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商业价值】
要素3 关注公司的未来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是有意识地去辨别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能不能在今后25年里继续保持成功。芝加哥埃里尔基准资本管理公司的总裁约翰·罗杰斯说："巴菲特常常说,要透过窗户向前看,不能看后视镜。"
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办法是计算公司预期中的现金收入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是巴菲特评估公司内在价值的办法。然后他会寻找那些严重偏离这一价值、正被低价出售的公司。华尔街(即市场)常常在巴菲特介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注商业价值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能有意识地辨别出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巴菲特不会像有些投资者那么冲动,他会全神贯注于商业价值的三个方面。
（1）首先是公司必须简单且易于理解；
（2）公司必须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
（3）公司必须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巴菲特在考虑投资时,与其说他在购买股票,不如说他是在购买公司。因为他会彻底地了解他将要投资的公司。巴菲特从来不相信市场理论、宏观经济概念以及扇形趋势这类学院派的做法。他作投资决策的唯一基础就是商业运作状况。巴菲特认为,如果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是出于肤浅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商业基础,那么他们一旦遇到麻烦很可能会损失大笔的金钱。
自从巴菲特投身于股市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拥有了大量的、涉及许多不同行业的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由他自己亲自控制；还有一些公司,他仅仅是拥有少数股份的股东。但是,不论哪个公司,他都非常关心公司的商业价值。就如他了解伯克希尔所有持股公司的利润、费用支出、现金流、劳动关系、价格波动以及资金分配等情况一样。
巴菲特能够这样深入地了解伯克希尔下属公司的情况,是因为他有意把自己的投资限制于那些他在财务上易于理解的公司。他的投资逻辑是强制性的：如果你在自己并不了解的行业内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公司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投资。
华尔街评论巴菲特的自我投资限制时说："这使得他不能涉足潜力最大的行业,从而失去许多有利的投资机会。"巴菲特对此的回应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并不是你懂得多少,而在于你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即只要投资者能避免犯大的投资错误,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他认为,取得高于一般水平的成绩,并不需要你整天在股市里进进出出,只要把投资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了,或者说只要能把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情做得格外好,你就一定能实现理想的收益。
例如喜诗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巧克力企业,也是巴菲特收购的第一家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巴菲特这次收购的巨大成功是他从购买"雪茄烟蒂"式的便宜企业转向投资于优秀企业的开始。
巴菲特经常以喜诗巧克力作为企业经济特许权的例子。"假设你跑到一家商店打算买一块喜诗巧克力来满足一下口腹之娱,可是那的售货员却告诉你喜诗的好时巧克力刚好卖完了,她热情地推荐一种无品牌的巧克力给你,而你,作为喜诗的忠实发烧友,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宁愿再步行穿越一条街,也一定要买到喜诗巧克力……。或者也可以这样假设,同样是巧克力,喜诗要比其他品牌的巧克力贵上5美分,但你仍愿意买喜诗的话,这就意味着喜诗有着价值很高的经济特许权。"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83年的年报中以收购喜诗糖果公司为例,对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企业的巨大商业价值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喜诗糖果正好代表了巴菲特寻找的优秀企业典范：对有形资本需要很小、惊人的无形资产(商业价值)、拥有强大的经济特许权、较强的盈利能力。
巴菲特说："相对来说,在1972年只有很少几家企业预计会像喜诗那样持续保持25％的有形资产净值税后收益率,而且是在保守的会计政策和没有财务杠杆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存货、应收账款或固定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等因素产生如此之高的超额回报率,其根本原因是无形资产,也就是品牌的力量。特别是消费者在与产品和雇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无数次愉快体验,为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这种声誉创造了一种消费者特许权,它使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成为售价的主要决定因素。消费者特许权是商业价值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他来源包括不受利润管制影响的政府特许权(例如电视台)以及在一个行业中持续保持低成本生产者的地位。"
