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天地的生态具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对于建筑、人、自然三者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黄帝宅经》说：“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建筑是人借以安身立命的空间，是天地自然和人之间的一种媒介。在中国园林里，“人宅相扶”的建筑，更是可以称之为地道的生态建筑，成为沟通天地人的有机建筑。

与西方古建筑不同，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多用木材，而且几千年来一直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这种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其建筑部件连接处分为榫头和榫眼，将两者结合即完成连接；斗拱式建筑连接处采用托槽式连接。古人建筑不用一根钉子，一克水泥，就能构建出亭台楼阁，令人惊叹。中国传统建筑以“木”为结构，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这样的墙体结构可以把外界的阳光、空气引进室内，使室内空气生气盎然，同时，也让室外的自然美景映入了室内。正所谓“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浪漫”（《园冶•立基篇》）。

钱穆指出，“古代中国因其天然环境之特殊，影响其文化之形成，因有许多独特之点，自亦不难想像而知。”园林建筑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自然条件对园林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北方严寒，一般建筑物的外墙、屋顶都比较厚，外观敦实方正，窗户也小而少；江南地区温暖潮湿，为了保持空气流通，往往构筑空透，墙体薄，窗也大而多，外观轻盈疏透，体现出各不相同的园林建筑风格。这是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的改变，其建筑功能和形式美兼具。建设性的后现代是对于前现代某些文化经验的尊重与吸收，这就为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发挥作用提供了良机。中国传统建筑历来就有融于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审美智慧，其哲学思维在于将自然视为一个与人同气相吸、和谐共生的生命体，因此，建筑的功能和意义要服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中国园林建筑体现了功能、结构、艺术的三者统一，就艺术创造的领域来说，任何艺术品的打造，都离不开一定的材料。对于建筑来说，更加离不开各种材质。华美的材质，提高了整个建筑的审美价值。北方宫苑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在琉璃材料的使用。它寿命长，颜色鲜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富丽堂皇。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巅，有一琉璃牌坊，名“众香界”，砖石结构，表面用五色琉璃瓦件装饰。在牌坊的正、反面石额和智慧海的前后石额上分别刻着：“众香界，祗树林；智慧海，吉祥云”。智慧海是一座用琉璃砖瓦和石料建成的两层无梁殿，建筑外部均饰以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砖，外壁上还整齐的镶嵌着1008尊小佛像，而屋顶更饰以蓝、紫诸色相间的琉璃瓦，光色灿烂，繁丽浓郁。有特色的石料也是园林建筑普遍选用的材料。如汉白玉，具有柔和细腻、洁白无瑕的美，多用于构建桥、栏、台阶等，属于园林建筑中的高档石料。普通石料也能造成特殊的效果，济南大明湖的遐园，其沿湖游廊石柱，特意保留石料凹凸不平的表面，毫无雕琢的痕迹，这种古朴的感觉，别有一番风味。还值得一提的是杜甫草堂。草堂的大门为“柴门”，屋顶为茅草，在这里，“草”这种材质的审美价值不亚于金玉，它恰如其分的体现了诗人所营造的简陋古朴之美的意境。

中国园林建筑的内部和外部空间，具有极强的形式美感。园林建筑分内、外檐，内檐的纱槅和罩是最富有装饰性和技艺美的。它们不但有巧妙地分隔空间层次的功能，并且其突出的装饰性使得内部空间更具审美趣味。除了内外檐，还有铺地。园林建筑内外的铺地，都注意到与周围的景观环境相协调，“合时宜”的铺地完整了园林的空间界面。《孟子•尽心下》说：“充实之谓美”。这句话用于园林建筑的内部空间，可以理解为有人和物充实的空间，才是完整的空间，整个园林的美，也因此而生发、拓展开来。凡人所起居，皆离不开家具陈设，家具有着充实和组织美化空间的功能，又可满足人的各种功能需求，和陈设艺术品一起，使园林建筑内部空间变得更加完美。文震亨《长物志》记载古代文人对中式装修室内家具的位置，要求“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长物志•几榻》言：“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衎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中国园林建筑室内空间里诸多家具的陈设，构成造型组群，相互照应，其体量或大或小，造型或高或矮，位置或正或偏，组合或聚或散，无处不体现着对比和统一的形式美法则，体现着“和而不同”的东方美学规律。

