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身影
程丽则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6.5万字。
严格地说，这部书更像一个素材库，搜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与照片，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千帆先生生活中的一面。
一共四十节，每节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但作为一本书来看，则不免凌乱，缺乏必要的整理，部分内容也偶有重复。
读前半部还挺顺，基本按时间编排；而读到后半部，越读越乱，理不出个头绪，再看目录才知采取的分类汇编原则，而非传记体。
建议：采取年谱形式，按时间插入图片更优。 https://t.cn/ELT0hke

明代士大夫生活观念的转变，显然导源于儒释道三教合流。士大夫代表了儒学正宗，但在明代，已经深受老庄、佛教的影响。江盈科在《自述》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老庄生活观的认同，即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诗云：“人情譬如马，吃亏乃知福”，“善哉老氏书，知足常是乐。”在《忆昔》诗中，亦云：“达哉庄生言，三旌等羊肆。” 受老庄生活观念的影响，这些士大夫大多抱有一种对官场厌　　倦的情绪。如江盈科，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五年秩满，迁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为考察他在长洲任上时征赋不及格，于是改任大理寺正。所以，他对自己在长洲做官的生活，一直体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诗中称“六年苦海长洲令”，甚至将名场视为戏场：“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 正因为此，江盈科在很多诗歌中，表达了对做官的厌烦，不愿再做宰官之身，如诗云：“解绶便安逸，抽簪得隐沦。为偿牛马债，一见宰官身。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将做官视为偿还做牛做马之债，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情绪。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 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 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 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從小我知我的母親沒有社會競爭能力所以必須提早學會獨立判斷所有的事，當然偶會判斷失誤，剛剛在馬路上看見一個被自己孩子違逆頂撞，氣的在馬路上直接臭臉失態的母親我就想天下父母心但多半事與願違。孩子既然選擇了，就要用正確的方法去帶，從小培養勞逸才不會得懶病只是滿腹理想光講無從實踐。孩子的成長不是除了讀書就是打扮去玩，這一代對生活實踐真的只會用花銷用物質去滿足，完全不懂如何製造過生活的態度。從小就被你們灌輸自以為是公主王子沒有強大內心所以動不動就選擇退縮畏懼壓力而養成的對立關係乃至於成為社會競爭癱軟的問題，究竟是大人的錯誤還是孩子的無辜，您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