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博伊恩通过围绕德里达对于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的批评，开始比较和展现这两位大家对于理性，差异和他者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研究。德里达和福柯两人的思想最终有殊途同归的可能。所谓“理性的另一面”，他们最终都发现其后没有光明的许诺，我们都在它其中。这本书写的很清晰，作者也由此梳理两位大家的各自思想重点和由此产生的政治伦理态度。很有益于了解！
福柯《疯癫与文明》
帕斯卡尔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于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词语。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揭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说明的行动，一种直接的知识。这个结构既非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正是在这一点，历史陷入悲剧范畴，既得以成立，又受到谴责。
——摘自“前言”
帕斯卡尔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于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词语。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这种宁静的透明状态揭示了一个庞大静止的结构：一种无声的机制，一种不加说明的行动，一种直接的知识。这个结构既非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正是在这一点，历史陷入悲剧范畴，既得以成立，又受到谴责。
——摘自“前言”
绕到理性的背后[话筒]与郭海平谈中国的疯癫史和文化治理[b]
艺术界：精神疾病是由什么造成的?
郭海平：80%以上至今为止病因都不明确，医生给病人吃药针对的是症状，如一个人的情感、意志、思维、行为的表现与大多数人的表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就被视为“症状”，也就是说精神病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统计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大多数人都糊涂和麻木不仁，有一个人清醒，这个人就可能被视为精神病人，相反，所有人都清醒，有一个人糊涂和麻木不仁，这个人也有可能被视为精神病人。所以，很多学者不能接受把精神病医学界定为医学。欧洲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出现过“反精神病学”，福柯就是这一学派中的一员，这些学者更希望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精神疾病的病因和治疗，他们的思想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前两年中国经常出现“被精神病”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医学的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艺术界：一旦“被精神病”，只要没有亲属来接，精神病人就永远被关在医院里了?
郭海平：这个问题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尖锐，很多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早已符合出院条件，但由于监护人不愿去医院接康复的病人回家，医院也不敢放人，医院里就人满为患。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和公众拒绝这些被贴上“精神病人”标签人重返社会、社区和家庭，大家都认为这些康复的病人是潜在的隐患。出院的康复病人比隔离在医院里的病人面临更复杂，也更严峻的挑战。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的综合治理，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医学专业以外的学者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医学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社会学、哲学、艺术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建设。如果连什么精神有病或没有病都没法区分，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能不混乱吗?至少该有一些基础知识。
艺术界：但是，是否就应该把刚刚谈到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特色”：对这个群体的偏见、行政机关的官僚化和医疗机构软件建设的滞后……如果问题那么容易被看见，但又无法解决，我很怀疑是因为背后还有没有被看到的问题。
郭海平：精神病学本来是西医创造出来的，最早发现其中的问题也是在西方。中国引进这一学科，但今天在现实中应用的是已经被西方否定的生物医学模式，为什么我们舍不得抛弃这种落后的模式?因为生物医学模式与文化手段相比能更快地消除眼睛所能看见的精神疾病症状，也更方便权力的操作，至于它的副作用，很容易被忽视。
我们冷静地想想，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是非理性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大还是理性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大?事实上，大多数人为的灾难都是缘于有目的精心策划，他们将目的隐藏起来。其实理性和非理性的真正危害性并不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本身，而是在于它们背后的动机和信仰，离开了对理性和非理性背后精神信仰的关注，这才是悲剧不断出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我想，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敌人”，应该是灵魂和信仰的缺失，这是全球都面对的问题，解决当然不可能仅仅靠发现和批判，如何让人的信仰复活，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正如现代人失去信仰也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
信仰也是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一种宇宙意识和宏观意识，当然，这种意识不是逻辑推理，更不是概念组合，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和感知，但在后天的社会文化教育中被不断削弱了，在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中，我时常又找回了那些丢失的敬畏感和感知能力。用发展科学和经济的思维对待人的精神是危险的。持续关注精神疾病和原生艺术，我是希望在其中找到一条出路。
艺术界：精神疾病是由什么造成的?
郭海平：80%以上至今为止病因都不明确，医生给病人吃药针对的是症状，如一个人的情感、意志、思维、行为的表现与大多数人的表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就被视为“症状”，也就是说精神病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统计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大多数人都糊涂和麻木不仁，有一个人清醒，这个人就可能被视为精神病人，相反，所有人都清醒，有一个人糊涂和麻木不仁，这个人也有可能被视为精神病人。所以，很多学者不能接受把精神病医学界定为医学。欧洲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出现过“反精神病学”，福柯就是这一学派中的一员，这些学者更希望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精神疾病的病因和治疗，他们的思想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前两年中国经常出现“被精神病”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医学的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艺术界：一旦“被精神病”，只要没有亲属来接，精神病人就永远被关在医院里了?
郭海平：这个问题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尖锐，很多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早已符合出院条件，但由于监护人不愿去医院接康复的病人回家，医院也不敢放人，医院里就人满为患。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和公众拒绝这些被贴上“精神病人”标签人重返社会、社区和家庭，大家都认为这些康复的病人是潜在的隐患。出院的康复病人比隔离在医院里的病人面临更复杂，也更严峻的挑战。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的综合治理，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医学专业以外的学者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医学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社会学、哲学、艺术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建设。如果连什么精神有病或没有病都没法区分，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能不混乱吗?至少该有一些基础知识。
艺术界：但是，是否就应该把刚刚谈到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特色”：对这个群体的偏见、行政机关的官僚化和医疗机构软件建设的滞后……如果问题那么容易被看见，但又无法解决，我很怀疑是因为背后还有没有被看到的问题。
郭海平：精神病学本来是西医创造出来的，最早发现其中的问题也是在西方。中国引进这一学科，但今天在现实中应用的是已经被西方否定的生物医学模式，为什么我们舍不得抛弃这种落后的模式?因为生物医学模式与文化手段相比能更快地消除眼睛所能看见的精神疾病症状，也更方便权力的操作，至于它的副作用，很容易被忽视。
我们冷静地想想，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是非理性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大还是理性对人和社会的伤害大?事实上，大多数人为的灾难都是缘于有目的精心策划，他们将目的隐藏起来。其实理性和非理性的真正危害性并不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本身，而是在于它们背后的动机和信仰，离开了对理性和非理性背后精神信仰的关注，这才是悲剧不断出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我想，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敌人”，应该是灵魂和信仰的缺失，这是全球都面对的问题，解决当然不可能仅仅靠发现和批判，如何让人的信仰复活，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正如现代人失去信仰也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
信仰也是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一种宇宙意识和宏观意识，当然，这种意识不是逻辑推理，更不是概念组合，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和感知，但在后天的社会文化教育中被不断削弱了，在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中，我时常又找回了那些丢失的敬畏感和感知能力。用发展科学和经济的思维对待人的精神是危险的。持续关注精神疾病和原生艺术，我是希望在其中找到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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