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中的“李焕英”们，如何感念母亲的恩
善导教法
最近，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总票房一再突破，目前这部影片总票房预测已经达到52亿，成为中国影史第6部40亿票房电影。
《你好，李焕英》讲述的是女儿和母亲之间的亲情，是一部为了怀念妈妈的用心之作。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是贾玲为了怀念她意外离世的母亲李焕英而创作的，她几乎把所有心血都投入在这部电影上，是贾玲亲身经历改编来的，剧中贾玲的真情流露，真真切切的展现了对母亲的思念。情节真挚朴实，直接戳中许多人心中的软肋。
在贾玲的生命中，一直闪耀着一个伟大女性的身影，那就是她最亲爱的妈妈李焕英，一个无条件地爱自己女儿的妈妈。
贾玲说：“母亲去世后，即便我上了春晚，我能嫁得很好，我再怎么怎么样，我都始终很难开心起来”。每次提起母亲，贾玲都会泣不成声，母亲的离开对她而言，是一个遗憾，很多次午夜梦回，她都会想起母亲的模样。
子欲养而亲不待，恐怕是我们这一辈子最难以跨越的一道坎。
如果对轮回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轮回中，我们无数次地遇到过“李焕英”，每一世，她们都像今生的“李焕英”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照顾我们，抚养我们长大。为了我们，她付出了青春、容颜、健康，甚至生命。然而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应该好好报答她的时候，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在这世上徒留下余生都活在遗憾和懊悔中的我们。
“李焕英”们，我们究竟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穿越回过去的女儿对妈妈说，下辈子她要做妈妈，这样能很好地照顾她，但妈妈却说下辈子自己还要做女儿的母亲。
在佛教看来，人生并非只有短短的一世，每个众生都经历着从无始以来难以计数的生生世世。在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和众生都曾经无数次地互为母女。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曾和我们互为父母兄妹，都曾有恩于我们。任何事的完成，都是集合了许多人的力量，并非个人的力量，所以我们也要感众生之恩。
父母恩重如山，生我养我，怎能知恩不报呢？不仅要对今生的父母生起报恩心，也要对生生世世的父母生起报恩心，还要对一切如母有情生起报恩心。所以要孝养父母，感父母之恩。
对于现世的母亲来说，她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而且在过去多世累劫当中，也无数次地做过我的母亲。每次做母亲时，都与现在一样，对我有那么多的恩德。她为了养育我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还造了那么多杀生等罪业。一位母亲从怀孕到最后命终之时，在养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造多少杀盗等业，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因果报应，纤毫不爽，她当时为我造业的果报，我没有办法代受，却要让她独自去承担。
该如何去报父母恩呢？供养他们钱财，或者在他们生病时去照顾，这是世俗人报答恩德的一种方法，佛菩萨也并不排斥，可以这样做。但是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死轮回的根本问题。因为，从无始动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这样做过成千上万次了，然而我们和一切众生依然流转至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让他们明白六道生死轮回是一切苦的根本，并懂得如何解脱，这才是最关键的。
《阿含经》云：
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
《杂宝藏经》云：
“父母恩重，犹如天地，怀抱十月，推干去湿，乳哺养大，教授人事。此身成立，皆由父母，得见日月，生活所作。父母之力，假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行至百年复种种供养，犹不能报父母之恩。”
又以一首偈语说：
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或为父母为男女，世世生生互有恩。
在佛教里，子女对父母的孝归纳为三种：赡养父母是小孝；为父母扬名是中孝；劝导父母信佛，知因识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大孝。
今生有缘遇到佛法，应该爱惜一切有情生命。佛说：“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为此，就需要为他们讲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讲念佛成佛的法，这才是最究竟的改变生生世世母亲的命运，这才是报答母亲无边恩德的最好方法，将来一起在极乐世界大团圆，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等诸苦了。父母对我们都是无条件的爱和付出，阿弥陀佛就更不必说了，十劫以来垂手相候，为我们安排了种种因缘，只为等我们回头，念出这句万德洪名南无阿弥陀佛……
今生我们能够值遇佛法，皈依三宝，闻法念佛，实在应该庆幸，感念佛恩。想想无始劫来的轮回在今生就了结了，何其庆幸。
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所有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是来成就我成佛的，没有一件事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没有一个人是白来打磨我的，因为我需要，阿弥陀佛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套一机一缘成佛的人生，一切都是应我机的成全，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的当下接住了，回过头来看发现一切就都是畅通的，凡夫只有接受，才是随顺弥陀的安排。
相信，我们就是来成就彼此的，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最好的安排，无论怎样的因缘，接受下来，南无阿弥陀佛。 https://t.cn/z8yXDFj
善导教法
最近，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总票房一再突破，目前这部影片总票房预测已经达到52亿，成为中国影史第6部40亿票房电影。
《你好，李焕英》讲述的是女儿和母亲之间的亲情，是一部为了怀念妈妈的用心之作。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是贾玲为了怀念她意外离世的母亲李焕英而创作的，她几乎把所有心血都投入在这部电影上，是贾玲亲身经历改编来的，剧中贾玲的真情流露，真真切切的展现了对母亲的思念。情节真挚朴实，直接戳中许多人心中的软肋。
在贾玲的生命中，一直闪耀着一个伟大女性的身影，那就是她最亲爱的妈妈李焕英，一个无条件地爱自己女儿的妈妈。
