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推投资！经开区凭什么？】
盛夏中的经开区，处处是鏖战项目的火热场景，机械轰鸣、塔吊林立、人声鼎沸，工程车辆穿梭如织，高楼厂房拔地而起，一幅幅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铺展开来，一股股奋进的产业力量正疯狂“涌”进经开区这片创业宝地。
如此蓬勃向上的场面与经开区一直以来重视招商、稳抓项目、强化服务是分不开的，尤其这个夏天，各类产业链项目频频抢滩落户，行业龙头、大型国企乃至世界五百强企业相继入驻经开，经开区已逐渐发展成为投资、兴业、创业的乐土，携手多家企业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产业链项目纷纷落户——
——高质量发展热潮涌动——
整个6月，经开区招商工作捷报频传，一个个开工项目接踵而至，形成了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项目建设热潮。
6月29日，新一代光伏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经开区太阳能光伏重点产业链拿下关键一城。
项目由西安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而建，主要建设新型高分子光伏材料中心、EVA高分子材料生产线、光伏接线盒生产线、智能化装备研发中心、西北区域总部等设施，年均综合销售收入31亿元。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填补西北区域光伏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空白，促进上下游企业依存合作，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为经开区打造新材料新能源千亿级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时间回溯，6月24日是个好日子，两个重点项目相继传来利好消息，项目均根植渭北新城，为经开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助力。
西安钢研高纳航空部件有限公司于当天宣告成立，由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支“国家队”联合打造，在高端航空航天领域循势而起，全面填补区域产业链空白，助推经开区高端制造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西安钢研高纳投资10亿元启动航空部件项目，依托渭北新城西安航空动力产业园，致力打造技术自主、工序完整、流程封闭、过程稳定的世界一流的高端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中心，项目建成后将为经开区渭北新城加快打造千亿级航空动力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渭北新城落户首家台资项目，总投资6亿元年产16亿支两片式铝罐建设项目于同一天开工，该项目也是2022年省级、市级、区级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分期建设二片式铝罐及其附属设备，一期将达产每年8亿支用罐量，销售收入约为2.85亿元。建成后将依托大西安发展区块，辐射西北区域市场，并与渭北新城之前建成的青岛啤酒项目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实现经济内循环，联动赋能企业组合发展的新局面。
可以看出，不论是入区项目，还是开工项目，都依托产业链为主线，或填补区域空白，或延伸产业链条，或有助于打造产业集群，形成“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这也是今年经开区的一部分招商重点，在落实《省市关于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紧盯区内主导产业，突出精准产业链招商，重点引进一批能够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能级的项目。
“我们以产业链招商为抓手，坚持龙头带动、配套聚集、集群化发展的招商思路，当前重卡产业链招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德仕汽车部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底盘零部件项目、陕西省物流集团汽车钢材加工及物流装备制造项目、中国诚通供应链汽车板材加工项目等陕汽重卡产业链配套项目已相继签约落地。”投资合作局负责汽车产业招商的工作人员说道。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西安吉利乘用车上下游企业，全力推动汽车内外饰件生产、汽车座椅配套生产、空调总成生产等吉利乘用车零部件配套项目落地，进一步形成‘龙头带动、产业驱动’的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新材料领域也不落下乘，今年先后引进了赛特思迈高端稀有金属棒丝材及制品产业化、泰金高强极薄铜箔制造成套装备及关键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等项目，将持续深化有色院模式，加速提升新材料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生态体系。
——众多企业入驻扎根——
——成为投资兴业热土——
众多项目抢滩落户经开的同时，经开区也被越来越多企业青睐，世界500强更是纷至沓来，携手经开区共赴美好未来。
“行业茅”海螺股份、山东能源集团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相继在经开区成立公司、设立项目，拉开了与经开区合作发展的序幕。在新旧能源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装上“新引擎”。
那么，经开区是凭借什么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入驻的呢？
经开区是西安市唯一具有临空、临站、滨河、高速交会、地铁密集等区位优势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内建有亚洲最大的高铁西安北站，毗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交通便捷，开放发展的区位优势独特。
在西安“北跨”渭河发展的背景下，经开区承中启西、接南联北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进一步凸显。加之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以经开区、渭北新城等区域为载体，打造秦创原先进制造业示范带。为经开区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其产业地位和身兼使命进一步明晰。
作为全市工业发展的主战场和顶梁柱，经开区始终坚持以强工业、兴产业为己任，先后引进聚集了陕汽、吉利、隆基、华天科技等一批领军企业，初步形成了汽车、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4+4+4”现代产业体系，其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国家级经开区第一方阵。
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完备的产业链条外，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就在西安钢研高纳航空部件有限公司成立当天，项目签约仪式刚一结束，经开区立即为企业送上营业执照，这份“开业大礼包”让企业倍感贴心，也坚定了企业在经开区拼搏发展的信心。
这仅是经开区服务企业的一个缩影，诸如此类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为重点项目开通绿色通道，为企业简化审批程序，为业务办理有困难的群众耐心指导……总而言之，经开区想尽一切办法，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陕西省水务供水集团有限公司7月1日由莲湖迁入经开区，工作人员将服务赶在审批前，尽可能简化程序，提前预审资料，让企业少跑腿。
