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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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几何？】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
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几何？】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
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在过去的20年里，神经科学家在识别患有精神健康障碍的人的大脑变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病。
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希望，即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善心理健康治疗的关键变量。偶尔，这种希望也是合理的。例如，在2008年，一些出现妄想、幻觉和其他症状的脑炎患者被发现产生了针对大脑中特定受体（最常见的是NMDA受体）的自身抗体。鉴于这些病人的许多症状与典型的精神病相似，他们通常首先由精神病医生接诊。现在，有类似症状的病人可以进行筛查，在他们的血液或脑脊液中寻找特定的抗体，如果搜索结果呈阳性，则使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然而，除了这种罕见的例外情况，了解大脑回路在精神健康障碍中的变化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治疗精神健康疾病的能力。部分原因是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现有的治疗方法是如何改变大脑的，如抗抑郁药物治疗和认知疗法。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否会引起大脑的类似变化。如果它们确实如此，这将意味着，尽管与参加治疗课程相比，服用药物的感觉可能不同，但这两种治疗方法正在以类似的方式，对类似的神经过程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每种治疗方法对你的大脑有不同的作用，这将表明它们通过不同的神经机制发挥作用，这将对潜在的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
为了找到一些答案，我和剑桥大学MRC认知和脑科学系的同事们最近收集了以前24项抗抑郁药试验和19项认知疗法试验的数据。这包括数百名患有不同疾病（抑郁症、社交焦虑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患者的大脑扫描数据。通过比较治疗后与治疗前的大脑激活的变化，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大脑的哪些部分因哪种治疗而发生变化，并寻找任何重叠的区域。
结果发现，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所带来的大脑变化之间没有重叠。相反，心理治疗特别改变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激活，该区域涉及注意力和对自己情绪状态的认识，而抗抑郁药物治疗特别改变了杏仁核的激活，该区域更直接地负责产生情绪。
虽然药物和心理治疗影响了解剖学上不同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功能上是相关的。在一项单独的分析中，涉及一大群在大脑扫描仪中暴露于情绪刺激的参与者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两个区域与大脑中所谓的 "情感网络 "明显重叠。这个网络是由大脑中相互关联的区域组成的，这些区域在各种情绪或感觉状态（愤怒、快乐、悲伤等）中一起工作。换句话说，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作用于同一个大脑功能网络的不同部分。
基于对情感网络不同组成部分的了解，我们的工作表明，心理治疗改变了涉及将你的意识注意力集中在情感上的大脑区域的功能。相比之下，抗抑郁药物治疗改变了参与体验感受本身的大脑区域。这些发现对治疗有重要意义，意味着这两种治疗方式可以发挥加法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结合起来可能更有效（支持这一点的其他工作表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比单独治疗抑郁症更好）。
这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显示了发现 "生物标志物 "或大脑特征的潜在价值，这些标志物可能可以预测哪种治疗方法最适合哪位患者。毕竟，如果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大脑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大脑显示出特定的局部功能变化（例如，在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患者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这些相同区域的干预措施作出反应（从我们的研究中，你可能假设这些人对心理治疗的反应更好）。相反，那些在其他地方（如杏仁核）有变化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杏仁核的治疗（即抗抑郁药物治疗）做出反应。当然，我们需要测试这些假设，但之前的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一逻辑，表明不同的治疗方法对具有特定大脑激活模式的病人效果更好。
以大脑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疾病的治疗思路也可能帮助我们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神经科学家Jonathan Roiser、D Chamith Halahakoon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团队一起进行了一项关于抑郁症的大脑刺激试验。我们走访了伦敦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中负责改善心理治疗的诊所，对患者的大脑进行扫描，然后在他们开始心理治疗之前立即对他们进行脑刺激，并在治疗结束后再次扫描他们的大脑。当我为试验招募病人时，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病人之前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都没有效果。我很想说，我们的试验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我们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大量增加经过认知行为治疗疗程后康复的病人的数量。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重要发现。
一些患者显示出联合治疗的明显好处，而一些则没有，就像许多抑郁症的治疗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脑部扫描显示，正是那些治疗前在前额叶皮层（脑刺激所针对的脑区，已被证明这块脑区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无法正常工作）活动最高的患者最可能对治疗产生反应。而同样接受治疗的安慰剂对比组则不是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增加是一个特定的预测器或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联合治疗的可能效果。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但它仍然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喜欢的结果。尽管总的来说，这种治疗方法并不特别成功，但我们发现了关于治疗对谁有效的有用信息有可能使我们在确定每个病人的正确治疗方法方面更进一步。
今天，精神健康障碍最重要的难题不是它们是否会改变大脑，而是如何改变。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测量病人的大脑变化，或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量化行为的关键方面，并指导每个病人接受对这些大脑或行为指标最有效的治疗，而不论其诊断如何。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对此进行测试，但我们离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挑战将是在个人层面上测量心理健康中发生的认知和生物变化，并绘制出它们与治疗结果的关系图。这并不容易，但它可能会改善心理健康。我希望，在科学数据和理论（包括神经科学发现）的推动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心理健康障碍患者的生活，帮助临床医生为合适的病人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为什么改善抑郁，需要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相结合？》