贾玲说：“母亲去世后，即便我上了春晚，我能嫁得很好，我再怎么怎么样，我都始终很难开心起来”。每次提起母亲，贾玲都会泣不成声，母亲的离开对她而言，是一个遗憾，很多次午夜梦回，她都会想起母亲的模样。
子欲养而亲不待，恐怕是我们这一辈子最难以跨越的一道坎。
如果对轮回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轮回中，我们无数次地遇到过“李焕英”，每一世，她们都像今生的“李焕英”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照顾我们，抚养我们长大。为了我们，她付出了青春、容颜、健康，甚至生命。然而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应该好好报答她的时候，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在这世上徒留下余生都活在遗憾和懊悔中的我们。
“李焕英”们，我们究竟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穿越回过去的女儿对妈妈说，下辈子她要做妈妈，这样能很好地照顾她，但妈妈却说下辈子自己还要做女儿的母亲。
在佛教看来，人生并非只有短短的一世，每个众生都经历着从无始以来难以计数的生生世世。在漫长的轮回中，我们和众生都曾经无数次地互为母女。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曾和我们互为父母兄妹，都曾有恩于我们。任何事的完成，都是集合了许多人的力量，并非个人的力量，所以我们也要感众生之恩。
父母恩重如山，生我养我，怎能知恩不报呢？不仅要对今生的父母生起报恩心，也要对生生世世的父母生起报恩心，还要对一切如母有情生起报恩心。所以要孝养父母，感父母之恩。
对于现世的母亲来说，她不但现世是我的母亲，而且在过去多世累劫当中，也无数次地做过我的母亲。每次做母亲时，都与现在一样，对我有那么多的恩德。她为了养育我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还造了那么多杀生等罪业。一位母亲从怀孕到最后命终之时，在养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造多少杀盗等业，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因果报应，纤毫不爽，她当时为我造业的果报，我没有办法代受，却要让她独自去承担。
该如何去报父母恩呢？供养他们钱财，或者在他们生病时去照顾，这是世俗人报答恩德的一种方法，佛菩萨也并不排斥，可以这样做。但是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死轮回的根本问题。因为，从无始动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这样做过成千上万次了，然而我们和一切众生依然流转至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让他们明白六道生死轮回是一切苦的根本，并懂得如何解脱，这才是最关键的。
《阿含经》云：
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
《杂宝藏经》云：
“父母恩重，犹如天地，怀抱十月，推干去湿，乳哺养大，教授人事。此身成立，皆由父母，得见日月，生活所作。父母之力，假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行至百年复种种供养，犹不能报父母之恩。”
又以一首偈语说：
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或为父母为男女，世世生生互有恩。
在佛教里，子女对父母的孝归纳为三种：赡养父母是小孝；为父母扬名是中孝；劝导父母信佛，知因识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大孝。
今生有缘遇到佛法，应该爱惜一切有情生命。佛说：“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为此，就需要为他们讲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讲念佛成佛的法，这才是最究竟的改变生生世世母亲的命运，这才是报答母亲无边恩德的最好方法，将来一起在极乐世界大团圆，不会再有生老病死等诸苦了。父母对我们都是无条件的爱和付出，阿弥陀佛就更不必说了，十劫以来垂手相候，为我们安排了种种因缘，只为等我们回头，念出这句万德洪名南无阿弥陀佛……
今生我们能够值遇佛法，皈依三宝，闻法念佛，实在应该庆幸，感念佛恩。想想无始劫来的轮回在今生就了结了，何其庆幸。
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所有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是来成就我成佛的，没有一件事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没有一个人是白来打磨我的，因为我需要，阿弥陀佛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套一机一缘成佛的人生，一切都是应我机的成全，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的当下接住了，回过头来看发现一切就都是畅通的，凡夫只有接受，才是随顺弥陀的安排。
相信，我们就是来成就彼此的，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最好的安排，无论怎样的因缘，接受下来，南无阿弥陀佛。 https://t.cn/z8yXDFj
#橙光#《京都旧梦》
“为官者应修身为民，道理都懂，能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
遑城古庙夜半惊魂，庙中香客指证一致，却发现查无此人。案件头绪未清，风雪客栈再起风波，密室之谜 、夜半惊叫，混乱的作案时间、凝固的鲜血，哪一个才是真正有用的线索？风雪渐止，荒野坟头哀泣不断，案情未明，边境风月所“凶手”自刎。
菩萨显灵、鬼魂复仇、诅咒现世，十年前的张家灭门案、少女丧父案、官民勾结案，桩桩件件，哪一件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千里迢迢，缉凶不休，在这场京都大案中，谁才是真正无辜的人？https://t.cn/RAEDmbv
“为官者应修身为民，道理都懂，能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
遑城古庙夜半惊魂，庙中香客指证一致，却发现查无此人。案件头绪未清，风雪客栈再起风波，密室之谜 、夜半惊叫，混乱的作案时间、凝固的鲜血，哪一个才是真正有用的线索？风雪渐止，荒野坟头哀泣不断，案情未明，边境风月所“凶手”自刎。
菩萨显灵、鬼魂复仇、诅咒现世，十年前的张家灭门案、少女丧父案、官民勾结案，桩桩件件，哪一件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千里迢迢，缉凶不休，在这场京都大案中，谁才是真正无辜的人？https://t.cn/RAEDmbv
平台企业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工人日报 2021-01-26
张弓
