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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古称郎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部的太行山东麓，属太行山脉，距县城36千米，由5坨36峰组成。因其奇峰林立、峥嵘险峻、状若狼牙而得名。
狼牙山为古易州十景和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地貌复杂，大部分山峰海拔500~800米。 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主要景点有莲花峰、棋盘陀、石棋盘、蚕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和壮士纪念塔等。
1993年5月，狼牙山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5年12月，狼牙山景区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8年4月，狼牙山被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2017年1月，易县狼牙山风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棋盘坨为狼牙山的主要山峰之一，民国《易县志稿》载：“棋盘坨在易县西南95里，郎山（老君堂所在的褡裢峰）之西，高数里，四周高峰，一径可入，上有石棋盘，又有三池，清泉不竭。”坨底部有西水寨，其西南侧的峨眉山、众军山，皆古战场。由西水寨攀登，可达西天门，径路两侧山体如刀削斧劈，石笋如宝瓶。西天门附近，有红玛瑙岩溶洞，原名“天井”，洞内套洞，钟乳石千姿百态，暗河长流。过了西天门，多处奇峰、怪石、洞穴。如棒槌崖、黄罗伞、老虎洞、老虎嘴、饮虎池、相思谷、仙女泉、无底洞、镇妖石，奇特的阴阳石，阳面似武将，阴面犹如仕女，当地人称“媳妇头”。沿2900级登天梯石阶，达棋盘坨，坨顶建狼牙山五壮士塔，塔西的小莲花峰（小莲花瓣），即五壮士跳崖处。莲花峰与小石林、红云崖等自然景观毗连。坨西有胭脂湖。据《易县志稿》载，坨西南的众军山下为马兰涧，人不能入。其南为黄伯阳洞，另有倒挂莲花洞，明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屯军处。坨北有天险阎王鼻子、小鬼脸。
石棋盘

石棋盘又名仙弈石
石棋盘又名仙弈石，相传王禅、孙膑弈棋时，一青年樵夫观棋，观完弈棋，驴已成骨灰，回至家中，故人皆无，其妻寻夫年复一年而亡，化作石人，人称此地为“女思谷”。棋盘坨山下南管头有北魏太延元年（435）太武帝拓跋焘东巡时的御射碑。《水经注碑录》附御射碑拓片图，图右上角有著名考古金石学家罗振玉题跋。历史学家傅振伦著文称“这是易县最古的石刻，在河北亦颇少见”。“御射碑高六尺，广二尺三寸余，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似爨龙颜碑”。郦道元《水经注》称，“徐水（漕河）三源齐发，齐泻一涧（漕河上游有三源，至南管头汇成一流），东流北转经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经南山下，水阴又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经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曰：‘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经五回（岭）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山岩，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刻树碑官名”。
蚕姑祠

姑姑坨
姑姑坨上蚕姑祠为北魏时期建，祀黄帝元妃嫘祖，因她教民植桑养蚕，被祀为蚕姑圣母。由西山北村北行上山，登姑姑坨，途经万杏山庄，过南天门，达蜡烛峰，即姑姑坨。姑姑坨北有玉皇坨，南有龙门坨，东有仙人坨，西有松树坨，与五指坨遥相对称。姑姑坨原有灵峰院、玉皇庙、天王殿、五帝殿、三官庙、蚕姑殿等庙宇40余间。灵峰院规模最大，蚕姑殿即在院内，石井水常年不竭，高山之上，白云飘渺，苍松翠柏，碧瓦红墙，香客不断，蚕姑圣诞，人山人海，日夜不断。五代后晋时期，易州陷入辽国，蚕姑庙主持孙深意故后，该地称狼山寨，其侄孙方谏、孙行友兄弟以姑姑坨为寨，抗击辽军。北宋时期，辽军入侵，此坨为边防要地，辽军南侵，狼山寨首当其冲。
老君堂

老君堂即汉武帝太子刘据之子避难处
老君堂即汉武帝太子刘据之子避难处，郎山之名由此得来。在褡裢峰半山腰，依天然山洞而建，供奉道教三清之一的太上老君（老子李聃），因建于悬崖，又称悬空寺。传燕昭王好仙道，曾派人在此建殿炼丹。到老君堂，先要过仙人桥，为两崖间一木板桥，行其上，摇摇晃晃，飘飘欲仙。崖下幽谷，深不可测，传为道士们超度升天之地。过桥后，有拱形月亮门，门口一清泉，常年清澈不竭，泉周松竹环绕，芦苇丛生。月亮门内即老君堂，院内有米墙、黄瓦殿宇及斋房数间。老君堂在万丈悬崖，地势险要，1941年9月八路军在狼牙山阻击日军，一分区一团七连掩护数万名干部、群众突围的指挥部，设在老君堂，指挥棋盘坨、姑姑坨及老君堂附近抗击日军的战斗，爱国道士石海中曾于此巧斗日本兵，并保护军用物资。1943年秋后反“扫荡”中，他还在此照料杨成武养病。
迷魂谷
仙人桥下一深谷，名迷魂谷。谷内奇石林立，似阴曹地府的牛头马面。迷魂谷有一天然屏障，如数百米的城墙，崖壁千尺，一削到底，险不可攀，顶部有数千只小铜铃错落垂下，风吹铃声悦耳。距仙人桥不远有一小径，只容一人擦身而过，两侧峭壁兀立对峙，只见一缕青天，不见阳光，四季幽暗、阴森，此径名一线天。
燕王仙台
燕王仙台为狼牙山东北之东台，有三峰，甚为崇峻，腾云冠峰，高霞翼岭，岫壑冲深，云烟罩雾，耆旧言燕昭王求仙处，又名燕昭王仙台。《太平广记》卷二载：“燕王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在昆仑山登仙），去嗜欲，撤声色，无思无为，可以致道”。之后，谷将子告王曰：“西王母将降，观尔之所修，示尔以灵玄之要”。后一年，王母果至，与王游燧林（燕王仙台）之下。
勇士陈列馆

