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烛]《成唯識論掌中枢要》，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
‘《婆薮槃豆法师传》里，无著论师请弥勒菩萨为众说法，“弥勒即如其愿，于夜时下阎浮提，放大光明集有缘众，于说法堂颂十七地经，随所颂出随解其义”，白天弥勒回到他住的兜率多天，“无著更为余人解释弥勒所说”，这样“经四月夜解十七地经方竟”。兜率多天与阎浮提相距遥远，弥勒菩萨夜出早归，如同普通人上夜班，在普通人看来，弥勒是具有特异功能，他像飞机、火箭克服实在的空间距离一样，能每天两次克服天地之遥，只不过他的功能更大，几乎能够瞬息千里。这种见解，视空间距离为实有，须有异常的功能去克服它，但在佛法唯识学看来，空间距离本非实有，只要不造作生起，它便无由假立，自然对治它也无须什么功能。佛书中极多能令众生舌挢不下的神奇事迹，但其讲法却往往像讲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毫无特异功能的意思。质言之，“功能”一词，在唯识学里并不表示主体的能力，只是“种子”而已。杂染法也有种子，只有伏断了杂染种子，人才能回归正常，佛菩萨只是正常人而已，何有于特异功能？有人对印度古代哲学作过一个极其精辟的概括，叫做“概念的人物化”。佛经里的“神话”，如果我们从其背后的义理去解释，把“神话”只是看作义理的形象化，神奇也就化解了’。（陈克艰：唯识的结构——《成唯识论》初读）
‘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斯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伪。意在断除烦惑，拔济众生，岂欲广致纷纭，重增沉结。依行则俱升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西国双行，理无乖竟’。（唐代义净三藏《南海寄归内法传》序）
‘世尊于般若会上，言三无性；于深密会上，言三自性。龙树本三无性以破有，无著以三自性以破空。夫邪正不明，则凡情易昧；师资有自，则学者知归。佛灭千年，初有教盛，众生著有；次空教盛，众生著空。无著悯之，求中道法，夜升天宫，禀承慈氏，昼还人间，为众演说。集众有缘，说五部论。双破空有，显中道义。自是以来，五天（竺）归仰’。（欧阳竟无）
‘释尊说法，应机浅深以施教。对人天机说‘相续有情’以除异生断灭执。
对出世机说‘人无我’以离外道常执。
对大乘机说‘万法唯识’以空余乘法执，通人、法无我，达唯有识。（太虚大师）
【窺基《成唯识论述记》：‘为遣外道等心心所外执实有境故。假说唯有识。非唯识言。便有实。识论云。为遣妄执心心所外实有境故。说唯有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若法执不生。即入真空矣’】。’
‘大乘由空、有二门，入不可思议法界，微尘刹海，帝网重重，然皆破我执，除烦恼障，证生空智；破法执，除所知障，证法空智也。乃至修六波罗密，历十菩萨地，得无上正等正觉，亦惟成就此一切法无我与一切法唯识之义而已。其渐修也，必经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萨道，是真菩萨，亦必勇猛精进，得大无畏。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不问劫之短长，究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虽佛为怯弱畏退众生，开方便门，说带业往生，见性成佛，即身成佛等。而其破我法执，证唯识性，则决非见小欲速者之所能焉。若自反我法执未破而谈成佛，则当悟是魔。若自省我法执已破，则佛且不言成，何迟速之与有！观音、地藏之未肯成佛，弥勒之待将来，吾侪应知惭愧，应如是学！慎勿欲超观音、地藏，而过弥勒，所谓若云有一法超过菩提者，应是魔说，过犹不及故。是故今日谈世法，则一切法无我而已，谈出世法，则一切法唯识而已。无我、唯识，摄世出世间一切法尽。’（唐大圆）
‘佛陀大乘经教略有三类：般若经教主要谈诸法无自性、不可得之空，佛性如来藏经教主要谈诸法胜义自性作为如来藏的真实有，唯识经教主要谈诸法具三自性即非有、非真但非全无之有、真有，
相对于部派佛教显得纷乱的二十余种宗派开展，大乘只有两大部派，既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在这两派中，中观派以纯粹性与甚深性著称，而瑜伽行派包括了唯识趣向与如来藏趣向，显出复杂性、系统性、集大乘性与广大性特点。