日前，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王女士前往政务大厅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到一个工作日，企业就拿到了电子证照，将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理念落到实处。
西安第五保育院高先生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缺少证件，工作人员采取“容缺＋承诺＋并联”的审批服务机制，迅速为高先生签发了电子证照，助力项目早日开工。
今年以来，经开区大力推进“两稳一保”措施实施，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尤其对民生影响较大的产业采取“一企一策”，确保企业稳定发展。针对重点项目，做好审前辅导、强化协调联动、畅通“绿色通道”，用优质、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推进、早投产、早达效。
而7月1日渭北新城政务服务中心的正式运行，将进一步延伸经开区行政职能触角，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助力经开区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为园区企业提供更多贴心满意服务。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好的营商环境可以聚人心聚企业，吸引项目落地、资金流入、人才会聚，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蓬勃场面。
梧桐叶茂，凤自来栖。经开区打造最有温度的营商环境已初显成效，这片投资兴业的沃土已驶入发展快车道，迎来产业发展的黄金期，在“四新战略”的扬帆之路上，一路乘风破浪、乘势而上，以招商引资的丰硕成果展开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画卷。
盛夏中的经开区，处处是鏖战项目的火热场景，机械轰鸣、塔吊林立、人声鼎沸，工程车辆穿梭如织，高楼厂房拔地而起，一幅幅生机勃勃的产业图景铺展开来，一股股奋进的产业力量正疯狂“涌”进经开区这片创业宝地。
如此蓬勃向上的场面与经开区一直以来重视招商、稳抓项目、强化服务是分不开的，尤其这个夏天，各类产业链项目频频抢滩落户，行业龙头、大型国企乃至世界五百强企业相继入驻经开，经开区已逐渐发展成为投资、兴业、创业的乐土，携手多家企业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产业链项目纷纷落户——
——高质量发展热潮涌动——
整个6月，经开区招商工作捷报频传，一个个开工项目接踵而至，形成了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项目建设热潮。
6月29日，新一代光伏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经开区太阳能光伏重点产业链拿下关键一城。
项目由西安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而建，主要建设新型高分子光伏材料中心、EVA高分子材料生产线、光伏接线盒生产线、智能化装备研发中心、西北区域总部等设施，年均综合销售收入31亿元。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填补西北区域光伏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空白，促进上下游企业依存合作，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为经开区打造新材料新能源千亿级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时间回溯，6月24日是个好日子，两个重点项目相继传来利好消息，项目均根植渭北新城，为经开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助力。
西安钢研高纳航空部件有限公司于当天宣告成立，由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支“国家队”联合打造，在高端航空航天领域循势而起，全面填补区域产业链空白，助推经开区高端制造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西安钢研高纳投资10亿元启动航空部件项目，依托渭北新城西安航空动力产业园，致力打造技术自主、工序完整、流程封闭、过程稳定的世界一流的高端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中心，项目建成后将为经开区渭北新城加快打造千亿级航空动力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渭北新城落户首家台资项目，总投资6亿元年产16亿支两片式铝罐建设项目于同一天开工，该项目也是2022年省级、市级、区级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分期建设二片式铝罐及其附属设备，一期将达产每年8亿支用罐量，销售收入约为2.85亿元。建成后将依托大西安发展区块，辐射西北区域市场，并与渭北新城之前建成的青岛啤酒项目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实现经济内循环，联动赋能企业组合发展的新局面。
可以看出，不论是入区项目，还是开工项目，都依托产业链为主线，或填补区域空白，或延伸产业链条，或有助于打造产业集群，形成“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这也是今年经开区的一部分招商重点，在落实《省市关于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紧盯区内主导产业，突出精准产业链招商，重点引进一批能够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能级的项目。
“我们以产业链招商为抓手，坚持龙头带动、配套聚集、集群化发展的招商思路，当前重卡产业链招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德仕汽车部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底盘零部件项目、陕西省物流集团汽车钢材加工及物流装备制造项目、中国诚通供应链汽车板材加工项目等陕汽重卡产业链配套项目已相继签约落地。”投资合作局负责汽车产业招商的工作人员说道。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西安吉利乘用车上下游企业，全力推动汽车内外饰件生产、汽车座椅配套生产、空调总成生产等吉利乘用车零部件配套项目落地，进一步形成‘龙头带动、产业驱动’的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新材料领域也不落下乘，今年先后引进了赛特思迈高端稀有金属棒丝材及制品产业化、泰金高强极薄铜箔制造成套装备及关键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等项目，将持续深化有色院模式，加速提升新材料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生态体系。
——众多企业入驻扎根——
——成为投资兴业热土——
众多项目抢滩落户经开的同时，经开区也被越来越多企业青睐，世界500强更是纷至沓来，携手经开区共赴美好未来。
“行业茅”海螺股份、山东能源集团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相继在经开区成立公司、设立项目，拉开了与经开区合作发展的序幕。在新旧能源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装上“新引擎”。
那么，经开区是凭借什么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入驻的呢？