五勇士陈列馆
1993年5月份，狼牙山旅游区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党员、团员。军人、学生等络绎不绝。尤其是“七一”、“十一”期间，由当年老党员、老八路所作的专题报告更是吸引游客驻足倾听。于2001年落成由杨成武将军亲笔题写的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占地面积816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馆内设有图片，历史资料，抗战文物，战斗场景等四个展厅，再现了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业绩和历史，也进一步揭示了日寇在我根据地犯下的滔天罪行。陈列馆已于2001年5月份进入试运营阶段，从而成为狼牙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一革命传统教育场所。
壮士纪念塔

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9月25日，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五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被敌人逼到狼牙山顶峰，跳下了悬崖。这就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勇士。五勇士跳崖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为国捐躯，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得救。 [1]
1942年1月，晋察冀一分区决定，在棋盘坨顶峰五勇士跳崖处修建纪念塔。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建筑民工的艰苦努力下，三层楼高的“三烈士纪念塔”于当年9月底基本建成。“三烈士纪念塔”鼓舞着革命人民抗战的决心，同时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时刻想摧毁它。1943年9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大扫荡中，“三烈士纪念塔”遭到敌人山炮的轰击而被毁。为继承和发扬五勇士的英雄业绩，1959年易县人民重修纪念塔，聂荣臻亲自题写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的塔名。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地震的破坏，六十年代末再次遭到毁坏。纪念塔两次修建、两次被毁，但毁不掉人民对五勇士的怀念。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1986年第三次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新塔呈乳黄色，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69平方米，底座直径3.06米，高21.5米，塔身5层，呈正五边形，塔顶设凉亭式黄琉璃瓦塔帽，塔身正面（南面）嵌有聂荣臻题写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9个金黄色大字。五勇士浮雕像镶嵌在与塔底同高的一面汉白玉旗上，与塔底层相连。向东有一碑廊，碑廊东端是一碑亭，亭内有一个六棱大理石碑，碑上刻有彭真、聂荣臻杨成武、刘澜涛、陈正湘、史进前等12位领导人的题词，纪念塔周围还有浇筑的栏板、牌房和围墙。
红玛瑙溶洞

红玛瑙溶洞
狼牙山红玛瑙溶洞在西天门景点附近，是1992年4月28日由东西水村三位村民发现。狼牙山整个山体由石灰岩构成，众多的溶洞构成狼牙山一大奇观，此处溶洞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此洞原名“天井”，据传是王禅老祖打坐参禅的洞天福地。洞分五层，由北向南斜下走向，第一层为30米竖井，第二层为褐色石笋夹杂白色钟乳石。三四层均为乳白色或琥珀色钟乳石，其造型千奇百怪，妙趣横生。洞内还有一海马化石，年代尚未考证。最为奇特的是三层中一乳白色石柱体，上有石帽盖，下有底座，六棱柱，酷似山上的五勇士纪念塔，真是神奇的时空交融。第五层有一暗河河道，如人工清渠，细水长流，下有洞口，据传与东海相通，称为海眼，因洞口小，无法入内，至今还是个谜。

十一因为17年11月份去一个小姐姐家买的
所以就叫十一
买来的时候是折耳
也不太懂猫
但是听小姐姐说
十一的爸爸就没啥事
于是就放心地带回了家
也是我们养的第一只猫
后来
有了十二
有了二驴
有了二妞
十一一直陪着我们
寒暑假回家的时候
总会考虑它们该由谁照顾
十一吧
性格怪怪的
不亲人
但是没人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就喵喵叫
要你陪着他
但是又不让你抱他
最近半年
十一尿道老是堵
带他去看医生
也老不见好
医生说 公猫很容易这样
而且他还是折耳
后来他自己慢慢就好了
可是
这几天没见张民妈妈拍十一给我们
只是拍十二和他的三个小猫
结果才知道
十一又因为尿道堵了
不在了
十一四岁了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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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