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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古老的容颜（16）——海南历史文化名村道郡村。第二篇
2016年被国家入选为中国传统村落。
村的祖先是唐代户部尚书吴贤秀公，于公元805年从福建蒲田迂琼，为吴氏渡琼始祖。村的始祖是吴贤秀公二十三世孙吴友端公的孙子吴登生，吴友端字正甫，寿享136岁自宋元明三朝福禄。登生公生九个儿子，从宋朝末期携次子吴乾庇及三子吴乾佐定居本村，至今已近700年，相传已四十八代。
村中历代受皇封的有清嘉庆年间进士吴天授；有海南历史最高级别武官清道光年间正一品建威将军吴元猷；清道光年间正二品武显将军吴世恩；清光绪年间户部主事吴汉征；清光绪年间广东五口布政司吴必育；及庠生、监生、贡生、武生、国学生等近22人，近代有民国爱国将军海南琼北要塞司令吴振寰；中共琼崖纵队烈士吴开佑；现代有中共十六大代表吴素秋（原海口市第九小学校长）；教授吴元钊、吴元祜；研究生吴旭、还有教师、大学生、翻译、军人、国家公务员等近百人，爱国华侨吴君茹、吴疆、吴坤、吴多波等定居美国，吴清监、吴清海、吴清圣等定居泰国，吴清发等定居香港。
村的历史文物丰富，有慈禧太后赐建的吴氏宗祠，有吴元猷将军故居，有进士吴天授故居及进士牌，有广东五品布政司吴必育故居，有吴振寰将军故居，还有古井（将军泉）左右对称，大林壹官市，泰华军坡场，古庙，古磨，古椿，古民居等，是一个富有历史文物、历史文化名村。
村名的由来，地方志记载，道郡村系（多军）谐音演变而得名，因村依坡而建，村后坡地宽阔，为泰华仙妃军坡地，相传每年农历六月十二在这里举办军坡节，万众云集，拜神，舞龙，舞狮，闹军坡一直传承至今，多军（村）谐音为今名道郡村。 https://t.cn/R2WxmuQ
海南古老的容颜（16）——海南历史文化名村道郡村。第二篇
2016年被国家入选为中国传统村落。
村的祖先是唐代户部尚书吴贤秀公，于公元805年从福建蒲田迂琼，为吴氏渡琼始祖。村的始祖是吴贤秀公二十三世孙吴友端公的孙子吴登生，吴友端字正甫，寿享136岁自宋元明三朝福禄。登生公生九个儿子，从宋朝末期携次子吴乾庇及三子吴乾佐定居本村，至今已近700年，相传已四十八代。
村中历代受皇封的有清嘉庆年间进士吴天授；有海南历史最高级别武官清道光年间正一品建威将军吴元猷；清道光年间正二品武显将军吴世恩；清光绪年间户部主事吴汉征；清光绪年间广东五口布政司吴必育；及庠生、监生、贡生、武生、国学生等近22人，近代有民国爱国将军海南琼北要塞司令吴振寰；中共琼崖纵队烈士吴开佑；现代有中共十六大代表吴素秋（原海口市第九小学校长）；教授吴元钊、吴元祜；研究生吴旭、还有教师、大学生、翻译、军人、国家公务员等近百人，爱国华侨吴君茹、吴疆、吴坤、吴多波等定居美国，吴清监、吴清海、吴清圣等定居泰国，吴清发等定居香港。
村的历史文物丰富，有慈禧太后赐建的吴氏宗祠，有吴元猷将军故居，有进士吴天授故居及进士牌，有广东五品布政司吴必育故居，有吴振寰将军故居，还有古井（将军泉）左右对称，大林壹官市，泰华军坡场，古庙，古磨，古椿，古民居等，是一个富有历史文物、历史文化名村。
村名的由来，地方志记载，道郡村系（多军）谐音演变而得名，因村依坡而建，村后坡地宽阔，为泰华仙妃军坡地，相传每年农历六月十二在这里举办军坡节，万众云集，拜神，舞龙，舞狮，闹军坡一直传承至今，多军（村）谐音为今名道郡村。 https://t.cn/R2WxmuQ
望向世界的眼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0-12-24
林则徐（上图）编纂的《四洲志》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后来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了《海国图志》（下图）。
则徐为官 忧国济民
今年是林则徐逝世170周年。林则徐与江苏这片土地有深厚情谊。他在江苏先后担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务，事繁责重，留下不少善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48岁的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扬州钞关的税收点主要在“两口”和“三坝”，“两口”指当时江都的白塔河中闸与宜陵白塔河口，一些商船为了避开这两个关卡，绕道泰州通行，扬州钞关遂在泰州的滕坝、鲍坝、西滋河口增设关卡，这就是“三坝”。
林则徐上任不久就两次到扬州、泰州巡查，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提出了治理越坝逃税的主张：开展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使船商懂得运销货物应该交税，并在关卡张贴明令禁止逃税、违者重罚的告示；责令泰州地方官员照章征税，并派税司赴泰州滕坝、西滋河口等地设伏稽查；严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官吏。此举推出一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扬州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三年后，林则徐再度来扬州、泰州巡查，见积弊已除，甚为高兴，特在滕坝等处立《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同时再次在泰州口岸及三坝告示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林则徐是一位水利专家，而治水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这是百姓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他听说瓜洲有个叫齐彦槐的人，造了一台提水农具——龙尾车。他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于是丢下手头工作，前去参观。林则徐看了后大喜过望，当即给予褒奖，说这种龙尾车名字好听，制作简便，不仅可以用于农田灌溉，还可以排涝泄洪，明令推广。