互联网信息技术下工作岗位所呈现的灵活性特征，不能掩盖劳动用工的实质。对于平台用工应当制定与实际相符合的劳动基准，建立配套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平台企业应探索出符合平台、从业人员、消费者三方利益的新的经营模式，实现符合劳动法要求的用工。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平台用工案件逐步增多，其中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一方希望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及其他劳动法项下的权利，而平台希望维持灵活机动的用工方式及低廉的用工成本，不愿意被劳动法束缚。在争议的早期，维护新业态新经济的活力是观点主流，但随着从业人员的一些困境逐步显现，这一劳动群体的状况得到社会广泛关切，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争论更趋激烈。
对于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否认劳动关系，认为双方是一种平等协商的民事合同关系，适用民法去调整。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区分不同用工形态加以区别对待：部分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属于劳动关系；部分众包模式则属于普通民事合同关系；如采用整体外包模式则由第三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当看到平台用工的本质——它只是采取信息技术手段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及劳动任务的分配方式，但并不能改变其属于劳动用工的本质。
笔者以配送平台为例，围绕在审理此类争议案件中，平台方与从业人员的各自主张谈几点认识。
第一，平台运营公司是社会生产的组织方，而不属于其常常辩称的信息中介机构。事实上，平台运营公司不仅通过平台获取运输货物服务的需求信息，并向众多骑手发送，而且规定了货物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相关的条款并非由骑手与客户协商制订。事实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形成于平台运营公司与客户之间，且相关客户也相信是与平台运营方之间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并非与骑手之间。骑手的作用在于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平台运营公司得以履行货物运输合同中运输货物的合同义务。
平台运营公司认为自己收取的只是信息服务费，类似于中介费，理由不能成立。平台运营公司实际上组织了货物运送的整个过程，平台的经营模式是通过大量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来获取利润。因此，平台的运营公司实质上并不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而是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组织社会生产经营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应当解决用工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互联网信息技术下工作岗位所呈现的灵活性特征，不能掩盖劳动用工的实质。平台运营公司与骑手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确实有一定区别，具有相对灵活性特征，但是否能够阻却双方劳动关系的判定？
笔者认为，其一，骑手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单，但只要其注册成为骑手，并决定以此谋生，则其必须通过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来维持生活所需的收入。尽管骑手有接单与否的选择自主权，但从整体工作来看，其并无更多的选择自主权。
其二，骑手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公司无需考勤，但许多骑手为维持一定收入，每日基本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左右甚至更长。如果骑手要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其对工作时间、工作量并无过宽的选择自主权。
其三，骑手可以自主决定使用何种交通工具，通常平台运营公司并不向其提供劳动工具。但在互联网经济下新的用工模式中，交通工具并不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平台运营公司通过互联网技术所掌握的信息才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平台运营公司借助其对相关信息及技术手段的掌握权，在与骑手的用工关系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
其四，平台运营公司对骑手的服务要求带有明显的劳动管理性质。比如，对于运送用时、货物如何保管、如何回应客户需求、着装、佩戴标识等，平台运营公司均有相应管理要求。对于骑手报酬，平台运营公司也通过各种考核制定标准及发放时间、发放途径。
第三，对骑手适用劳动法保护具有现实必要性。平台运营公司从骑手提供的劳动中获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企业社会责任。运用民事合同关系去调整，会不当地免除平台企业相应责任，而将责任推向骑手与消费者，此种定性使平台运营公司缺乏防范用工风险的主动性，对采取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增多。突破了法定工作时间与劳动保护限制，“过劳死”“冒险接单”等现象也会层出不穷。互联网企业不能因其采用了新技术手段与新经营方式而不承担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当下不应再拘泥于平台用工是否符合传统的劳动用工模式，是否属于劳动关系，而应当认识到这就是当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用工方式，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只不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劳动法规范而已。对于平台用工应当制定与实际相符合的劳动基准，包括工时、薪酬等，建立配套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
有观点认为，对平台用工的规制会限制新业态发展，但笔者认为，在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介入，制止在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前提下，运用新技术手段进行经营的平台企业，完全能够探索出符合平台、从业人员、消费者三方利益的新的经营模式，实现符合劳动法要求的用工。
（作者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金燕)
工人日报 2021-01-26
张弓
