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黄梅戏《不朽的骄杨》观后】2021年，安庆再芬黄梅戏艺术剧院推出了大型原创无场次黄梅戏《不朽的骄杨》，该剧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其编剧黄昌勇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是他第一次为黄梅戏创作剧本，也是该剧主演、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第一次担纲导演的大戏。此番编剧、导演调动起多年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积累，尽情开拓艺术想象力，塑造了杨开慧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光辉形象，让她年轻鲜活的生命之花绚丽绽放在了黄梅戏的舞台上。
杨开慧烈士以短暂的生命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该剧文本结构独特，黄昌勇以绝境、芳华、湘恋、期待、花放六个篇章结构起29岁即英勇牺牲的杨开慧波澜壮阔的生命乐章。剧作精心勾勒了少女杨开慧接受中国革命洗礼，追求真理踏上革命道路，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路历程。主创团队将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融为一体，展示出了现代意识、时代精神和剧作家的创作才华。
其中“绝境”一章由狱中杨开慧与敌人做殊死斗争开篇，或白描，或工笔，或泼墨写意，叙事十分灵动。杨开慧敏锐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何键之流伪造的毛润之来信，坚决抵制诱降花招，当面戳穿了敌人妄图拆散革命夫妻的阴谋诡计并深情表白：“革命路上共患难，润之嘱托我心中铭”“燕雀休谈鸿鹄志，鼹鼠哪知盼光明？”她智勇双全，以大无畏的气势震慑了敌人。杨开慧宁可舍弃三个年幼的儿子慷慨赴死也要拒签“与毛润之脱离关系声明书”，突显了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章咏叹湖湘女杰献身中国劳苦大众求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既表现了人物的柔情似水、情真意切，又讴歌了中共党员严守党的纪律、捍卫革命者尊严的凛然大义，颂扬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舍情取义的大爱。
杨开慧出身湖南板仓书香门第，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年幼时受家中浓厚的人文氛围濡染，使她有着男儿一样的家国情怀，思维开阔、精神独立、敢作敢为。父亲留学归来带动了一批湖南青年学子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寻找出路，他们组织新民学会，进京声讨张敬尧，积极推动青年学子赴法勤工俭学，毛润之一直走在最前列。这一切深深吸引着她在心底暗暗仰慕润之哥哥，直到情窦初开终成眷属，更是情深意笃地追随毛润之投奔革命。
该剧“芳华”“湘恋”两个篇章泼墨塑造了14岁豆蔻年华和19岁已亭亭玉立的两个年龄段的杨开慧形象，立体勾勒出年幼少女逐渐成长、成熟的青春步履。“芳华”篇剧情发生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事件，杨开慧吟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明心志，借湘剧《文天祥》鼓动同学们走出校园，启蒙民众。她激愤地唱出“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宣泄国破家亡的痛心，表达了花季少女胸怀报效国家的宏大志向。创作者旁征博引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豪言壮举，梳理数千年文明古国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为人物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予以层层铺垫。剧作表现杨开慧身陷囹圄却意志坚如磐石，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浑然一体。
韩再芬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中统领全剧舞台节奏和整体艺术风格，在严谨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为剧作涂抹了绚丽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作品的二度呈现将写实与虚构、现实与闪回、抒情与叙事、写意与工笔、情境与情怀有机融合，编、导、演、音乐、唱腔、灯光、服化和舞美设计等仪态万千，以独特的艺术创造力深化了该剧的人文内涵和艺术魅力。尤其序幕“咏蝶”和尾声“花放”两个篇章，着力渲染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借助现代舞台科技手段尽情抒发了创作者的满腔深情，在舞台上营造出红霞满天、雪花飞舞、红梅绽放、蝶占枝头的诗化意境。“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主创团队借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拓展编织出烂漫的戏剧意境，抒发了对革命先驱的无比崇敬与无限景仰之情。
