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汽车成为贵州绿色发展生力军】
“百公里醇耗9.2L，每公里出行成本才3毛钱，确实很节省。”6月30日，在全球首款甲醇混合动力轿车——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上市现场的市民李先生了解到此款车型是同级最节能、最低碳、最经济的混动轿车时，当即决定购买一辆。“这样算下来，一年要节省五六千元。”李先生高兴地说。
随着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的上市，甲醇汽车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最早一批甲醇汽车试点地区，贵州已经打造了全球领先的“贵阳模式”。数据显示，贵阳甲醇出租车的投运量居全球第一，甲醇汽车和甲醇燃料加注站数量全国第一。贵阳已成为全球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市场化推广最成功、规模最大、覆盖区域最广的城市，并由此形成了以出租车为末端的甲醇经济产业链。
甲醇汽车，正成为贵州绿色发展道路上的生力军。
甲醇产业助力贵州低碳绿色转型升级
能源和环境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甲醇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其燃料特性优秀、适用范围广、来源广泛、污染少、生产制造技术成熟，在我国发展甲醇替代燃料、推广甲醇汽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推动我国能源多元化发展、保障构建能源安全，还是实现交通领域“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贵州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目前已建立了完善的甲醇汽车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和甲醇燃料输配送供应保障体系，出台了包括出租车在内的一系列鼓励措施，逐步形成了保障甲醇汽车运行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并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广甲醇汽车超17000余辆，总运行里程近100亿公里，贵州省投入运营甲醇燃料加注站超过60座，最大单车运行里程超过120万公里，年消耗甲醇约25万吨，相当于替代汽油15万吨。其中，贵阳成为全球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市场化推广最成功、规模最大、覆盖区域广的城市，并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甲醇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贵州省产业结构低碳绿色转型升级，也为全球能源革命蓄势赋能。
吉利作为探索甲醇汽车产业的先行者，深耕甲醇汽车市场17年，成功开发多款甲醇动力及甲醇汽车，获得200余项技术专利。
在贵州省甲醇产业发展历程中，吉利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贵州省建立起完善的甲醇汽车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和甲醇燃料输配送供应保障体系。
据了解，在今年的第十一届贵州省运会中，全球首款醇电混动轿车——吉利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成为赛事官方指定用车，全力助力省运会的成功举办。由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组成的省运会文化巡游车队也将从贵阳出发，途经安顺、兴义、黔南、黔东南、铜仁、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为第十一届省运会宣传助威，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态度和拼搏向上的赛事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甲醇汽车在贵州驶入快车道
甲醇汽车在贵州驶入快车道的背后，是来自政府富有前瞻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推动。
2014年8月，贵阳市获得工信部批准，成为全国第二批甲醇汽车试点城市。2015年，贵州省被国家工信部列入“四省一市”甲醇汽车试点名录，开展了为期3年的甲醇汽车试点工作，是目前甲醇汽车推广应用规模最大的省份。2015年6月，贵阳市正式启动甲醇汽车试点工作，2017年底通过了国家专家组验收。
2015年，贵州被国家工信部列入“四省一市”甲醇汽车试点省份名录，率先在贵阳开展了为期3年的甲醇汽车试点工作。2018年10月，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鼓励推广使用甲醇汽车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站在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高度，坚持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严格落实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度，全力做好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2019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指导意见称，重点在贵州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M100甲醇汽车的应用。贵州建立甲醇汽车推广应用督促检查制度，还在甲醇汽车市场推广、设施建设、税收分享等方面创新机制，调动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稳妥推进甲醇燃料输配体系建设和加大甲醇汽车市场推广。合理规划一批集汽油、柴油、M100甲醇、充电桩为一体的综合加注站，为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甲醇汽车奠定基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十四五”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已经在甲醇产业板块居于高位的吉利汽车将如何前行？
2021年，吉利汽车发布“智能吉利2025”战略，面向下一个5年，吉利将在电气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上重点布局，构建多元、安全、领先的智能能源体系，是实现“智能吉利2025”战略的基础。
目前，吉利已经构建起覆盖纯电、混动、换电、甲醇的全路径新能源电气化体系。其中，甲醇燃料是吉利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重点布局，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多次在两会上提出“甲醇燃料及甲醇汽车推广”的建议，积极推动交通领域的碳中和实现。
来源：天眼新闻
“百公里醇耗9.2L，每公里出行成本才3毛钱，确实很节省。”6月30日，在全球首款甲醇混合动力轿车——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上市现场的市民李先生了解到此款车型是同级最节能、最低碳、最经济的混动轿车时，当即决定购买一辆。“这样算下来，一年要节省五六千元。”李先生高兴地说。
随着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的上市，甲醇汽车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最早一批甲醇汽车试点地区，贵州已经打造了全球领先的“贵阳模式”。数据显示，贵阳甲醇出租车的投运量居全球第一，甲醇汽车和甲醇燃料加注站数量全国第一。贵阳已成为全球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市场化推广最成功、规模最大、覆盖区域最广的城市，并由此形成了以出租车为末端的甲醇经济产业链。
甲醇汽车，正成为贵州绿色发展道路上的生力军。
甲醇产业助力贵州低碳绿色转型升级
能源和环境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甲醇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其燃料特性优秀、适用范围广、来源广泛、污染少、生产制造技术成熟，在我国发展甲醇替代燃料、推广甲醇汽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推动我国能源多元化发展、保障构建能源安全，还是实现交通领域“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贵州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目前已建立了完善的甲醇汽车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和甲醇燃料输配送供应保障体系，出台了包括出租车在内的一系列鼓励措施，逐步形成了保障甲醇汽车运行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并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广甲醇汽车超17000余辆，总运行里程近100亿公里，贵州省投入运营甲醇燃料加注站超过60座，最大单车运行里程超过120万公里，年消耗甲醇约25万吨，相当于替代汽油15万吨。其中，贵阳成为全球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市场化推广最成功、规模最大、覆盖区域广的城市，并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甲醇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贵州省产业结构低碳绿色转型升级，也为全球能源革命蓄势赋能。
吉利作为探索甲醇汽车产业的先行者，深耕甲醇汽车市场17年，成功开发多款甲醇动力及甲醇汽车，获得200余项技术专利。
在贵州省甲醇产业发展历程中，吉利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贵州省建立起完善的甲醇汽车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和甲醇燃料输配送供应保障体系。