在佛陀的全体圣教中，大、小乘各部分从实相观角度对三性的具体阐示一般都各有侧重。
如小乘阿含佛教偏重于无我说与缘起说，即针对所执性与缘起性而立；
大乘的般若教偏重空说，佛性如来藏教偏重真如法性说，分别针对所执性与真实性而立；
只有瑜伽行教即唯识教是直接针对三性而立。瑜伽行教对三性予以了系统阐明，按照佛陀在《解深密经》中的判教，是最为了义的。
在瑜伽行教中，三性具体表述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分别相应于所执性、缘起性与真实性。
实际上，只有瑜伽行教才真正明确地阐明了三性说，而且也只有瑜伽行教明确表明了三性必通过与唯识性的融贯才能得到了义的说明。’（慈林居士）
‘《婆薮槃豆法师传》里，无著论师请弥勒菩萨为众说法，“弥勒即如其愿，于夜时下阎浮提，放大光明集有缘众，于说法堂颂十七地经，随所颂出随解其义”，白天弥勒回到他住的兜率多天，“无著更为余人解释弥勒所说”，这样“经四月夜解十七地经方竟”。兜率多天与阎浮提相距遥远，弥勒菩萨夜出早归，如同普通人上夜班，在普通人看来，弥勒是具有特异功能，他像飞机、火箭克服实在的空间距离一样，能每天两次克服天地之遥，只不过他的功能更大，几乎能够瞬息千里。这种见解，视空间距离为实有，须有异常的功能去克服它，但在佛法唯识学看来，空间距离本非实有，只要不造作生起，它便无由假立，自然对治它也无须什么功能。佛书中极多能令众生舌挢不下的神奇事迹，但其讲法却往往像讲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毫无特异功能的意思。质言之，“功能”一词，在唯识学里并不表示主体的能力，只是“种子”而已。杂染法也有种子，只有伏断了杂染种子，人才能回归正常，佛菩萨只是正常人而已，何有于特异功能？有人对印度古代哲学作过一个极其精辟的概括，叫做“概念的人物化”。佛经里的“神话”，如果我们从其背后的义理去解释，把“神话”只是看作义理的形象化，神奇也就化解了’。（陈克艰：唯识的结构——《成唯识论》初读）
‘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斯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何伪。意在断除烦惑，拔济众生，岂欲广致纷纭，重增沉结。依行则俱升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西国双行，理无乖竟’。（唐代义净三藏《南海寄归内法传》序）
‘世尊于般若会上，言三无性；于深密会上，言三自性。龙树本三无性以破有，无著以三自性以破空。夫邪正不明，则凡情易昧；师资有自，则学者知归。佛灭千年，初有教盛，众生著有；次空教盛，众生著空。无著悯之，求中道法，夜升天宫，禀承慈氏，昼还人间，为众演说。集众有缘，说五部论。双破空有，显中道义。自是以来，五天（竺）归仰’。（欧阳竟无）
‘释尊说法，应机浅深以施教。对人天机说‘相续有情’以除异生断灭执。
对出世机说‘人无我’以离外道常执。
对大乘机说‘万法唯识’以空余乘法执，通人、法无我，达唯有识。（太虚大师）
【窺基《成唯识论述记》：‘为遣外道等心心所外执实有境故。假说唯有识。非唯识言。便有实。识论云。为遣妄执心心所外实有境故。说唯有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若法执不生。即入真空矣’】。’
‘大乘由空、有二门，入不可思议法界，微尘刹海，帝网重重，然皆破我执，除烦恼障，证生空智；破法执，除所知障，证法空智也。乃至修六波罗密，历十菩萨地，得无上正等正觉，亦惟成就此一切法无我与一切法唯识之义而已。其渐修也，必经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萨道，是真菩萨，亦必勇猛精进，得大无畏。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不问劫之短长，究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虽佛为怯弱畏退众生，开方便门，说带业往生，见性成佛，即身成佛等。而其破我法执，证唯识性，则决非见小欲速者之所能焉。若自反我法执未破而谈成佛，则当悟是魔。若自省我法执已破，则佛且不言成，何迟速之与有！观音、地藏之未肯成佛，弥勒之待将来，吾侪应知惭愧，应如是学！慎勿欲超观音、地藏，而过弥勒，所谓若云有一法超过菩提者，应是魔说，过犹不及故。是故今日谈世法，则一切法无我而已，谈出世法，则一切法唯识而已。无我、唯识，摄世出世间一切法尽。’（唐大圆）
