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天津边界行】静海区中旺镇曾家河村：赋能古村换新颜】盛夏驱车奔静海区中旺镇曾家河村，不见羊肠小路，没有蜿蜒曲折，这个西边紧挨河北省青县、南走7公里又到天津边界的“边远村”，条条大道，四通八达。
当了16年村支书的姚洪山，和来了两年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张福元，同记者边走边唠。在村里走着走着，大喇叭突然广播了，细听预报有雨，头扎围巾的大婶加快蹬起三轮车，氤氲着农家气息的曾家河村那么生动，那么活泼。
图片
曾家河村村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曾家河，顾名思义像和“曾家”有关，但事实是，村里并无“曾”姓。
村北大片晾晒场10多年前改建了菜园，“你们要早来一个月，满菜畦大蒜，现在蒜收了，活儿不多。”村干部跟记者下了地，遇到两名老农正忙活，一名叫姚恩巨，一名叫姚恩升，年纪都是80多岁。
同姓姚，同带“恩”，兄弟？亲戚？
“我们这村的人，现在连带外地的，记录在家谱上的男性2000多人，从我这辈往上捋八辈，都是一位先人姓姚名晊的后代。”姚洪山拿着厚厚一本《姚氏家谱》解释，村里除几户外姓和嫁进来的媳妇姓氏各异外，100多户人家都姓姚。直到现在，这“一大家”仍论“字”排辈，单听名就知对方是哪辈人。
姚洪山属“家”字辈，那为何不叫姚家山？“到‘家’字辈，人口多了，总重名才用上‘洪’字。上一辈，重不了名，都叫姚恩什么，再上一辈都叫姚国什么。一辈辈排，现在最小的是‘城’字辈，第十二辈。”
村干部讲，姚氏先人因在明朝立下赫赫战功，十一代受封世袭，此地原为姚氏三世祖姚升受封的“庄园”，姚晊自清康熙年间由河北省青县迁徙而来。来之初，见西北约500米地势低洼处，群鱼水中游曳，百鸟上空盘旋，景色秀丽壮观，故取此处“曾口”名之“曾”字，命村名“曾家河”。
渐渐地，有着悠久历史的曾家河村却茫然了──“困难村，困到几乎没一条像样路。”
“小胡同，不点儿宽，这有块空地，从这儿绕，往前堵住了，再找块地，曲里拐弯绕出去。”58岁的孙家香当初从外村嫁来时极度“水土不服”，晴天找路，雨天找不到路，外出出不去，屋里也待不住，“外头大下，屋里小下。土坯房，雨大就漏。”
74岁的姚家锋也记忆深刻，“自家买来砖，门口垫段道。嚯，不得了，拄拐的都来瞧热闹，说，‘家锋垫了趟道啊，俺们看看来’。”
曾家河村人做梦都想趟出条路。20年前，村里动员几家小厂和“能耐人”凑了些钱，打算修道。可买了砖，打了地基，“钱兜”却见了底。剩下铺砖活儿，只好你修你家前头的，他砌他家旁边的。就这样“共建”一年多，顺出来三四米宽三条道。
“出路”，还是太窄了。
姚洪山“当家”后，连烧“几把火”为村庄发展探路：辟菜地、开园子，辟来村民“菜篮子”；栽树，攒点钱栽几棵，再攒点再栽点……但光靠“攒钱干事”太难，村里买除草剂都琢磨半天，甭提修大路了。
2017年，天津启动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转年，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派干部进驻曾家河村，带来了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大路”规划。
按规划要拆的土坯房里，有10间住着姚家锋的二老，“人家说‘你那房得扒，扒了搞建设、修大路’。我说‘赶紧扒’。”家里哥儿6个，姚家峰老大，他二话没说把二老接回家，“为啥同意扒？上边说啥我信啥。事实证明了，瞧瞧现在门外头，多敞亮漂亮，个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也有不少心里没底的，“修大路，知道为大伙儿好，我非常拥护啊，可扒了啥政策呀？”
“政策肯定用足，个人吃不了亏。现在帮扶组在这儿，曾家河村先干起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再想干都没有资金干了。”
姚洪山带着村“两委”白天黑夜挨家挨户磨破嘴皮子劝，急得头发直往下掉。他们盼着把一个有“出路”的曾家河村交给后来人。
当梦想照进现实，曾家河村抓住了这束光──道路“绿化、亮化、硬化”工程如期完工。
“后来人”也来了。去年3月村里换届，名校研究生毕业的张福元成为村支委委员、村委委员。
按“家”来说，“姚家”太大；可按村来说，曾家河村又太小。常住的仅200多人，“养不活”一个小卖部。“小卖部原先有，赚不来钱不干了，咱有心扶一个也没扶起来，”姚洪山感叹，过去油盐酱醋缺了，村民都得出村买。
去年年底，在张福元的提议下，村“两委”与两家电商平台对接，在中心大厅设立了货品自提点，一般蔬菜类前一天下单，耽误不了转天中午做饭。这在城区司空见惯，在小村却是“破天荒头一件”。村民普遍叫好，“即便没有智能手机的，儿女下单，买了后直接送咱村，‘爹娘取去吧’，多方便！”