1982年,喜诗公司仅凭大约2 0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赚取了1 3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这种业绩表明,事实上公司具有的商业价值远远超过会计商誉的原始总成本。换言之,在会计商誉从收购之时起就有规律地减少的同时,商业价值则以不规律但却非常坚实的步伐在前进。当然,喜诗公司的商业价值有可能消失殆尽,但它不会在平稳的消耗中缩水。更有可能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即使按名义美元来衡量,这种价值也将不断增加。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因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名义价值会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任何一家需要具有一些有形资产净值进行经营的无财务杠杆的企业都肯定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只不过对有形资产需求小的公司受的损害最小。
在谈到收购一家企业时,巴菲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值得每一位投资人深思："无论如何,企业的买家还要看看卖家准备好的收购前景预测,这一现象始终让我困惑不解。查理和我从未看过它们一眼,相反却谨记'一匹病马'的故事。
"在看兽医的时候,病马的主人说：'您能帮助我吗？我的马有时勉强能走,但有时却一瘸一拐。'兽医的回答是：'没问题--在它勉强能走的时候,卖了它。'
"在伯克希尔,我们在对所收购的公司进行预测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也面对一个固有的问题,即企业的卖家对企业的了解远胜于买家,而且可以挑选出售的时机--通常可能是在公司'勉强能走'的时候。
"即使这样,我们也有一些优势,也许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战略规划。因此,我们感觉没有必要朝一个制订好的方向(一个几乎肯定导致愚蠢收购价格的航向)前进,而是可以简单地决定什么对我们的所有者来说更有意义。"
谈到企业的商业价值,巴菲特非常自豪地认为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内在价值大大超过其账面价值",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
（1）标准的会计原则要求我们的保险子公司持有的普通股在我们的账簿上以市场价值表示,而我们拥有的其他股票则按总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
1983年末,后一组股票的市场价值超过账面记录的价值达到税前7 000万美元,或者约税后5 000万美元。这部分超额属于我们的企业内在价值,但不计入账面价值的计算。
（2）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几家企业的经济商誉远大于记录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并在账面价值中反映出来的会计商誉。
在公司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方面,巴菲特不仅回避那些复杂的公司,还决不购买那些正处于困难时期、面临难题的公司,或那些因为从前的计划无法得到顺利实施而进行根本性转变的公司。巴菲特认为,不断转向的公司很少能获得长期的成功。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投资经验得出结论：只有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生产同种产品,或提供同项服务的公司才能获得最好的回报。而对公司业务进行大的变动常常会增加犯错误的可能性。
"公司巨变和超额回报通常不会同时发生。"但是,大多数投资者会把巴菲特的这句话当做耳边风,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有时候,投资者们深受迅速变化的行业的吸引,争相投资那些还处于重组过程中的公司。巴菲特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些投资者都对"这些股票明天将会带来巨大利益"的想法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清公司的现状。
巴菲特一再提醒投资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首先得确定该公司是特许企业,还是一家普通的商品公司。在他看来：与其以便宜的价格投资面临困难的公司,不如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运营良好的公司。他承认,"我和查理还没学会怎样解决公司的难题,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难题。"
巴菲特会把经济社会中的特许企业和众多的商品公司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那些商品公司大部分并不值得购买。他把特许企业定义为：这种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首先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第二,其产品或服务没有类似的替代品；最后是其产品或服务不受控制。这些特点使得特许企业可以定期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必担心丢失市场份额,影响销售量。一家特许企业甚至会在市场中需求平稳,在生产能力尚未得到完全满足时提高价格。可以说,价格弹性是特许企业的根本特征,这保证了特许企业能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资金收益。除此之外,特许企业还拥有更多的经济信誉,所以能承受得了通货膨胀的冲击。
而一家商品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商品公司通常都是低回报公司,因为一家商品公司要获得利润,只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唯一的方法是降低成本,使自身成为一个低成本公司。这种竞争会严重减少其利润边际。在其他时间,商品公司要想获得利润,也只有在供应紧缩时期才会有很好的机会,而这种时期是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的现代社会是难得一现的。巴菲特认为,商品公司要想长期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是"供应紧缩年份"与"供应充足年份"之比。同样,这个比率通常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分析完公司的经济特点之后,巴菲特会进一步研究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的问题,即判断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弱点。巴菲特说："我所喜欢的,是公司在一个领域里有竞争实力,在这个领域内我理解这家公司,并且相信它会继续保持这种竞争实力。"