‘佛陀大乘经教略有三类：般若经教主要谈诸法无自性、不可得之空，佛性如来藏经教主要谈诸法胜义自性作为如来藏的真实有，唯识经教主要谈诸法具三自性即非有、非真但非全无之有、真有，
相对于部派佛教显得纷乱的二十余种宗派开展，大乘只有两大部派，既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在这两派中，中观派以纯粹性与甚深性著称，而瑜伽行派包括了唯识趣向与如来藏趣向，显出复杂性、系统性、集大乘性与广大性特点。
在佛陀的全体圣教中，大、小乘各部分从实相观角度对三性的具体阐示一般都各有侧重。
如小乘阿含佛教偏重于无我说与缘起说，即针对所执性与缘起性而立；
大乘的般若教偏重空说，佛性如来藏教偏重真如法性说，分别针对所执性与真实性而立；
只有瑜伽行教即唯识教是直接针对三性而立。瑜伽行教对三性予以了系统阐明，按照佛陀在《解深密经》中的判教，是最为了义的。
在瑜伽行教中，三性具体表述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分别相应于所执性、缘起性与真实性。
实际上，只有瑜伽行教才真正明确地阐明了三性说，而且也只有瑜伽行教明确表明了三性必通过与唯识性的融贯才能得到了义的说明。’（慈林居士）
北京同仁堂著名针灸专家王红伟教授——谈名医治疗肝病经验方
随着饮食不节和不健康生活方式越来越普遍，脂肪肝已经成为伴随现代人的常见症状。传统观念认为，“胖子才得脂肪肝”，然而现在发现，脂肪肝在体重正常甚至偏瘦人群中的发病率也呈现增长趋势。已故著名肝病专家关幼波认为，脂肪肝的病因，其实在痰湿。
（本文所提专家关幼波，师从其父、著名中医关月波，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在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以及外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多年从事肝病的临床及理论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医治疗肝病的临床经验。首先把中医学术与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为中医现代化做了大胆的尝试）
关幼波治疗脂肪肝遵循湿痰是基础、气血为枢机、病理特点是痰瘀、病位特点是络病、虚证辨证以治本、先期预防最重要的原则。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脂肪肝的形成属于湿浊凝痰，痰阻血络，治疗应从痰湿论治，并确立了祛湿化痰、疏肝利胆、活血化瘀、以化痰为重点的基本法则，制定经验方：
青黛10g，明矾3g，决明子15g，生山楂15g，醋柴胡10g，郁金10g，丹参12g，泽兰12g，六一散15g。
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饮食劳逸、精神情志作为脂肪肝的发病因素逐渐取代了感染性疾病而占据优势。关幼波不断总结治疗经验，后期临床常使用：
橘红、杏仁、旋覆花、生赭石、白术、茵陈、黄芩、白梅花、藿香、党参、白蔻仁等药物。
关幼波治疗脂肪肝强调辨证施治，其中特别重视气血辨证。脂肪肝的形成多因饮食不节，日久过食膏粱厚味，饮酒过度；或久病体虚，脾气虚而失运；或久坐少动，情志内伤，疏泄失司，日久脾气滞而少健运；或感受湿浊毒邪，脾气困而难运；或气虚、气郁，使气机运行滞涩，水谷精微运化输布不利，停而生湿，聚而成痰，湿痰日久，深入血分，积于肝脏，壅滞肝胆，血行不畅，痰瘀互结，阻于肝络而成。该病发病于气，气滞而湿聚；受病于血，湿痰入血，阻滞脉络，病机转化由气入血。基本病机为湿聚痰凝，痰阻血络。治疗宜从痰湿论治。
关幼波治疗脂肪肝一方面行气益气，芳香祛湿化痰，治疗气分之痰，常用橘红、杏仁、柴胡、旋覆花、生赭石、香附、白术、白梅花、藿香、党参、黄精、白蔻仁等药；
同时活血补血，养阴祛湿化痰，治疗血分之痰，常用白芍、赤芍、泽兰、生山楂、当归、藕节、丹参等药。
脂肪肝由气机运行阻滞，湿痰内生，湿痰入血，积于肝脏，壅滞肝胆，血行不畅，痰瘀互结，阻滞肝络而成。关幼波认为，治疗应从痰瘀论治，调气化痰活血。治“痰”——痰气同治，治“瘀”——气血两调。痰气同治惯用杏仁与橘红、旋覆花与生赭石这两组对药。
