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俗汇览# 【古人也用戒指来告白吗？】
戒指对现代人来说寓意非凡，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
宋 徐崇矩 《仕女扑蝶图》（局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那么，“戒指”这一物件究竟从何而来？它有着怎样奇妙的历史？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戒指的前世……
远古·骨之戒
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戒指”就已诞生。那时，它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只是佩戴于人们指上的一个环状物件。
195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二十枚指环，其中有几枚仍然佩戴于死者的指骨上。
新石器时期 骨戒 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出土
这些指环取材于天然的兽骨、牙骨、玉石等，虽然工艺简单，但制作精良，表面被打磨光滑，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戒指”。史书上还没有关于它的记录，它便已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殷商·英勇之戒
《诗经·芄兰》云“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说得是芄兰叶子卷成筒状，就像是童子所佩戴的“韘”。
所谓的韘，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饰物。它最早出现于殷商。《说文解字·韦部》注释为：“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它是一种由玉、骨、木等材料制作的指环，为古人射箭之用。
战国 玉韘形佩 阜阳宁老庄尚庄楚墓出土
由于弓弦较细，反复拉曳容易导致大拇指磨伤，将这种特殊的戒指——韘佩戴其上，便可以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扳指”，因此也被看作是扳指的鼻祖。
清 乾隆题诗青玉鸡兔纹扳指 故宫博物院藏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她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扩展疆土，是中国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在她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枚“玉韘”。它的形状如短管，一端平齐，一端斜口，上面雕有精致的兽面纹饰，兽面下有二个小孔，可以穿着细绳缚于手腕。
商 玉韘 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枚小小的“玉韘”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可见在那时，戒指已广泛制作和使用，只不过它并没有关于爱情的寓意，而是更多作为军事用途。
秦汉·禁戒之戒
到了秦汉时期，戒指有了新的称呼“约指”。除了字面意思“环束于指”，它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记录了一段话：“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
元 佚名 《宫女游园图立轴》（局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戒指是“进御”的标识。
每每夜晚降临，皇宫的后妃们排成一队等待临幸。女官按规矩分发“指环”。来大姨妈的给金环一边凉快，适合侍寝的给银环戴于左手进御，已被临幸的戴右手，下次再来。如此省时省力，还非常科学、公正。
后妃们用戒指代表“避忌”，有身孕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侍寝的，将金环套在左手，以避免帝王的临幸。平时，则用银环套在右手表示“正在服务区”。
妇女们佩戴它并非为了炫美，而是起约束、禁戒之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后来“戒指”一称的由来。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戒指的含义也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将戒指与鬼魅联系起来，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他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能驱魔辟邪、减灾减厄。
唐·灵异之戒
戒指所承载的灵异意味一直延续到唐朝，各种与戒指有关的鬼怪传说层出不穷。
北齐颜之推编著的志怪小说集《集灵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諿，琅琊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王諿是颜之推的琅琊老乡，他死后，鬼魂见到妻女生活艰辛，便托梦说，我如果发了财，一定寄给你们。不久后，女儿果真翻出了一对指环。
更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可见于南朝梁任昉编的《述异记》：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 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晋朝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因是，有一日那女子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厕北，那女孩便着了迷似的，每到天黑就穿戴整齐到屋后去见那男子。她家里派人窥视，却没有看见男子，只见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苋菜后，女孩嚎啕大哭，过了一夜就死了。
南宋 林庭珪 《五百罗汉之施饭饿鬼》（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这些故事的语境中，戒指无一不带着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灵异的元素出现。但是，至唐朝时，也有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戒指含义出现在诗歌中。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这首诗出自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小说《李章武传》：