投资者在有特许权的企业中,可以经常发现巴菲特所说的这种竞争实力。巴菲特认为,特许权公司一定不能缺少的一种竞争实力就是公司可以随意提高价格并获得高资金回报率的能力；另外一种是公司在经济混乱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一直经营的能力。在巴菲特看来,如果你在经营一家拥有特许权的公司时犯了决策性的错误,那么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企业仍然可以凭借特许权的优势而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回报。理由是："特许企业可以承受住经营失误。不称职的经理可能会减少这家企业的利润,但是不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损害。"
但是,特许企业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它们的价值不能长久。特许企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其他企业,随之而来的竞争在所难免。替代产品很快会被生产出来,产品间的差异会逐步缩小。在竞争时期,特许企业会逐渐蜕化成巴菲特所说的"虚弱的特许企业",最后,这家曾一度辉煌的特许企业就会慢慢地演变成一家商品公司。
从中,巴菲特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企业间竞争、兼并的演变,出色管理的价值和重要性也成指数级增长。一家特许企业在管理不称职的时候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一家商品公司却不能。
要素3 关注公司的未来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是有意识地去辨别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能不能在今后25年里继续保持成功。芝加哥埃里尔基准资本管理公司的总裁约翰·罗杰斯说："巴菲特常常说,要透过窗户向前看,不能看后视镜。"
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办法是计算公司预期中的现金收入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是巴菲特评估公司内在价值的办法。然后他会寻找那些严重偏离这一价值、正被低价出售的公司。华尔街(即市场)常常在巴菲特介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注商业价值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能有意识地辨别出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巴菲特不会像有些投资者那么冲动,他会全神贯注于商业价值的三个方面。
（1）首先是公司必须简单且易于理解；
（2）公司必须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
（3）公司必须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巴菲特在考虑投资时,与其说他在购买股票,不如说他是在购买公司。因为他会彻底地了解他将要投资的公司。巴菲特从来不相信市场理论、宏观经济概念以及扇形趋势这类学院派的做法。他作投资决策的唯一基础就是商业运作状况。巴菲特认为,如果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是出于肤浅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商业基础,那么他们一旦遇到麻烦很可能会损失大笔的金钱。
自从巴菲特投身于股市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拥有了大量的、涉及许多不同行业的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由他自己亲自控制；还有一些公司,他仅仅是拥有少数股份的股东。但是,不论哪个公司,他都非常关心公司的商业价值。就如他了解伯克希尔所有持股公司的利润、费用支出、现金流、劳动关系、价格波动以及资金分配等情况一样。
巴菲特能够这样深入地了解伯克希尔下属公司的情况,是因为他有意把自己的投资限制于那些他在财务上易于理解的公司。他的投资逻辑是强制性的：如果你在自己并不了解的行业内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公司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投资。
华尔街评论巴菲特的自我投资限制时说："这使得他不能涉足潜力最大的行业,从而失去许多有利的投资机会。"巴菲特对此的回应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并不是你懂得多少,而在于你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即只要投资者能避免犯大的投资错误,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他认为,取得高于一般水平的成绩,并不需要你整天在股市里进进出出,只要把投资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了,或者说只要能把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情做得格外好,你就一定能实现理想的收益。
例如喜诗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巧克力企业,也是巴菲特收购的第一家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巴菲特这次收购的巨大成功是他从购买"雪茄烟蒂"式的便宜企业转向投资于优秀企业的开始。
巴菲特经常以喜诗巧克力作为企业经济特许权的例子。"假设你跑到一家商店打算买一块喜诗巧克力来满足一下口腹之娱,可是那的售货员却告诉你喜诗的好时巧克力刚好卖完了,她热情地推荐一种无品牌的巧克力给你,而你,作为喜诗的忠实发烧友,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宁愿再步行穿越一条街,也一定要买到喜诗巧克力……。或者也可以这样假设,同样是巧克力,喜诗要比其他品牌的巧克力贵上5美分,但你仍愿意买喜诗的话,这就意味着喜诗有着价值很高的经济特许权。"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83年的年报中以收购喜诗糖果公司为例,对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企业的巨大商业价值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喜诗糖果正好代表了巴菲特寻找的优秀企业典范：对有形资本需要很小、惊人的无形资产(商业价值)、拥有强大的经济特许权、较强的盈利能力。