杏仁苦，温，能够下气止咳平喘，和胃润肠消痰。橘红辛、苦，温，能够行气消食宽中，散寒燥湿化痰。两者合用，辛开苦降温通，可行气宽中，升降旁达，调畅气机，断生痰之源；苦燥温散，燥湿化痰，祛已成之痰，共奏理气化痰之功，用于痰气交结病在气分之轻症，无论外感引起的有形之痰，还是久病、疑难重病导致的无形之痰皆可使用。
旋覆花苦、辛、咸，微温，能够下气散结，涤痰开胸，消痞行水，以宣为主。代赭石苦，寒，色红入血分，能够镇逆气，降痰涎，平肝热，以降为要。两药合用，苦辛通降，既调理气机，有升有降，又化痰消壅，有宣有化，为理气降逆、活血化痰的一对良药，用于痰气交阻病在血分之重症。
两对药痰气同治，体现了关幼波“治痰必治气、气顺则痰消”的思想，临床两组相合而用则作用更强。
关幼波临床善用调理气血的药，如白芍、柴胡、赤芍、泽兰、香附、白术、当归、黄精、藕节、丹参等。
其中泽兰与藕节为理血治瘀常用对药。泽兰辛散肝郁，芳香舒脾，活血散结通络，善统左右肝脾之血，活血不伤正，养血不滋腻，药力横向作用，对“门静脉循环障碍”有通达之力。藕节入肝、肺、胃经，入肺可升，入胃能降，能行上下通行之血。其通而有节，止中有行散之意，散瘀止血，凉血养血，利水通经，兼有开胃之长，为血中气药，气血兼行。泽兰合藕节，通行全身之血，药性轻灵平和，行血不动血，活血又养血，适用于气滞血瘀的一切证候。
关幼波认为，脂肪肝湿浊内生，聚而成痰，日久入血，积于肝脏，血行不畅，痰瘀互结，阻滞脉络。初病在脉，久而由脉及络，发生传变。肝络损伤，肝体失养，久渐枯萎，形成肝纤维化、肝硬化。因此，治疗伊始，理气化痰活血应强调通透脉络，要顺其性，时时注意疏通，注意保护肝体，恢复肝功能，防其传变。“通”为辨治脂肪肝的主要特点。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关幼波认为，“虚”首先要辨证，抓住疾病的本质，分清因果，辨明是“因病而虚”还是“因虚而病”，从而决定下一步祛邪与扶正的先后与主次关系，做到治病求本。“因病而虚”治疗以祛邪泻实为主；“因虚而病”治疗以补虚扶正为主。
脂肪肝“因病而虚”多由情志不舒、肝郁气滞所致，治宜疏肝理气，养血柔肝，药如白芍、柴胡、橘红、杏仁、旋覆花、生赭石、香附、当归、藕节、丹参；湿热外受者则清利湿热，药如橘红、杏仁、柴胡、旋覆花、生赭石、赤芍、泽兰、香附、茵陈、决明子、黄芩、白梅花、藿香、生山楂、白蔻仁、草河车、金钱草。
“因虚而病”见脾虚湿盛者，药用白术、白梅花、藿香、党参、黄精、白蔻仁、生黄芪；
气阴虚、肝肾不足者，药用白芍、决明子、黄精、当归、丹参、川续断、麦冬、五味子、生黄芪、北沙参、牛膝、西洋参等。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是关幼波治疗脂肪肝的理念之一。他根据脂肪肝气失运化、湿聚痰凝的基本病机，根据脾为生痰之源，调配了爽心茶。
其主要成分有代代花、橘红、菊花、砂仁、青茶等。
其中代代花疏肝理气，健胃化痰消胀；橘红消食理气宽中，燥湿健脾消痰；菊花清热平肝解毒；砂仁芳香化湿，善理脾胃之气滞；青茶清肝，降血脂。该茶口味清香，可醒脾疏气，和胃解胀，祛湿化痰，清除食火。特别适用于暴饮暴食者，饭前饭后饮用尤佳，不仅可以预防脂肪肝的发生，对脂肪肝患者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如伴高脂血症者，可以决明子10g，生山楂10g，开水浸泡，代茶饮；或决明子90g，生山楂90g，鲜姜10g，米醋500mL，封口7日，每天5mL，日服3次。坚持服用，对降低血脂、预防脂肪肝的发生均具有一定效果。
随着饮食不节和不健康生活方式越来越普遍，脂肪肝已经成为伴随现代人的常见症状。传统观念认为，“胖子才得脂肪肝”，然而现在发现，脂肪肝在体重正常甚至偏瘦人群中的发病率也呈现增长趋势。已故著名肝病专家关幼波认为，脂肪肝的病因，其实在痰湿。
（本文所提专家关幼波，师从其父、著名中医关月波，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在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以及外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多年从事肝病的临床及理论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医治疗肝病的临床经验。首先把中医学术与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为中医现代化做了大胆的尝试）
