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经济增长潜力何来
近日召开的国常会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有的超出预期。
3月份以来，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冲击，我国居民消费、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等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起伏震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海外通胀压力上升等，也给我国市场主体带来较大冲击，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承压，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面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一季度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又从何而来？
投资潜力仍然较大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仍然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和抓手，投资增长潜力仍然较大。”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琪嘉说。
从近期数据看，今年前2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比2021年全年增速提高了7.3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前两年3.9%的平均增速，实现了良好开局。其中，高技术领域投资成为亮点，同比增长34.4%，社会领域投资保持高增长，同比增长19.1%，体现出投资结构的优化。
魏琪嘉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资本积累水平仍将保持世界前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4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仍将高达39.8%，远高于同期26.6%的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在进一步提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任荣荣说，在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投资较快增长为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投资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中长期看，我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空间”。
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战略下，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老龄化进程加快趋势中，都蕴含着较大投资潜力空间。“比如，随着碳达峰行动方案的实施，包括绿色高效生态农业、新能源产业、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绿色新技术研发应用等在内的产业体系，孕育着巨大投资机会。再如，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适应消费增长及结构升级新变化，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投资需求随之加大。”任荣荣说。
此外，基础设施补短板领域也存在较大投资空间。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网络精准“补短板”，加大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交通、能源、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硬基础”和“软环境”。
强化消费“压舱石”作用
“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魏琪嘉表示，虽然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但消费市场韧性足的特点仍比较明显，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没有改变。
从消费需求看，在我国14亿多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消费升级需求。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扩大，居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改善，以及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态势仍将延续。
从消费方式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有利契机，有助于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从消费空间看，大众消费扩容升级的潜力巨大。大众消费具有受众群体广、市场空间大的特点。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收入结构不断改善，中等收入居民比重显著提升，消费总量将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也将延续升级趋势，支撑了大众消费的扩容。
围绕稳增长、扩内需目标，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陆续在各地展开。近日，重庆市印发《促进消费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消费惠民便民利民、稳定扩大重点和大宗商品消费、开展文化旅游消费行动、优化消费环境四方面提出19项措施促消费。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好内需的巨大潜能，尽快缓解需求收缩压力。要按照中央部署，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深化改革稳定预期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大盘仍然保持平稳，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潜力也较大。“只要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失时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加稳健。”魏琪嘉说。
有效投资能够满足需求，同时能够创造新需求，具有需求端和供给端促进增长的双重效应。任荣荣表示，在更好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政策环境下，投资应在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等重点领域发挥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同时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促进有效投资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魏琪嘉建议，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增强政策前瞻性、精准性，货币政策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和促进就业，更加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帮助缓解融资难题。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推进重大工程、基本民生项目等重点建设，通过畅通不同产业间循环，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产需。