巴菲特说："相对来说,在1972年只有很少几家企业预计会像喜诗那样持续保持25％的有形资产净值税后收益率,而且是在保守的会计政策和没有财务杠杆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存货、应收账款或固定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等因素产生如此之高的超额回报率,其根本原因是无形资产,也就是品牌的力量。特别是消费者在与产品和雇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无数次愉快体验,为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这种声誉创造了一种消费者特许权,它使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成为售价的主要决定因素。消费者特许权是商业价值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他来源包括不受利润管制影响的政府特许权(例如电视台)以及在一个行业中持续保持低成本生产者的地位。"
1982年,喜诗公司仅凭大约2 0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赚取了1 3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这种业绩表明,事实上公司具有的商业价值远远超过会计商誉的原始总成本。换言之,在会计商誉从收购之时起就有规律地减少的同时,商业价值则以不规律但却非常坚实的步伐在前进。当然,喜诗公司的商业价值有可能消失殆尽,但它不会在平稳的消耗中缩水。更有可能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即使按名义美元来衡量,这种价值也将不断增加。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因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名义价值会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任何一家需要具有一些有形资产净值进行经营的无财务杠杆的企业都肯定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只不过对有形资产需求小的公司受的损害最小。
在谈到收购一家企业时,巴菲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值得每一位投资人深思："无论如何,企业的买家还要看看卖家准备好的收购前景预测,这一现象始终让我困惑不解。查理和我从未看过它们一眼,相反却谨记'一匹病马'的故事。
"在看兽医的时候,病马的主人说：'您能帮助我吗？我的马有时勉强能走,但有时却一瘸一拐。'兽医的回答是：'没问题--在它勉强能走的时候,卖了它。'
"在伯克希尔,我们在对所收购的公司进行预测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也面对一个固有的问题,即企业的卖家对企业的了解远胜于买家,而且可以挑选出售的时机--通常可能是在公司'勉强能走'的时候。
"即使这样,我们也有一些优势,也许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战略规划。因此,我们感觉没有必要朝一个制订好的方向(一个几乎肯定导致愚蠢收购价格的航向)前进,而是可以简单地决定什么对我们的所有者来说更有意义。"
谈到企业的商业价值,巴菲特非常自豪地认为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内在价值大大超过其账面价值",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
（1）标准的会计原则要求我们的保险子公司持有的普通股在我们的账簿上以市场价值表示,而我们拥有的其他股票则按总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
1983年末,后一组股票的市场价值超过账面记录的价值达到税前7 000万美元,或者约税后5 000万美元。这部分超额属于我们的企业内在价值,但不计入账面价值的计算。
（2）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几家企业的经济商誉远大于记录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并在账面价值中反映出来的会计商誉。
在公司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方面,巴菲特不仅回避那些复杂的公司,还决不购买那些正处于困难时期、面临难题的公司,或那些因为从前的计划无法得到顺利实施而进行根本性转变的公司。巴菲特认为,不断转向的公司很少能获得长期的成功。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投资经验得出结论：只有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生产同种产品,或提供同项服务的公司才能获得最好的回报。而对公司业务进行大的变动常常会增加犯错误的可能性。
"公司巨变和超额回报通常不会同时发生。"但是,大多数投资者会把巴菲特的这句话当做耳边风,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有时候,投资者们深受迅速变化的行业的吸引,争相投资那些还处于重组过程中的公司。巴菲特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些投资者都对"这些股票明天将会带来巨大利益"的想法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清公司的现状。
巴菲特一再提醒投资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首先得确定该公司是特许企业,还是一家普通的商品公司。在他看来：与其以便宜的价格投资面临困难的公司,不如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运营良好的公司。他承认,"我和查理还没学会怎样解决公司的难题,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难题。"
巴菲特会把经济社会中的特许企业和众多的商品公司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那些商品公司大部分并不值得购买。他把特许企业定义为：这种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首先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第二,其产品或服务没有类似的替代品；最后是其产品或服务不受控制。这些特点使得特许企业可以定期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必担心丢失市场份额,影响销售量。一家特许企业甚至会在市场中需求平稳,在生产能力尚未得到完全满足时提高价格。可以说,价格弹性是特许企业的根本特征,这保证了特许企业能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资金收益。除此之外,特许企业还拥有更多的经济信誉,所以能承受得了通货膨胀的冲击。
