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记』｜《明月》
收到朋友们陆陆续续发来的照片，照片中《月娥眉》是主角。我欢欣着，某种肯定的欢喜，同时又极度的冷静，仿佛是别人的作品，离我成书前落笔写下最后一字，就变成它独自的自己，独自的宿命——它开启了自己的旅程，与路途中的人们亮灯起舞，还是掩面而泣，都是它的事情了，与我关系不大了。像极一个女人诞下孩子，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天命。尊重它的命运、流转、落定，以及激发，击掌。
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清醒。从前需索肯定，来自他人的肯定，实则一种乞丐行为。当意识到这个问题，脸红很久。
忘了它，重新出发。
收到朋友们陆陆续续发来的照片，照片中《月娥眉》是主角。我欢欣着，某种肯定的欢喜，同时又极度的冷静，仿佛是别人的作品，离我成书前落笔写下最后一字，就变成它独自的自己，独自的宿命——它开启了自己的旅程，与路途中的人们亮灯起舞，还是掩面而泣，都是它的事情了，与我关系不大了。像极一个女人诞下孩子，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天命。尊重它的命运、流转、落定，以及激发，击掌。
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清醒。从前需索肯定，来自他人的肯定，实则一种乞丐行为。当意识到这个问题，脸红很久。
忘了它，重新出发。
【夏朝文明究竟存不存在？贵州教授是怎样说的呢？】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时间的长河里，各朝各代相继出现之后又覆灭。这样生生流转，循环不止。但是他们的结局总是相同，就好像秦王的阿房宫一样：“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一切尘归尘，土归土，桥归桥，路归路。所留存下来的也就只有那些史书和遗迹。只有从这些当中才能窥得当日一丝的辉煌和宏伟。
所以中华文化的流传要依靠史书，有史可依才更有说服力。在周朝以后的历史，都没有问题全都有着详细的历史记载，尽管有些地方差几年，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周朝之前的历史，夏商周时期却没有详细记载过。这也就在中国历史研究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只有三千年的历史记录。
夏朝是否真的存在
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说过，他看过许许多多的黄帝以来的文献，但是时间年份的标注都不是很清楚，有的年份很混乱，所以他并没有使用文献中的时间，而是只把一些著名的事件记录了下来。
这样就造成了《史记》中最早的时间记载是出现在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而共和元年之前的时间都没有记载。这样就导致现代学者对夏朝的研究没有史书可以参看，也就无从研究。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人开始对夏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虽然有一些上古流传的故事作为支撑，但是没有历史记载总归是难以让人信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大禹治水等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是怀疑大禹可能不是人，是一个天神。
正在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时期，看热闹的使劲反驳夏朝的存在，而学术专家有苦于没有研究材料无从考证研究。甲骨文的出现仿佛为整个中国的夏朝历史研究者带来了一丝希望的光亮。众所周知最早的纸张出现在西汉末年，更别提夏朝会有纸张，所以他们想要记录文字就必须借助其他的载体，动物的骨头以及龟甲成了最原始的载体。所以甲骨文上所记载的很有可能就是夏朝的事情。
于是我们国家成立了夏商周断代项目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夏商周的历史，并且希望给出准确的《夏商周年表》。经过漫长的探索过程和各方专家的一起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发布了，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
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然而国外的历史学家针对《夏商周年表》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他们声称就算是有时间年表，但是找不到一点遗迹，那也像是没有年表一样，根本就不能算数。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更是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遗迹的挖掘
二里头遗迹的挖掘工作给了我国学者一些理论上的支持，1959年我国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在对二里头遗迹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这就是商朝最早的城都，因为其中发现了很多文物青铜器，经过碳十四检测法，确定了是距离今天有4000多年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存在的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挖掘工作中从未出土夏朝文字的文物，十分遗憾这个想法被当时的国外学者否定了。
在证明夏朝存在的过程中，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记载夏朝时期的古书上，人们找到了一个说法叫做“天再旦”。意思就是说，太阳在刚刚要升起来的时候，突然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仿佛天黑了一般。但是没过一会天就又亮了起来。
根据古人的这个记载，学者专家们猜测很可能是日食造成的，于是就有天文学家开始推算夏朝时期到底有没有日出的时候日食的现象，经过推算还真的有。但是这个结论还是被否定了，因为就在日出的时候，有一块巨大的云遮住了太阳也可以造成同样的效果。
贵州大学教授的观点
在贵州民族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做王长城，他对夏朝的存在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根据他的分析说：夏朝是毫无疑问曾经存在的，但是他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在巴基斯坦旁遮普邦创建了哈拉帕文明，也就是史学界广为流传的天竺大鳛帝国。
王副教授说：“哈拉帕文明就像一个巨人，一头挑着广汉的天竺大鳛帝国都城(夏朝的东亚大西南部分),一头挑着古埃及法老王国(夏朝的北非总部)。当其中一个帝国或王国灭亡，挑子失去平衡，哈拉帕文明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荒芜的蔓草。”
关于这个观点十分的大胆，但是却很少有人认同，毕竟听起来就十分的不可信。根据王副教授的说法，我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巴基斯坦，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外国人。而且他们是如何在这么远的距离长途跋涉而来到达中国的呢？况且并没有什么史书记载，我们的祖先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中国。