采访结束，离开村庄时，天下起雨，“老支书”的话再度在耳畔响起，“咱这地属黏土地，你看这土，黏脚黏得嘎嘎的，干了梆梆硬，蓄水越大，庄稼越好。”
今年，又是好收成吧！
记者手记
最强是政策“靠山”
连续两年获评市级卫生村、“五星村”，古村曾家河历经起伏，再度闪亮。
原先“一黑天都找不着的村”，如今路灯从天黑亮到天亮。原先晚上七八点就睡的人们，现在受灯火通明吸引，在同样时间走出家门，又跳又唱。村里有企业，周边遍工厂，只要勤快，青壮小伙儿就有钱挣有班上，35岁的村民姚健形容村庄变化：“翻天覆地”。
在这本“巨变”书里，尽是村干部熬红的双眼，总见乡亲们磨厚的老茧，但村貌以前依旧没从根本上改变。“以前不只是‘兜里没钱，干啥啥难’。没有政策支持，村干部干事，难有说服力，老百姓张口先问‘依据是什么？要求是什么？拿文件看看’。”姚洪山认定“巨变”是“沾了好政策的光”：政策“蓄水供氧”，村干部有“靠山”，干事硬气，百姓愿意信愿意跟，这才迎来曾家河村的扬眉吐气。
谁说不是呢？政策铺出“新路子”，村民奔向“好日子”。
https://t.cn/A6aYlcSE
当了16年村支书的姚洪山，和来了两年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张福元，同记者边走边唠。在村里走着走着，大喇叭突然广播了，细听预报有雨，头扎围巾的大婶加快蹬起三轮车，氤氲着农家气息的曾家河村那么生动，那么活泼。
图片
曾家河村村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曾家河，顾名思义像和“曾家”有关，但事实是，村里并无“曾”姓。
村北大片晾晒场10多年前改建了菜园，“你们要早来一个月，满菜畦大蒜，现在蒜收了，活儿不多。”村干部跟记者下了地，遇到两名老农正忙活，一名叫姚恩巨，一名叫姚恩升，年纪都是80多岁。
同姓姚，同带“恩”，兄弟？亲戚？
“我们这村的人，现在连带外地的，记录在家谱上的男性2000多人，从我这辈往上捋八辈，都是一位先人姓姚名晊的后代。”姚洪山拿着厚厚一本《姚氏家谱》解释，村里除几户外姓和嫁进来的媳妇姓氏各异外，100多户人家都姓姚。直到现在，这“一大家”仍论“字”排辈，单听名就知对方是哪辈人。
姚洪山属“家”字辈，那为何不叫姚家山？“到‘家’字辈，人口多了，总重名才用上‘洪’字。上一辈，重不了名，都叫姚恩什么，再上一辈都叫姚国什么。一辈辈排，现在最小的是‘城’字辈，第十二辈。”
村干部讲，姚氏先人因在明朝立下赫赫战功，十一代受封世袭，此地原为姚氏三世祖姚升受封的“庄园”，姚晊自清康熙年间由河北省青县迁徙而来。来之初，见西北约500米地势低洼处，群鱼水中游曳，百鸟上空盘旋，景色秀丽壮观，故取此处“曾口”名之“曾”字，命村名“曾家河”。
渐渐地，有着悠久历史的曾家河村却茫然了──“困难村，困到几乎没一条像样路。”
“小胡同，不点儿宽，这有块空地，从这儿绕，往前堵住了，再找块地，曲里拐弯绕出去。”58岁的孙家香当初从外村嫁来时极度“水土不服”，晴天找路，雨天找不到路，外出出不去，屋里也待不住，“外头大下，屋里小下。土坯房，雨大就漏。”
74岁的姚家锋也记忆深刻，“自家买来砖，门口垫段道。嚯，不得了，拄拐的都来瞧热闹，说，‘家锋垫了趟道啊，俺们看看来’。”
曾家河村人做梦都想趟出条路。20年前，村里动员几家小厂和“能耐人”凑了些钱，打算修道。可买了砖，打了地基，“钱兜”却见了底。剩下铺砖活儿，只好你修你家前头的，他砌他家旁边的。就这样“共建”一年多，顺出来三四米宽三条道。
“出路”，还是太窄了。
姚洪山“当家”后，连烧“几把火”为村庄发展探路：辟菜地、开园子，辟来村民“菜篮子”；栽树，攒点钱栽几棵，再攒点再栽点……但光靠“攒钱干事”太难，村里买除草剂都琢磨半天，甭提修大路了。
2017年，天津启动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转年，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派干部进驻曾家河村，带来了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大路”规划。
按规划要拆的土坯房里，有10间住着姚家锋的二老，“人家说‘你那房得扒，扒了搞建设、修大路’。我说‘赶紧扒’。”家里哥儿6个，姚家峰老大，他二话没说把二老接回家，“为啥同意扒？上边说啥我信啥。事实证明了，瞧瞧现在门外头，多敞亮漂亮，个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也有不少心里没底的，“修大路，知道为大伙儿好，我非常拥护啊，可扒了啥政策呀？”