而一家商品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商品公司通常都是低回报公司,因为一家商品公司要获得利润,只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唯一的方法是降低成本,使自身成为一个低成本公司。这种竞争会严重减少其利润边际。在其他时间,商品公司要想获得利润,也只有在供应紧缩时期才会有很好的机会,而这种时期是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的现代社会是难得一现的。巴菲特认为,商品公司要想长期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是"供应紧缩年份"与"供应充足年份"之比。同样,这个比率通常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分析完公司的经济特点之后,巴菲特会进一步研究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的问题,即判断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弱点。巴菲特说："我所喜欢的,是公司在一个领域里有竞争实力,在这个领域内我理解这家公司,并且相信它会继续保持这种竞争实力。"
投资者在有特许权的企业中,可以经常发现巴菲特所说的这种竞争实力。巴菲特认为,特许权公司一定不能缺少的一种竞争实力就是公司可以随意提高价格并获得高资金回报率的能力；另外一种是公司在经济混乱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一直经营的能力。在巴菲特看来,如果你在经营一家拥有特许权的公司时犯了决策性的错误,那么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企业仍然可以凭借特许权的优势而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回报。理由是："特许企业可以承受住经营失误。不称职的经理可能会减少这家企业的利润,但是不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损害。"
但是,特许企业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它们的价值不能长久。特许企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其他企业,随之而来的竞争在所难免。替代产品很快会被生产出来,产品间的差异会逐步缩小。在竞争时期,特许企业会逐渐蜕化成巴菲特所说的"虚弱的特许企业",最后,这家曾一度辉煌的特许企业就会慢慢地演变成一家商品公司。
从中,巴菲特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企业间竞争、兼并的演变,出色管理的价值和重要性也成指数级增长。一家特许企业在管理不称职的时候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一家商品公司却不能。
#大变化！涉及职称评审！
近日，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历经5年，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出炉。这一涉及全国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改革措施将产生哪些影响？
27个职称系列改革指导意见出炉
增设11个系列正高
9月以来，许多地方启动了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尽管还没收到正式通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绘画师李小贵非常期待：“2015年我评上副高，本来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这个职称‘天花板’会突破。”
李小贵从事陶瓷绘画18年，在当地小有名气。按照过去的规定，就算他终其一生雕琢技艺，也只能止步副高。
今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发布《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行业的人员首次设置正高职称。“这是对我们专业水平的更高认可，激励大家进一步提高造诣。”李小贵说。
尽管职业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市场化，但在诸多行业企业，职称仍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并与工资待遇、科研资源、上升通道等密切相关。
2016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包括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医护人员等在内的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全部出台。
“不只是工艺美术人才，这次改革增设工程、经济、会计等11个系列的正高，惠及近3000万专业技术人员。改革健全了制度体系，完善了评价标准，创新了评价机制，着重解决评价标准不合理、一刀切等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刘冬梅说。
涉及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定政策，迎来多年未有的大调整：
——工程、农业等一批职称系列的评审专业得以细分；
——新兴职业不断纳入职称评价范围，新增动漫游戏、运动防护师、快递工程等13个评审专业；
——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考试、评审、考评结合、面试答辩、实践操作等多元化评价方式；
——对研究人员探索实行代表作制度；
——对互联网领域的奇才、“怪才”建立评审绿色通道……
“这是现行职称制度实施3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种种突破性的安排，旨在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制度。”刘冬梅表示，核心目标是从申报上打破身份、档案等制约，畅通各类人才职称申报渠道；从评审上减少条条框框，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真正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
鼓励以实绩论英雄
解决评价与使用相脱节问题
“这次改革不再唯学历、唯资历，论文、学历不做‘硬杠杠’，以实绩论英雄。”刘冬梅说，对医护人员主要突出临床实践能力，对教师主要看教学质量，鼓励大家在一线建功立业。
56岁的于刚是山东省立医院眩晕诊疗中心主任，因医术精湛，被称为山东治晕“第一人”，常年一号难求。但也正是因为精力主要放在临床上，论文和科研成果较少，他获评副高14年还没评上正高。