关幼波治疗脂肪肝遵循湿痰是基础、气血为枢机、病理特点是痰瘀、病位特点是络病、虚证辨证以治本、先期预防最重要的原则。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脂肪肝的形成属于湿浊凝痰，痰阻血络，治疗应从痰湿论治，并确立了祛湿化痰、疏肝利胆、活血化瘀、以化痰为重点的基本法则，制定经验方：
青黛10g，明矾3g，决明子15g，生山楂15g，醋柴胡10g，郁金10g，丹参12g，泽兰12g，六一散15g。
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饮食劳逸、精神情志作为脂肪肝的发病因素逐渐取代了感染性疾病而占据优势。关幼波不断总结治疗经验，后期临床常使用：
橘红、杏仁、旋覆花、生赭石、白术、茵陈、黄芩、白梅花、藿香、党参、白蔻仁等药物。
关幼波治疗脂肪肝强调辨证施治，其中特别重视气血辨证。脂肪肝的形成多因饮食不节，日久过食膏粱厚味，饮酒过度；或久病体虚，脾气虚而失运；或久坐少动，情志内伤，疏泄失司，日久脾气滞而少健运；或感受湿浊毒邪，脾气困而难运；或气虚、气郁，使气机运行滞涩，水谷精微运化输布不利，停而生湿，聚而成痰，湿痰日久，深入血分，积于肝脏，壅滞肝胆，血行不畅，痰瘀互结，阻于肝络而成。该病发病于气，气滞而湿聚；受病于血，湿痰入血，阻滞脉络，病机转化由气入血。基本病机为湿聚痰凝，痰阻血络。治疗宜从痰湿论治。
关幼波治疗脂肪肝一方面行气益气，芳香祛湿化痰，治疗气分之痰，常用橘红、杏仁、柴胡、旋覆花、生赭石、香附、白术、白梅花、藿香、党参、黄精、白蔻仁等药；
同时活血补血，养阴祛湿化痰，治疗血分之痰，常用白芍、赤芍、泽兰、生山楂、当归、藕节、丹参等药。
脂肪肝由气机运行阻滞，湿痰内生，湿痰入血，积于肝脏，壅滞肝胆，血行不畅，痰瘀互结，阻滞肝络而成。关幼波认为，治疗应从痰瘀论治，调气化痰活血。治“痰”——痰气同治，治“瘀”——气血两调。痰气同治惯用杏仁与橘红、旋覆花与生赭石这两组对药。
杏仁苦，温，能够下气止咳平喘，和胃润肠消痰。橘红辛、苦，温，能够行气消食宽中，散寒燥湿化痰。两者合用，辛开苦降温通，可行气宽中，升降旁达，调畅气机，断生痰之源；苦燥温散，燥湿化痰，祛已成之痰，共奏理气化痰之功，用于痰气交结病在气分之轻症，无论外感引起的有形之痰，还是久病、疑难重病导致的无形之痰皆可使用。
旋覆花苦、辛、咸，微温，能够下气散结，涤痰开胸，消痞行水，以宣为主。代赭石苦，寒，色红入血分，能够镇逆气，降痰涎，平肝热，以降为要。两药合用，苦辛通降，既调理气机，有升有降，又化痰消壅，有宣有化，为理气降逆、活血化痰的一对良药，用于痰气交阻病在血分之重症。
两对药痰气同治，体现了关幼波“治痰必治气、气顺则痰消”的思想，临床两组相合而用则作用更强。
关幼波临床善用调理气血的药，如白芍、柴胡、赤芍、泽兰、香附、白术、当归、黄精、藕节、丹参等。
其中泽兰与藕节为理血治瘀常用对药。泽兰辛散肝郁，芳香舒脾，活血散结通络，善统左右肝脾之血，活血不伤正，养血不滋腻，药力横向作用，对“门静脉循环障碍”有通达之力。藕节入肝、肺、胃经，入肺可升，入胃能降，能行上下通行之血。其通而有节，止中有行散之意，散瘀止血，凉血养血，利水通经，兼有开胃之长，为血中气药，气血兼行。泽兰合藕节，通行全身之血，药性轻灵平和，行血不动血，活血又养血，适用于气滞血瘀的一切证候。
关幼波认为，脂肪肝湿浊内生，聚而成痰，日久入血，积于肝脏，血行不畅，痰瘀互结，阻滞脉络。初病在脉，久而由脉及络，发生传变。肝络损伤，肝体失养，久渐枯萎，形成肝纤维化、肝硬化。因此，治疗伊始，理气化痰活血应强调通透脉络，要顺其性，时时注意疏通，注意保护肝体，恢复肝功能，防其传变。“通”为辨治脂肪肝的主要特点。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关幼波认为，“虚”首先要辨证，抓住疾病的本质，分清因果，辨明是“因病而虚”还是“因虚而病”，从而决定下一步祛邪与扶正的先后与主次关系，做到治病求本。“因病而虚”治疗以祛邪泻实为主；“因虚而病”治疗以补虚扶正为主。
脂肪肝“因病而虚”多由情志不舒、肝郁气滞所致，治宜疏肝理气，养血柔肝，药如白芍、柴胡、橘红、杏仁、旋覆花、生赭石、香附、当归、藕节、丹参；湿热外受者则清利湿热，药如橘红、杏仁、柴胡、旋覆花、生赭石、赤芍、泽兰、香附、茵陈、决明子、黄芩、白梅花、藿香、生山楂、白蔻仁、草河车、金钱草。
“因虚而病”见脾虚湿盛者，药用白术、白梅花、藿香、党参、黄精、白蔻仁、生黄芪；