他还在齐彦槐所作的一幅画上题诗抒怀：“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民无饥寒，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林则徐在江苏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不仅为他的事业，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林则徐之前，广东巡抚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年）严禁鸦片，收到了一定效果，史载“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这位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时，他虽退隐告老还乡，仍心忧国事。阮元对林则徐十分赞许，对魏源、龚自珍也很器重，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之谓。龚自珍与魏源是同时期人，与林则徐也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九条禁烟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林则徐采纳了。
志同道合 放眼世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只是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能臣廉吏，他还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对准了世界。在林则徐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同声相应的朋友，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魏源、龚自珍了。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很受林则徐的称许。魏源二十岁那年，父亲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随父从老家湖南邵阳来京求学，逗留京师数载，很快便有了点名气，这引起了龚自珍的注意。道光十年（1830年），龚自珍邀请魏源参加了花之寺聚会，两年后的春天，龚自珍再次邀请魏源参加花之寺聚会。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的聚会。龚自珍是豪狂之士，如风雷，似霹雳，情到深处，歌哭长啸；而魏源却是沉默好思之人，如静树，似闲云，少言寡语，理性胜于感性。但他们却像两块不同磁极的磁铁，虽然有着不同性格，却毫不犹豫地粘到一起。此后，他们引为知音，常有书信往来，诗酒唱和，友谊至死不渝。龚自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后，魏源顿生“雅士如林，知音日少”之感。次年，龚自珍之子龚橙抱遗稿来到扬州，请魏源帮助编订龚自珍的作品集，魏源欣然应允，并作序怀念。
由于龚自珍的举荐，魏源与林则徐等人相识。林则徐与魏源相见恨晚，同忧国事，堪称知己。还是在道光十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林则徐惊诧于比他小十岁的魏源反对腐败、主张改革的胆识。王凤生是他们两人的朋友，正直有为，但仕途坎坷。两人同情王凤生，魏源曾称王凤生是海内谈实学第一人，王凤生逝世后，魏源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之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拥护支持，而且对禁烟一事充满希望。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后来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才忧愤辞归扬州。
魏源的性格不适合于当时的官场，但他是具有治理之才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出任东台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魏源更适合成为一位学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他的著作宏富，《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等等，而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是《海国图志》，而魏源编写此书与林则徐有密切的关系。
担当大任 完成巨作
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他不耿耿于怀个人的荣辱兴衰，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他在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搜集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书影响巨大，开风气之先，此后中国人撰写的研究外国史地、探索中国海洋的著作逐步增多，这些著作汇成了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林则徐也因之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魏源一直关心林则徐命运，他得知消息，已在此翘首以盼。面对国事茫茫，他们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并未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而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林则徐知道魏源不仅有完成这项事业的壮心，更有完成这项事业必需的见识与能力。而魏源亦十分珍重林则徐的嘱托，他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丝毫不因林则徐落魄失势而躲避，更不因怕被牵连而推辞，而是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林则徐的恰当语言，更表达了对国事的忧心。