张立群分析指出，从要素供给看，我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8.8亿人，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超1000万人。从要素供给测算看，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可以保持在8%以上。未来，应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恢复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专家表示，越是困难多，越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越要通过深化改革，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用更多改革的举措、创新的办法，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扩大，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行业企业的纾困力度，以稳定的市场预期，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近日召开的国常会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有的超出预期。
3月份以来，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冲击，我国居民消费、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等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起伏震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海外通胀压力上升等，也给我国市场主体带来较大冲击，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承压，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面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一季度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又从何而来？
投资潜力仍然较大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仍然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和抓手，投资增长潜力仍然较大。”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琪嘉说。
从近期数据看，今年前2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比2021年全年增速提高了7.3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前两年3.9%的平均增速，实现了良好开局。其中，高技术领域投资成为亮点，同比增长34.4%，社会领域投资保持高增长，同比增长19.1%，体现出投资结构的优化。
魏琪嘉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资本积累水平仍将保持世界前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4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仍将高达39.8%，远高于同期26.6%的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在进一步提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任荣荣说，在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投资较快增长为实现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投资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中长期看，我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空间”。
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战略下，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老龄化进程加快趋势中，都蕴含着较大投资潜力空间。“比如，随着碳达峰行动方案的实施，包括绿色高效生态农业、新能源产业、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绿色新技术研发应用等在内的产业体系，孕育着巨大投资机会。再如，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适应消费增长及结构升级新变化，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投资需求随之加大。”任荣荣说。
此外，基础设施补短板领域也存在较大投资空间。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网络精准“补短板”，加大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交通、能源、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硬基础”和“软环境”。
强化消费“压舱石”作用
“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魏琪嘉表示，虽然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但消费市场韧性足的特点仍比较明显，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没有改变。
从消费需求看，在我国14亿多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消费升级需求。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扩大，居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改善，以及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态势仍将延续。
从消费方式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有利契机，有助于升级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从消费空间看，大众消费扩容升级的潜力巨大。大众消费具有受众群体广、市场空间大的特点。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收入结构不断改善，中等收入居民比重显著提升，消费总量将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也将延续升级趋势，支撑了大众消费的扩容。
围绕稳增长、扩内需目标，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陆续在各地展开。近日，重庆市印发《促进消费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消费惠民便民利民、稳定扩大重点和大宗商品消费、开展文化旅游消费行动、优化消费环境四方面提出19项措施促消费。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好内需的巨大潜能，尽快缓解需求收缩压力。要按照中央部署，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深化改革稳定预期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大盘仍然保持平稳，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潜力也较大。“只要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失时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加稳健。”魏琪嘉说。