据了解，在今年的第十一届贵州省运会中，全球首款醇电混动轿车——吉利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成为赛事官方指定用车，全力助力省运会的成功举办。由第4代帝豪醇电混动轿车组成的省运会文化巡游车队也将从贵阳出发，途经安顺、兴义、黔南、黔东南、铜仁、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为第十一届省运会宣传助威，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态度和拼搏向上的赛事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甲醇汽车在贵州驶入快车道
甲醇汽车在贵州驶入快车道的背后，是来自政府富有前瞻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推动。
2014年8月，贵阳市获得工信部批准，成为全国第二批甲醇汽车试点城市。2015年，贵州省被国家工信部列入“四省一市”甲醇汽车试点名录，开展了为期3年的甲醇汽车试点工作，是目前甲醇汽车推广应用规模最大的省份。2015年6月，贵阳市正式启动甲醇汽车试点工作，2017年底通过了国家专家组验收。
2015年，贵州被国家工信部列入“四省一市”甲醇汽车试点省份名录，率先在贵阳开展了为期3年的甲醇汽车试点工作。2018年10月，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鼓励推广使用甲醇汽车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站在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高度，坚持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严格落实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度，全力做好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2019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指导意见称，重点在贵州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M100甲醇汽车的应用。贵州建立甲醇汽车推广应用督促检查制度，还在甲醇汽车市场推广、设施建设、税收分享等方面创新机制，调动相关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稳妥推进甲醇燃料输配体系建设和加大甲醇汽车市场推广。合理规划一批集汽油、柴油、M100甲醇、充电桩为一体的综合加注站，为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甲醇汽车奠定基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十四五”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已经在甲醇产业板块居于高位的吉利汽车将如何前行？
2021年，吉利汽车发布“智能吉利2025”战略，面向下一个5年，吉利将在电气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上重点布局，构建多元、安全、领先的智能能源体系，是实现“智能吉利2025”战略的基础。
目前，吉利已经构建起覆盖纯电、混动、换电、甲醇的全路径新能源电气化体系。其中，甲醇燃料是吉利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重点布局，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多次在两会上提出“甲醇燃料及甲醇汽车推广”的建议，积极推动交通领域的碳中和实现。
来源：天眼新闻
基层工作12年，从最初的防汛抗灾、美丽乡村、高标准农田、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到现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一路走来，有着最深的感悟：基层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门艺术。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切实增强农村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多想，设身处地为群众谋利益。无论何时何地，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群众辛辛苦苦在田地里劳作，所获利益珍贵无比。坚持与群众换位思考，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关心、能为群众谋福利的政策和措施第一时间与之告知，对于不清楚的地方给予耐心的解释，直到群众了解透彻，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帮助。在平常的工作中要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要提高群众对民生工程的知晓率，更新群众生产、生活、生育观念，把帮民致富的措施，转化为群众致富的能力。
多看，及时发现群众困难并给予帮助。群众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文化上，与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需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主动寻找困难的群众，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解疑释惑，变群众反映困难为村委寻找困难。变被动为主动，当群众的“知心人”。
多听，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诉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是新形势下农村进步的根源，更多了解群众的心声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支撑点。群众事无大小，要耐心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合理的建议，充分尊重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凡是涉及村民利益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严格按照“一事一议”的议事规则，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决定。
多做，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好事服好务。基层工作，直接与群众打交道，对群众要说实话、办实事、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基层干部不仅养成务实工作作风，还要有为民服务的公心。在工作措施上不玩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要把每一项工作落实到实处。
在基层工作，每项工作都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提高执行力，要强化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弘扬“立即行动、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理念。
要多想，设身处地为群众谋利益。无论何时何地，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群众辛辛苦苦在田地里劳作，所获利益珍贵无比。坚持与群众换位思考，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关心、能为群众谋福利的政策和措施第一时间与之告知，对于不清楚的地方给予耐心的解释，直到群众了解透彻，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帮助。在平常的工作中要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要提高群众对民生工程的知晓率，更新群众生产、生活、生育观念，把帮民致富的措施，转化为群众致富的能力。
多看，及时发现群众困难并给予帮助。群众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文化上，与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需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主动寻找困难的群众，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解疑释惑，变群众反映困难为村委寻找困难。变被动为主动，当群众的“知心人”。
多听，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诉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是新形势下农村进步的根源，更多了解群众的心声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支撑点。群众事无大小，要耐心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合理的建议，充分尊重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凡是涉及村民利益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严格按照“一事一议”的议事规则，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决定。
多做，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好事服好务。基层工作，直接与群众打交道，对群众要说实话、办实事、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基层干部不仅养成务实工作作风，还要有为民服务的公心。在工作措施上不玩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要把每一项工作落实到实处。
在基层工作，每项工作都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提高执行力，要强化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弘扬“立即行动、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理念。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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