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二人的共同信念——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边患。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海国图志》初成5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扬州出版；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60卷本；咸丰元年（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次年刊行于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源于此书。这本书问世后，其影响力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林则徐以为官廉能、家风严谨而著称于世，更以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中国人凝视世界的双眼，再也不会闭上，在经历了无数风浪后，这双眼睛更加深邃。（潘宝明 石毅）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0-12-24
林则徐（上图）编纂的《四洲志》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后来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了《海国图志》（下图）。
则徐为官 忧国济民
今年是林则徐逝世170周年。林则徐与江苏这片土地有深厚情谊。他在江苏先后担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务，事繁责重，留下不少善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48岁的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扬州钞关的税收点主要在“两口”和“三坝”，“两口”指当时江都的白塔河中闸与宜陵白塔河口，一些商船为了避开这两个关卡，绕道泰州通行，扬州钞关遂在泰州的滕坝、鲍坝、西滋河口增设关卡，这就是“三坝”。
林则徐上任不久就两次到扬州、泰州巡查，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提出了治理越坝逃税的主张：开展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使船商懂得运销货物应该交税，并在关卡张贴明令禁止逃税、违者重罚的告示；责令泰州地方官员照章征税，并派税司赴泰州滕坝、西滋河口等地设伏稽查；严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官吏。此举推出一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扬州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三年后，林则徐再度来扬州、泰州巡查，见积弊已除，甚为高兴，特在滕坝等处立《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同时再次在泰州口岸及三坝告示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林则徐是一位水利专家，而治水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这是百姓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他听说瓜洲有个叫齐彦槐的人，造了一台提水农具——龙尾车。他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于是丢下手头工作，前去参观。林则徐看了后大喜过望，当即给予褒奖，说这种龙尾车名字好听，制作简便，不仅可以用于农田灌溉，还可以排涝泄洪，明令推广。他还在齐彦槐所作的一幅画上题诗抒怀：“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民无饥寒，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林则徐在江苏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不仅为他的事业，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林则徐之前，广东巡抚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年）严禁鸦片，收到了一定效果，史载“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这位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时，他虽退隐告老还乡，仍心忧国事。阮元对林则徐十分赞许，对魏源、龚自珍也很器重，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之谓。龚自珍与魏源是同时期人，与林则徐也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九条禁烟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林则徐采纳了。