该剧舞台美术设计韩生的灵感智慧也值得一提。舞台上垒出的三层平台上分别立着大、中、小不等的方框，狱中杨开慧翻看照片沉浸其中，这些象征性的镜框不断推拉摇移，借鉴影视艺术镜头语言和语汇，开拓强化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力。相较于惯见的台阶、转台或升降台，镜框的创意令人惊喜。随着剧情的展开，三个年龄段的杨开慧出入其间翩翩起舞，构筑起一幅幅赏心悦目的流动画面。此时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合，不仅将观众带入特定的戏剧情境中，更带入了诗情画意、美不胜收的美学意境之中。剧中，杨开慧由三个演员共同完成。其中“芳华”篇章由江李汇扮演，“湘恋”篇章由陈邦靓扮演，两位演员与狱中杨开慧“穿越时空”聚散离合，在三层台阶间自由跃动。她们的表演尽可能调动起肢体语言的表意功能，以舞蹈韵律的融入揭示人物的情感、情绪和意志，展示人物的命运浮沉，规避了戏曲现代戏常被诟病的“话剧加唱”，提升了写实叙事的审美境界，体现了主创团队向戏曲本体回归、向民族美学掘进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韩再芬黄梅戏表演的四功五法功底扎实、积累厚实，且广泛涉猎话剧、影视剧，塑造角色时话剧台词功力、舞蹈语汇、肢体语言的加持有力拓展了剧种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剧中杨开慧安慰毛岸英的一句念白，“你爸爸好着呢，润之他——好——着——呢”，最后三个字节奏越来越慢，力度越来越弱，最后一个“呢”字几乎轻声念出。这样的处理，表达出人物的若有所思及其心中夹杂着的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与压抑着的不安。这是“有设计”的念白，是有深度生命体验的戏曲表演，更是具有丰厚生活积累的人物创造，是体验与表现的完美统一。
韩再芬饰演的杨开慧艺术形象迥异于传统黄梅戏中的女人，也不似她在《徽州女人》《徽州往事》中扮演的民间女子那般张扬着地域风情特有的含蓄、内敛、温婉的情调。她饰演的杨开慧始终有着刚毅的神情，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发亮，投射出意志坚定、藐视敌人的强大内心世界，敞开了革命者坦荡、宽广的胸襟，散发出人物正气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特气质。特别是“期待”篇中的核心唱段“静等枪声震天响”，长达70多句，着实考验演员的功力。作曲家陈儒天创作的这段成套唱腔，既保持了剧种腔调和方言韵味，又谨慎吸取了新的时代音调，返本开新中用音乐精心刻画出了女性革命者的形象。整段唱腔在三种情绪变化中逐层推进：回顾短短生命历程的柔情，思念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亲人毛润之的牵挂与爱意，对革命事业必将成功满怀的必胜信念。这段唱腔韩再芬一气呵成，唱得酣畅淋漓、游刃有余，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人物内心的波澜翻滚。当她唱到“人啊！一生再短，都应闪光，为革命，润之为我指方向！为了党，静等枪声震天响”时，一束光柱投下，演员猛地转身背对观众，勇赴刑场。此时此刻演员奔向天幕，象征着角色奔向理想信念，阐释了革命者在生命结束的同时获得了灵魂的自由解放，此等精神境界何其豪迈！（万素 文艺报）
杨开慧烈士以短暂的生命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该剧文本结构独特，黄昌勇以绝境、芳华、湘恋、期待、花放六个篇章结构起29岁即英勇牺牲的杨开慧波澜壮阔的生命乐章。剧作精心勾勒了少女杨开慧接受中国革命洗礼，追求真理踏上革命道路，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路历程。主创团队将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融为一体，展示出了现代意识、时代精神和剧作家的创作才华。
其中“绝境”一章由狱中杨开慧与敌人做殊死斗争开篇，或白描，或工笔，或泼墨写意，叙事十分灵动。杨开慧敏锐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何键之流伪造的毛润之来信，坚决抵制诱降花招，当面戳穿了敌人妄图拆散革命夫妻的阴谋诡计并深情表白：“革命路上共患难，润之嘱托我心中铭”“燕雀休谈鸿鹄志，鼹鼠哪知盼光明？”她智勇双全，以大无畏的气势震慑了敌人。杨开慧宁可舍弃三个年幼的儿子慷慨赴死也要拒签“与毛润之脱离关系声明书”，突显了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章咏叹湖湘女杰献身中国劳苦大众求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既表现了人物的柔情似水、情真意切，又讴歌了中共党员严守党的纪律、捍卫革命者尊严的凛然大义，颂扬她“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舍情取义的大爱。
杨开慧出身湖南板仓书香门第，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年幼时受家中浓厚的人文氛围濡染，使她有着男儿一样的家国情怀，思维开阔、精神独立、敢作敢为。父亲留学归来带动了一批湖南青年学子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寻找出路，他们组织新民学会，进京声讨张敬尧，积极推动青年学子赴法勤工俭学，毛润之一直走在最前列。这一切深深吸引着她在心底暗暗仰慕润之哥哥，直到情窦初开终成眷属，更是情深意笃地追随毛润之投奔革命。
