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47】《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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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读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没想到，前不久还在销售的这本书绝版了，在旧书网上价格翻了十倍。可见，这个话题很受关注。
但是，我发现了一本类似的书，就是文汇出版社的《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其实意思差不多，就是追溯中美外交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很短，如果从独立算起，也不到三百年，所以，我在北京的杉园接待美国朋友时，常常调侃说，共识堂的大门历史比美国长，因为这扇大门是清中期留下来的。当然，历史长不算什么，有时候也许还是负担。起码，历史上看，新诞生的美国要首先向东方的古老帝国伸出手来，也是很正常的了。
这只是历史，从现实看，中美关系在走下坡路，而且有加速度的迹象，即便是拜登替换了特朗普，美国的外交格局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次，能不能由中国伸手拉美国一把？现在很难回答，于是，我们只能先看历史，从历史中揣摩现在和未来。
1783年9月，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二月，有一艘美国轮船叫“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开始了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性首航。与此同时，另一艘船“爱德华号”也出发了，它的目的地则是伦敦。这后一艘船实际上是向美国的前东家英国去报到的，船上装的文件是美国的“出生证明”，宣告最年轻的国家从此诞生。正式的说法是“大陆会议各部正式派遣使团”，携带和平文件定本。
“中国皇后号”的使命，在我看来主要是做生意，是和陌生的东方大国建立联系，但是，这本书上写得有点高大上，说“是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世界强国一较高下。”
和前宗主国报到的船和前往中国的船同时出发，似乎也在说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
这一天，2月22号，正好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52岁生日。这纯粹是巧合，按计划这两艘船应当早一点出发，但是，由于这个冬天格外寒冷，冰雪阻碍了行程。按照迷信的说法，这似乎预示着某种不顺利。其实不然，这两艘船乘载着对美国未来的希望，事实上也算是功德圆满。
虽然中美两国相距甚远，但是中国的货物颇受美国人喜欢。早在独立战争前几十年，通过英国商人或者走私者，美国人就已经能够获得所需要的中国货物，包括瓷器、丝绸、茶叶和称为“南京布”的棉制品。然而，美国人此时还无法与中国直接交易，大英帝国版图中，唯一能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是垄断机构英属东印度公司。但是随着独立战争的结束，美国商人已经不再受英帝国的掣肘，可以自由前往中国。
其实，有一个不安分的美国人雷雅德早就到过广州，因为他曾经参加了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库克的探险船队，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想，最深的印象大概是“人傻钱多”。
因为是探险船队，所以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在土著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们和印第安人以物易物，用刀子、凿子和零碎的铁和锡，还有钉子、纽扣、镜子等，换了印第安人的1500张各种皮毛，有熊皮、狼皮、狐狸皮，特别是海獭皮。这1500张毛皮来得很便宜，没想到船队到了广州以后，这批毛皮成了巨大的财富。一件品质上乘的海獭皮在广州要价达120美元，那个时候，120美元是天价。即便是破旧的皮毛，也一样能在广州卖出好价钱，雷雅德对广州堪称暴利的交易念念不忘，他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关于这次冒险的书，书中写道：六个便士购得的毛皮运到中国就能卖出100美元。他写道：通过北太平洋打通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条航道极具价值，对美国特别是北部各州尤其实用。