志同道合 放眼世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只是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能臣廉吏，他还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对准了世界。在林则徐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同声相应的朋友，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魏源、龚自珍了。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很受林则徐的称许。魏源二十岁那年，父亲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随父从老家湖南邵阳来京求学，逗留京师数载，很快便有了点名气，这引起了龚自珍的注意。道光十年（1830年），龚自珍邀请魏源参加了花之寺聚会，两年后的春天，龚自珍再次邀请魏源参加花之寺聚会。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的聚会。龚自珍是豪狂之士，如风雷，似霹雳，情到深处，歌哭长啸；而魏源却是沉默好思之人，如静树，似闲云，少言寡语，理性胜于感性。但他们却像两块不同磁极的磁铁，虽然有着不同性格，却毫不犹豫地粘到一起。此后，他们引为知音，常有书信往来，诗酒唱和，友谊至死不渝。龚自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后，魏源顿生“雅士如林，知音日少”之感。次年，龚自珍之子龚橙抱遗稿来到扬州，请魏源帮助编订龚自珍的作品集，魏源欣然应允，并作序怀念。
由于龚自珍的举荐，魏源与林则徐等人相识。林则徐与魏源相见恨晚，同忧国事，堪称知己。还是在道光十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林则徐惊诧于比他小十岁的魏源反对腐败、主张改革的胆识。王凤生是他们两人的朋友，正直有为，但仕途坎坷。两人同情王凤生，魏源曾称王凤生是海内谈实学第一人，王凤生逝世后，魏源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之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拥护支持，而且对禁烟一事充满希望。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后来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才忧愤辞归扬州。
魏源的性格不适合于当时的官场，但他是具有治理之才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出任东台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魏源更适合成为一位学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他的著作宏富，《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等等，而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是《海国图志》，而魏源编写此书与林则徐有密切的关系。
担当大任 完成巨作
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他不耿耿于怀个人的荣辱兴衰，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他在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搜集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书影响巨大，开风气之先，此后中国人撰写的研究外国史地、探索中国海洋的著作逐步增多，这些著作汇成了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林则徐也因之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魏源一直关心林则徐命运，他得知消息，已在此翘首以盼。面对国事茫茫，他们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并未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而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林则徐知道魏源不仅有完成这项事业的壮心，更有完成这项事业必需的见识与能力。而魏源亦十分珍重林则徐的嘱托，他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丝毫不因林则徐落魄失势而躲避，更不因怕被牵连而推辞，而是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林则徐的恰当语言，更表达了对国事的忧心。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二人的共同信念——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边患。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海国图志》初成5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扬州出版；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60卷本；咸丰元年（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次年刊行于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源于此书。这本书问世后，其影响力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林则徐以为官廉能、家风严谨而著称于世，更以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中国人凝视世界的双眼，再也不会闭上，在经历了无数风浪后，这双眼睛更加深邃。（潘宝明 石毅）
打个猎都能损失800人，4任总兵战死，辽东为何变大明心头痛？
编者按：说起明末的辽东，各位读者都很熟悉，毕竟这里是明清大战的主战场，战略决战萨尔浒之战就是在这里打的，最著名的争议性人物袁崇焕也是在这里起家。那么，辽东地区对明朝到底有什么重要作用？辽东又是怎么一步步地被蒙古和女真打崩的呢？