经开区是西安市唯一具有临空、临站、滨河、高速交会、地铁密集等区位优势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内建有亚洲最大的高铁西安北站，毗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交通便捷，开放发展的区位优势独特。
在西安“北跨”渭河发展的背景下，经开区承中启西、接南联北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进一步凸显。加之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以经开区、渭北新城等区域为载体，打造秦创原先进制造业示范带。为经开区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其产业地位和身兼使命进一步明晰。
作为全市工业发展的主战场和顶梁柱，经开区始终坚持以强工业、兴产业为己任，先后引进聚集了陕汽、吉利、隆基、华天科技等一批领军企业，初步形成了汽车、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4+4+4”现代产业体系，其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国家级经开区第一方阵。
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完备的产业链条外，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保障同样不可或缺。
就在西安钢研高纳航空部件有限公司成立当天，项目签约仪式刚一结束，经开区立即为企业送上营业执照，这份“开业大礼包”让企业倍感贴心，也坚定了企业在经开区拼搏发展的信心。
这仅是经开区服务企业的一个缩影，诸如此类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为重点项目开通绿色通道，为企业简化审批程序，为业务办理有困难的群众耐心指导……总而言之，经开区想尽一切办法，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陕西省水务供水集团有限公司7月1日由莲湖迁入经开区，工作人员将服务赶在审批前，尽可能简化程序，提前预审资料，让企业少跑腿。
日前，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王女士前往政务大厅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到一个工作日，企业就拿到了电子证照，将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理念落到实处。
西安第五保育院高先生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缺少证件，工作人员采取“容缺＋承诺＋并联”的审批服务机制，迅速为高先生签发了电子证照，助力项目早日开工。
今年以来，经开区大力推进“两稳一保”措施实施，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尤其对民生影响较大的产业采取“一企一策”，确保企业稳定发展。针对重点项目，做好审前辅导、强化协调联动、畅通“绿色通道”，用优质、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推进、早投产、早达效。
而7月1日渭北新城政务服务中心的正式运行，将进一步延伸经开区行政职能触角，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助力经开区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为园区企业提供更多贴心满意服务。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好的营商环境可以聚人心聚企业，吸引项目落地、资金流入、人才会聚，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蓬勃场面。
梧桐叶茂，凤自来栖。经开区打造最有温度的营商环境已初显成效，这片投资兴业的沃土已驶入发展快车道，迎来产业发展的黄金期，在“四新战略”的扬帆之路上，一路乘风破浪、乘势而上，以招商引资的丰硕成果展开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画卷。
【黄河岸边，青春动能正澎湃——青年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等5场主题论坛在济南举行】7月19日下午，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2022暨青年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论坛进入第二阶段，青年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人才力量、推动产业绿色化高端化中的资本力量、打造系统完备创新活跃产业生态、乡村振兴与黄河生态文明建设等5场主题论坛同时开启。
智慧与青春碰撞，希望与未来交织。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们相继走上讲坛，交流产业发展趋势，分享观点认知，并为山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
“黄河岸边是家乡”是本届峰会的主题，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也成为论坛热词。或是深度解读，或是提供建议，与会者们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我们来自沿黄各省区，就要联合推动黄河战略的实施。”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以“携手奋力开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新局面”为主题，从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优化开放合作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展开论述。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高福一表示，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首先要切实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新使命。必须以促进黄河生态系统良性永续循环、增强生态屏障质量效能为出发点，遵循自然生态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强化环境污染系统治理，综合提升上游“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中游水土保持水平和下游湿地等生态系统稳定性。
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集团副总经理王洪添结合具体案例，给出了建议。黄河流域内的大部分省份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治污能力提升空间大。在工业领域，浪潮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打造“精益+智能”创新服务模式，面向行业链主企业提供关键环节的合同能源和管理服务等提升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大规模技改服务。在农业农村领域，浪潮助力平阴玫瑰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了溢价能力。王洪添介绍，基于二产玫瑰制品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向上延伸倒逼一产原料科学品控管理，向下延伸到市场流通端，通过区域品牌引领，串联全产业链可信数据。“顾客一扫平阴玫瑰产品上的二维码，产品各项数据一目了然。”