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
小说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分别，两人恋恋不舍，互赠信物，其中，子妇所赠的便是一枚“白玉戒指”。
唐 蓝宝石戒指 都兰县博物馆
在这里，戒指不再与鬼魅和灵异事件相关，而是以一种定情信物存在——圆环的形状代表着“循环无终极”的意义，暗含着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绵绵情意。
戒指渐渐去魅，它从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兜兜转转来到了人间，开始见证情人们的爱恨别离。其中，最为缠绵悱恻的莫过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的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
诗人韦皋游历江夏时与小婢女玉箫结下情缘，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短则五年、长则七年便成亲，并留下一枚玉指环作为信物。然而七年过去，玉箫未等到韦郎，郁郁而终，玉指环随葬入墓。韦郎归来，见佳人已殒，肝肠寸断。多年之后，韦皋纳一小歌姬，亦名玉箫，她的中指有环形凸起，正是昔年信物指环的样子。
宋、明、清·爱情之戒
唐时的人们赋予戒指的一丝爱情的温情，为宋代以后戒指发展成为婚姻嫁妆奠定了基础。
将戒指与婚姻联系在一起，最初源于胡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融。
《晋书·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可见，戒指和婚姻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御览·外国杂俗》亦有相关记载：“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因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永结同心，所以胡人们将它用于婚配。
宋朝以后，戒指作为婚配信物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北宋 刻花银戒指 浙江博物馆藏
这里的“金镯”便是指金戒指。富贵人家娶亲时，必须准备聘礼“三金”，即金戒指、金手镯、金帔坠，以表达夫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和喜爱。自此，戒指正式作为民间嫁娶风俗的标配登场。
元代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谭记儿只身一人勇闯虎穴，凭借着机智神武，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文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这是“戒指”一词首先出现在文本中，它的含义亦与男女婚嫁和爱情有关。
明代 嵌宝石戒指 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
明代出土的戒指颇多，金龙头连珠戒指、银鎏金婴戏纹戒指、金镶宝葫芦戒指……然而，在当朝法典《大明会典》罗列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无戒指的踪影。
直至清代，随着满族文化进入中原，戒指才得以进入官方聘礼清单。《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婚娶之制：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
“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戒指六枚。”
“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戒指四枚。”
戒指作为重要的聘礼之一，直接与主人的地位尊卑挂钩，是彰显身份的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戒指也开始作为订婚的纪念物。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聘，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如今，戒指的所蕴含的婚恋意义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需过多阐释。
纵观戒指发展的历史，从一枚深埋于土地的原始骨戒，到具有着神秘力量的灵异之物，再到寄托着人间真挚爱情的信物，人类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蜜意柔情，使原本冰凉的物件变得有温度，有故事。
这或许便是古人的浪漫，也是人类刻在骨子里对美好的执着追求。
戒指对现代人来说寓意非凡，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
宋 徐崇矩 《仕女扑蝶图》（局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那么，“戒指”这一物件究竟从何而来？它有着怎样奇妙的历史？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戒指的前世……
远古·骨之戒
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戒指”就已诞生。那时，它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只是佩戴于人们指上的一个环状物件。
1959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二十枚指环，其中有几枚仍然佩戴于死者的指骨上。
新石器时期 骨戒 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出土
这些指环取材于天然的兽骨、牙骨、玉石等，虽然工艺简单，但制作精良，表面被打磨光滑，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戒指”。史书上还没有关于它的记录，它便已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殷商·英勇之戒
《诗经·芄兰》云“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说得是芄兰叶子卷成筒状，就像是童子所佩戴的“韘”。