有人觉得这个观点根本是无稽之谈，关于夏商时期的传说有很多，其中大禹治水就十分经典，根据记载那个时候中国到处都发洪水，而发洪水的地方无外乎黄河流域附近，只要在黄河流域上下游研究排查，总能找到点什么痕迹。根本没有必要这样费时费力的研究古代存留下来的书籍，况且书籍记录也并非全部都真实可靠。
#这就是中国风##十月欢乐指南##出道吧新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时间的长河里，各朝各代相继出现之后又覆灭。这样生生流转，循环不止。但是他们的结局总是相同，就好像秦王的阿房宫一样：“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一切尘归尘，土归土，桥归桥，路归路。所留存下来的也就只有那些史书和遗迹。只有从这些当中才能窥得当日一丝的辉煌和宏伟。
所以中华文化的流传要依靠史书，有史可依才更有说服力。在周朝以后的历史，都没有问题全都有着详细的历史记载，尽管有些地方差几年，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周朝之前的历史，夏商周时期却没有详细记载过。这也就在中国历史研究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只有三千年的历史记录。
夏朝是否真的存在
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说过，他看过许许多多的黄帝以来的文献，但是时间年份的标注都不是很清楚，有的年份很混乱，所以他并没有使用文献中的时间，而是只把一些著名的事件记录了下来。
这样就造成了《史记》中最早的时间记载是出现在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而共和元年之前的时间都没有记载。这样就导致现代学者对夏朝的研究没有史书可以参看，也就无从研究。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人开始对夏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虽然有一些上古流传的故事作为支撑，但是没有历史记载总归是难以让人信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大禹治水等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是怀疑大禹可能不是人，是一个天神。
正在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时期，看热闹的使劲反驳夏朝的存在，而学术专家有苦于没有研究材料无从考证研究。甲骨文的出现仿佛为整个中国的夏朝历史研究者带来了一丝希望的光亮。众所周知最早的纸张出现在西汉末年，更别提夏朝会有纸张，所以他们想要记录文字就必须借助其他的载体，动物的骨头以及龟甲成了最原始的载体。所以甲骨文上所记载的很有可能就是夏朝的事情。
于是我们国家成立了夏商周断代项目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夏商周的历史，并且希望给出准确的《夏商周年表》。经过漫长的探索过程和各方专家的一起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发布了，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
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然而国外的历史学家针对《夏商周年表》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他们声称就算是有时间年表，但是找不到一点遗迹，那也像是没有年表一样，根本就不能算数。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更是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遗迹的挖掘
二里头遗迹的挖掘工作给了我国学者一些理论上的支持，1959年我国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在对二里头遗迹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这就是商朝最早的城都，因为其中发现了很多文物青铜器，经过碳十四检测法，确定了是距离今天有4000多年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存在的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挖掘工作中从未出土夏朝文字的文物，十分遗憾这个想法被当时的国外学者否定了。
在证明夏朝存在的过程中，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记载夏朝时期的古书上，人们找到了一个说法叫做“天再旦”。意思就是说，太阳在刚刚要升起来的时候，突然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仿佛天黑了一般。但是没过一会天就又亮了起来。
根据古人的这个记载，学者专家们猜测很可能是日食造成的，于是就有天文学家开始推算夏朝时期到底有没有日出的时候日食的现象，经过推算还真的有。但是这个结论还是被否定了，因为就在日出的时候，有一块巨大的云遮住了太阳也可以造成同样的效果。
贵州大学教授的观点
在贵州民族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做王长城，他对夏朝的存在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根据他的分析说：夏朝是毫无疑问曾经存在的，但是他并不在中国境内，而是在巴基斯坦旁遮普邦创建了哈拉帕文明，也就是史学界广为流传的天竺大鳛帝国。
王副教授说：“哈拉帕文明就像一个巨人，一头挑着广汉的天竺大鳛帝国都城(夏朝的东亚大西南部分),一头挑着古埃及法老王国(夏朝的北非总部)。当其中一个帝国或王国灭亡，挑子失去平衡，哈拉帕文明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荒芜的蔓草。”
关于这个观点十分的大胆，但是却很少有人认同，毕竟听起来就十分的不可信。根据王副教授的说法，我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巴基斯坦，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外国人。而且他们是如何在这么远的距离长途跋涉而来到达中国的呢？况且并没有什么史书记载，我们的祖先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中国。
有人觉得这个观点根本是无稽之谈，关于夏商时期的传说有很多，其中大禹治水就十分经典，根据记载那个时候中国到处都发洪水，而发洪水的地方无外乎黄河流域附近，只要在黄河流域上下游研究排查，总能找到点什么痕迹。根本没有必要这样费时费力的研究古代存留下来的书籍，况且书籍记录也并非全部都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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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粉丝无数，却在93岁拍了一部最“心碎”的片子[心]】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中，他历经传奇，目睹过自然世界中最壮丽的奇景和最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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