这么大的诱惑，让船员们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重返西北海岸，收获更多的毛皮。这样的信息，肯定会传递到美国。中美初遇对美国人来说，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所以“中国皇后”在美国刚刚建国就驶往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巨大的财富，当然，除了财富以外，神秘的东方古国对美国人也是巨大的诱惑。
到了1785年的夏天，有一个美国的爱国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说，中国注定会对美国的未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现在看起来，两百多年前的这个预言没有错。
据说，“中国皇后号”成功后，一个南方人宣称，全美各地无论多小的村庄，哪怕只有一条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当然这种说法稍显夸张，毕竟前往中国的行程少不了坚实的后勤和财务，只有少数商人和港口能够做到。但是无论如何，从“中国皇后号”1784年开启航线到1814年正式结束，美国有近300艘船只，向广州进行了618次航行，如果再加上官方没有记录的走私行为，这个数字会更高。
在这之后的二百年里，中国和美国像一对欢喜冤家，有频繁的来往，也有不堪的回忆。有些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但是，在《中美相遇》这本书中，打捞出很多沉在历史之湖中的小事件，有些小事件其实影响极大，但是即便是中美关系的专业学者也不见得知道，因为他们不一定是历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诸多的疙疙瘩瘩，但是，总会被克服的，这也许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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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读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没想到，前不久还在销售的这本书绝版了，在旧书网上价格翻了十倍。可见，这个话题很受关注。
但是，我发现了一本类似的书，就是文汇出版社的《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其实意思差不多，就是追溯中美外交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很短，如果从独立算起，也不到三百年，所以，我在北京的杉园接待美国朋友时，常常调侃说，共识堂的大门历史比美国长，因为这扇大门是清中期留下来的。当然，历史长不算什么，有时候也许还是负担。起码，历史上看，新诞生的美国要首先向东方的古老帝国伸出手来，也是很正常的了。
这只是历史，从现实看，中美关系在走下坡路，而且有加速度的迹象，即便是拜登替换了特朗普，美国的外交格局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次，能不能由中国伸手拉美国一把？现在很难回答，于是，我们只能先看历史，从历史中揣摩现在和未来。
1783年9月，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二月，有一艘美国轮船叫“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开始了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性首航。与此同时，另一艘船“爱德华号”也出发了，它的目的地则是伦敦。这后一艘船实际上是向美国的前东家英国去报到的，船上装的文件是美国的“出生证明”，宣告最年轻的国家从此诞生。正式的说法是“大陆会议各部正式派遣使团”，携带和平文件定本。
“中国皇后号”的使命，在我看来主要是做生意，是和陌生的东方大国建立联系，但是，这本书上写得有点高大上，说“是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世界强国一较高下。”
和前宗主国报到的船和前往中国的船同时出发，似乎也在说明美国对中国的重视。
这一天，2月22号，正好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52岁生日。这纯粹是巧合，按计划这两艘船应当早一点出发，但是，由于这个冬天格外寒冷，冰雪阻碍了行程。按照迷信的说法，这似乎预示着某种不顺利。其实不然，这两艘船乘载着对美国未来的希望，事实上也算是功德圆满。
虽然中美两国相距甚远，但是中国的货物颇受美国人喜欢。早在独立战争前几十年，通过英国商人或者走私者，美国人就已经能够获得所需要的中国货物，包括瓷器、丝绸、茶叶和称为“南京布”的棉制品。然而，美国人此时还无法与中国直接交易，大英帝国版图中，唯一能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是垄断机构英属东印度公司。但是随着独立战争的结束，美国商人已经不再受英帝国的掣肘，可以自由前往中国。
其实，有一个不安分的美国人雷雅德早就到过广州，因为他曾经参加了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库克的探险船队，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想，最深的印象大概是“人傻钱多”。