气阴虚、肝肾不足者，药用白芍、决明子、黄精、当归、丹参、川续断、麦冬、五味子、生黄芪、北沙参、牛膝、西洋参等。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是关幼波治疗脂肪肝的理念之一。他根据脂肪肝气失运化、湿聚痰凝的基本病机，根据脾为生痰之源，调配了爽心茶。
其主要成分有代代花、橘红、菊花、砂仁、青茶等。
其中代代花疏肝理气，健胃化痰消胀；橘红消食理气宽中，燥湿健脾消痰；菊花清热平肝解毒；砂仁芳香化湿，善理脾胃之气滞；青茶清肝，降血脂。该茶口味清香，可醒脾疏气，和胃解胀，祛湿化痰，清除食火。特别适用于暴饮暴食者，饭前饭后饮用尤佳，不仅可以预防脂肪肝的发生，对脂肪肝患者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如伴高脂血症者，可以决明子10g，生山楂10g，开水浸泡，代茶饮；或决明子90g，生山楂90g，鲜姜10g，米醋500mL，封口7日，每天5mL，日服3次。坚持服用，对降低血脂、预防脂肪肝的发生均具有一定效果。
【解读丨君子喻于义】君子原是对有权位、有财产的贵族统治阶级的统称。甲骨文中已出现“君”“子”字样，“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君子，止谓在官长者。”作为两种不同地位的统治阶层，君王、诸侯等地位较高者称“君”，列国卿大夫等地位较低者称“子”。“子”可晋为“君”，“君”亦有贬称“子”者。如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当年称子，逾年称君。杞桓公本为伯爵，因用夷礼而贬称“子”。孔子是实现君子之义由“位”至“德”转变的关键人物。孔子之后，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的条件不再是身份等级，而是高尚的思想和正派的行为。也因此，《论语》中的“君子”主要是作为道德概念使用，指有德者或道德高尚之人。#每天读国学#
经过孔子的改造与重释，尤其赋予君子以“义”的内涵后，“君子”便成为一种理想人格。“义者，宜也”，“义”本指公正的、合理的、应当做的。《论语》中多次将义与君子联系起来，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不要怎样做，只要能做到合理得当、恰到好处。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这就打破了那种非君子即小人的思维定式，正如曾国藩所说：“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道义为标准对待天下的人和事，能否行其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子认为君子凡事以义为依归，“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儒家将“义”与“仁”“礼”“智”“信”合称为“五常”，即人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应该拥有这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张载《横渠易说》卷三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周易》卦爻皆寓之人事，就是为了教导人们如何具有君子品德。
“君子”在孔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论语》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卒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可谓贯穿始终，首尾呼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不断深化的君子修养体系。据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20篇512章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说“君子”的有86章。在1万多字的《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是“仁”，共109次，其次便是“君子”，达107次。