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希望，即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善心理健康治疗的关键变量。偶尔，这种希望也是合理的。例如，在2008年，一些出现妄想、幻觉和其他症状的脑炎患者被发现产生了针对大脑中特定受体（最常见的是NMDA受体）的自身抗体。鉴于这些病人的许多症状与典型的精神病相似，他们通常首先由精神病医生接诊。现在，有类似症状的病人可以进行筛查，在他们的血液或脑脊液中寻找特定的抗体，如果搜索结果呈阳性，则使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然而，除了这种罕见的例外情况，了解大脑回路在精神健康障碍中的变化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治疗精神健康疾病的能力。部分原因是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现有的治疗方法是如何改变大脑的，如抗抑郁药物治疗和认知疗法。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是否会引起大脑的类似变化。如果它们确实如此，这将意味着，尽管与参加治疗课程相比，服用药物的感觉可能不同，但这两种治疗方法正在以类似的方式，对类似的神经过程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每种治疗方法对你的大脑有不同的作用，这将表明它们通过不同的神经机制发挥作用，这将对潜在的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
为了找到一些答案，我和剑桥大学MRC认知和脑科学系的同事们最近收集了以前24项抗抑郁药试验和19项认知疗法试验的数据。这包括数百名患有不同疾病（抑郁症、社交焦虑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患者的大脑扫描数据。通过比较治疗后与治疗前的大脑激活的变化，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大脑的哪些部分因哪种治疗而发生变化，并寻找任何重叠的区域。
结果发现，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所带来的大脑变化之间没有重叠。相反，心理治疗特别改变了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激活，该区域涉及注意力和对自己情绪状态的认识，而抗抑郁药物治疗特别改变了杏仁核的激活，该区域更直接地负责产生情绪。
虽然药物和心理治疗影响了解剖学上不同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功能上是相关的。在一项单独的分析中，涉及一大群在大脑扫描仪中暴露于情绪刺激的参与者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两个区域与大脑中所谓的 "情感网络 "明显重叠。这个网络是由大脑中相互关联的区域组成的，这些区域在各种情绪或感觉状态（愤怒、快乐、悲伤等）中一起工作。换句话说，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作用于同一个大脑功能网络的不同部分。
基于对情感网络不同组成部分的了解，我们的工作表明，心理治疗改变了涉及将你的意识注意力集中在情感上的大脑区域的功能。相比之下，抗抑郁药物治疗改变了参与体验感受本身的大脑区域。这些发现对治疗有重要意义，意味着这两种治疗方式可以发挥加法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结合起来可能更有效（支持这一点的其他工作表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比单独治疗抑郁症更好）。
这项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显示了发现 "生物标志物 "或大脑特征的潜在价值，这些标志物可能可以预测哪种治疗方法最适合哪位患者。毕竟，如果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大脑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大脑显示出特定的局部功能变化（例如，在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患者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这些相同区域的干预措施作出反应（从我们的研究中，你可能假设这些人对心理治疗的反应更好）。相反，那些在其他地方（如杏仁核）有变化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对针对杏仁核的治疗（即抗抑郁药物治疗）做出反应。当然，我们需要测试这些假设，但之前的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一逻辑，表明不同的治疗方法对具有特定大脑激活模式的病人效果更好。
以大脑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疾病的治疗思路也可能帮助我们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神经科学家Jonathan Roiser、D Chamith Halahakoon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团队一起进行了一项关于抑郁症的大脑刺激试验。我们走访了伦敦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中负责改善心理治疗的诊所，对患者的大脑进行扫描，然后在他们开始心理治疗之前立即对他们进行脑刺激，并在治疗结束后再次扫描他们的大脑。当我为试验招募病人时，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病人之前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都没有效果。我很想说，我们的试验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我们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大量增加经过认知行为治疗疗程后康复的病人的数量。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重要发现。
一些患者显示出联合治疗的明显好处，而一些则没有，就像许多抑郁症的治疗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脑部扫描显示，正是那些治疗前在前额叶皮层（脑刺激所针对的脑区，已被证明这块脑区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无法正常工作）活动最高的患者最可能对治疗产生反应。而同样接受治疗的安慰剂对比组则不是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前额叶皮层激活的增加是一个特定的预测器或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联合治疗的可能效果。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但它仍然是我所有研究中最喜欢的结果。尽管总的来说，这种治疗方法并不特别成功，但我们发现了关于治疗对谁有效的有用信息有可能使我们在确定每个病人的正确治疗方法方面更进一步。
今天，精神健康障碍最重要的难题不是它们是否会改变大脑，而是如何改变。未来的治疗方法可能会测量病人的大脑变化，或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量化行为的关键方面，并指导每个病人接受对这些大脑或行为指标最有效的治疗，而不论其诊断如何。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对此进行测试，但我们离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挑战将是在个人层面上测量心理健康中发生的认知和生物变化，并绘制出它们与治疗结果的关系图。这并不容易，但它可能会改善心理健康。我希望，在科学数据和理论（包括神经科学发现）的推动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心理健康障碍患者的生活，帮助临床医生为合适的病人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为什么改善抑郁，需要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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