该剧“芳华”“湘恋”两个篇章泼墨塑造了14岁豆蔻年华和19岁已亭亭玉立的两个年龄段的杨开慧形象，立体勾勒出年幼少女逐渐成长、成熟的青春步履。“芳华”篇剧情发生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事件，杨开慧吟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明心志，借湘剧《文天祥》鼓动同学们走出校园，启蒙民众。她激愤地唱出“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宣泄国破家亡的痛心，表达了花季少女胸怀报效国家的宏大志向。创作者旁征博引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豪言壮举，梳理数千年文明古国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为人物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予以层层铺垫。剧作表现杨开慧身陷囹圄却意志坚如磐石，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浑然一体。
韩再芬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中统领全剧舞台节奏和整体艺术风格，在严谨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为剧作涂抹了绚丽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作品的二度呈现将写实与虚构、现实与闪回、抒情与叙事、写意与工笔、情境与情怀有机融合，编、导、演、音乐、唱腔、灯光、服化和舞美设计等仪态万千，以独特的艺术创造力深化了该剧的人文内涵和艺术魅力。尤其序幕“咏蝶”和尾声“花放”两个篇章，着力渲染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借助现代舞台科技手段尽情抒发了创作者的满腔深情，在舞台上营造出红霞满天、雪花飞舞、红梅绽放、蝶占枝头的诗化意境。“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主创团队借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拓展编织出烂漫的戏剧意境，抒发了对革命先驱的无比崇敬与无限景仰之情。
该剧舞台美术设计韩生的灵感智慧也值得一提。舞台上垒出的三层平台上分别立着大、中、小不等的方框，狱中杨开慧翻看照片沉浸其中，这些象征性的镜框不断推拉摇移，借鉴影视艺术镜头语言和语汇，开拓强化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力。相较于惯见的台阶、转台或升降台，镜框的创意令人惊喜。随着剧情的展开，三个年龄段的杨开慧出入其间翩翩起舞，构筑起一幅幅赏心悦目的流动画面。此时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合，不仅将观众带入特定的戏剧情境中，更带入了诗情画意、美不胜收的美学意境之中。剧中，杨开慧由三个演员共同完成。其中“芳华”篇章由江李汇扮演，“湘恋”篇章由陈邦靓扮演，两位演员与狱中杨开慧“穿越时空”聚散离合，在三层台阶间自由跃动。她们的表演尽可能调动起肢体语言的表意功能，以舞蹈韵律的融入揭示人物的情感、情绪和意志，展示人物的命运浮沉，规避了戏曲现代戏常被诟病的“话剧加唱”，提升了写实叙事的审美境界，体现了主创团队向戏曲本体回归、向民族美学掘进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韩再芬黄梅戏表演的四功五法功底扎实、积累厚实，且广泛涉猎话剧、影视剧，塑造角色时话剧台词功力、舞蹈语汇、肢体语言的加持有力拓展了剧种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剧中杨开慧安慰毛岸英的一句念白，“你爸爸好着呢，润之他——好——着——呢”，最后三个字节奏越来越慢，力度越来越弱，最后一个“呢”字几乎轻声念出。这样的处理，表达出人物的若有所思及其心中夹杂着的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与压抑着的不安。这是“有设计”的念白，是有深度生命体验的戏曲表演，更是具有丰厚生活积累的人物创造，是体验与表现的完美统一。
韩再芬饰演的杨开慧艺术形象迥异于传统黄梅戏中的女人，也不似她在《徽州女人》《徽州往事》中扮演的民间女子那般张扬着地域风情特有的含蓄、内敛、温婉的情调。她饰演的杨开慧始终有着刚毅的神情，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发亮，投射出意志坚定、藐视敌人的强大内心世界，敞开了革命者坦荡、宽广的胸襟，散发出人物正气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特气质。特别是“期待”篇中的核心唱段“静等枪声震天响”，长达70多句，着实考验演员的功力。作曲家陈儒天创作的这段成套唱腔，既保持了剧种腔调和方言韵味，又谨慎吸取了新的时代音调，返本开新中用音乐精心刻画出了女性革命者的形象。整段唱腔在三种情绪变化中逐层推进：回顾短短生命历程的柔情，思念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亲人毛润之的牵挂与爱意，对革命事业必将成功满怀的必胜信念。这段唱腔韩再芬一气呵成，唱得酣畅淋漓、游刃有余，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人物内心的波澜翻滚。当她唱到“人啊！一生再短，都应闪光，为革命，润之为我指方向！为了党，静等枪声震天响”时，一束光柱投下，演员猛地转身背对观众，勇赴刑场。此时此刻演员奔向天幕，象征着角色奔向理想信念，阐释了革命者在生命结束的同时获得了灵魂的自由解放，此等精神境界何其豪迈！（万素 文艺报）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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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瞬间
节选自《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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