所谓的韘，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饰物。它最早出现于殷商。《说文解字·韦部》注释为：“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它是一种由玉、骨、木等材料制作的指环，为古人射箭之用。
战国 玉韘形佩 阜阳宁老庄尚庄楚墓出土
由于弓弦较细，反复拉曳容易导致大拇指磨伤，将这种特殊的戒指——韘佩戴其上，便可以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它的形状和作用都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扳指”，因此也被看作是扳指的鼻祖。
清 乾隆题诗青玉鸡兔纹扳指 故宫博物院藏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她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扩展疆土，是中国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在她的墓葬中，就发现了一枚“玉韘”。它的形状如短管，一端平齐，一端斜口，上面雕有精致的兽面纹饰，兽面下有二个小孔，可以穿着细绳缚于手腕。
商 玉韘 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枚小小的“玉韘”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们面前，可见在那时，戒指已广泛制作和使用，只不过它并没有关于爱情的寓意，而是更多作为军事用途。
秦汉·禁戒之戒
到了秦汉时期，戒指有了新的称呼“约指”。除了字面意思“环束于指”，它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记录了一段话：“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
元 佚名 《宫女游园图立轴》（局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戒指是“进御”的标识。
每每夜晚降临，皇宫的后妃们排成一队等待临幸。女官按规矩分发“指环”。来大姨妈的给金环一边凉快，适合侍寝的给银环戴于左手进御，已被临幸的戴右手，下次再来。如此省时省力，还非常科学、公正。
后妃们用戒指代表“避忌”，有身孕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侍寝的，将金环套在左手，以避免帝王的临幸。平时，则用银环套在右手表示“正在服务区”。
妇女们佩戴它并非为了炫美，而是起约束、禁戒之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后来“戒指”一称的由来。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戒指的含义也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将戒指与鬼魅联系起来，在《春秋繁露》中写道：“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他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能驱魔辟邪、减灾减厄。
唐·灵异之戒
戒指所承载的灵异意味一直延续到唐朝，各种与戒指有关的鬼怪传说层出不穷。
北齐颜之推编著的志怪小说集《集灵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諿，琅琊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后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諿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与之酒，别而去。諿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双。
王諿是颜之推的琅琊老乡，他死后，鬼魂见到妻女生活艰辛，便托梦说，我如果发了财，一定寄给你们。不久后，女儿果真翻出了一对指环。
更骇人听闻的鬼故事，可见于南朝梁任昉编的《述异记》：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 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晋朝有一个士人买了一名鲜卑女子，名叫怀顺。怀顺说她姑妈的女儿被一棵赤苋菜精迷住了。起因是，有一日那女子遇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男子说他家住在厕北，那女孩便着了迷似的，每到天黑就穿戴整齐到屋后去见那男子。她家里派人窥视，却没有看见男子，只见一棵赤苋菜，女孩的指环挂在苋菜的茎上。割除苋菜后，女孩嚎啕大哭，过了一夜就死了。
南宋 林庭珪 《五百罗汉之施饭饿鬼》（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在这些故事的语境中，戒指无一不带着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灵异的元素出现。但是，至唐朝时，也有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戒指含义出现在诗歌中。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这首诗出自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小说《李章武传》：
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
小说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分别，两人恋恋不舍，互赠信物，其中，子妇所赠的便是一枚“白玉戒指”。
唐 蓝宝石戒指 都兰县博物馆
在这里，戒指不再与鬼魅和灵异事件相关，而是以一种定情信物存在——圆环的形状代表着“循环无终极”的意义，暗含着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绵绵情意。
戒指渐渐去魅，它从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兜兜转转来到了人间，开始见证情人们的爱恨别离。其中，最为缠绵悱恻的莫过于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的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
诗人韦皋游历江夏时与小婢女玉箫结下情缘，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短则五年、长则七年便成亲，并留下一枚玉指环作为信物。然而七年过去，玉箫未等到韦郎，郁郁而终，玉指环随葬入墓。韦郎归来，见佳人已殒，肝肠寸断。多年之后，韦皋纳一小歌姬，亦名玉箫，她的中指有环形凸起，正是昔年信物指环的样子。