因为是探险船队，所以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在土著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们和印第安人以物易物，用刀子、凿子和零碎的铁和锡，还有钉子、纽扣、镜子等，换了印第安人的1500张各种皮毛，有熊皮、狼皮、狐狸皮，特别是海獭皮。这1500张毛皮来得很便宜，没想到船队到了广州以后，这批毛皮成了巨大的财富。一件品质上乘的海獭皮在广州要价达120美元，那个时候，120美元是天价。即便是破旧的皮毛，也一样能在广州卖出好价钱，雷雅德对广州堪称暴利的交易念念不忘，他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关于这次冒险的书，书中写道：六个便士购得的毛皮运到中国就能卖出100美元。他写道：通过北太平洋打通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条航道极具价值，对美国特别是北部各州尤其实用。
这么大的诱惑，让船员们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重返西北海岸，收获更多的毛皮。这样的信息，肯定会传递到美国。中美初遇对美国人来说，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所以“中国皇后”在美国刚刚建国就驶往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巨大的财富，当然，除了财富以外，神秘的东方古国对美国人也是巨大的诱惑。
到了1785年的夏天，有一个美国的爱国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说，中国注定会对美国的未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现在看起来，两百多年前的这个预言没有错。
据说，“中国皇后号”成功后，一个南方人宣称，全美各地无论多小的村庄，哪怕只有一条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当然这种说法稍显夸张，毕竟前往中国的行程少不了坚实的后勤和财务，只有少数商人和港口能够做到。但是无论如何，从“中国皇后号”1784年开启航线到1814年正式结束，美国有近300艘船只，向广州进行了618次航行，如果再加上官方没有记录的走私行为，这个数字会更高。
在这之后的二百年里，中国和美国像一对欢喜冤家，有频繁的来往，也有不堪的回忆。有些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但是，在《中美相遇》这本书中，打捞出很多沉在历史之湖中的小事件，有些小事件其实影响极大，但是即便是中美关系的专业学者也不见得知道，因为他们不一定是历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诸多的疙疙瘩瘩，但是，总会被克服的，这也许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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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弹鸟迷”到“红馆长”——霍邱李林忠自费创办红色文化博物馆小记】“这个馆主要分为‘农耕沧桑’、‘红色记忆’、‘翰墨飘香’三大版块,其中以讲好家乡霍邱红色故事的‘红色记忆’版块是本馆的特色所在。”近段时间以来,在霍邱县马店镇李西圩村,李林忠一手创办的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成了村里的新景点。而曾被村民们称为“弹鸟迷”(地方方言)的他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馆长”。
位于安阳山脚下的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目前已小有名气,迎来了周边乃至湖北、河南等外地众多参观者,在“十一”小长假期间更是热闹。“你们想预约下午到馆参观?可以的。”10月13日上午,记者走进该馆时,“馆长”李林忠正和另一波游客约定参观时间。
馆藏丰富追忆峥嵘岁月
“村民们喊我‘馆长’,其实我也是讲解员、管理员、保洁员。”李林忠笑着介绍道,三层楼的红色文化博物馆展陈藏品3000余件,每一件藏品背后历史、个中故事,他都了然于心。“你们看,我在二楼入口处特意放大了小说《破晓记》、《追穷寇》的封面。这两本小说都是作者以霍邱和固始、金寨等地在建国前后的敌我斗争为生活背景创作的。”
李林忠介绍,李西圩村附近安阳山一带曾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所建立的霍固县重要的主战场,红色文化史料丰富,希望每位来访参观者都能阅读了解霍邱县的红色文化。