山东文旅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山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奇创旅游集团董事长、景域驴妈妈集团创始人洪清华表示，高频的乡村旅游、郊野游，是刺激、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洪清华认为，在地文化是做好文旅的重要源泉。“要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包括历史文化与产业文化，打造IP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在地文化是一个地区最大的不动产，是乡村振兴、各美其美的底色。相比城市快速更迭，广大乡村保留了更多传统优秀文化、名人故居、历史传说、非遗工艺等。在山东各地、在黄河两岸，有太多历史故事、民族记忆、当代事迹，可以挖掘。”他说。
为青年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青年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精准把握产业发展动向，找准前进方向与资源，是论坛的题中之义。
面对众多类型的科技园区，青年创业者该如何选择？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会主席陈鸿波说，青年创业者要充分利用孵化器和科技园区营造的创新生态小环境，并通过对其拥有的软、硬环境的仔细研究和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创业发展的平台。
“创业者选择园区，应该遵循四个基本原则。”陈鸿波说，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公司眼前实际情况，性价比的考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坚持相对差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公司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等都要考虑，每个公司的选择标准也都是个性化的。三是坚持循序渐进，园区在不断发展变化，创业公司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决策过程要考虑到这种变化。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公司与园区相互依存、支持、促进，园区整合资源为公司创造了好的发展条件；公司也通过人才、技术的引进，为园区的整体氛围和创新生态系统作出贡献。
“现在青年创业，就是要做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情。”北京医食同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桐说，就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涉农产业来说，青年创业者、企业家要将自己的事业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与农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重视农业的现代化、运营的工业化，开展农业旅游、建设集约农业园区等，与农民一起打造一个更加完整、现代的产业链条。这也应当是现在青年创业者、企业家应当具备的企业家精神。
激活青年人才更多可能性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年，是峰会、论坛的主角，更是新时代的主角。
“这是一个更加重视人才的时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纪珍认为，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环境下，青年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新时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也应当转换思路。
“青年人才更加强调个性化的需求，追求个性化的工作。当今时代也允许他们在自由的时间里进行自由的创造，这种状况对区域如何留下青年人才提出了挑战。”李纪珍提出，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让更多的人更早地接触创新活动、见证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有助于提高青年人才的创新意识。
快速发展的公司，需要怎样的人才？飞书解决方案副总裁何斌认为优秀青年具有5个特质：有好奇心，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不甘于平庸，不傲娇、能延迟满足感，对重要的选择有判断力。
如何充分发挥优秀青年的能力？打造科学的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何斌表示，有些管理者喜欢推动公司建立更多更明确的规则。“面对规则，员工倾向遵守它，而非打破它，就会不愿意寻找最优解。规则提升了创新的成本，以及试错、突破常规的门槛，这对成长型企业不利。”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其实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交相融的过程，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就人工智能赋能新旧动能转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旷视曾帮助一家物流企业完成了传统单仓到双仓联动的智能化升级，在不停工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了原本需要停工半年才能实现的改造，这让该物流公司日均出库能力提升165%，并大大减少了人工作业强度。“好的机遇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人才去落实，青年力量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付英波认为，人工智能确实需要专业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去发展，但同时不能忽视，人工智能不是单独存在的技术和产业，所以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深入融合到各行各业中。（大众日报）
智慧与青春碰撞，希望与未来交织。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们相继走上讲坛，交流产业发展趋势，分享观点认知，并为山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
“黄河岸边是家乡”是本届峰会的主题，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也成为论坛热词。或是深度解读，或是提供建议，与会者们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我们来自沿黄各省区，就要联合推动黄河战略的实施。”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以“携手奋力开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新局面”为主题，从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优化开放合作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展开论述。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高福一表示，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首先要切实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新使命。必须以促进黄河生态系统良性永续循环、增强生态屏障质量效能为出发点，遵循自然生态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强化环境污染系统治理，综合提升上游“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中游水土保持水平和下游湿地等生态系统稳定性。