宋、明、清·爱情之戒
唐时的人们赋予戒指的一丝爱情的温情，为宋代以后戒指发展成为婚姻嫁妆奠定了基础。
将戒指与婚姻联系在一起，最初源于胡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同时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融。
《晋书·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可见，戒指和婚姻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御览·外国杂俗》亦有相关记载：“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因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永结同心，所以胡人们将它用于婚配。
宋朝以后，戒指作为婚配信物的风俗在民间流传开。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北宋 刻花银戒指 浙江博物馆藏
这里的“金镯”便是指金戒指。富贵人家娶亲时，必须准备聘礼“三金”，即金戒指、金手镯、金帔坠，以表达夫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和喜爱。自此，戒指正式作为民间嫁娶风俗的标配登场。
元代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谭记儿只身一人勇闯虎穴，凭借着机智神武，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势剑、文书。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这是“戒指”一词首先出现在文本中，它的含义亦与男女婚嫁和爱情有关。
明代 嵌宝石戒指 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
明代出土的戒指颇多，金龙头连珠戒指、银鎏金婴戏纹戒指、金镶宝葫芦戒指……然而，在当朝法典《大明会典》罗列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无戒指的踪影。
直至清代，随着满族文化进入中原，戒指才得以进入官方聘礼清单。《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婚娶之制：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
“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戒指六枚。”
“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戒指四枚。”
戒指作为重要的聘礼之一，直接与主人的地位尊卑挂钩，是彰显身份的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戒指也开始作为订婚的纪念物。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聘，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如今，戒指的所蕴含的婚恋意义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需过多阐释。
纵观戒指发展的历史，从一枚深埋于土地的原始骨戒，到具有着神秘力量的灵异之物，再到寄托着人间真挚爱情的信物，人类为它注入了无限的蜜意柔情，使原本冰凉的物件变得有温度，有故事。
这或许便是古人的浪漫，也是人类刻在骨子里对美好的执着追求。
邹明长期致力于当代水墨实验，却非先锋性人物，与传统绘画渊源极深，却与新文人画风毫无干系。从人格、修为上看，邹明更近于传统知识分子，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而在创作中，他却更像站在时代前沿的刀客，放任自恣，一切逼窄、规矩、法度，皆在刀锋掠过处零落。总之，很难用单一的词汇对邹明的人格、身份加以界定。
读邹明的作品，时而仿佛梦入乡间民居，时而如在都市中游移彷徨，多有颠跌失措，难以自持之感。前者岚气舒卷，山色漫衍，鸳瓦粉墙深然于水色云容间，曲水迴廊隐没于晚霭明灭中。读之如独坐春风，万虑荡去，一股幽长的乡愁直上虚空，聚散不已；后者则如坠末式图景中：碎片式四处崩裂的废都，窒息的土地，巨兽般的钢架……俯身倾听，似有都市机器的呜咽，时而回环绵延，时而声如裂帛，逼使观者深深沉溺于不断被确认的某种罪过之中。真可谓大笔勾勒，肺腑槎枒，思绪苍凉而幽怨。
乡居与都市，作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观，交错地贯穿了邹明近30年的创作生涯，构成其水墨创作的两大母题。
邹明的机智之处在于，在创作、展览中，他一直试着将两种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母题置于同一场景，同一空间结构中，逼使两者始终处于意义互补、相互生发，乃至相互暗讥，相互对抗的状态中。邹明称自己“一脚走在水乡，一脚走在都市”，他认定“生活中的老屋、老门、老墙和水乡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们积淀了太多的时光、记忆和故事”，“这是一种情韵，一种心致”，直通“达观之境”；而对于都市，他则“尝试以批判的眼光去观察，以表现都市中土地的呼吸、土地的抗争”，“表现一种对自然生态的思考”。在当代水墨领域，邹明所设置的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母题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形态学层面上为水墨的形式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支点，而且还以歧义纷呈的方式，隐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水墨创作中，乡居或都市景观如何超越其表象再现而成为时代的精神符号？近年来，由于“写生主义”的泛滥，无论乡居或都市题材创作，大都拘囿于表象再现的层面，从写生到创作的完成，呈现出无区隔的扁平化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乡居题材中的精神还乡意识，尽掩于扭捏作态的日常景观描绘中，而反思都市的触角，亦被简单罗列的都市图像所折断。从精神隐喻的角度讲，这类作品充其量只能抵上普通照片，或至多是充满中产趣味的装饰物。邹明之所以能避开俗流，逆势而上，就在于他比别人更透彻地理解了当代艺术家的本质。