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最低缴费年限升至30年，专家：不是没钱了，是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 近期，多省相继统一并上调省内医保最低缴费年限标准，男要缴费满30年，女要缴费满25年，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2022年6月22日，由广东省税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计缴费年限将统一为男职工30年，女职工25年；其中未达规定的地市，从2022年要开始逐年均衡调整。还有其他省份也陆续做除了调整。
不少网友关心，之所以提高医保最低缴费年限，是因为医保基金缺钱了？为什么要提高最低缴费年限？退休时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它对哪些群体影响较大？
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是医保基金缺钱？
根据社保法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
但过去，多个省份的省内最低缴费年限不统一，很多地区的最低缴费年限远远低于这一标准，例如广州就是按10年(2014年前参保)或15年(2014年后参保)执行。
从10年、15年提高到男30年、女25年，不少网友关心，“医保基金缺钱了？所以提高医保最低缴费年限？”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6297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2021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28727.5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支出24043.10亿元，比上年增长14.3%；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当期结存4684.48亿元，累计结存36156.3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刘宏介绍，其实医保基金总体上是比较充裕的，“累计结存3.6 万亿元，上一年的支出则是 2.4 万亿元，结余都可以用上一年半。”
所以将提高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简单归结于是因为医保基金缺钱，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完善保障制度，提高医保基金可持续性
刘宏表示，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事实上是为了使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提高医保基金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医疗保障的需求。同时也是在落实《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以提升医保缴费和待遇的公平性。
2021年1月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医保发〔2021〕5号），要求各统筹地区逐步规范缴费年限政策。2021年6月16日，国家医保局又发布《贯彻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医保办发〔2021〕32号），提出利用3年左右时间，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医疗保障制度设置、政策标准、基金支付范围等规范统一。
文件发布后，山东、河北、辽宁、广东等地上调了最低缴费年限，统一上调为男性30年，女性25年。
广东省医保局在解读中称，缴费年限政策是职工医保筹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广东省各市的职工医保累计最低缴费年限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拟采取逐年上调的方式，逐步统一全省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
刘宏表示，虽然从整体来看医保基金每年都有结余，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个别地区医保基金已经或即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筹资能力的差异则是这种地区间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此前广州市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按照现行《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规定的10年或15年执行。刘宏解释，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基本是劳动人口净流入，职工医保缴费人数较多，医保基金具备较稳健的筹资运行机制，最低缴费年限便相应较短。相反，有的地区已达规定年限不再缴费的退休人员多，缴费的较年轻职工比重较低，便有可能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
2021年，广州市GDP为2.82万亿元，广东第二，全国第四，作为对比，广东省云浮市2021年GDP则为1139亿元，在广东省内排在末尾。2021年，广州市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656亿元，总支出592亿元；2021年云浮市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32.4亿元，总支出则为34.2亿元，收不抵支，而云浮市参保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最低年限为满25年，比广州更长。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大量前往发达地区打工，在发达地区缴纳医保，造成发达地区医保负担较轻，落后地区负担较重。长此以往，势必加剧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不公平。
刘宏指出，我国基本医保目前以地市级统筹为主，一个省内不同地区对于最低缴费年限规定不同，这种地区之间缴费政策的差别应该逐渐统一规范，进而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实现省级统筹。解决地区之间参保人缴费负担差异性问题，有利于制度公平，“缴费义务公平了，大家都统一了缴费年限，才能推动医保提高统筹层次，通过地区间风险分担更好地享受医保待遇”。
也就是说，统一了缴费年限，能够更快推进将发达地区医保结余用于支援落后地区。
另一方面，医保制度可持续性正面临考验。《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中，2020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费用总计11281亿元，其中，在职职工医疗费用4598亿元，退休人员医疗费用6683亿元，相比之下，在职职工参保人数是2.54亿人，而退休职工仅为0.9亿人。也就是说，在职工医保制度的3.446亿参保人中，退休人员占比仅为26%，但发生的费用却达59%。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2.64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将增加1亿左右，达3.64亿。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就指出，退休人口数量的激增必将推动医保基金支出大幅增加，医保制度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根据相关数据的预测，企业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赤字将于2024年出现。
刘宏分析，总体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对健康保健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从基本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门诊待遇、药品的覆盖范围来看，对我国医保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5年、20年的缴费年限，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相对较短的，在参保人数、缴费基数、缴费率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缴费年限，医保基金筹集的总额就越高，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证基金稳定性、逐步提升医保的保障力度。
两类人群最受影响
对于上调省内医保最低缴费年限标准，老百姓另一大关心的问题是“我到了退休年龄，但仍然没有达到医保缴费最低年限，该怎么办?”