为了凭吊革命先烈、发扬革命精神,霍邱县在安阳山修建了烈士纪念碑。“红色资源是最生动的素材”。在李林忠看来,多重温、了解、铭记红色历史,可以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这也是该馆取名“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的由来。安阳山游击战争、三打“李家圩”、文明薪火九临中以及其他霍邱革命大事记在馆里都有着详细呈述,一些宝贵的革命文物资料更是深化了革命历史文化的传播效果。开馆的第三天,六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党总支组织全体教师党员,到此参观了解霍邱红色历史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色影片对革命历史呈现更加丰满立体。多年来,李林忠收藏了红色老电影近300部5000多卷,这些胶片保存完好可放映。他将收藏的老电影胶片分类整理,在一楼按照当年影院的布局,设置了可容纳百人观影的马店电影院。
“虽然不是古董,也不是名贵艺术品,却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李林忠认为,农耕文化需要传承,就要做好民俗老物件的收藏,在一楼还设置了“农耕沧桑”版块,收藏陈列着犁、耙、镰,杆称、升、斗……以及瓷器、陶器、石器。“我们常会用‘不是省油的灯’形容一个人精明,其实‘省油的灯’是有的,主要运用物理原理,通过注水降低灯盏热度从而减少油的过热挥发,以达到省油的目的,这个便是明朝的‘省油的灯’”“在春秋战国时期釜是炊具,我再和你们说说成语‘釜底抽薪’的典故。”在一件件展品面前,李林忠娓娓道来,让大家感受到农耕文化进步和生活美好发展。
免费开放弘扬红色文化
说起创建红色文化博物馆,还要从李林忠的爱好收藏说起。今年44岁的李林忠,20岁出头时开始做建材生意,常年在外奔波,而每到一地他总要抽空打听搜寻老物件。“我父亲是木匠,耳濡目染,我从小就会做一些农活和农具修补,感兴趣也有情感。”李林忠说道,开始是捡一些破损农具进行修补,有了一些积蓄后就花钱购买。“听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山东水落坡古家具市场是收藏爱好者‘淘宝’的好地方,我去过多次也花费不少。”
多年来,李林忠足迹遍布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多地,为了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到更多老物件,他经常起早贪黑,带着干粮出门,或坐绿皮火车或骑摩托车,跑上几百公里,只为寻到一件件“心头好”。后来旧货市场跑得多了,作为党员的他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红色文物收藏。
“花费的钱越来越多,家里也堆满了物件,家人有怨言,村民们也不理解。”李林忠坦言,妻子曾多次嚷嚷着要把他在各地求购的“破烂”扔出家外,村民们也因此称他为“弹鸟迷”,嘲笑他不务正业。不过看到他的痴迷和用心,妻子和家人总是一次次给予了包容。提及痴迷,李林忠在2008年听说叶集一位翟姓人家中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的“借粮证”,便一路打听寻址上门拜访,虽然被拒多次,但李林忠却不言放弃。后来,只要去叶集或路过,他总会带着小礼物绕道上门拜访。“跑了不下20趟,翟先生见我痴迷用心,便送予我保管,他说相信我会比他保存的更加完整。”因这张“借粮证”,李林忠和翟先生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要让藏品‘活起来’发挥价值。”随着收藏物品越来越多,李林忠萌发了办馆让更多人感受红色文化藏品魅力的想法。2018年,李林忠将建材生意交由妻子打理,买下了村里一处三层小楼开始装修,花费三年多时间和一大笔装修费用,创办了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只要有参观者预约前来,他总会赶到馆里。为了提高讲解水平,李林忠阅读了大量党史资料,还就相关问题多次找专家学者请教探讨,以便更好地挖掘家乡红色历史、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开放以来,李西圩村的游客明显增多,尤其节假日给镇上好几个饭店增加了客流量。”马店镇党委宣传委员杨静介绍道,也有村民看到红色文化新景点发展前景,开始办起了农家乐。目前,在李西圩村,已有四五家乡村农家乐正忙着装修。（皖西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静 黄雪彦）
位于安阳山脚下的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目前已小有名气,迎来了周边乃至湖北、河南等外地众多参观者,在“十一”小长假期间更是热闹。“你们想预约下午到馆参观?可以的。”10月13日上午,记者走进该馆时,“馆长”李林忠正和另一波游客约定参观时间。
馆藏丰富追忆峥嵘岁月
“村民们喊我‘馆长’,其实我也是讲解员、管理员、保洁员。”李林忠笑着介绍道,三层楼的红色文化博物馆展陈藏品3000余件,每一件藏品背后历史、个中故事,他都了然于心。“你们看,我在二楼入口处特意放大了小说《破晓记》、《追穷寇》的封面。这两本小说都是作者以霍邱和固始、金寨等地在建国前后的敌我斗争为生活背景创作的。”
李林忠介绍,李西圩村附近安阳山一带曾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所建立的霍固县重要的主战场,红色文化史料丰富,希望每位来访参观者都能阅读了解霍邱县的红色文化。
