派官管辖。因此，安南虽然还在中国的宗藩世界里，但不能说安南在十世纪之后是中国的领土。
第二，学术预设可不可以修订改变？当然可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科研人员在一开始提出的假设，不见得能够经得住新的现象的挑战，正如牛顿的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从而出现了量子力学。因此，学术预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研究的过程逐渐被证明、修订乃至证伪。因此，林超民教授批评拙作：“按照这个‘预设’，历史资料被肆意剪裁，东拼西凑，面目全非，” 这大概以为学术预设不过就是一个断言罢了。
事实与道理
林超民进一步批评拙作说：“这种讲道理，摆事实的研究，只会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林超民教授的意思。林超民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方国瑜先生的教导：
方国瑜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时说过，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摆事实讲道理”，另一种方法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就是先预设一个“道理”再将历史事实剪裁得适合这个道理，这是唯心史观。摆事实讲道理是依据事实，通过占有系统翔实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寻求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发现历史的规律。
“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不过是方国瑜先生在分享他的治学经验，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象是无穷尽的，单用枚举法（摆事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已知的现象）通过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总结出某个道理（原理）；这样的道理，不但总揽现有的事实，而且往往可以预见事实（将来发现的新现象）。
从刚才介绍的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看，其实“摆事实讲道理”和“讲道理摆事实”都是科学研究中必要的来回反复，也就是从一般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预设（观点、原理）要经得起事实(现象，特别是新发现的现象)的挑战（这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而新发现的现象也首先会用既有的道理（原理）来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原来的道理没问题；如果解释不通，那么就需要对原来的道理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乃至无限重复的过程。在科学研究当中，事实有新旧，有已经注意到的，也有尚未注意到的，还有尚未发生的；道理也是如此，有已经抽象出来的、被人们接受的，也有尚未被抽象出来的，当然还有曾经被人以为金科玉律的“陈词滥调”。
在历史研究当中，先占有资料，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然后根据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一个论点（学术预设），而后进一步以科学的逻辑加以推导、阐述或证明。如果论点不对，便修订原来的学术预设而成为新的学术预设。这个过程，一般在学术研究的物质化成果——专著或论文——当中不予记录而已。但每个学者，必然会有这样的经历。
“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
林超民教授还批评了笔者对中文文献的解析。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便是留下了天文数字的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的， 还有关于边疆和四夷的，甚至还有关于异邦外国的。这些文字记录，当然带着统治精英的阶级和文化立场。这个判断，笔者以为，每个历史学者都应该接受吧？
正因为如此，笔者指出，在阅读记载云南或者外国的中文文献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辨析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林超民教授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对于历史文献中，云南诸族类与中夏的友好交往、向慕中夏文化、接受中夏文化，主动归附中夏的记录，杨斌则认为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他说，“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林超民教授的上述妙论，笔者不敢苟同。
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批评说：
在杨斌看来，凡是有利于中华一统、凡有利于中华友善、凡有利于中华凝聚的历史记录，也就是不符合他的“学术预设”的文献资料，都要被裁剪掉。只能用那些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样编排历史资料，不能说是严肃、认真、求实、谨慎的治学态度。
这样一顶大帽子，亏得林超民教授敢于举起来扣下去！这实在不得不让人以为，林超民教授的文章，的的确确是“非学术的关注”。但笔者还是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这位耕耘云南历史数十年的学者：《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中哪些是“反对中华一统、分裂中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作什么样的分析呢？
引用文献与注解
林超民教授一再批评笔者没有认真阅读云南文献，因而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用林超民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他（指笔者）连手中的石头的特质都没有弄清楚，就慌忙地投射出来，结果不是打到鸟，而是砸在自己的脚上。”近些年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俗语大家真是太熟悉了。
不妨介绍下拙作的引用文献和注释的情况，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阅读学术著作首先要看的部分。
除了《云南史料丛刊》（主要是前三卷，其中包罗了数百种中文史料），拙作大致引用了中外文献（包括地方志、文集、论文、专著、合著等）396种，书目共21页（pp.317-338）。这个体量，在英文学术界的专著当中，属于一般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拙作涉及的时空宏大，因此，拙作引用文献并不突出。诚惶诚恐之下，笔者推想：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的著作（无论哪一本），其引用文献一定远远超出拙作了。特别是深耕云南历史数十年、熟稔云南文献的林超民教授，对西方学者关于云南的研究一定是如数家珍了，一定也有学术性的介绍和批评了。
关于拙作的注释，请参看下表（附图）。
拙作共分八章（包括序言和结论），共有1116个注释。笔者也藉此斗胆请教林超民教授、李大龙研究员和潘先林教授，诸位哪本著作的注释超出了拙作？
原创 杨观自在 云水山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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