根据已出台上调最低缴费年限标准的省份政策规定来看，个人退休时如果没有达到累计缴费年限，需要一次性补足差额，或者继续按月缴费。
浙江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2021版)提出，职工医保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依法办理退休手续时，可申请办理职工医保退休待遇;缴费年限累计未达到规定年限的，可以继续按月延续缴纳或者一次性缴纳不足年限的职工医保费。
山东省相关政策也规定，参保职工可根据自身实际缴费情况，若到退休时达不到缴费年限，可以现在申请以灵活就业的方式补缴前期中断的医疗保险费。
广东明确，可按规定选择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选择一次性缴费的人员，以办理一次性缴费时退休后待遇享受地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退休后待遇享受地职工医保用人单位费率缴纳至规定的缴费年限。一次性缴费的人员，缴费达规定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
至于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所带来的影响，刘宏认为，对于大部分年轻人和收入较高的人群来说，对这个不是很敏感。主要影响即将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人群，另一个便是低收入和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群。
对于即将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人群，他们已经达到或是快要达到之前的最低缴费年限，按照新政策他们将继续缴费，已缴费年限与最低缴费年限相差越多，补缴费用额度越高，或是继续缴费的时间越久。
对于低收入和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们参加医保后想尽一切办法缴够了最低缴费年限，提高年限之后会增加他们的负担，短期内可能会觉得不划算，可能会转而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我们通常所说的医保，全称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城乡居民医保是另一种不同的医保形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机制中，国家给予的财政补助占主要部分。7月8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中明确，2022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会再次提升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10元，个人负担部分则为每人每年不低于350元，如果按最低缴费标准筹资，个人缴费标准仅占36.4%。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仍需缴费，但当期的缴费标准低，相较2022年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2670元/年的一档缴费标准，对于一些离缴费年限尚远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会觉得前者更加划算。
但刘宏认为，“不论是短期内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劳动者，还是大部分不受影响的城镇职工，从长期来看，一定都会受益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2022年6月22日，由广东省税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计缴费年限将统一为男职工30年，女职工25年；其中未达规定的地市，从2022年要开始逐年均衡调整。还有其他省份也陆续做除了调整。
不少网友关心，之所以提高医保最低缴费年限，是因为医保基金缺钱了？为什么要提高最低缴费年限？退休时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它对哪些群体影响较大？
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是医保基金缺钱？
根据社保法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
但过去，多个省份的省内最低缴费年限不统一，很多地区的最低缴费年限远远低于这一标准，例如广州就是按10年(2014年前参保)或15年(2014年后参保)执行。
从10年、15年提高到男30年、女25年，不少网友关心，“医保基金缺钱了？所以提高医保最低缴费年限？”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6297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2021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28727.5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支出24043.10亿元，比上年增长14.3%；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当期结存4684.48亿元，累计结存36156.3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刘宏介绍，其实医保基金总体上是比较充裕的，“累计结存3.6 万亿元，上一年的支出则是 2.4 万亿元，结余都可以用上一年半。”
所以将提高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简单归结于是因为医保基金缺钱，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完善保障制度，提高医保基金可持续性
刘宏表示，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事实上是为了使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提高医保基金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医疗保障的需求。同时也是在落实《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以提升医保缴费和待遇的公平性。
2021年1月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医保发〔2021〕5号），要求各统筹地区逐步规范缴费年限政策。2021年6月16日，国家医保局又发布《贯彻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医保办发〔2021〕32号），提出利用3年左右时间，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医疗保障制度设置、政策标准、基金支付范围等规范统一。
文件发布后，山东、河北、辽宁、广东等地上调了最低缴费年限，统一上调为男性30年，女性25年。
广东省医保局在解读中称，缴费年限政策是职工医保筹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广东省各市的职工医保累计最低缴费年限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拟采取逐年上调的方式，逐步统一全省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
刘宏表示，虽然从整体来看医保基金每年都有结余，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个别地区医保基金已经或即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筹资能力的差异则是这种地区间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此前广州市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按照现行《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规定的10年或15年执行。刘宏解释，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基本是劳动人口净流入，职工医保缴费人数较多，医保基金具备较稳健的筹资运行机制，最低缴费年限便相应较短。相反，有的地区已达规定年限不再缴费的退休人员多，缴费的较年轻职工比重较低，便有可能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