互联网信息技术下工作岗位所呈现的灵活性特征，不能掩盖劳动用工的实质。对于平台用工应当制定与实际相符合的劳动基准，建立配套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平台企业应探索出符合平台、从业人员、消费者三方利益的新的经营模式，实现符合劳动法要求的用工。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平台用工案件逐步增多，其中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一方希望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及其他劳动法项下的权利，而平台希望维持灵活机动的用工方式及低廉的用工成本，不愿意被劳动法束缚。在争议的早期，维护新业态新经济的活力是观点主流，但随着从业人员的一些困境逐步显现，这一劳动群体的状况得到社会广泛关切，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争论更趋激烈。
对于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否认劳动关系，认为双方是一种平等协商的民事合同关系，适用民法去调整。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区分不同用工形态加以区别对待：部分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属于劳动关系；部分众包模式则属于普通民事合同关系；如采用整体外包模式则由第三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当看到平台用工的本质——它只是采取信息技术手段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及劳动任务的分配方式，但并不能改变其属于劳动用工的本质。
笔者以配送平台为例，围绕在审理此类争议案件中，平台方与从业人员的各自主张谈几点认识。
第一，平台运营公司是社会生产的组织方，而不属于其常常辩称的信息中介机构。事实上，平台运营公司不仅通过平台获取运输货物服务的需求信息，并向众多骑手发送，而且规定了货物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相关的条款并非由骑手与客户协商制订。事实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形成于平台运营公司与客户之间，且相关客户也相信是与平台运营方之间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并非与骑手之间。骑手的作用在于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平台运营公司得以履行货物运输合同中运输货物的合同义务。
平台运营公司认为自己收取的只是信息服务费，类似于中介费，理由不能成立。平台运营公司实际上组织了货物运送的整个过程，平台的经营模式是通过大量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来获取利润。因此，平台的运营公司实质上并不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而是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组织社会生产经营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应当解决用工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互联网信息技术下工作岗位所呈现的灵活性特征，不能掩盖劳动用工的实质。平台运营公司与骑手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确实有一定区别，具有相对灵活性特征，但是否能够阻却双方劳动关系的判定？
笔者认为，其一，骑手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单，但只要其注册成为骑手，并决定以此谋生，则其必须通过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来维持生活所需的收入。尽管骑手有接单与否的选择自主权，但从整体工作来看，其并无更多的选择自主权。
其二，骑手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公司无需考勤，但许多骑手为维持一定收入，每日基本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左右甚至更长。如果骑手要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其对工作时间、工作量并无过宽的选择自主权。
其三，骑手可以自主决定使用何种交通工具，通常平台运营公司并不向其提供劳动工具。但在互联网经济下新的用工模式中，交通工具并不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平台运营公司通过互联网技术所掌握的信息才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平台运营公司借助其对相关信息及技术手段的掌握权，在与骑手的用工关系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
其四，平台运营公司对骑手的服务要求带有明显的劳动管理性质。比如，对于运送用时、货物如何保管、如何回应客户需求、着装、佩戴标识等，平台运营公司均有相应管理要求。对于骑手报酬，平台运营公司也通过各种考核制定标准及发放时间、发放途径。
第三，对骑手适用劳动法保护具有现实必要性。平台运营公司从骑手提供的劳动中获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企业社会责任。运用民事合同关系去调整，会不当地免除平台企业相应责任，而将责任推向骑手与消费者，此种定性使平台运营公司缺乏防范用工风险的主动性，对采取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增多。突破了法定工作时间与劳动保护限制，“过劳死”“冒险接单”等现象也会层出不穷。互联网企业不能因其采用了新技术手段与新经营方式而不承担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当下不应再拘泥于平台用工是否符合传统的劳动用工模式，是否属于劳动关系，而应当认识到这就是当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用工方式，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只不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劳动法规范而已。对于平台用工应当制定与实际相符合的劳动基准，包括工时、薪酬等，建立配套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
有观点认为，对平台用工的规制会限制新业态发展，但笔者认为，在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介入，制止在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前提下，运用新技术手段进行经营的平台企业，完全能够探索出符合平台、从业人员、消费者三方利益的新的经营模式，实现符合劳动法要求的用工。
（作者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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