对中原王朝来说，辽东地区历来就很重要。最早在战国时代，燕国就在此地置郡。到了汉代，为了断匈奴左臂，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在辽东设置汉四郡。三国时代，公孙家族凭借辽东割据数十载，之后的慕容氏也借此争雄天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趁中原王朝无暇东顾之际，逐渐占有辽东大部地区。至隋唐时期，已经对中原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隋唐花费近百年时间，终于重新夺回辽东。到了五代时期，契丹统合辽东，女真更是由此崛起，而蒙古也遵循“先取辽东，拔金人根本”的战略，最终全取天下。由此可知，辽东的战略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在五代之后，政治中心从陕西迁移到华北地区，明清更是建都北京，辽东逐渐肩负起拱卫京师的重任，历代朝廷都很重视辽东地区的建设，尤以军事为主。
到了明代，被驱逐出中原的蒙古“屡谋兴复”，辽东正好处于防御蒙古的右翼，所以战略地位尤显重要。明朝在辽东实行军政分离的管理模式，设置辽东都司管理军事，而行政监察等民事权则归山东布政司管辖。之后又经历过大将镇守和亲王镇守等不同模式。建文帝时期，由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镇守辽东的辽王被召回南京。同时，建文帝恢复了大将镇守制度，此时始有辽东总兵的称呼。到永乐时期，辽东正式确立总兵镇守体制，之后副总兵，参将以及游击等属官都逐渐设置，总兵体制遂逐渐完善。
有明一代，蒙古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明朝最大的敌人。虽然最频繁扰边的是宽阔的北方防线，但辽东也逐渐受到骚扰。正统年间，兀良哈三卫被鞑靼的也先逼迫，被迫离开自己的放牧故地，迁徙到广宁等地放牧。辽东地区的蒙古入侵数量陡增，为了打击其势力，时任辽东总兵曹义多次帅兵与兀良哈战斗，擒获头目孛台等人。此时明朝国力仍在，而蒙古进犯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在正北的宣大等地，所以辽东地区的明军仍能不费力地弹压蒙古。到了正德年间，朵颜卫开始强盛，他们与察哈尔的小王子结盟，开始有计划地联合进攻明朝。往往是小王子部进犯宣大地区，靠近辽东的朵颜部就同时攻击辽东和蓟镇。这时的明军，仍能左右招架，辽东总兵韩玺就曾帅兵击败数千朵颜部众，“追斩甚众，尽还所掠”。如果说之前明朝尚能勉力维持，那么自嘉靖二十六年后，随着察哈尔、内喀尔喀等部落相继迁徙到辽东边境。这些新来的蒙古人“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明军的边防压力陡增。嘉靖三十五年，察哈尔部十余万人入侵辽东，深入广宁等地。辽东总兵殷尚志帅兵抵敌，失败身死，明军损失千余人。这是明代第一个战死沙场的辽东总兵，他的死标志着辽东防线的崩溃开始了。殷尚志的死，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死之后七年，嘉靖四十二年，时任总兵官杨照在出击土蛮部时，遭遇伏击身死。几年之后的隆庆四年，蒙古土默特部大举进犯锦州大胜堡，辽东总兵王治道轻敌出战败亡。短短十几年间，三名辽东总兵战死沙场，辽东地区的局势之恶化，可见一斑。
辽东的形势，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了好转。李成梁成为辽东总兵后，屡次远出捣巢，多次大败察哈尔土蛮部，使得辽东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继任的董一元在万历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连续击杀喀尔喀部的两个重要首领，重挫喀尔喀部的气焰。但好景不长，李如松担任辽东总兵后，继续对土蛮的打击态势。万历二十六年，土蛮卜言台周部进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不想被叛徒走漏风声，导致中伏而死。这样，四十年间，已经有四位辽东总兵战死沙场。
不但正面战场压力骤增，连平常出去打个猎都提心吊胆。万历四十年，蒙古蟒金诸部近宁前，守将祖天寿瞅空出去打猎，结果“被围曹庄，将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余人，天寿以数骑免”。这一波就损失八百多人，导致辽东驻军终日胆战心惊，遂无宁日。除了蒙古，辽东地区还要对付另一个强敌----女真。女真在明朝中前期还是比较顺服的，直到成化年间，建州女真勾结蒙古诸部大肆侵犯辽东，所谓“一岁凡九十七，杀十余万人”，对辽东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明朝遂发兵攻打，此时明朝国力碾压女真，打仗也是顺风顺水，打了几个打胜仗，建州女真就衰落下去。辽东地区局势也稍安。到嘉靖末年， 建州女真王杲和王兀堂异军突起，又开始勾结蒙古，进犯辽东。嘉靖四十一年，辽东副总兵黑春中伏战死。幸亏此时的辽东总兵是李成梁，他率军多次击败女真，连续击杀王杲和王兀堂，并修建宽甸六堡，巩固边防。这边建州女真的问题刚被解决，海西女真又开始内乱，李成梁被迫再次率军平叛。到万历十一年，女真暂时失去了对明朝的威胁。但是因为李成梁的一些误判，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崛起。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展开了。
辽东的压力在于，同时面对蒙古与女真的强力挑战，而这两家只要想搞事情，必然会联手攻击。这在辽东历年遭受的扰边中体现的很明显。等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崛起之后，更是恩威并施，直接与蒙古结成了同盟。这就导致明朝辽东地区面临的压力陡增，而同时明朝自身也在走下坡路，国力大减，再加上用人不当，辽东的败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后金崛起后，与明朝在辽东地区进行了三十年的拉锯战，双方攻守之势互有，有胜有负。在此期间，又有两位辽东总兵张承胤、刘渠战死。至此，已经有六位辽东总兵死于抵抗蒙古与后金的前线。最终在崇祯十七年，最后一任辽东总兵吴三桂帅兵入关，辽东至此全部落入后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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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说起明末的辽东，各位读者都很熟悉，毕竟这里是明清大战的主战场，战略决战萨尔浒之战就是在这里打的，最著名的争议性人物袁崇焕也是在这里起家。那么，辽东地区对明朝到底有什么重要作用？辽东又是怎么一步步地被蒙古和女真打崩的呢？