两年前，山东试水卫生职称“双自主”改革，于刚被定为临床优势型人才，通过侧重临床实绩、降低论文评价，在2020年3月获得主任医师的证书。
“职称毕竟是对专业水平的认可，申请加入专业学会或者申报科研项目都对职称有较高要求。另外，评上正高也有利于带团队、开展工作。”于刚坦言。
2020年，包括山东省立医院在内的55家改革试点单位，共有5037名专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职称。
此次改革令职称评价标准回归岗位需求和实际贡献。比如，对高校教师不再以SCI、SSCI等论文指标作为参评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医护人员加强医德医风和从业行为评价，淡化论文要求；对翻译、演员、计算机等行业不再做学历要求等等。
近日，山西省发布2021年全省中小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通知，要求校长、园长和各级教研室教研员如果不从事学科教育教学，不得申报正高级教师，同时取消了申报正高级教师的奖励和荣誉要求。
太原市某小学教师张静认为，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有了好的评价标准，老师们更能安心站讲台，全心谋教学。
南京林业大学蒋华松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仅以教学业绩评上了教授；只有高中学历但创作成果斐然的江苏作家周洁，从中级直接获评正高；航天六院长动集团军品事业部车二班班长黄汉华等1万多名操作工、电工、钳工等，打破学历和身份限制评上正高……
“随着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先行破冰、红利释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显著提高了人才评价科学化水平，解决了人才评价与人才使用相脱节，评上的用不上、用上的评不上等问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孙锐表示。
破除条条框框后
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5年来，职称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标准、程序等方面基本有规可依、有据可循。但记者采访发现，强调论文篇数、论资排辈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困扰人才的“烦心事”“老难题”尚未完全破解。
“国家的改革指导意见提出要科学对待论文、论著等研究成果。但看最近单位发的评审通知，对论文的要求还是没变。”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家单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徐先生则认为：“职称标准破易立难。尽管论文与业务关系不大，但评职称总要有一些衡量标准。如果论文、奖项、年头这些都不看，那拿什么来筛选？”
在采访中，部分“211”高校的青年教师也表达了困惑：“核心期刊论文数至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指标，现在不拿它作为要求，那就没有硬性标准了。评审决定权都在专家委员会，谁来决定请哪些专家？如何排除人情干扰？操作空间会不会更大？”
少数受访者反映，职称能不能评得上、多久能评上，还是受人情世故、资历年限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因素影响。
“破‘四唯’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但‘不唯’不是‘不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新的标准条件，建立了综合监管体系，现在要做的是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落细。”刘冬梅说。
“各单位需要着眼实际，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根据行业和专业差异，选择论文和奖励权重，研究制定评价能力、贡献和业绩的细化指标。”孙锐说。
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加强职称评审全流程监管、完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孙锐建议，下一步需细化相关办法，推进制度落地，去除企事业单位行政化、官僚化干扰，同时推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职称评价。
刘冬梅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评审专家队伍建设，建立专家诚信记录，健全同行评价机制，尽可能地提高职称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
近日，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历经5年，职称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出炉。这一涉及全国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改革措施将产生哪些影响？
27个职称系列改革指导意见出炉
增设11个系列正高
9月以来，许多地方启动了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尽管还没收到正式通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绘画师李小贵非常期待：“2015年我评上副高，本来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这个职称‘天花板’会突破。”
李小贵从事陶瓷绘画18年，在当地小有名气。按照过去的规定，就算他终其一生雕琢技艺，也只能止步副高。
今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发布《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行业的人员首次设置正高职称。“这是对我们专业水平的更高认可，激励大家进一步提高造诣。”李小贵说。
尽管职业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市场化，但在诸多行业企业，职称仍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并与工资待遇、科研资源、上升通道等密切相关。
2016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包括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医护人员等在内的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全部出台。