有效投资能够满足需求，同时能够创造新需求，具有需求端和供给端促进增长的双重效应。任荣荣表示，在更好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政策环境下，投资应在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等重点领域发挥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同时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促进有效投资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魏琪嘉建议，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增强政策前瞻性、精准性，货币政策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和促进就业，更加注重支持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帮助缓解融资难题。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推进重大工程、基本民生项目等重点建设，通过畅通不同产业间循环，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产需。
张立群分析指出，从要素供给看，我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8.8亿人，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超1000万人。从要素供给测算看，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可以保持在8%以上。未来，应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恢复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专家表示，越是困难多，越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越要通过深化改革，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用更多改革的举措、创新的办法，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扩大，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行业企业的纾困力度，以稳定的市场预期，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我国核电设计环节主要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及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等四家公司承担，其中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和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占据主要市场。
核电设备主要分为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和辅助设备系统（BOP）。核电站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核岛主要用于核反应堆的运行，常规岛主要用于将核反应堆产生的能量转变为电能。核岛主设备主要包括核反应堆（包括堆芯、压力容器、堆内构件）、反应堆冷却剂泵、蒸汽发生器、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主管道等，常规岛设备主要包括汽轮机、发电机、汽水分离再热器等。辅助设备系统即核蒸汽供应系统之外的部分，包括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HVAC 系统）、排水系统等。
核电站建设中主要包括穹顶吊装、EESR、热试完成、装料及并网等关键里程碑。穹顶吊装完成意味着土建工程结束，核电站将全面转入以设备安装为主的施工阶段；EESR（End of Erection Status Report）意味着某一系统/子系统的安装完成，该系统转入调试阶段；热试全称热态功能试验，是核反应堆装载核燃料前的综合性能试验，热试完成意味着核电站具备装料条件；装料指的是装载核燃料，作为核电站建设中有核与无核的分界点，它是核电站并网发电前最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并网发电意味着核电站建设基本完成，具备商运条件。
从产业链的毛利率来看，核岛关键零部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45%左右，其次是电站运营（36%）和核岛设备（35%），常规岛设备和施工建设利润率约为 10%。将核岛和常规岛的主设备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堆内构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61%，其次是主泵（40%）和铸锻件（38%），再次为汽轮机（30%）和蒸汽发生器（28%），发电机、压力容器和汽水分离器的毛利率均较低，分别为 22%、20%和 19.8%。
复盘过去十年核电指数，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11-2015 年：福岛核事故后，国内核电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安全检查，虽然得出安全有保障的结论，但不上马新的核电项目，核电审批速度放缓。同时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提出了“弃核”的主张，公众对于核电安全性的担忧有所增加。新机组审批速度放缓+舆论压力导致核电行业发展放缓，核电指数持续下行；
2）2015 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核能协会、国家能源局等相关人员均在不同场合透漏年内将有 6-8 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随后8 台新机组被审批，核电重启预期升温，核电指数大幅上涨；
3）2016-2018 年：2015 年审批 8 台机组之后，虽然国家政策多次提到过核电建设目标，但并无新核电机组审批，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福岛事故后公众舆论压力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福岛核事故后，新机组要求具备三代安全性，2018 年之前国内三代核电并无商运投产案例，因此整体审批较为谨慎，核电指数走弱。
4）2019 至今：随着三代核电项目落地，2019-2020年国家每年核准新机组4台，2021 年国家核准 5 台机组，审批和开工节奏明显加快，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等大力发展绿电背景下，核电指数回升。https://t.cn/A675OtPx
四大国企垄断主要设备市场，民营企业细分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核电设备行业存在较高的行业壁垒。从技术壁垒上讲，核电关键设备技术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同时核电对安全和质量的要求需要技术相对成熟可靠，一般需要供货商有过往的供货业绩；从准入资质壁垒上讲，企业生产核电设备需要获得民用核设备的设计制造资质，其中核一级、二级资质获取难度极大，需要企业长期的技术积累和资本投入；从资金壁垒上讲，核电设备生产需投入大量资金用建设厂房和购买专用设备，而且核电设备合同金额大，周期长，也将占用大量流动资金。正因为以上原因，核电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态势。核电站主设备主要由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电集团、中国一重及中国二重垄断，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蒸汽发生器、汽轮发电机、主冷却剂泵等；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占据细分领域主导地位，并通过产品线延伸进一步发展。应流股份在主泵泵壳取得主导地位，江苏神通、纽威股份、中核科技等企业在阀门市场取得主导地位。