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集团副总经理王洪添结合具体案例，给出了建议。黄河流域内的大部分省份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治污能力提升空间大。在工业领域，浪潮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打造“精益+智能”创新服务模式，面向行业链主企业提供关键环节的合同能源和管理服务等提升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大规模技改服务。在农业农村领域，浪潮助力平阴玫瑰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了溢价能力。王洪添介绍，基于二产玫瑰制品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向上延伸倒逼一产原料科学品控管理，向下延伸到市场流通端，通过区域品牌引领，串联全产业链可信数据。“顾客一扫平阴玫瑰产品上的二维码，产品各项数据一目了然。”
山东文旅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山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奇创旅游集团董事长、景域驴妈妈集团创始人洪清华表示，高频的乡村旅游、郊野游，是刺激、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洪清华认为，在地文化是做好文旅的重要源泉。“要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包括历史文化与产业文化，打造IP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在地文化是一个地区最大的不动产，是乡村振兴、各美其美的底色。相比城市快速更迭，广大乡村保留了更多传统优秀文化、名人故居、历史传说、非遗工艺等。在山东各地、在黄河两岸，有太多历史故事、民族记忆、当代事迹，可以挖掘。”他说。
为青年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青年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精准把握产业发展动向，找准前进方向与资源，是论坛的题中之义。
面对众多类型的科技园区，青年创业者该如何选择？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会主席陈鸿波说，青年创业者要充分利用孵化器和科技园区营造的创新生态小环境，并通过对其拥有的软、硬环境的仔细研究和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创业发展的平台。
“创业者选择园区，应该遵循四个基本原则。”陈鸿波说，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公司眼前实际情况，性价比的考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坚持相对差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公司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等都要考虑，每个公司的选择标准也都是个性化的。三是坚持循序渐进，园区在不断发展变化，创业公司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决策过程要考虑到这种变化。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公司与园区相互依存、支持、促进，园区整合资源为公司创造了好的发展条件；公司也通过人才、技术的引进，为园区的整体氛围和创新生态系统作出贡献。
“现在青年创业，就是要做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情。”北京医食同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桐说，就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涉农产业来说，青年创业者、企业家要将自己的事业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与农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重视农业的现代化、运营的工业化，开展农业旅游、建设集约农业园区等，与农民一起打造一个更加完整、现代的产业链条。这也应当是现在青年创业者、企业家应当具备的企业家精神。
激活青年人才更多可能性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年，是峰会、论坛的主角，更是新时代的主角。
“这是一个更加重视人才的时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纪珍认为，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环境下，青年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新时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也应当转换思路。
“青年人才更加强调个性化的需求，追求个性化的工作。当今时代也允许他们在自由的时间里进行自由的创造，这种状况对区域如何留下青年人才提出了挑战。”李纪珍提出，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让更多的人更早地接触创新活动、见证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有助于提高青年人才的创新意识。
快速发展的公司，需要怎样的人才？飞书解决方案副总裁何斌认为优秀青年具有5个特质：有好奇心，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不甘于平庸，不傲娇、能延迟满足感，对重要的选择有判断力。
如何充分发挥优秀青年的能力？打造科学的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何斌表示，有些管理者喜欢推动公司建立更多更明确的规则。“面对规则，员工倾向遵守它，而非打破它，就会不愿意寻找最优解。规则提升了创新的成本，以及试错、突破常规的门槛，这对成长型企业不利。”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其实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交相融的过程，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就人工智能赋能新旧动能转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旷视曾帮助一家物流企业完成了传统单仓到双仓联动的智能化升级，在不停工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了原本需要停工半年才能实现的改造，这让该物流公司日均出库能力提升165%，并大大减少了人工作业强度。“好的机遇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人才去落实，青年力量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付英波认为，人工智能确实需要专业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去发展，但同时不能忽视，人工智能不是单独存在的技术和产业，所以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深入融合到各行各业中。（大众日报）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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