凡人为道，
当以自然成其名，以无为养其形，
以虚无而养其神，以淡泊而存其志，
以静嘿而养其身，以清净而平其心，
以精诚而守其志，以中和而存其神矣。

非无患之地则不蹈，故百祸不能罹也。
非夷易之涂则不由，故险阻不能危也。
不以禄位秽其志，故刑罚不能加也。
不以毁誉为喜怒，故谤讟不能随也。
百祸不能罹，是以总万物之要也。
险阻不能危，是以保永安之祚也。
刑罚不能加，是以充其寿考之年也。
谤讟不能随，是以完其纯粹之真也。

人能虚无清净，慈惠忠信，孝敬和顺，谦勤俭柔淳素，则与道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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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之鬼神致病的原因！

壹

道医必读，凡病者或有犯邪者，山魈树魈水魈石魈精怪之类也，或有犯煞者，既天煞，地煞，庙王土地。亦有人为以治病，治死，或有鬼神邪气。明确提出“鬼神”邪气者是清·莫枚士《研经言》，说道：“百病之因有八三鬼神，鬼神之属，有冲击，有丧尸，有精魅，有祸祟。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今巫实见人忽有被鬼神摆拂者，或犯其行伍，或遇相触突，或身神散弱，或愆负所贻。

隋·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鬼邪候》云：“凡邪气鬼物所为病也，其状不同。或言语错谬，或啼哭惊走，或癫狂惛乱，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惧如人来逐，或歌谣咏啸，或不肯语。”及《鬼魅候》云：“凡人有为鬼物所魅，则好悲而心自动，或心乱如醉，狂言惊怖，向壁悲啼，梦寤喜魇，或与鬼神交通。病苦乍寒乍热，心腹满、短气，不能饮食，此魅之所持也。”

贰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客忤》：“客忤病者，是外人来气息忤之，一名中人，是为客忤也。虽是家人，或别房异户，虽是乳母及父母，或从外还衣服、经履，鬼神粗恶暴气，或牛马之气，皆为忤也……中客为病者，无时不有此病也。”

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疰忤中恶证治》云：“由人精神不全，心志多恐，遂为邪鬼所击，或复附着，沉沉默默，寝言谵语，诽谤骂詈，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或悲泣呻吟，不欲见人，其状万端，如醉如狂，不可概举。此皆鬼神及诸精魅附着惑人，或复触犯忌讳，土地神灵，为其所作。”

元·朱丹溪《丹溪心法·厥》云：“尸厥、飞尸、卒厥，此即中恶之候，因冒犯不正之气，忽然手足逆冷，肌肤粟起，头面青黑，精神不守，或错言妄语，牙紧口噤，或昏不知人，头旋晕倒，此是卒厥、客忤、飞尸、鬼击。吊死问丧、入庙登冢，多有此疾。”

叁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病有鬼神论》：“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

吊死问丧、入庙登冢，此等活动多与死人有关，而人死后之灵魂曰鬼。“鬼神”为何能致病？主要是人体“正气不足，神虚则受鬼”的缘故。如《素问·刺法论》：“正气不足，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刺法论》：“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等，即徐大椿所说“神气虚则受鬼”。

肆

太上说：“正心，使不邪也。”他又指出：“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净则正，浊躁则亡。”故“正心”既要去狂躁，根本则是要在“制邪”。

有人问清微祖师李少微真人：“制邪之道如何？”李真人答说“但修己以正。子不闻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正人君子，鬼神之惧犹且如此，何况行道法之士乎？” “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是一则关于大唐名臣狄仁杰的故事。“花月之妖”指武三思的妓人素娥，“梁公”指狄仁杰。

一次，武三思在家中宴请狄仁杰，席间让素娥献艺，结果素娥不知所踪。后来才得知素娥是一花月之妖，见狄仁杰一身正气，以至于不敢相见而逃匿。王惟一先生作诗赞云：“祖师立法在心中，心法才通万法通。以正制邪邪自伏，方知花月惧梁公。” 外邪能犯人，归根结底是人正气不足所致。

古人常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可见，正气存内，自然“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制邪之道贵在正己，“己一正，无所不正。”

伍

若人体正气不足、心神虚弱，或精神不全、心志多恐，或情志不当、所愿不遂，此时出门吊死问丧、入庙登冢最易遇“鬼”，或“鬼”附邪气而入则正不胜邪，致祸祟邪气或鬼神亡灵附体。祸祟邪气扰心则心神失守，神不归位，人体就会精神不定、魂魄游离、志意不存，或神昏魂荡、心中烦闷，或神志恍惚、迷蒙、痛痒不知，或痴癫发狂等似“鬼神”缠身，或以死人的口气说话，莫可名状，甚至神散精竭而亡。

又，《素问·五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丹波元简《素问识》：“《史记·扁鹊》云：‘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