核电设备投资中，主设备投资占据主要份额。核岛中，各核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压力容器约 24%，堆内构件约 6%，反应堆冷却剂泵约8%，蒸汽发生器约17%、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约 4%、稳压器 2%，阀门约 12%、主管道约3%、燃料运输系统约4%，其他约 20%；常规岛中，各常规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汽轮机约24%，发电机约 18%，汽水分离再热器 12%，其他 46%。
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核岛中国核建独大，常规岛多强并存
核电站的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主要包括前期准备工程、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及其他核电站相关工程，其中前期准备工程是核电站 FCD 正式开工前的阶段，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是核电建设中的阶段，两者均可以细分为核岛、常规岛以及BOP的施工和安装。一般而言，有关核岛的土建施工和安装难度最高，常规岛次之。
核电站核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中国核建一家独大的竞争格局。核岛建设工程的难度与特殊性最高，一直以来几乎都被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垄断，其中子公司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核岛土建施工业务，中核二三建设公司负责核岛设备安装业务。中国核建是国内外唯一一家连续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企业集团，承担了我国大陆和出口的所有核电机组的建造任务，掌握了包括压水堆、重水堆、实验快中子堆、高温气冷堆等各种堆型、各种规格系列的核电建造能力，具备同时承担 40 台核电机组的建造资源和能力，中国核建正在承建的核电项目包括红沿河、徐大堡、昌江、防城港、福清、田湾、漳州、太平岭、三澳、以及巴基斯坦卡拉奇等 10 个项目共18 台机组，是世界上在建机组数量最多的企业，中国核建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另外，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参与部分核岛设备安装业务。
核电站常规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多强并存的局面。在常规岛土建工程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占据主导地位，中建二局参与承建了大亚湾核电站、岭澳一期、二期、台山、红沿河等多个核电站的常规岛土建工程；常规岛与辅助设备安装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且与火电站相应工程相似度较高，各大型火电建设企业也纷纷想要分一杯羹，如广东火电工程公司、浙江火电建设公司等，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承建了岭澳核电站常规岛设备安装、台山核电站常规岛及 BOP 安装、阳江核电厂常规岛及BOP 安装、海南昌江核电站 1、2 号机组常规岛及 BOP 安装等工程任务，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参建了秦山核电、方家山核电、三门核电等 14 台核电常规岛装机工程任务。
核燃料是指含有易裂变核素，能够在反应堆内实现自持链式核裂变反应的物质。它是核电机组持续输出电力的能量之源。当今核电站使用的核燃料主要是铀235，且纯度需达到 3%（而铀 235 在天然铀中的含量仅为0.71%），因此铀燃料的生产、供应是核燃料的重点。天然铀是以矿石形式存在的，经过勘、探开采、水冶铀转化与浓缩等过程，最终送往核燃料加工厂制造，目前核燃料主要由中核下属的铀业公司进行制造。
由二氧化铀组成的燃料芯块是核燃料元件棒最核心的材料，是反应产生热量的主要原料。铀矿石经过水冶厂冶炼提纯后，得出铀矿粉俗称黄饼，黄饼经过复杂化学反应和浓缩等步骤，将天然铀中丰度 0.7%左右的铀235，逐步浓缩到4.5%左右，这个过程是以六氟化铀形式存在的。六氟化铀再次经过转化，变成氧化铀，然后经过制胚、在摄氏 1750 度的高温下的氢还原环境中烧制20 个小时烧结成氧化铀陶瓷，也就是所谓的核燃料（芯块）了，燃料芯块，按照一定要求装入锆管中，加上相应附件，封装后就成了燃料棒。
我国铀矿主要依赖进口。我国铀矿勘查程度较低，探明有限，我国的已经发现的铀资源并不丰富，仅占全球 1.3%，大量的铀资源需要进口。近年来，随着铀矿勘察的不断深入，临近的蒙古、哈萨克斯坦跟中国的边境地区都发现大量的铀矿矿床，说明了我国铀矿资源潜在总量较大，前景广阔。一般情况下，铀矿从勘探到开采周期很长，地质勘探从普查到详查再到正式提交储量，需10 年左右时间，而此后的矿山建设还需要 4 年左右时间。随着我国天然铀矿需求的逐年上升，中期内中国对铀矿的需求缺口巨大。
铀矿供给国内采矿中核独大、中广核海外采矿量领先。2018 年以前，我国的铀矿资源由政府严格把控，即便是对国内企业的资质要求都非常严格，进入该领域者寥寥无几。长期以来，中核集团在国内铀矿勘察、开采方面一家独大，中国唯一的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产业体系。其子公司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核燃料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并为我国所有投运核电站提供优质的核燃料。
核电设备主要分为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和辅助设备系统（BOP）。核电站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核岛主要用于核反应堆的运行，常规岛主要用于将核反应堆产生的能量转变为电能。核岛主设备主要包括核反应堆（包括堆芯、压力容器、堆内构件）、反应堆冷却剂泵、蒸汽发生器、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主管道等，常规岛设备主要包括汽轮机、发电机、汽水分离再热器等。辅助设备系统即核蒸汽供应系统之外的部分，包括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HVAC 系统）、排水系统等。
核电站建设中主要包括穹顶吊装、EESR、热试完成、装料及并网等关键里程碑。穹顶吊装完成意味着土建工程结束，核电站将全面转入以设备安装为主的施工阶段；EESR（End of Erection Status Report）意味着某一系统/子系统的安装完成，该系统转入调试阶段；热试全称热态功能试验，是核反应堆装载核燃料前的综合性能试验，热试完成意味着核电站具备装料条件；装料指的是装载核燃料，作为核电站建设中有核与无核的分界点，它是核电站并网发电前最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并网发电意味着核电站建设基本完成，具备商运条件。
从产业链的毛利率来看，核岛关键零部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45%左右，其次是电站运营（36%）和核岛设备（35%），常规岛设备和施工建设利润率约为 10%。将核岛和常规岛的主设备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堆内构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61%，其次是主泵（40%）和铸锻件（38%），再次为汽轮机（30%）和蒸汽发生器（28%），发电机、压力容器和汽水分离器的毛利率均较低，分别为 22%、20%和 19.8%。
复盘过去十年核电指数，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11-2015 年：福岛核事故后，国内核电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安全检查，虽然得出安全有保障的结论，但不上马新的核电项目，核电审批速度放缓。同时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提出了“弃核”的主张，公众对于核电安全性的担忧有所增加。新机组审批速度放缓+舆论压力导致核电行业发展放缓，核电指数持续下行；