“政策肯定用足，个人吃不了亏。现在帮扶组在这儿，曾家河村先干起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再想干都没有资金干了。”
姚洪山带着村“两委”白天黑夜挨家挨户磨破嘴皮子劝，急得头发直往下掉。他们盼着把一个有“出路”的曾家河村交给后来人。
当梦想照进现实，曾家河村抓住了这束光──道路“绿化、亮化、硬化”工程如期完工。
“后来人”也来了。去年3月村里换届，名校研究生毕业的张福元成为村支委委员、村委委员。
按“家”来说，“姚家”太大；可按村来说，曾家河村又太小。常住的仅200多人，“养不活”一个小卖部。“小卖部原先有，赚不来钱不干了，咱有心扶一个也没扶起来，”姚洪山感叹，过去油盐酱醋缺了，村民都得出村买。
去年年底，在张福元的提议下，村“两委”与两家电商平台对接，在中心大厅设立了货品自提点，一般蔬菜类前一天下单，耽误不了转天中午做饭。这在城区司空见惯，在小村却是“破天荒头一件”。村民普遍叫好，“即便没有智能手机的，儿女下单，买了后直接送咱村，‘爹娘取去吧’，多方便！”
采访结束，离开村庄时，天下起雨，“老支书”的话再度在耳畔响起，“咱这地属黏土地，你看这土，黏脚黏得嘎嘎的，干了梆梆硬，蓄水越大，庄稼越好。”
今年，又是好收成吧！
记者手记
最强是政策“靠山”
连续两年获评市级卫生村、“五星村”，古村曾家河历经起伏，再度闪亮。
原先“一黑天都找不着的村”，如今路灯从天黑亮到天亮。原先晚上七八点就睡的人们，现在受灯火通明吸引，在同样时间走出家门，又跳又唱。村里有企业，周边遍工厂，只要勤快，青壮小伙儿就有钱挣有班上，35岁的村民姚健形容村庄变化：“翻天覆地”。
在这本“巨变”书里，尽是村干部熬红的双眼，总见乡亲们磨厚的老茧，但村貌以前依旧没从根本上改变。“以前不只是‘兜里没钱，干啥啥难’。没有政策支持，村干部干事，难有说服力，老百姓张口先问‘依据是什么？要求是什么？拿文件看看’。”姚洪山认定“巨变”是“沾了好政策的光”：政策“蓄水供氧”，村干部有“靠山”，干事硬气，百姓愿意信愿意跟，这才迎来曾家河村的扬眉吐气。
谁说不是呢？政策铺出“新路子”，村民奔向“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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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日吹话术开始，简单聊聊“发展潜力”这个概念
安倍遇刺身亡，某媒体驻日记者在直播的时候，表演了一把在线哭丧。她算是日吹吗？或许算吧。她是谈到“安倍经济学”给在日本的外国人降低了生活成本的时候、促进日本旅游的时候哭的。
而与此同时，大量的日本网民在推特上说“安倍遇刺是自作自受”，因为“安倍经济学”造成了日本老百姓贫穷。哭安倍的中国人和骂安倍的日本人，说的都是“安倍经济学”。
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这次安倍遇刺身亡，在中国互联网舆论上又引发了一股波澜。其中，“日吹”们再一次复活了。不少别有用心的“日吹”，在吹捧日本的同时，又不忘贬低中国。他们的经典话术就是，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不如日本、日本之所以更加繁荣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的精神和文化更“优秀”。
举个2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日吹”有多不靠谱。冬天的日本，小女生依然是光腿、小男生上体育课也是短裤。这事儿在过去一直被“日吹”们提到，说什么这是日本培养他们孩子的“忍耐精神”，以后长大了做事会精益求精，所以日本的产品才会做得好。
那北欧国家、加拿大、美国中西部在冬天也很冷啊，他们没有光腿文化，怎么也很繁荣呢？没有培养什么“忍耐精神”，他们的工业化程度也很高，产品也做的也不错。
“日吹”们还经常吹所谓的日本工匠精神。最近几年，一大堆的日本知名品牌被爆出数据作假、质检作假，相关企业负责人频繁鞠躬道歉之后，日本的工匠精神都快变成“躬匠精神”了。如果真有工匠精神，那日本的产品早就应该占领全世界了，至于混这么惨吗？
判断一个国家的未来，不能靠胡乱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吹捧，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发展潜力”。
自然条件、人口基数、人均受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男女工作权、内部治理能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消费能力、对外贸易关系、基础物资对外依赖程度、对国际大环境依赖程度、战略自主程度等等这些要素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一个国家“发展潜力”。