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家的使命并非执溺于物象，恰恰相反，他是可见性的解构者——解构事物的表象，使其无限地隐匿，从中建构并呈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才是当代艺术家的真正使命。正如修行高深的佛家那样，在渐修渐悟中，翻踏关捩子，从当下跳脱出来，在虚幻的表象外拓出一片神的空旷，开显出一个纯精神的心灵世界。如何完成这一超越？邹明的策略是：赋予母题以具象、抽象共居一体的半抽象结构，用以完成乡居、都市景观的意象性重构。显而易见，无论是对题材、母题，还是对作品的语言而言，这都是一次盛大而庄重的涅槃：乡居、都市的表象在笔墨不断地结构中渐次消失，而孤形绝状，触毫而生，恍惚奇象，喷涌而出，一个涅槃重生的景观，一个超越表象的廓然境界慢慢浮现出来，最终在隐喻的层面上自我凝聚为一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在“新水墨”、“当代水墨”还未正式定名之前，邹明就开始了当代水墨的探索，无疑，他是当代水墨领域的先行者之一。近30年的笔墨实验，不仅让邹明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亦使他在结构、叙事、造型、意象摆布等方面具有了非凡的掌控能力。比这两点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卓越艺术所拥有的那种神秘的原创性品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邹明的笔墨体系特点，那么，似可以这样说：结构精谨而勾染宽博雅正，筑空灵精逸于古穆深邃之上，既优游不迫，又气势争折，所有这些炫目的元素，共同构成了邹明笔墨的美学风格。
在创作实践中，依据母题表达的需要，邹明或先泼后画，或先勾后染，或亦勾亦染，多种手法变换交合。邹明的用笔，可称为虚化性用笔，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毛笔散锋虚染的特点，一笔之中见墨气飞白，空灵中半含皴意，有力有韵，且潜气内转，边缘在有无之间。对于老屋、古巷、老门、断墙、土地等物象的营构，邹明往往以矿物质颜料与水墨混融使用，或薄染，或厚敷，放任色墨在宣纸上的渗透、流淌和浸漫，形成墨彩的掩映互衬，局部施以皴擦、点厾，再以小心翼翼的晕染做整体性收拾，使画面渐至苍润，归于浑沦，获得润泽如玉般的半透明效果。最值得称道的，是邹明的泼墨、泼彩：在墨、彩中混入明胶、茶叶水、敦煌泥等，依兴而为，随性而泼，墨、彩与综合材料的自由分合、聚散，出人意料地形成或斑驳诡谲，或空灵恍惚的偶发性图式，“譬翕张而气作，犹吹煦而传声”，其舍形悦影的图式营构，焕发出一种摒落筌蹄、水流花开的道机禅趣。那些置于泼墨背景上的老屋、古巷、断墙、老门以及都市，仿佛从太古的梦幻中浮游而出，一如涅槃后的重生。其间涵蕴，迥非寻常意境，令人味之无极，低徊无尽。
时至今日，新水墨正以不阻遏之势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它的新标准、新形态正寓于一浪高过一浪的笔墨实验中。作为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一员，邹明以中西互融，古今互见的机敏判断，开拓出了别具一格的当代水墨路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估价他，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他所积累的当代水墨经验，所建构的笔墨体系，是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同时，他在乡居、都市两个母题创作上所表现出的新人文主义光彩，亦让新水墨探索具有了方位感。归根结底，在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复杂时代，邹明的作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丝烛照这个世界的光亮，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画展展出邹明近年来在新水墨领域的一些探索，由综合绘画、写生路上、大漠胡杨和水墨水乡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有部分是他2015年在中国美朮馆个展的作品，更多的是近年来他坚守写生与创作并举的画作，无论是从作品的尺度、还是数量上看不能不令人称道，还有画背后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尤其是近年来他一直坚持行走写生路上，画了近千幅水墨写生，不断探索与发现，体验与思考，表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真诚与执着。
读画，品味其中，会有一种来自艺术的感动。
张晓凌
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中国美术报总编
读邹明的作品，时而仿佛梦入乡间民居，时而如在都市中游移彷徨，多有颠跌失措，难以自持之感。前者岚气舒卷，山色漫衍，鸳瓦粉墙深然于水色云容间，曲水迴廊隐没于晚霭明灭中。读之如独坐春风，万虑荡去，一股幽长的乡愁直上虚空，聚散不已；后者则如坠末式图景中：碎片式四处崩裂的废都，窒息的土地，巨兽般的钢架……俯身倾听，似有都市机器的呜咽，时而回环绵延，时而声如裂帛，逼使观者深深沉溺于不断被确认的某种罪过之中。真可谓大笔勾勒，肺腑槎枒，思绪苍凉而幽怨。
乡居与都市，作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观，交错地贯穿了邹明近30年的创作生涯，构成其水墨创作的两大母题。
邹明的机智之处在于，在创作、展览中，他一直试着将两种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母题置于同一场景，同一空间结构中，逼使两者始终处于意义互补、相互生发，乃至相互暗讥，相互对抗的状态中。邹明称自己“一脚走在水乡，一脚走在都市”，他认定“生活中的老屋、老门、老墙和水乡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们积淀了太多的时光、记忆和故事”，“这是一种情韵，一种心致”，直通“达观之境”；而对于都市，他则“尝试以批判的眼光去观察，以表现都市中土地的呼吸、土地的抗争”，“表现一种对自然生态的思考”。在当代水墨领域，邹明所设置的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母题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形态学层面上为水墨的形式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支点，而且还以歧义纷呈的方式，隐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水墨创作中，乡居或都市景观如何超越其表象再现而成为时代的精神符号？