对中原王朝来说，辽东地区历来就很重要。最早在战国时代，燕国就在此地置郡。到了汉代，为了断匈奴左臂，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在辽东设置汉四郡。三国时代，公孙家族凭借辽东割据数十载，之后的慕容氏也借此争雄天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趁中原王朝无暇东顾之际，逐渐占有辽东大部地区。至隋唐时期，已经对中原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隋唐花费近百年时间，终于重新夺回辽东。到了五代时期，契丹统合辽东，女真更是由此崛起，而蒙古也遵循“先取辽东，拔金人根本”的战略，最终全取天下。由此可知，辽东的战略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在五代之后，政治中心从陕西迁移到华北地区，明清更是建都北京，辽东逐渐肩负起拱卫京师的重任，历代朝廷都很重视辽东地区的建设，尤以军事为主。
到了明代，被驱逐出中原的蒙古“屡谋兴复”，辽东正好处于防御蒙古的右翼，所以战略地位尤显重要。明朝在辽东实行军政分离的管理模式，设置辽东都司管理军事，而行政监察等民事权则归山东布政司管辖。之后又经历过大将镇守和亲王镇守等不同模式。建文帝时期，由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镇守辽东的辽王被召回南京。同时，建文帝恢复了大将镇守制度，此时始有辽东总兵的称呼。到永乐时期，辽东正式确立总兵镇守体制，之后副总兵，参将以及游击等属官都逐渐设置，总兵体制遂逐渐完善。
有明一代，蒙古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明朝最大的敌人。虽然最频繁扰边的是宽阔的北方防线，但辽东也逐渐受到骚扰。正统年间，兀良哈三卫被鞑靼的也先逼迫，被迫离开自己的放牧故地，迁徙到广宁等地放牧。辽东地区的蒙古入侵数量陡增，为了打击其势力，时任辽东总兵曹义多次帅兵与兀良哈战斗，擒获头目孛台等人。此时明朝国力仍在，而蒙古进犯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在正北的宣大等地，所以辽东地区的明军仍能不费力地弹压蒙古。到了正德年间，朵颜卫开始强盛，他们与察哈尔的小王子结盟，开始有计划地联合进攻明朝。往往是小王子部进犯宣大地区，靠近辽东的朵颜部就同时攻击辽东和蓟镇。这时的明军，仍能左右招架，辽东总兵韩玺就曾帅兵击败数千朵颜部众，“追斩甚众，尽还所掠”。如果说之前明朝尚能勉力维持，那么自嘉靖二十六年后，随着察哈尔、内喀尔喀等部落相继迁徙到辽东边境。这些新来的蒙古人“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明军的边防压力陡增。嘉靖三十五年，察哈尔部十余万人入侵辽东，深入广宁等地。辽东总兵殷尚志帅兵抵敌，失败身死，明军损失千余人。这是明代第一个战死沙场的辽东总兵，他的死标志着辽东防线的崩溃开始了。殷尚志的死，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死之后七年，嘉靖四十二年，时任总兵官杨照在出击土蛮部时，遭遇伏击身死。几年之后的隆庆四年，蒙古土默特部大举进犯锦州大胜堡，辽东总兵王治道轻敌出战败亡。短短十几年间，三名辽东总兵战死沙场，辽东地区的局势之恶化，可见一斑。
辽东的形势，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了好转。李成梁成为辽东总兵后，屡次远出捣巢，多次大败察哈尔土蛮部，使得辽东的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继任的董一元在万历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连续击杀喀尔喀部的两个重要首领，重挫喀尔喀部的气焰。但好景不长，李如松担任辽东总兵后，继续对土蛮的打击态势。万历二十六年，土蛮卜言台周部进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不想被叛徒走漏风声，导致中伏而死。这样，四十年间，已经有四位辽东总兵战死沙场。
不但正面战场压力骤增，连平常出去打个猎都提心吊胆。万历四十年，蒙古蟒金诸部近宁前，守将祖天寿瞅空出去打猎，结果“被围曹庄，将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余人，天寿以数骑免”。这一波就损失八百多人，导致辽东驻军终日胆战心惊，遂无宁日。除了蒙古，辽东地区还要对付另一个强敌----女真。女真在明朝中前期还是比较顺服的，直到成化年间，建州女真勾结蒙古诸部大肆侵犯辽东，所谓“一岁凡九十七，杀十余万人”，对辽东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明朝遂发兵攻打，此时明朝国力碾压女真，打仗也是顺风顺水，打了几个打胜仗，建州女真就衰落下去。辽东地区局势也稍安。到嘉靖末年， 建州女真王杲和王兀堂异军突起，又开始勾结蒙古，进犯辽东。嘉靖四十一年，辽东副总兵黑春中伏战死。幸亏此时的辽东总兵是李成梁，他率军多次击败女真，连续击杀王杲和王兀堂，并修建宽甸六堡，巩固边防。这边建州女真的问题刚被解决，海西女真又开始内乱，李成梁被迫再次率军平叛。到万历十一年，女真暂时失去了对明朝的威胁。但是因为李成梁的一些误判，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崛起。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展开了。
辽东的压力在于，同时面对蒙古与女真的强力挑战，而这两家只要想搞事情，必然会联手攻击。这在辽东历年遭受的扰边中体现的很明显。等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崛起之后，更是恩威并施，直接与蒙古结成了同盟。这就导致明朝辽东地区面临的压力陡增，而同时明朝自身也在走下坡路，国力大减，再加上用人不当，辽东的败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后金崛起后，与明朝在辽东地区进行了三十年的拉锯战，双方攻守之势互有，有胜有负。在此期间，又有两位辽东总兵张承胤、刘渠战死。至此，已经有六位辽东总兵死于抵抗蒙古与后金的前线。最终在崇祯十七年，最后一任辽东总兵吴三桂帅兵入关，辽东至此全部落入后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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