2021年，广州市GDP为2.82万亿元，广东第二，全国第四，作为对比，广东省云浮市2021年GDP则为1139亿元，在广东省内排在末尾。2021年，广州市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656亿元，总支出592亿元；2021年云浮市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32.4亿元，总支出则为34.2亿元，收不抵支，而云浮市参保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最低年限为满25年，比广州更长。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大量前往发达地区打工，在发达地区缴纳医保，造成发达地区医保负担较轻，落后地区负担较重。长此以往，势必加剧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不公平。
刘宏指出，我国基本医保目前以地市级统筹为主，一个省内不同地区对于最低缴费年限规定不同，这种地区之间缴费政策的差别应该逐渐统一规范，进而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实现省级统筹。解决地区之间参保人缴费负担差异性问题，有利于制度公平，“缴费义务公平了，大家都统一了缴费年限，才能推动医保提高统筹层次，通过地区间风险分担更好地享受医保待遇”。
也就是说，统一了缴费年限，能够更快推进将发达地区医保结余用于支援落后地区。
另一方面，医保制度可持续性正面临考验。《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中，2020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费用总计11281亿元，其中，在职职工医疗费用4598亿元，退休人员医疗费用6683亿元，相比之下，在职职工参保人数是2.54亿人，而退休职工仅为0.9亿人。也就是说，在职工医保制度的3.446亿参保人中，退休人员占比仅为26%，但发生的费用却达59%。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2.64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将增加1亿左右，达3.64亿。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就指出，退休人口数量的激增必将推动医保基金支出大幅增加，医保制度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根据相关数据的预测，企业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赤字将于2024年出现。
刘宏分析，总体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对健康保健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从基本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门诊待遇、药品的覆盖范围来看，对我国医保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5年、20年的缴费年限，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相对较短的，在参保人数、缴费基数、缴费率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缴费年限，医保基金筹集的总额就越高，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证基金稳定性、逐步提升医保的保障力度。
两类人群最受影响
对于上调省内医保最低缴费年限标准，老百姓另一大关心的问题是“我到了退休年龄，但仍然没有达到医保缴费最低年限，该怎么办?”
根据已出台上调最低缴费年限标准的省份政策规定来看，个人退休时如果没有达到累计缴费年限，需要一次性补足差额，或者继续按月缴费。
浙江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2021版)提出，职工医保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依法办理退休手续时，可申请办理职工医保退休待遇;缴费年限累计未达到规定年限的，可以继续按月延续缴纳或者一次性缴纳不足年限的职工医保费。
山东省相关政策也规定，参保职工可根据自身实际缴费情况，若到退休时达不到缴费年限，可以现在申请以灵活就业的方式补缴前期中断的医疗保险费。
广东明确，可按规定选择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选择一次性缴费的人员，以办理一次性缴费时退休后待遇享受地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退休后待遇享受地职工医保用人单位费率缴纳至规定的缴费年限。一次性缴费的人员，缴费达规定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
至于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所带来的影响，刘宏认为，对于大部分年轻人和收入较高的人群来说，对这个不是很敏感。主要影响即将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人群，另一个便是低收入和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群。
对于即将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人群，他们已经达到或是快要达到之前的最低缴费年限，按照新政策他们将继续缴费，已缴费年限与最低缴费年限相差越多，补缴费用额度越高，或是继续缴费的时间越久。
对于低收入和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们参加医保后想尽一切办法缴够了最低缴费年限，提高年限之后会增加他们的负担，短期内可能会觉得不划算，可能会转而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我们通常所说的医保，全称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城乡居民医保是另一种不同的医保形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机制中，国家给予的财政补助占主要部分。7月8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中明确，2022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会再次提升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10元，个人负担部分则为每人每年不低于350元，如果按最低缴费标准筹资，个人缴费标准仅占36.4%。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仍需缴费，但当期的缴费标准低，相较2022年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2670元/年的一档缴费标准，对于一些离缴费年限尚远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会觉得前者更加划算。
但刘宏认为，“不论是短期内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劳动者，还是大部分不受影响的城镇职工，从长期来看，一定都会受益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安静的人从不惊扰别人的宁静，我一直喜欢这段话：“人活着，发自己的光就好，不要吹灭别人的灯，做自己该做的事。”
他们淡淡地活着，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信仰，对任何事无论成功与失败，不责备，不计较，不张扬，不浮夸，不显摆，经受住生活地慢慢打磨，让自己生命变得光洁而明亮。用平凡安静拼凑成永恒的日子，真实而简单地活着，才是最真，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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