可见，“君子”与“仁”一样，是被孔子反复和多方面地加以界定、阐释和强调的概念。君子的人格境界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可惜当时不仅圣人难见，君子也是“多乎哉？不多也”。“君子”一词虽非孔子首创，但孔子对其作出了新的阐释与界定，以具体道德品质充实了君子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与理论体系。有学者甚至把孔子对君子含义的改造称为“孔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认为此举奠定了“君子”在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概念地位。
经过孔子的改造与重释，尤其赋予君子以“义”的内涵后，“君子”便成为一种理想人格。“义者，宜也”，“义”本指公正的、合理的、应当做的。《论语》中多次将义与君子联系起来，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不要怎样做，只要能做到合理得当、恰到好处。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这就打破了那种非君子即小人的思维定式，正如曾国藩所说：“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道义为标准对待天下的人和事，能否行其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孟子认为君子凡事以义为依归，“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儒家将“义”与“仁”“礼”“智”“信”合称为“五常”，即人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应该拥有这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张载《横渠易说》卷三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周易》卦爻皆寓之人事，就是为了教导人们如何具有君子品德。
“君子”在孔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论语》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卒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可谓贯穿始终，首尾呼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不断深化的君子修养体系。据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20篇512章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说“君子”的有86章。在1万多字的《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是“仁”，共109次，其次便是“君子”，达107次。
可见，“君子”与“仁”一样，是被孔子反复和多方面地加以界定、阐释和强调的概念。君子的人格境界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可惜当时不仅圣人难见，君子也是“多乎哉？不多也”。“君子”一词虽非孔子首创，但孔子对其作出了新的阐释与界定，以具体道德品质充实了君子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与理论体系。有学者甚至把孔子对君子含义的改造称为“孔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认为此举奠定了“君子”在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概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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