以这些作为观察点，日本还有“发展潜力”吗？日本人自己都在说“失落的30年”。1995年，日本GDP是5.5万亿美元；2021年，日本GDP降到了4.9万亿美元。数据是骗不了人的，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的经济规模不增反减，日本是没有“发展潜力”的。
和日本最相似的是韩国。除了基本面和日本很相似之外，韩国市场也和日本一样排外，韩国产品在他们国内也饱和了，需要其他国家提供市场。过去日本走过的路，就是未来韩国的路，韩国的“发展潜力”，上限也不高。
这些年，我们听到最多的其实是德吹。“德国良心下水道”的虚假故事，曾经广为流传。但就在不久之前，德国5月份出现了近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这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德国统计部门的报告显示，德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农作物类、原油与天然气、矿物类这些为德国净进口的主要品类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在过去6个月之内，德国进口能源的价格增幅都保持在20%以上。
所以，德国30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这个新闻的背后，显示出德国在基础物资上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对国际大环境依赖程度也很高。德国没有战略自主，容易受外部大环境影响。所以，德国的“发展潜力”也已经到尽头了。
最后说说，这几年才兴起的印吹和越南吹。印度在人口基数、年龄结构等方面和过去的中国类似，看上去是有不错的“发展潜力”的，类似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这类都是可以积累进步的，但印度最大的问题是低劣的治理能力和内部治理环境。
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人种众多、语言不通、宗教问题、女性权利等等内部问题是印度最大的短板。我认为莫迪走的路，就是用“印度教”来统一印度。这条路不好走，会非常血腥和残忍的。
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来说，莫迪这条路走不通，他年纪也很大了，时间不够。印度的“发展潜力”只是看上去很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往后越糟。
越南吹是最新出现的。别的不讲，越南人口1亿不到，越南即便天时地利人和步步都踩准，一切顺风顺水也做不到日本的水平。从“发展潜力”来说，越南成为中国竞争对手的几率几乎不存在，中国低端产业链外移东南亚，越南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伙伴的概率却很大。
大概就说这些吧。其实真要论“发展潜力”，还得看我们中国。
安倍遇刺身亡，某媒体驻日记者在直播的时候，表演了一把在线哭丧。她算是日吹吗？或许算吧。她是谈到“安倍经济学”给在日本的外国人降低了生活成本的时候、促进日本旅游的时候哭的。
而与此同时，大量的日本网民在推特上说“安倍遇刺是自作自受”，因为“安倍经济学”造成了日本老百姓贫穷。哭安倍的中国人和骂安倍的日本人，说的都是“安倍经济学”。
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这次安倍遇刺身亡，在中国互联网舆论上又引发了一股波澜。其中，“日吹”们再一次复活了。不少别有用心的“日吹”，在吹捧日本的同时，又不忘贬低中国。他们的经典话术就是，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不如日本、日本之所以更加繁荣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的精神和文化更“优秀”。
举个2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日吹”有多不靠谱。冬天的日本，小女生依然是光腿、小男生上体育课也是短裤。这事儿在过去一直被“日吹”们提到，说什么这是日本培养他们孩子的“忍耐精神”，以后长大了做事会精益求精，所以日本的产品才会做得好。