2）2015 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核能协会、国家能源局等相关人员均在不同场合透漏年内将有 6-8 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随后8 台新机组被审批，核电重启预期升温，核电指数大幅上涨；
3）2016-2018 年：2015 年审批 8 台机组之后，虽然国家政策多次提到过核电建设目标，但并无新核电机组审批，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福岛事故后公众舆论压力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福岛核事故后，新机组要求具备三代安全性，2018 年之前国内三代核电并无商运投产案例，因此整体审批较为谨慎，核电指数走弱。
4）2019 至今：随着三代核电项目落地，2019-2020年国家每年核准新机组4台，2021 年国家核准 5 台机组，审批和开工节奏明显加快，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等大力发展绿电背景下，核电指数回升。https://t.cn/A675OtPx
四大国企垄断主要设备市场，民营企业细分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核电设备行业存在较高的行业壁垒。从技术壁垒上讲，核电关键设备技术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同时核电对安全和质量的要求需要技术相对成熟可靠，一般需要供货商有过往的供货业绩；从准入资质壁垒上讲，企业生产核电设备需要获得民用核设备的设计制造资质，其中核一级、二级资质获取难度极大，需要企业长期的技术积累和资本投入；从资金壁垒上讲，核电设备生产需投入大量资金用建设厂房和购买专用设备，而且核电设备合同金额大，周期长，也将占用大量流动资金。正因为以上原因，核电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态势。核电站主设备主要由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电集团、中国一重及中国二重垄断，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蒸汽发生器、汽轮发电机、主冷却剂泵等；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占据细分领域主导地位，并通过产品线延伸进一步发展。应流股份在主泵泵壳取得主导地位，江苏神通、纽威股份、中核科技等企业在阀门市场取得主导地位。
核电设备投资中，主设备投资占据主要份额。核岛中，各核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压力容器约 24%，堆内构件约 6%，反应堆冷却剂泵约8%，蒸汽发生器约17%、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约 4%、稳压器 2%，阀门约 12%、主管道约3%、燃料运输系统约4%，其他约 20%；常规岛中，各常规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汽轮机约24%，发电机约 18%，汽水分离再热器 12%，其他 46%。
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核岛中国核建独大，常规岛多强并存
核电站的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主要包括前期准备工程、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及其他核电站相关工程，其中前期准备工程是核电站 FCD 正式开工前的阶段，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是核电建设中的阶段，两者均可以细分为核岛、常规岛以及BOP的施工和安装。一般而言，有关核岛的土建施工和安装难度最高，常规岛次之。
核电站核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中国核建一家独大的竞争格局。核岛建设工程的难度与特殊性最高，一直以来几乎都被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垄断，其中子公司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核岛土建施工业务，中核二三建设公司负责核岛设备安装业务。中国核建是国内外唯一一家连续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企业集团，承担了我国大陆和出口的所有核电机组的建造任务，掌握了包括压水堆、重水堆、实验快中子堆、高温气冷堆等各种堆型、各种规格系列的核电建造能力，具备同时承担 40 台核电机组的建造资源和能力，中国核建正在承建的核电项目包括红沿河、徐大堡、昌江、防城港、福清、田湾、漳州、太平岭、三澳、以及巴基斯坦卡拉奇等 10 个项目共18 台机组，是世界上在建机组数量最多的企业，中国核建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另外，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参与部分核岛设备安装业务。
核电站常规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多强并存的局面。在常规岛土建工程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占据主导地位，中建二局参与承建了大亚湾核电站、岭澳一期、二期、台山、红沿河等多个核电站的常规岛土建工程；常规岛与辅助设备安装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且与火电站相应工程相似度较高，各大型火电建设企业也纷纷想要分一杯羹，如广东火电工程公司、浙江火电建设公司等，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承建了岭澳核电站常规岛设备安装、台山核电站常规岛及 BOP 安装、阳江核电厂常规岛及BOP 安装、海南昌江核电站 1、2 号机组常规岛及 BOP 安装等工程任务，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参建了秦山核电、方家山核电、三门核电等 14 台核电常规岛装机工程任务。
核燃料是指含有易裂变核素，能够在反应堆内实现自持链式核裂变反应的物质。它是核电机组持续输出电力的能量之源。当今核电站使用的核燃料主要是铀235，且纯度需达到 3%（而铀 235 在天然铀中的含量仅为0.71%），因此铀燃料的生产、供应是核燃料的重点。天然铀是以矿石形式存在的，经过勘、探开采、水冶铀转化与浓缩等过程，最终送往核燃料加工厂制造，目前核燃料主要由中核下属的铀业公司进行制造。
由二氧化铀组成的燃料芯块是核燃料元件棒最核心的材料，是反应产生热量的主要原料。铀矿石经过水冶厂冶炼提纯后，得出铀矿粉俗称黄饼，黄饼经过复杂化学反应和浓缩等步骤，将天然铀中丰度 0.7%左右的铀235，逐步浓缩到4.5%左右，这个过程是以六氟化铀形式存在的。六氟化铀再次经过转化，变成氧化铀，然后经过制胚、在摄氏 1750 度的高温下的氢还原环境中烧制20 个小时烧结成氧化铀陶瓷，也就是所谓的核燃料（芯块）了，燃料芯块，按照一定要求装入锆管中，加上相应附件，封装后就成了燃料棒。
我国铀矿主要依赖进口。我国铀矿勘查程度较低，探明有限，我国的已经发现的铀资源并不丰富，仅占全球 1.3%，大量的铀资源需要进口。近年来，随着铀矿勘察的不断深入，临近的蒙古、哈萨克斯坦跟中国的边境地区都发现大量的铀矿矿床，说明了我国铀矿资源潜在总量较大，前景广阔。一般情况下，铀矿从勘探到开采周期很长，地质勘探从普查到详查再到正式提交储量，需10 年左右时间，而此后的矿山建设还需要 4 年左右时间。随着我国天然铀矿需求的逐年上升，中期内中国对铀矿的需求缺口巨大。
铀矿供给国内采矿中核独大、中广核海外采矿量领先。2018 年以前，我国的铀矿资源由政府严格把控，即便是对国内企业的资质要求都非常严格，进入该领域者寥寥无几。长期以来，中核集团在国内铀矿勘察、开采方面一家独大，中国唯一的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产业体系。其子公司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核燃料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并为我国所有投运核电站提供优质的核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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