为了凭吊革命先烈、发扬革命精神,霍邱县在安阳山修建了烈士纪念碑。“红色资源是最生动的素材”。在李林忠看来,多重温、了解、铭记红色历史,可以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这也是该馆取名“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的由来。安阳山游击战争、三打“李家圩”、文明薪火九临中以及其他霍邱革命大事记在馆里都有着详细呈述,一些宝贵的革命文物资料更是深化了革命历史文化的传播效果。开馆的第三天,六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党总支组织全体教师党员,到此参观了解霍邱红色历史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色影片对革命历史呈现更加丰满立体。多年来,李林忠收藏了红色老电影近300部5000多卷,这些胶片保存完好可放映。他将收藏的老电影胶片分类整理,在一楼按照当年影院的布局,设置了可容纳百人观影的马店电影院。
“虽然不是古董,也不是名贵艺术品,却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李林忠认为,农耕文化需要传承,就要做好民俗老物件的收藏,在一楼还设置了“农耕沧桑”版块,收藏陈列着犁、耙、镰,杆称、升、斗……以及瓷器、陶器、石器。“我们常会用‘不是省油的灯’形容一个人精明,其实‘省油的灯’是有的,主要运用物理原理,通过注水降低灯盏热度从而减少油的过热挥发,以达到省油的目的,这个便是明朝的‘省油的灯’”“在春秋战国时期釜是炊具,我再和你们说说成语‘釜底抽薪’的典故。”在一件件展品面前,李林忠娓娓道来,让大家感受到农耕文化进步和生活美好发展。
免费开放弘扬红色文化
说起创建红色文化博物馆,还要从李林忠的爱好收藏说起。今年44岁的李林忠,20岁出头时开始做建材生意,常年在外奔波,而每到一地他总要抽空打听搜寻老物件。“我父亲是木匠,耳濡目染,我从小就会做一些农活和农具修补,感兴趣也有情感。”李林忠说道,开始是捡一些破损农具进行修补,有了一些积蓄后就花钱购买。“听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山东水落坡古家具市场是收藏爱好者‘淘宝’的好地方,我去过多次也花费不少。”
多年来,李林忠足迹遍布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多地,为了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到更多老物件,他经常起早贪黑,带着干粮出门,或坐绿皮火车或骑摩托车,跑上几百公里,只为寻到一件件“心头好”。后来旧货市场跑得多了,作为党员的他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红色文物收藏。
“花费的钱越来越多,家里也堆满了物件,家人有怨言,村民们也不理解。”李林忠坦言,妻子曾多次嚷嚷着要把他在各地求购的“破烂”扔出家外,村民们也因此称他为“弹鸟迷”,嘲笑他不务正业。不过看到他的痴迷和用心,妻子和家人总是一次次给予了包容。提及痴迷,李林忠在2008年听说叶集一位翟姓人家中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的“借粮证”,便一路打听寻址上门拜访,虽然被拒多次,但李林忠却不言放弃。后来,只要去叶集或路过,他总会带着小礼物绕道上门拜访。“跑了不下20趟,翟先生见我痴迷用心,便送予我保管,他说相信我会比他保存的更加完整。”因这张“借粮证”,李林忠和翟先生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要让藏品‘活起来’发挥价值。”随着收藏物品越来越多,李林忠萌发了办馆让更多人感受红色文化藏品魅力的想法。2018年,李林忠将建材生意交由妻子打理,买下了村里一处三层小楼开始装修,花费三年多时间和一大笔装修费用,创办了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只要有参观者预约前来,他总会赶到馆里。为了提高讲解水平,李林忠阅读了大量党史资料,还就相关问题多次找专家学者请教探讨,以便更好地挖掘家乡红色历史、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安阳山红色文化博物馆开放以来,李西圩村的游客明显增多,尤其节假日给镇上好几个饭店增加了客流量。”马店镇党委宣传委员杨静介绍道,也有村民看到红色文化新景点发展前景,开始办起了农家乐。目前,在李西圩村,已有四五家乡村农家乐正忙着装修。（皖西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静 黄雪彦）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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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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