那北欧国家、加拿大、美国中西部在冬天也很冷啊，他们没有光腿文化，怎么也很繁荣呢？没有培养什么“忍耐精神”，他们的工业化程度也很高，产品也做的也不错。
“日吹”们还经常吹所谓的日本工匠精神。最近几年，一大堆的日本知名品牌被爆出数据作假、质检作假，相关企业负责人频繁鞠躬道歉之后，日本的工匠精神都快变成“躬匠精神”了。如果真有工匠精神，那日本的产品早就应该占领全世界了，至于混这么惨吗？
判断一个国家的未来，不能靠胡乱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吹捧，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发展潜力”。
自然条件、人口基数、人均受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男女工作权、内部治理能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消费能力、对外贸易关系、基础物资对外依赖程度、对国际大环境依赖程度、战略自主程度等等这些要素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一个国家“发展潜力”。
以这些作为观察点，日本还有“发展潜力”吗？日本人自己都在说“失落的30年”。1995年，日本GDP是5.5万亿美元；2021年，日本GDP降到了4.9万亿美元。数据是骗不了人的，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的经济规模不增反减，日本是没有“发展潜力”的。
和日本最相似的是韩国。除了基本面和日本很相似之外，韩国市场也和日本一样排外，韩国产品在他们国内也饱和了，需要其他国家提供市场。过去日本走过的路，就是未来韩国的路，韩国的“发展潜力”，上限也不高。
这些年，我们听到最多的其实是德吹。“德国良心下水道”的虚假故事，曾经广为流传。但就在不久之前，德国5月份出现了近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这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德国统计部门的报告显示，德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农作物类、原油与天然气、矿物类这些为德国净进口的主要品类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在过去6个月之内，德国进口能源的价格增幅都保持在20%以上。
所以，德国30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这个新闻的背后，显示出德国在基础物资上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对国际大环境依赖程度也很高。德国没有战略自主，容易受外部大环境影响。所以，德国的“发展潜力”也已经到尽头了。
最后说说，这几年才兴起的印吹和越南吹。印度在人口基数、年龄结构等方面和过去的中国类似，看上去是有不错的“发展潜力”的，类似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这类都是可以积累进步的，但印度最大的问题是低劣的治理能力和内部治理环境。
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人种众多、语言不通、宗教问题、女性权利等等内部问题是印度最大的短板。我认为莫迪走的路，就是用“印度教”来统一印度。这条路不好走，会非常血腥和残忍的。
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来说，莫迪这条路走不通，他年纪也很大了，时间不够。印度的“发展潜力”只是看上去很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往后越糟。
越南吹是最新出现的。别的不讲，越南人口1亿不到，越南即便天时地利人和步步都踩准，一切顺风顺水也做不到日本的水平。从“发展潜力”来说，越南成为中国竞争对手的几率几乎不存在，中国低端产业链外移东南亚，越南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伙伴的概率却很大。
大概就说这些吧。其实真要论“发展潜力”，还得看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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