近年来，由于“写生主义”的泛滥，无论乡居或都市题材创作，大都拘囿于表象再现的层面，从写生到创作的完成，呈现出无区隔的扁平化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乡居题材中的精神还乡意识，尽掩于扭捏作态的日常景观描绘中，而反思都市的触角，亦被简单罗列的都市图像所折断。从精神隐喻的角度讲，这类作品充其量只能抵上普通照片，或至多是充满中产趣味的装饰物。邹明之所以能避开俗流，逆势而上，就在于他比别人更透彻地理解了当代艺术家的本质。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家的使命并非执溺于物象，恰恰相反，他是可见性的解构者——解构事物的表象，使其无限地隐匿，从中建构并呈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才是当代艺术家的真正使命。正如修行高深的佛家那样，在渐修渐悟中，翻踏关捩子，从当下跳脱出来，在虚幻的表象外拓出一片神的空旷，开显出一个纯精神的心灵世界。如何完成这一超越？邹明的策略是：赋予母题以具象、抽象共居一体的半抽象结构，用以完成乡居、都市景观的意象性重构。显而易见，无论是对题材、母题，还是对作品的语言而言，这都是一次盛大而庄重的涅槃：乡居、都市的表象在笔墨不断地结构中渐次消失，而孤形绝状，触毫而生，恍惚奇象，喷涌而出，一个涅槃重生的景观，一个超越表象的廓然境界慢慢浮现出来，最终在隐喻的层面上自我凝聚为一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在“新水墨”、“当代水墨”还未正式定名之前，邹明就开始了当代水墨的探索，无疑，他是当代水墨领域的先行者之一。近30年的笔墨实验，不仅让邹明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亦使他在结构、叙事、造型、意象摆布等方面具有了非凡的掌控能力。比这两点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卓越艺术所拥有的那种神秘的原创性品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邹明的笔墨体系特点，那么，似可以这样说：结构精谨而勾染宽博雅正，筑空灵精逸于古穆深邃之上，既优游不迫，又气势争折，所有这些炫目的元素，共同构成了邹明笔墨的美学风格。
在创作实践中，依据母题表达的需要，邹明或先泼后画，或先勾后染，或亦勾亦染，多种手法变换交合。邹明的用笔，可称为虚化性用笔，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毛笔散锋虚染的特点，一笔之中见墨气飞白，空灵中半含皴意，有力有韵，且潜气内转，边缘在有无之间。对于老屋、古巷、老门、断墙、土地等物象的营构，邹明往往以矿物质颜料与水墨混融使用，或薄染，或厚敷，放任色墨在宣纸上的渗透、流淌和浸漫，形成墨彩的掩映互衬，局部施以皴擦、点厾，再以小心翼翼的晕染做整体性收拾，使画面渐至苍润，归于浑沦，获得润泽如玉般的半透明效果。最值得称道的，是邹明的泼墨、泼彩：在墨、彩中混入明胶、茶叶水、敦煌泥等，依兴而为，随性而泼，墨、彩与综合材料的自由分合、聚散，出人意料地形成或斑驳诡谲，或空灵恍惚的偶发性图式，“譬翕张而气作，犹吹煦而传声”，其舍形悦影的图式营构，焕发出一种摒落筌蹄、水流花开的道机禅趣。那些置于泼墨背景上的老屋、古巷、断墙、老门以及都市，仿佛从太古的梦幻中浮游而出，一如涅槃后的重生。其间涵蕴，迥非寻常意境，令人味之无极，低徊无尽。
时至今日，新水墨正以不阻遏之势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它的新标准、新形态正寓于一浪高过一浪的笔墨实验中。作为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一员，邹明以中西互融，古今互见的机敏判断，开拓出了别具一格的当代水墨路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估价他，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他所积累的当代水墨经验，所建构的笔墨体系，是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同时，他在乡居、都市两个母题创作上所表现出的新人文主义光彩，亦让新水墨探索具有了方位感。归根结底，在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复杂时代，邹明的作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丝烛照这个世界的光亮，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画展展出邹明近年来在新水墨领域的一些探索，由综合绘画、写生路上、大漠胡杨和水墨水乡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有部分是他2015年在中国美朮馆个展的作品，更多的是近年来他坚守写生与创作并举的画作，无论是从作品的尺度、还是数量上看不能不令人称道，还有画背后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尤其是近年来他一直坚持行走写生路上，画了近千幅水墨写生，不断探索与发现，体验与思考，表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真诚与执着。
读画，品味其中，会有一种来自艺术的感动。
张晓凌
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中国美术报总编
邹明长期致力于当代水墨实验，却非先锋性人物，与传统绘画渊源极深，却与新文人画风毫无干系。从人格、修为上看，邹明更近于传统知识分子，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而在创作中，他却更像站在时代前沿的刀客，放任自恣，一切逼窄、规矩、法度，皆在刀锋掠过处零落。总之，很难用单一的词汇对邹明的人格、身份加以界定。
读邹明的作品，时而仿佛梦入乡间民居，时而如在都市中游移彷徨，多有颠跌失措，难以自持之感。前者岚气舒卷，山色漫衍，鸳瓦粉墙深然于水色云容间，曲水迴廊隐没于晚霭明灭中。读之如独坐春风，万虑荡去，一股幽长的乡愁直上虚空，聚散不已；后者则如坠末式图景中：碎片式四处崩裂的废都，窒息的土地，巨兽般的钢架……俯身倾听，似有都市机器的呜咽，时而回环绵延，时而声如裂帛，逼使观者深深沉溺于不断被确认的某种罪过之中。真可谓大笔勾勒，肺腑槎枒，思绪苍凉而幽怨。
乡居与都市，作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观，交错地贯穿了邹明近30年的创作生涯，构成其水墨创作的两大母题。