“不只是工艺美术人才，这次改革增设工程、经济、会计等11个系列的正高，惠及近3000万专业技术人员。改革健全了制度体系，完善了评价标准，创新了评价机制，着重解决评价标准不合理、一刀切等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刘冬梅说。
涉及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定政策，迎来多年未有的大调整：
——工程、农业等一批职称系列的评审专业得以细分；
——新兴职业不断纳入职称评价范围，新增动漫游戏、运动防护师、快递工程等13个评审专业；
——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考试、评审、考评结合、面试答辩、实践操作等多元化评价方式；
——对研究人员探索实行代表作制度；
——对互联网领域的奇才、“怪才”建立评审绿色通道……
“这是现行职称制度实施3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种种突破性的安排，旨在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制度。”刘冬梅表示，核心目标是从申报上打破身份、档案等制约，畅通各类人才职称申报渠道；从评审上减少条条框框，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真正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
鼓励以实绩论英雄
解决评价与使用相脱节问题
“这次改革不再唯学历、唯资历，论文、学历不做‘硬杠杠’，以实绩论英雄。”刘冬梅说，对医护人员主要突出临床实践能力，对教师主要看教学质量，鼓励大家在一线建功立业。
56岁的于刚是山东省立医院眩晕诊疗中心主任，因医术精湛，被称为山东治晕“第一人”，常年一号难求。但也正是因为精力主要放在临床上，论文和科研成果较少，他获评副高14年还没评上正高。
两年前，山东试水卫生职称“双自主”改革，于刚被定为临床优势型人才，通过侧重临床实绩、降低论文评价，在2020年3月获得主任医师的证书。
“职称毕竟是对专业水平的认可，申请加入专业学会或者申报科研项目都对职称有较高要求。另外，评上正高也有利于带团队、开展工作。”于刚坦言。
2020年，包括山东省立医院在内的55家改革试点单位，共有5037名专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职称。
此次改革令职称评价标准回归岗位需求和实际贡献。比如，对高校教师不再以SCI、SSCI等论文指标作为参评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医护人员加强医德医风和从业行为评价，淡化论文要求；对翻译、演员、计算机等行业不再做学历要求等等。
近日，山西省发布2021年全省中小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通知，要求校长、园长和各级教研室教研员如果不从事学科教育教学，不得申报正高级教师，同时取消了申报正高级教师的奖励和荣誉要求。
太原市某小学教师张静认为，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有了好的评价标准，老师们更能安心站讲台，全心谋教学。
南京林业大学蒋华松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仅以教学业绩评上了教授；只有高中学历但创作成果斐然的江苏作家周洁，从中级直接获评正高；航天六院长动集团军品事业部车二班班长黄汉华等1万多名操作工、电工、钳工等，打破学历和身份限制评上正高……
“随着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先行破冰、红利释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显著提高了人才评价科学化水平，解决了人才评价与人才使用相脱节，评上的用不上、用上的评不上等问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孙锐表示。
破除条条框框后
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5年来，职称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标准、程序等方面基本有规可依、有据可循。但记者采访发现，强调论文篇数、论资排辈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困扰人才的“烦心事”“老难题”尚未完全破解。
“国家的改革指导意见提出要科学对待论文、论著等研究成果。但看最近单位发的评审通知，对论文的要求还是没变。”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家单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徐先生则认为：“职称标准破易立难。尽管论文与业务关系不大，但评职称总要有一些衡量标准。如果论文、奖项、年头这些都不看，那拿什么来筛选？”
在采访中，部分“211”高校的青年教师也表达了困惑：“核心期刊论文数至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指标，现在不拿它作为要求，那就没有硬性标准了。评审决定权都在专家委员会，谁来决定请哪些专家？如何排除人情干扰？操作空间会不会更大？”
少数受访者反映，职称能不能评得上、多久能评上，还是受人情世故、资历年限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因素影响。
“破‘四唯’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但‘不唯’不是‘不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新的标准条件，建立了综合监管体系，现在要做的是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落细。”刘冬梅说。
“各单位需要着眼实际，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根据行业和专业差异，选择论文和奖励权重，研究制定评价能力、贡献和业绩的细化指标。”孙锐说。
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加强职称评审全流程监管、完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孙锐建议，下一步需细化相关办法，推进制度落地，去除企事业单位行政化、官僚化干扰，同时推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职称评价。
刘冬梅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评审专家队伍建设，建立专家诚信记录，健全同行评价机制，尽可能地提高职称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