邹明的机智之处在于，在创作、展览中，他一直试着将两种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母题置于同一场景，同一空间结构中，逼使两者始终处于意义互补、相互生发，乃至相互暗讥，相互对抗的状态中。邹明称自己“一脚走在水乡，一脚走在都市”，他认定“生活中的老屋、老门、老墙和水乡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们积淀了太多的时光、记忆和故事”，“这是一种情韵，一种心致”，直通“达观之境”；而对于都市，他则“尝试以批判的眼光去观察，以表现都市中土地的呼吸、土地的抗争”，“表现一种对自然生态的思考”。在当代水墨领域，邹明所设置的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母题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形态学层面上为水墨的形式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支点，而且还以歧义纷呈的方式，隐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水墨创作中，乡居或都市景观如何超越其表象再现而成为时代的精神符号？近年来，由于“写生主义”的泛滥，无论乡居或都市题材创作，大都拘囿于表象再现的层面，从写生到创作的完成，呈现出无区隔的扁平化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乡居题材中的精神还乡意识，尽掩于扭捏作态的日常景观描绘中，而反思都市的触角，亦被简单罗列的都市图像所折断。从精神隐喻的角度讲，这类作品充其量只能抵上普通照片，或至多是充满中产趣味的装饰物。邹明之所以能避开俗流，逆势而上，就在于他比别人更透彻地理解了当代艺术家的本质。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家的使命并非执溺于物象，恰恰相反，他是可见性的解构者——解构事物的表象，使其无限地隐匿，从中建构并呈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才是当代艺术家的真正使命。正如修行高深的佛家那样，在渐修渐悟中，翻踏关捩子，从当下跳脱出来，在虚幻的表象外拓出一片神的空旷，开显出一个纯精神的心灵世界。如何完成这一超越？邹明的策略是：赋予母题以具象、抽象共居一体的半抽象结构，用以完成乡居、都市景观的意象性重构。显而易见，无论是对题材、母题，还是对作品的语言而言，这都是一次盛大而庄重的涅槃：乡居、都市的表象在笔墨不断地结构中渐次消失，而孤形绝状，触毫而生，恍惚奇象，喷涌而出，一个涅槃重生的景观，一个超越表象的廓然境界慢慢浮现出来，最终在隐喻的层面上自我凝聚为一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在“新水墨”、“当代水墨”还未正式定名之前，邹明就开始了当代水墨的探索，无疑，他是当代水墨领域的先行者之一。近30年的笔墨实验，不仅让邹明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亦使他在结构、叙事、造型、意象摆布等方面具有了非凡的掌控能力。比这两点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卓越艺术所拥有的那种神秘的原创性品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邹明的笔墨体系特点，那么，似可以这样说：结构精谨而勾染宽博雅正，筑空灵精逸于古穆深邃之上，既优游不迫，又气势争折，所有这些炫目的元素，共同构成了邹明笔墨的美学风格。
在创作实践中，依据母题表达的需要，邹明或先泼后画，或先勾后染，或亦勾亦染，多种手法变换交合。邹明的用笔，可称为虚化性用笔，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毛笔散锋虚染的特点，一笔之中见墨气飞白，空灵中半含皴意，有力有韵，且潜气内转，边缘在有无之间。对于老屋、古巷、老门、断墙、土地等物象的营构，邹明往往以矿物质颜料与水墨混融使用，或薄染，或厚敷，放任色墨在宣纸上的渗透、流淌和浸漫，形成墨彩的掩映互衬，局部施以皴擦、点厾，再以小心翼翼的晕染做整体性收拾，使画面渐至苍润，归于浑沦，获得润泽如玉般的半透明效果。最值得称道的，是邹明的泼墨、泼彩：在墨、彩中混入明胶、茶叶水、敦煌泥等，依兴而为，随性而泼，墨、彩与综合材料的自由分合、聚散，出人意料地形成或斑驳诡谲，或空灵恍惚的偶发性图式，“譬翕张而气作，犹吹煦而传声”，其舍形悦影的图式营构，焕发出一种摒落筌蹄、水流花开的道机禅趣。那些置于泼墨背景上的老屋、古巷、断墙、老门以及都市，仿佛从太古的梦幻中浮游而出，一如涅槃后的重生。其间涵蕴，迥非寻常意境，令人味之无极，低徊无尽。
时至今日，新水墨正以不阻遏之势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它的新标准、新形态正寓于一浪高过一浪的笔墨实验中。作为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一员，邹明以中西互融，古今互见的机敏判断，开拓出了别具一格的当代水墨路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估价他，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他所积累的当代水墨经验，所建构的笔墨体系，是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同时，他在乡居、都市两个母题创作上所表现出的新人文主义光彩，亦让新水墨探索具有了方位感。归根结底，在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复杂时代，邹明的作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丝烛照这个世界的光亮，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画展展出邹明近年来在新水墨领域的一些探索，由综合绘画、写生路上、大漠胡杨和水墨水乡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有部分是他2015年在中国美朮馆个展的作品，更多的是近年来他坚守写生与创作并举的画作，无论是从作品的尺度、还是数量上看不能不令人称道，还有画背后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尤其是近年来他一直坚持行走写生路上，画了近千幅水墨写生，不断探索与发现，体验与思考，表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真诚与执着。
读画，品味其中，会有一种来自艺术的感动。
张晓凌
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中国美术报总编
读邹明的作品，时而仿佛梦入乡间民居，时而如在都市中游移彷徨，多有颠跌失措，难以自持之感。前者岚气舒卷，山色漫衍，鸳瓦粉墙深然于水色云容间，曲水迴廊隐没于晚霭明灭中。读之如独坐春风，万虑荡去，一股幽长的乡愁直上虚空，聚散不已；后者则如坠末式图景中：碎片式四处崩裂的废都，窒息的土地，巨兽般的钢架……俯身倾听，似有都市机器的呜咽，时而回环绵延，时而声如裂帛，逼使观者深深沉溺于不断被确认的某种罪过之中。真可谓大笔勾勒，肺腑槎枒，思绪苍凉而幽怨。
乡居与都市，作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观，交错地贯穿了邹明近30年的创作生涯，构成其水墨创作的两大母题。
邹明的机智之处在于，在创作、展览中，他一直试着将两种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母题置于同一场景，同一空间结构中，逼使两者始终处于意义互补、相互生发，乃至相互暗讥，相互对抗的状态中。邹明称自己“一脚走在水乡，一脚走在都市”，他认定“生活中的老屋、老门、老墙和水乡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们积淀了太多的时光、记忆和故事”，“这是一种情韵，一种心致”，直通“达观之境”；而对于都市，他则“尝试以批判的眼光去观察，以表现都市中土地的呼吸、土地的抗争”，“表现一种对自然生态的思考”。在当代水墨领域，邹明所设置的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母题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形态学层面上为水墨的形式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支点，而且还以歧义纷呈的方式，隐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水墨创作中，乡居或都市景观如何超越其表象再现而成为时代的精神符号？近年来，由于“写生主义”的泛滥，无论乡居或都市题材创作，大都拘囿于表象再现的层面，从写生到创作的完成，呈现出无区隔的扁平化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乡居题材中的精神还乡意识，尽掩于扭捏作态的日常景观描绘中，而反思都市的触角，亦被简单罗列的都市图像所折断。从精神隐喻的角度讲，这类作品充其量只能抵上普通照片，或至多是充满中产趣味的装饰物。邹明之所以能避开俗流，逆势而上，就在于他比别人更透彻地理解了当代艺术家的本质。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家的使命并非执溺于物象，恰恰相反，他是可见性的解构者——解构事物的表象，使其无限地隐匿，从中建构并呈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才是当代艺术家的真正使命。正如修行高深的佛家那样，在渐修渐悟中，翻踏关捩子，从当下跳脱出来，在虚幻的表象外拓出一片神的空旷，开显出一个纯精神的心灵世界。如何完成这一超越？邹明的策略是：赋予母题以具象、抽象共居一体的半抽象结构，用以完成乡居、都市景观的意象性重构。显而易见，无论是对题材、母题，还是对作品的语言而言，这都是一次盛大而庄重的涅槃：乡居、都市的表象在笔墨不断地结构中渐次消失，而孤形绝状，触毫而生，恍惚奇象，喷涌而出，一个涅槃重生的景观，一个超越表象的廓然境界慢慢浮现出来，最终在隐喻的层面上自我凝聚为一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在“新水墨”、“当代水墨”还未正式定名之前，邹明就开始了当代水墨的探索，无疑，他是当代水墨领域的先行者之一。近30年的笔墨实验，不仅让邹明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亦使他在结构、叙事、造型、意象摆布等方面具有了非凡的掌控能力。比这两点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卓越艺术所拥有的那种神秘的原创性品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邹明的笔墨体系特点，那么，似可以这样说：结构精谨而勾染宽博雅正，筑空灵精逸于古穆深邃之上，既优游不迫，又气势争折，所有这些炫目的元素，共同构成了邹明笔墨的美学风格。
在创作实践中，依据母题表达的需要，邹明或先泼后画，或先勾后染，或亦勾亦染，多种手法变换交合。邹明的用笔，可称为虚化性用笔，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毛笔散锋虚染的特点，一笔之中见墨气飞白，空灵中半含皴意，有力有韵，且潜气内转，边缘在有无之间。对于老屋、古巷、老门、断墙、土地等物象的营构，邹明往往以矿物质颜料与水墨混融使用，或薄染，或厚敷，放任色墨在宣纸上的渗透、流淌和浸漫，形成墨彩的掩映互衬，局部施以皴擦、点厾，再以小心翼翼的晕染做整体性收拾，使画面渐至苍润，归于浑沦，获得润泽如玉般的半透明效果。最值得称道的，是邹明的泼墨、泼彩：在墨、彩中混入明胶、茶叶水、敦煌泥等，依兴而为，随性而泼，墨、彩与综合材料的自由分合、聚散，出人意料地形成或斑驳诡谲，或空灵恍惚的偶发性图式，“譬翕张而气作，犹吹煦而传声”，其舍形悦影的图式营构，焕发出一种摒落筌蹄、水流花开的道机禅趣。那些置于泼墨背景上的老屋、古巷、断墙、老门以及都市，仿佛从太古的梦幻中浮游而出，一如涅槃后的重生。其间涵蕴，迥非寻常意境，令人味之无极，低徊无尽。
时至今日，新水墨正以不阻遏之势而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它的新标准、新形态正寓于一浪高过一浪的笔墨实验中。作为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一员，邹明以中西互融，古今互见的机敏判断，开拓出了别具一格的当代水墨路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估价他，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他所积累的当代水墨经验，所建构的笔墨体系，是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同时，他在乡居、都市两个母题创作上所表现出的新人文主义光彩，亦让新水墨探索具有了方位感。归根结底，在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此消彼长的复杂时代，邹明的作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丝烛照这个世界的光亮，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画展展出邹明近年来在新水墨领域的一些探索，由综合绘画、写生路上、大漠胡杨和水墨水乡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有部分是他2015年在中国美朮馆个展的作品，更多的是近年来他坚守写生与创作并举的画作，无论是从作品的尺度、还是数量上看不能不令人称道，还有画背后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尤其是近年来他一直坚持行走写生路上，画了近千幅水墨写生，不断探索与发现，体验与思考，表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真诚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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